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沿拓展：

梵高《吃土豆的人》

春節前后，讀到不少回憶傳統新年美食的文章，《生活》雜志還帶領讀者去世界各地“尋味”。不知什么原因，飲食自古以來就在“禮”文化里享有崇高地位。出土青銅器酒具和飪食器名目繁多，不借助解說詞上特意注出的拼音，很多字我是讀不出的。曲阜孔府可謂天下第一家，從明清到民國，衍圣公府一年四季舉辦各種各樣的祭祀宴，祭品里珍饈百味應有盡有，最終當然還是由活人享用。近年來體面的出版社前赴后繼推出“飲食文化”書系，名家談吃的文集也熱銷。中央電視臺在黃金時段播出“舌尖上的中國”，贏得嘖嘖的贊賞。以往，上班是為了有飯吃，因此“飯碗”用來比喻一份工作。小時候常聽說，窮人家吃了上頓沒（愁）下頓，條件好的上頓吃了吃下頓，活著，就為了一張嘴巴。這句話，總結出多少人間——不，生物界——樸實的道理。杭州人是看重吃的，用“落胃”來表示舒心愜意。每到上海，必定先去老盛興點一碗菜肉大餛飩，再找一家老吉士吃上海菜解饞，恨不得食前方丈。基督教七宗罪里位居首位的竟是“貪吃”，想來耶穌的門徒食欲欠佳，享不了吃客的福。

元宵節整理混亂的書桌，看到一年前的一張剪報：2018年2月11日《文匯報》“筆會”刊出的《與二十歲的邵洵美不期而遇》。作者寫道，邵洵美1925年至1926年游學劍橋，住在英國傳教士慕爾（A. C. Moule）家中。（案：由此可以推知邵洵美不是劍橋大學的注冊學生，不然他會住在學院。）這位慕爾1873年生于杭州，中文名字為慕阿德，邵洵美做他房客時，他是劍橋創平頓教區牧師。“邵洵美的記憶中，慕爾夫婦生活簡樸，餐食簡單，吝嗇而嚴厲的牧師太太給他吃的總是‘幾片冷羊肉和馬鈴薯’之類，吃到叫人生厭。”在英國，羊肉在肉類中價格昂貴，常能吃到，反而說明女主人并不是一心省錢。慕爾夫人不是專業廚師，有著自己的社會生活，甚至忙于慈善事業，哪里舍得天天為了“吃”費時費力？她的“吝嗇”正是“生活簡樸”所致，不過“吝嗇”這個詞在中文里是完全負面的，即使用的時候帶了幽默感，也不很妥帖。至于土豆，變著花樣吃，還是很可口的，但是邵洵美常吃的大概是煮土豆。

吳學昭的《聽楊絳談往事》（三聯，2008）里也有一則關于英國人儉食的記載。楊絳回憶，在30年代中期，中外交通史家向達作為北平圖書館與大英博物館交換館員赴倫敦大英博物館抄敦煌卷子，后來到牛津大學圖書館（錢鍾書戲稱“飽蠹樓”）幫助編中文書目。他因牛津生活昂貴，寄居修斯（Ernest Richard Hughes）牧師家。以前，牛津劍橋多英國國教神職人員，畢竟大學脫胎于修道院。修斯中文名字為修中誠，原是英國倫敦會教士，1911年到中國，后回母校牛津大學任中國宗教和哲學教師，二戰期間，他還想請陳寅恪去牛津教書。楊絳說，向達嫌修斯家天天吃土豆，頓頓吃土豆，常到她那里蹭飯，換換口味（第118頁）。這倒是可以理解。

有一位專吃土豆的劍橋人尤其不能讓我忘懷。弗里達·奈特（Frida Knight）住在劍橋耶穌綠地（Jesus Green）西邊的公園街（Park Parade），那是一排建于維多利亞時代的紅磚三層樓房，弗里達獨用街上最北端的一套。在二樓、三樓，面對大草坪的房間應該看得到美麗的風景。弗里達丈夫是里茲大學的化學教授，已經去世，子女也不在身邊。大概在1984年，我一位朋友老郜作為訪問學者住在她家。他到英國半年工夫就用積蓄買了一架相當不錯的日本相機。中國學生和訪問學者生活費有限，在關于應該買什么的問題上，很多人的意見趨于一致（我不買相機，又是出于虛榮心）。當時那么高級的相機，一般英國家庭也不會購置。想不到他的老房東聽聞此事，毫不客氣地把他批評一通，大意是應該花錢了解英國，到各處走走看看，體驗生活。聽到朋友這番轉述，我猜，弗里達想象中的中國，不能在他身上得到印證，這是令她難過的。老郜感到比較幸運的是他可以不受限制地使用廚房，房東家居時間很少。

弗里達很瘦，背微駝，年輕時身高應該有一米七，我去看望朋友時曾與她交談。一天弗里達又像往常那樣外出，老郜帶我進廚房，指著頭上櫥柜里幾只食品罐頭，再拿起煤氣灶上一只不銹鋼鍋子，揭開蓋說：“你看，老太太吃的是啥。”這時老郜滿臉是困惑、羞愧和敬佩。“我老是做菜，還不好意思咧。”原來鍋里就是幾個清水煮熟的土豆。我想弗里達太忙了，沒有寬裕的時間為自己精心準備食物，她也可能根本不懂什么廚藝。土豆營養不錯，假如烘烤熟了切開，抹點黃油，再撒點鹽和胡椒，味道還是很不錯的。不過水煮最便捷。

