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沿拓展：

疫情期間口罩緊缺導致價格飛漲，跨境口罩交易因此異常活躍。這是一個關于越南口罩收貨人和俄羅斯口罩發貨人的故事，他們都在中間的物流環節出現了問題。“疫情是人性的一面鏡子”，人與人之間最重要的信任感與名譽，被稀釋了

文 |《財經》記者 黎詩韻 陳晶

編輯 | 宋瑋

距離原定的收貨日期已經過去一月有余了，收貨人馮婷還未收到物流寄送回國的越南口罩。

馮婷是四川自貢市一家民營企業駿宸集團的董事長。2020年春節前，她自費45萬元通過越南發貨商，為自貢市區縣政府買了37.5萬只越南口罩。之后，口罩被交給御送物流，后者又把貨物承包給了“萬和國際海運公司”，后者有兩位合伙人李宏、謝光平。

這本是一樁善事，但之后馮婷的噩夢卻開始了。從原定提貨的2月3日開始，她被物流方先后三次更改提貨時間與位置。負責押送物資的自貢特警們因此開車輾轉南寧、佛山、成都十多天，卻連“口罩的繩子都沒看到”。

和馮婷類似的受害者還有很多。在一個專門針對“萬和國際海運公司”的維權群里，接近80名群成員的口罩都“失蹤”了。按照群里的接龍統計，“失蹤的口罩”數量已多達1000多箱（2500只/箱），總計超過250萬只，價值數百萬元。

一些證據表明，這與物流方脫不開干系，人們之間的信任感格外受到考驗。物流方稱貨物還未回國，但特警卻在佛山的倉庫外發現了馮婷那批貨物標識的紙箱。物流方在一份電話錄音中對志愿者耀予承認，“我有紅頭文件，可以自由調配物資。”他提供不了文件證明，卻意味著物流方可能挪用了物資。

黎鴻和他們不同。他是發貨商——2月3日來俄羅斯做考察時替國內的朋友代購口罩。自2月7日起，他先后發過4萬只口罩回國，中間半個多月的時間沒有物流信息更新，他一度覺得口罩“失蹤”了。

問題也出在物流身上。黎鴻表示，他通過伊爾庫茲克申通快遞點發貨時，對方承諾10-15天可以運回國內，目前4萬個口罩中，1萬余個都被退了回來。

黎鴻表示，在他組織的維權群內，出現延遲運達的口罩數量達到約100萬個。按口罩價格2.5元，加上運費共3元計算，所涉金額在三百萬人民幣左右。

申通國際網絡部負責人王黎明表示，由于俄羅斯從2月初開始就收緊了醫療物資出口，因此不少貨物在海關被滯留，目前申通方面能做的就是協助將未寄回國內的口罩退回并退還運費。《財經》記者了解到，俄羅斯在3月初正式出臺了限制醫療物資出口的法案。

伊爾庫茲克申通快遞網點負責人苑紅軍表示，之前部分小包裹口罩已經運回國內，未到達國內的主要是后期發出的大批量口罩。“特殊時期，希望大家都能互相理解。”

這些事件的背景是：在疫情緊急的2020年1月底、2月初，中國國內正規口罩告急，且多被政府調配一線。為了獲取優質且正規的物資，這些人們不得不把眼光投向海外。“時間緊”、“物資稀缺”，人們幾乎未加思考地就選擇了別人介紹的物流公司，甚至連合同都未正式簽訂。

所以，當物流遲遲未能送到，人們的不信任感便斗升。以馮婷當時的口罩采購價0.6元/只計算，按照后來3元/只的市價，物流商不用任何成本，把物資倒手轉賣即可賺取百萬。這是一種合乎情理的猜測。“從沒想過物流會出事，生意流程最不起眼的角色，把整條船掀翻了。”受害者許東對《財經》記者說。

人們最痛惜的主要不是錢，而是自己花在維權上的時間、精力，以及人與人之間最重要的信任感與名譽，被稀釋了。

蒙在鼓里

1989年出生的馮婷經營著一家彩燈公司，兼做地產，她說自己“白手起家好難”。但也正是“做生意的敏感”，她在2020年春節前幾天看到街上人們開始戴口罩，便意識到口罩物資會缺。她決定先買一些，之后捐出去。

分兩頭行動。她先是通過自己的副總找到越南發貨商，讓對方幫忙訂購了口罩，之后又把貨交付物流，貨預計2月3日到國內。另一頭，她把上百家國內口罩廠的聯系方式打了個表格，一個個打電話，最終2月2日拿到了工廠交付的二十萬只口罩。

