梁嘉琳/文10月12日起，鄭州市高新區多個社區發布公告，要求連續3天開展全民核酸檢測，一天兩檢（7:00-13:00和19:00-24:00這兩個時段各一次），對不參加核酸篩查的居民，健康碼將彈窗提醒。

前一段，隨著國家醫保局發文，要求常態化核酸檢測的費用由各地政府承擔，許多地方的常態化核酸檢測頻次已經下降。對于部分出現散發疫情的地區，“一天一檢”已經是相當嚴格的公共衛生管制措施。即便是今年上半年在單日新增病例高達近萬例的上海市，也頂多是“一天一檢”，再配合居家抗原檢測。筆者查詢公開資料，發現“一天兩檢”僅在廣州花都區出現過，在全國罕有先例。

從防止疫情擴散的出發點看，鑒于新冠病毒新型變種帶來更多的隱匿傳播，以及現有核酸檢測技術客觀上存在的“假陰性”，也許當地防疫部門不得不想出“一天兩檢”的升級措施，然而，這一措施在技術上并不科學。既然其他執行“三天兩檢”的地區，還要求兩次檢測間隔24小時以上，就說明檢測頻率過高難以體現樣本特異性，形同部分醫院的過度檢查、資源浪費。

退一步說，即便可以證明“一天兩檢”在某些特定情況下能捕捉“漏網之魚”，按照公共衛生法的“合乎比例原則”，也要確保防控措施與疫情嚴重程度相對稱，而不能追求消除小概率的疫情風險而造成大概率的經濟社會損失。這就好比不能追求身體沒有任何癌細胞而濫用放化療最終殺死大量正常細胞、毀掉有機體的正常機能。

另外，防疫政策還要考慮對管理對象影響的最小化。“一天兩檢”規定了早上、晚上兩個非連續時段，老百姓做核酸的壓力更大了。

任何重大防疫公共政策都需要論證其合法合規性。“一天兩檢”究竟是地方自主行為還是代表了全國防疫政策的最新動向？實際上，筆者查閱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印發的《新型冠狀病毒肺炎防控方案（第九版）》，并未規定核酸檢測頻次的上限和下限，僅設置“區域核酸檢測”條款并規定：“根據疫情發生地區人口規模大小、感染來源是否明確、是否存在社區傳播風險及傳播鏈是否清晰等因素綜合研判，根據風險大小，按照分級分類的原則，確定檢測人群的范圍、頻次和先后順序……基于風險評估結果，動態調整核酸檢測的范圍和頻次。”

上述中央防疫政策的模糊地帶，客觀上給各地創造了巨大的自由裁量空間。按照行政法和公共衛生法的一般原則，核酸檢測范圍和頻次增加，既涉及到由地方財政兜底的納稅人稅金的合理使用，鑒于核酸檢測結果與健康碼賦碼掛鉤，又涉及到對出行自由等基本公民權的限制。因此，在核酸檢測新政策出臺前，筆者強烈建議，當地要開展專業對口、系統全面的專家論證，實施公開聽證、公開征求意見等民意反饋機制；即便是啟動應急響應機制來不及走上述流程，至少也應該在事中公開回應公眾疑惑，在事后對政策效果進行回顧性研究。鄭州市高新區“兩天一檢”政策是否合法合規，當地官員說的不算，社會輿論說的也不算，公共衛生和政策科學說的才算。

近期全國各地的散發性疫情乃至聚集性疫情此起彼伏，有的縣城只出一例陽性病例就實施全員核酸檢測，有的大城市堅持按照街道、社區為單位實施全員核酸檢測，除了公共衛生因素之外，這背后顯然有政府對疫情管控能力的巨大差別。下一步，筆者建議，若有第十版《新型冠狀病毒肺炎防控方案》，新增地區公共衛生應急能力指標，將其應用到核酸檢測范圍與頻次、隔離管控區域范圍劃定等領域，盡可能實現公共衛生應急能力同等級地區適用于相同的防疫政策，從而避免地方因自由裁量權過大，進而濫用防疫措施、過度提高防疫等級。

（作者為價值醫療顧問專家委員會秘書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