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沿拓展：

2017年7月，盛夏的重慶，在一些商圈和批發市場門口，三兩個看上去60來歲的男人，手里握著一根拳頭粗的竹棒，站在樹蔭下張望。

楠竹棒已經磨得發亮，挽成結的尼龍繩系在一端垂在胸前。他們被叫做“棒棒軍”，在等待雇主出現。

學者秦潔曾研究“棒棒軍”多年。他在《重慶“棒棒”：都市感知和鄉土性》一書中寫道：“重慶‘棒棒’是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逐步形成的處于重慶低端勞動力市場、以搬運服務為主、具有山城區域特征的農民流動務工形式…… ‘棒棒’又是中國城市化過程中的一個傳統行業——‘苦力’的延續。”

2014年1月19日，農歷臘月十九，導演何苦扛著一根棒棒，和從影樓雇來的攝影師走進了自力巷。接下來的13個月里，他與“棒棒”們同吃、同住、同干活，近距離觀察和記錄下他們的生活。

在他的鏡頭里，棒棒們老了，這個行業正在消逝。

紀錄片《最后的棒棒》中的何苦 視頻截圖

“潰爛的傷疤”

何苦還記得那個在馬路上擦肩而過的“棒棒”：背佝僂得像一張弓，肩上挑的東西看起來并不沉，但他每邁一步都顯得非常吃力。他的嘴里叼著一根煙，一邊吸一邊劇烈地咳嗽，胸腔被一口濃痰卡得呼哧呼哧響。

這個剛從部隊轉業的軍官對“棒棒”不陌生。他出生于1970年代的重慶農村，從小向往城市。小時候，家里的長輩常對他說，學習不好，長大了沒出息，只能賣力氣當“棒棒”。

他心想，當“棒棒”就能進城，大不了是最后一條出路 。

直到多年后，在重慶的街頭遇到賣力氣的“棒棒”，何苦才發現，能挑能抬的“棒棒”老了。他去到重慶的大街小巷追尋他們的蹤跡，發現“曾經幾十萬人從事的龐大行業沒落了，即將退出歷史舞臺”。

他想留下點什么。

遞交轉業申請書后，何苦開始籌備拍攝。那天重慶下著小雨，他在“五一路”遇到了“棒棒”老黃。

《最后的棒棒》片中人物老黃 澎湃新聞記者 王國慶 圖

老黃杵著棒棒站在那，一邊看人打牌，一邊不時環顧四周，只要有人拎著東西或扛著大包經過，他就會盯著對方的包看很久。

何苦拜老黃為師，并請他在附近找一個住處，后來，老黃領著他到了自力巷53號。

這里像“一個正在潰爛流膿的傷疤”：狹長而行人寥落，兩邊密布著殘垣斷壁和木質的破舊房屋，幾個手藝小攤貼著墻根次第排開。

何苦住在一套三層木樓里。走廊又黑又窄，經過的人只能側身通過，樓里活躍著白蟻、蟑螂和老鼠，墻體破損嚴重，結構也變得歪歪扭扭。只有樓梯口那盞3瓦聲控電燈是樓內唯一的現代設施。

他的師傅老黃，住在一間只有門框沒有門的房間，不足4平方米的空間里只放了一張單人床，就算俯身進去，也會撞得掛在墻壁的各種口袋亂轉。

因為租住的屋子被拆遷，老黃搬過很多次家，自力巷53號還算是條件最好的。

2014年拍攝的自力巷 紀錄片《最后的棒棒》視頻截圖

“肩上的自由”

自力巷拆遷以前，和重慶地標解放碑商圈只隔著一條街，直線距離不到300米。巷子歷來租住的都是小商販和手藝人，自力更生，干的是“很多人干不下來的苦力活”。

紀錄片里，枯瘦的棒棒“河南”蜷縮在一張窄窄的單人木板床上，四周堆滿雜物，“亂得像廢品收購站的小倉庫”。他 “斗地主”輸光了身上的錢，已經5天沒有吃飯。直到朋友湖北出現，給他帶來了吃的。

河南是住在自力巷53號三樓的老房客，沒有人知道他的真名，所有人都叫他“河南”。

河南1971年出生在鄭州一個小村子里，父親去世后，母親再嫁。他與繼父關系不好，以離家出走作為反叛，成了沒有歸宿的異鄉人。

那時河南20來歲，輾轉到云南邊境的河口縣，在火車上干了一年的苦力，往火車上搬運香蕉菠蘿等水果。1994年，他又來到了重慶，看到大街上很多人扛著一根棍子，幫人挑運東西掙錢。他也到菜市場花6塊錢買了一根竹棍和兩根繩子，從此加入“棒棒”大軍。