弗里達已經七十多，經常出現在劍橋的街頭。她神情專注地騎在自行車上，風風火火的，像是有急事。近日有幸通過維基百科查到，弗里達生于1910年，受過音樂專業訓練，已于1998年去世。她在音樂上的造詣，我早就知道。她出過一部《劍橋音樂：從中世紀到現代》（1980），精裝，護封上是一幅版畫，著名的G. David書店（國王學院對面的圣愛德華教堂旁）還把它置于陳列櫥窗里的顯著地位。

上世紀五十年代英國出現一個“核裁軍組織”（英文縮寫是CND，Campaign for Nuclear Disarmament）。1958年春，CND發起抗議活動，參與者從倫敦走到英國的原子武器研究所所在地奧爾德馬斯頓，為時四天。CND吸引了英國文化界很多人士，它的標志是全世界最著名的符號之一。弗里達是劍橋CND的積極分子。有一次我在國王學院外的主街看到這個組織發起的大規模游行，禁不住駐足觀望，心里未必贊同。弗里達行走在隊伍第一排，比較靠中間，奮力喊著口號。2017年諾貝爾和平獎頒給國際廢除核武器運動（ICAN），從該組織的徽標可以發現，它是從CND演變而來的。

弗里達娘家姓斯圖爾特，她父親休·弗雷澤·斯圖爾特（Hugh Fraser Steward，1863-1948）1886年畢業于劍橋三一學院，做過劍橋圣約翰學院的學監，也是英國國教神職人員，專治法國文學，是十七世紀數學家、宗教思想家帕斯卡的著名研究者、譯者之一。1936年5月23日，《荒原》作者托·斯·艾略特到亨廷登郡（現屬劍橋郡）英國國教的著名村社“小吉丁”朝圣，就是由斯圖爾特夫婦陪同的，林德爾·戈登在《T. S. 艾略特傳：不完美的一生》（許小凡譯，上海文藝出版社，2019年）中還提到一筆（第378頁）。村社在尼古拉斯·費拉爾帶領下于1626年成立，成員按照國教準則生活。1649年被處死的查理一世曾在內戰期間（1646年）到“小吉丁”避難。十七世紀中期“小吉丁”村社人員星散，艾略特拜訪的圣約翰教堂是十八世紀初期重建的。在宗教思想家中，艾略特首推帕斯卡，尤其是他的懷疑精神，將他置于紐曼之上。帕斯卡曾在巴黎的波爾羅亞爾隱修院生活、寫作，艾略特憑吊“小吉丁”村社時，勢必也想起十七世紀中期的法國。這一年7月，西班牙內戰爆發，很多英國人自發赴西班牙支持共和黨人，其中就有斯圖爾特夫婦26歲的女兒弗里達。她不是國教教徒，但是在她身上，還是保留了非世俗文化的獻身精神，她的父親也會容忍并尊重女兒的選擇。

據維基百科介紹，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弗里達赴法國的德占區投身當地的抵抗運動。被捕后關進集中營，后來又設法逃脫，回倫敦參與戴高樂領導下的“自由法蘭西”的活動。難怪，她還是《法國的抵抗：1940-1944》（1975）一書的作者。熱愛音樂的德國軍人與美麗動人的弗里達有很多共同語言，他們看管不嚴，是不是有著種族和紳士意識在作怪？《參考消息》（2017年11月10日第12版）曾刊出一篇題為《默默無聞的二戰女英雄》的文章，介紹二戰時英國特別行動處招募的女間諜努爾·伊納亞特·汗的事跡。她負責在法國軍隊和英國情報部門之間傳遞情報，后被納粹逮捕，死于集中營。2012年11月，在倫敦的戈登廣場，舉行了英國為紀念她豎立的雕像揭幕儀式。這位女間諜的名字表明她祖上不是盎格魯-撒克遜人，英國尤其要紀念她。我相信弗里達在戰時的實際貢獻不會在她之下，甚至有可能當過她的上司。

有一位“筆會”作者邂逅過一次藏族婚禮，根據自己的經歷歸納出“地球上一切地方的人類最懇切的意愿”，那是“對于食物的渴求和食物豐足所象征的幸福感”。我以為這是“吃”文化以偏概全的一例。荷蘭畫家赫里特·凡·洪特霍斯特（1590-1656）的《婚宴》里，桌上的菜少得可憐，食物的主題被邊緣化了，畫家更關注的是人與人之間微妙的感情。我到過的地方有限，不過也參加過幾個婚禮（包括在教堂里舉行的）。在有的婚禮上，我絲毫感受不到所謂“食物豐足所象征的幸福感”，失望而歸。弗里達的婚禮在何時何地舉行？她是否排除了教堂的選項？對她那樣的人而言，這些真是無所謂的，更別說吃了。這是她的不幸。我真該同情她，又怕她同情我。

“吃土豆的人”是梵高的一幅畫，我借這個題目來回憶弗里達。梵高畫筆下那荷蘭農民生活艱辛，晚餐只有土豆和咖啡。弗里達對吃馬馬虎虎，以土豆充饑，卻純粹出于自己的選擇，而且，與她英國式的左翼政治信仰無關。她那位國教會里的學者父親，如果有中國學生做房客，也會像慕爾和修斯那樣，待之以土豆。

今日元宵，微信上收到一碗碗熱氣騰騰的湯圓，我卻若有所失。

寫畢于己亥年元宵節

作者：陸建德

編輯：李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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