在口罩捐贈給政府的儀式上，桌子的一邊坐著她一個人，另一邊坐了區里的十位領導。為了保險起見，政府派了特警開車護送這批口罩，幾乎一拉回來就被分完了。馮婷高興的是，過兩天另一批口罩就要到了。

貨物一開始到達的時間就被推遲了。直到2月5日，3位司機才輪流開著大巴載著5位特警，從四川自貢開往廣西南寧機場。到了2月7日白天，發貨商卻通知馮婷說，飛機上有很多人的貨，清出來要比較晚，讓他們等著。到2月8日，對方說雖然清完了，但卻發現他們的貨還在越南機場，要再等兩天裝機。馮婷想著應該是貨物太多，有疏漏也正常。

2月11日，對方卻說貨已經發往佛山了。一車人只好2月12日一早驅車前往佛山。等到13號來到交貨地點，發貨商卻還對他們說，貨還沒有到。馮婷怒了。

而物流方合伙人之一告訴《財經》記者，他自從知道越南在2月1日禁飛返華航班后，便把這批貨物送至了柬埔寨，之后等待海關批文、申請飛機都花了時間。他說自己并不認識馮婷，也未告訴過她要去南寧機場等貨。他是自從正月初五才來到越南做生意。《財經》試圖聯系另一位可能知情的物流合伙人，但未成功。

事實上，其他被拖延貨物的人們也在往佛山趕。許東家就在佛山附近，他自己開車過去了。他的貨被延誤四五天時，他還選擇相信物流客服的解釋，畢竟對方的態度一直都很好。但交貨一次次的推遲，他受不了了，決定去現場看看。這對他來說是一件極耗費心力的事情。

許東是2月3日寄的這批貨，當時的物流幾乎是他300盒口罩價值的一半。但許東咬咬牙同意了。自2月1日越南越南政府宣布將停飛所有赴華航班后，當時的中越物流公司幾乎要停擺了。他心想，這家價格這么貴，應該運輸有保障。

而耀予的貨則是定向捐贈給襄陽市武城縣人民醫院的。她把自己的4000只口罩捎在一位泉州老板的單子上，后者買了705箱口罩要運回國。

但佛山倉庫的發現讓眾人震驚了。他們的第一反應是自己被騙了，帶有同批貨物標識的紙盒提醒著他們，他們的貨物已經達到國內，但是已經被處置了。

上述物流合伙人說，這其中也有誤會。馮婷的發貨商有291箱貨物，他讓自己女兒取走了幾箱，貨物并不全是馮婷的。但這仍然激起了眾人的懷疑。

看到現場的紙盒，馮婷質問物流方，但對方解釋說把口罩“優先分配給了疫情嚴重的地方”。馮婷說，若貨物真作捐贈，她可以接受，但對方卻不能提供捐贈證明。

后來，物流方又說貨物都還在柬埔寨倉庫里。有人便說，可以讓朋友去現場倉庫直接取貨，但是物流方又不提供倉庫地址。

馮婷告訴對方，這是一筆對接政府的物資。物流方后來便說，已經緊急把她的100多箱口罩發往了成都機場。于是特警們又從佛山驅車前往成都。但到了機場，卻發現那批貨并不是馮婷所買的那批。至此，車上一行人已經在路上奔波了十余天，吃住都在車上，“身上都有了味道”，但原來的物資并沒有拿到。

信任感幾近耗竭，馮婷和耀予都選擇報了警。物流方的一名手下還陪他們一起去錄了口供，給他們拉了維權群，說要為他們討回公道。但是在一則受害人提供的錄音里，物流老板對這名員工說起馮婷那批口罩，“我們賣了我們該賠就賠，該做就做，這才是我們的風格，虧了就虧了。”

黎鴻認為，自己的貨物也是被物流耽誤了。他在2月5日前后通過伊爾庫茲克申通寄出第一批口罩時，對方說，口罩一個星期能到國內，第二個星期能收到。等了半個月后，黎鴻才發現口罩“失蹤”了：由于部分貨物沒有單號，他查不到物流信息；問物流方，對方表示是“海關滯留”。

國內一部分沒收到貨的買家向警方報案要抓黎鴻，黎鴻很委屈，他說自己并不是騙子。疫情嚴重的時候，他忙著幫流落在湖北省外的武漢人尋找住處，偶然看到聯系群內有口罩貨源，才開始做起口罩代購的生意。