老黃說，當“棒棒”沒有規矩，只要有力氣，舍得下力，不怕出汗，就可以干。

在何苦的鏡頭里，老黃總是穿著一件軍綠色粗布外衣，一雙解放鞋，杵著棍子站在街邊東張西望。

他心眼實在。有一天傍晚，他挑著兩箱化妝品，跟著雇主穿行在人流中。走著走著，就跟丟了，他急得在原地打轉，挑著化妝品等到晚上11點。

老黃說，隨便拿根棍子找飯吃的是叫花子，而他手中的棍子是干活的工具，雖然不一定比叫花子掙得多，但自食其力。

《最后的棒棒》片中人物“河南” 澎湃新聞記者 王國慶 圖

河南也曾對肩上的棒棒寄予改變窘困現實的希望。他說，這行簡單，也自由。

最初，他守在朝天門，每天早上在馬路邊上等活兒，或者去船上挑菜到碼頭，挑一次一塊錢，爬坡上坎，至少有六層樓那么高；接著去朝天門市場幫人扛布，不管多重，收費都是一塊錢。“還要跑得快，才能掙更多。”一天能掙一百塊。

干了一年半左右他又去了解放碑，一邊在建筑工地、餐飲店當挑夫，一邊去百貨公司干搬運，送電視、空調、冰箱。無論是挑、扛、抬、拽，還是鏟、挖、撬、砸，給錢就干。

棒棒挑東西套繩子，講究一頭長一頭短，爬坡上坎短繩沖前便于邁步，下坡下坎長繩沖前避免卡腳。很多次，河南的肩膀和腳磨爛了，時間久了，結成又硬又厚的老繭。

上世紀90年代后期，解放碑的大樓剛開始興建，水泥和沙磚頭瓷磚都要搬運工。河南住在七星崗，每天早上天微亮，準時帶人到工地里干活。

他買了一個BB機別在腰間的皮帶上，只要一響，就知道業務來了。

新世紀百貨，大世界酒店，萬豪酒店，中天大酒店，都有河南的足跡。那幾年，他收入高的時候每月能過萬，那是他日子過得最好的一段時間。

在何苦看來，上世紀90年代，更多的農民離開了土地進入城市，他們沒有文化，也沒有技術，靠著一根棒棒和與生俱來的力氣在車站碼頭等物資集散地掙錢致富。將這種重體力勞動服務從原來的車站碼頭推廣到大街小巷。

山城爬坡上坎的地理條件也給“棒棒”提供了生機，大到工廠企業裝船卸車，小到家庭個人購物買菜，隨口一嗓子“棒棒兒”，就有一群肩扛棒棒的人出現。

自力巷的“棒棒”除了老黃，河南，還有大石。

住在一樓的大石是自力巷53號最老的租戶。1982年的春天，他加入山城“棒棒”大軍，大約算重慶第一批“棒棒”。

《最后的棒棒》片中人物大石 澎湃新聞記者 王國慶 圖

大石的老家在重慶合川，他從14歲就開始給人擔煤炭，每天要走七八十里路。直到他去到在重慶解放碑的大伯家里，看到有人在挑送煤炭，一天下來掙的錢比在農村多，他決定留下來跟著干，肩上從此扛起了一根棒棒。

每天，有四千筐煤炭等著他。大石凌晨1點起床，一直挑到夜里12點，再把200元錢揣進兜里，睡上一個小時后繼續干活。

那個年代，家家戶戶燒煤炭，大石不缺活兒干。直到90年代，集體煤礦點撤銷了，大石又在離解放碑不遠的十八梯給沿街的20多家小飯館送煤炭，一天能掙十幾塊錢。

“一輩子的苦力”

三十多年過去了。

剛來重慶的時候，大石的兒子1歲，現在他的孫子8歲。

年紀越大，肩上的擔子越來越重，腰越來越彎，腿越來越沉，汗腺也在快速擴張。從28歲起，干了35年的棒棒，大石說自己是“一輩子的苦力” 。

他每周一三五晚給新華路上的小飯館送煤，一次300個，工錢10塊。每天清晨，他還給小飯館挑菜：6點鐘起床，從南坪的家里坐公交車到農貿市場，每天的工錢10塊。刨除公交費，每月結余不到300元。

大石精打細算，攢了錢在重慶市區買回一套復式樓房，女兒也供上了大學。原來租房的房東看他踏實，以較低的租金把房子委托給他經營管理，他成了自力巷53號的二房東。

眼看著快遞、搬家公司在城市遍地開花，手提肩扛落伍了，雇傭棒棒的越來越少了。和大石一起干棒棒的人，老一個就少一個，很多人轉行木匠，瓦匠，電工……

何苦說，每一個到今天還在當“棒棒”的人，一定有必須要當“棒棒”的故事。

在街頭等活的“棒棒” 澎湃新聞記者 王國慶 圖

他鏡頭里的老甘，除了做“棒棒”，剩下的時間都關在閣樓的屋子里看影片《劉三姐》，在一個便攜式影碟機上反復地看，記不清看了多少遍。他只是說，《劉三姐》真好看。

老甘打了一輩子光棍，一輩子不走運：年輕時未婚妻悔婚，他決定進城闖蕩；進城后，用五年時間攢了一萬塊錢，準備開面館，結果從銀行回來路上遭了賊；后來他又花五年時間，攢了兩萬五，準備做點小生意，又被人偷了。最后，59歲的老甘定下新目標，在60歲生日的時候存上一萬塊錢，為自己過個像樣的生日，娶個老婆，有個家。

但60歲生日的時候，老甘只存了兩千，計劃泡湯了。他卸下棒棒，回到大山的家里干點農活，靠低保維持生活。

當“棒棒”養不活自己，只能兼職做別的臟活累活。何苦的師傅老黃，為了賺20塊，雙膝跪在洗手間的地板上，擼起袖子就把右手插進了馬桶，幫雇主撈舀狗食的鐵飯勺。他希望盡快幫女兒還完房貸，去永川帶外孫。

河南去到餐廳做起搬運工——6月份，重慶天氣燥熱，餐廳老板招不到員工，只能雇他去。每天搬5個小時的食材，一個月收入2400元。“我現在還有力氣，可以干。”46歲的河南說。

河南離家后再沒見過母親，他寄望棒棒和牌桌帶給他好運，賺夠10萬塊錢，做個小老板，風風光光回去。但現實是，他把干“棒棒”賺來的錢在牌桌上輸了個精光。

2014年1月，河南接到家人發來的二十多條短信：母親去世了。“姑愛如海深，達（叔叔）恩比天高，媽歷萬千苦，武志（繼父）九點孬。” 他在手機上按下這四句話。

他沒能掙到錢，也沒能回家。

消逝的自力巷

自力巷拆遷的那天，河南正在四川一個工地上刷油漆。等他回來，自力巷已經成了廢墟。

河南的書，他和家人的照片，都埋在了廢墟里，一并埋在底下的還有陪他時間最久的那根棒棒。

2017年7月的自力巷，已經被高聳的“未來公寓”大樓取代。未來的自力巷將成為五一路金融街的一部分。這里拆除后，聚集在解放碑龍來巷的棒棒都各自散開了。

河南最后一次見老黃是在一年前。“他變得老態龍鐘了”，老黃回到永川女兒的家里，他的身體一天不如一天，走起路來顫顫巍巍。

當“棒棒”的幾十年里，大石挑壞了十幾根棒棒，他原本留了一根棒棒，被他兒子劈成了兩半，插到菜園里當作蔬菜的支架。

63歲的大石現在做房屋中介，盡管網上租房的信息很多，他還是堅持要出去貼租房廣告。

下午5點半后，太陽下山了，大石從家里出來，在大街上東竄西竄，伺機張貼小廣告。路過解放碑的時候，他會繞道過去看一眼自力巷，周邊的飯店老板他都熟悉，至今也還有人喊他幫忙挑菜，一天只有10塊錢，來回公交車費4塊，他還是會去。

和大石不同，無論日子多么艱難，河南都不打算撿起那根棒棒了，“現在蓋樓用更專業的人，都有公司組織管理，我們是草臺班子。”他說當“棒棒”沒什么出息，不想走回頭路了。

《最后的棒棒》片中人物“河南” 澎湃新聞記者 王國慶 圖

河南看上去很瘦弱，他的左腿有殘疾，彎曲困難，走起路來一瘸一拐，上半身略微向一側傾斜。

在當了17年棒棒后，他開始在小飯店干各種雜活。每天干完活，他就會跑到附近的圖書金融大廈里看書，一直看到書店清場的廣播響起。

他在這個城市沒有戶口，沒有身份證。熟悉的一些地方日漸變得陌生，前些年還在挖地基，轉眼高樓就拔地而起。穿行其中，河南覺得自己很渺小。但他認定自己屬于這里，離不開了。

7月的重慶酷熱難當，他穿著一件松松垮垮的灰襯衣，一瘸一拐地走在重慶解放碑附近的較場口。母親去世后，他第一次想唱歌。

朋友帶著他去了KTV，他選擇了一首《敢問路在何方》，音樂響起，河南呆呆注視著墻上的顯示屏，“你挑著擔，我牽著馬；迎來日出，送走晚霞；踏平坎坷，成大道。” 他敞開嗓子吼了起來。

“一番番春秋、冬夏，一場場酸甜、苦辣。敢問路在何方，路在腳下。”這兩句，他唱得特別用力。

在街頭等活的“棒棒” 澎湃新聞記者 王國慶 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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