黎鴻了解到，其他在伊爾庫茲克的華人也有他這樣的遭遇。他所在的維權群內有十幾號人，都反映遇到了發出貨物沒有貨物單號，遲遲看不到物流信息的情況。

苑紅軍表示，目前他的處境也很“尷尬”。海關貨物滯留，無法及時運出，導致不少人對他都有誤會，“不要拿中國思維和快遞速度來想國際問題。”

申通國際網絡部負責人王黎明表示，快遞方也是“進退兩難”。由于2月20日之前國內快遞網絡還未實現全面復工，俄羅斯申通都是通過與俄羅斯郵政合作運輸，為了提升快件寄遞時效，部分快件到國內再轉由其他快遞公司派送。這一情況導致出現了物流信息滯后，部分單號未及時發出的問題。“在信息溝通方面，我們也有做的不到位的地方。”王黎明說。

這批貨物在被耽誤了兩周之后，目前運回國希望渺茫。3月2日，俄羅斯發布法案，禁止出口醫療物資，個人使用和捐贈物資仍可以出境。這意味著，黎鴻作為貿易商品的兩萬只口罩最終可能無法到達國內買方手中，他也將面臨十余萬的損失。

在每一張口罩運回國內的過程中，都需要經歷多個環節。但是由于部分環節之間存在信息不對稱的情況，人們的憤怒、脆弱和懷疑在鏈條上集聚，爆發。在疫情期間，契約中的信任被打破，人們只能通過曲折的方式維權。

申訴維權之難

事實上作為一個精明的生意人，馮婷犯了糊涂。她沒有跟任何人簽任何正式的協議。她與發貨商之間僅僅是公司副總介紹的信任關系，而具體合同是發貨商跟物流方簽的。上述物流合伙人對《財經》記者表示，“我說（馮婷）你給我拿一個采購合同來，但是她拿不出來，原則上我跟她沒有任何關系。”

在佛山事件之后，當事人坐下談和解。馮婷起草了一份賠償協議，她要求物流方賠償291箱口罩，而不是150箱口罩貨款——她雖只付了后者的錢，卻說她跟發貨商預定了前者的數額。發貨商對《財經》記者否認了這一點，并稱這未簽任何文件協議。

之后，發貨商直接繞過馮婷跟物流公司達成了賠償協議。在一份簽訂于2月16日的手寫協議中，物流公司表示由于將發貨商的貨物“丟失”，按每片口罩1.8元的價格共賠償其130萬元。

發貨商想將賠款轉給馮婷，叮囑她“得饒人處且饒人”，但馮婷不想接受。她說她想要拿回的是貨物。

問到為何沒有更謹慎時，馮婷說，“有物資的（發貨商）都是賣方市場，哪有時間訂合同，大家都在搶，哄著讓對方把貨給我們。”幾乎所有口罩失蹤的人們都未和物流方訂立正式合同。耀予的貨是附在別人的單上，她甚至連收據都沒有打。

而對于黎鴻來說，他僅僅知道他的物流方是申通伊爾庫茲克加盟商，但是對方收錢也沒有出具申通的票據。黎鴻說，由于中國人在俄羅斯不能注冊公司，除非讓俄羅斯做法人代表，所以每個人都是現金交易，沒有發票。包括整個中國城，華人多是租賃攤位做批發，沒有公司。

但更重要的是，“國難當頭，我們傾向于相信陌生人的善意”。幾位受害者都有類似的感慨。

河北張克鋒律師事務所張克鋒律師對《財經》記者表示，并不是沒有合同消費者就無法維權，在生意關系中，雙方的微信、短信、電話記錄等視聽資料，都可以作為法律上的證據，可以依此維權。

而對于物流公司在貨物運輸過程中的職責與權益，張律師說，物流企業沒有權力私自扣押、倒手運輸的貨物。即使是拿著所謂的“紅頭文件”，也不具備法律效益。除非是司法機關的協助執行等法律文書，才具有法律效力。

他還表示，如今口罩亂象的背后原因還是在于供需失衡。官方生產的口罩已被集中調配，至今沒有公開如何使用的信息，人們不知道政府對于口罩這種急需的疫情物資的具體分配方式是怎樣的。以至于幾乎所有的百姓在藥店買不到口罩，而出門被要求戴口罩，造成極度的尷尬。他認為，民眾的口罩供應和疫情一線的口罩供應同樣重要。

“在口罩供應這個過程中，也應該尊重市場的規律，充分保障百姓的基本需求，哪怕是適當的高價口罩，百姓在藥店也買不到。可是另一方面，私下的交易甚至口罩詐騙案卻很猖獗，最終倒霉的還是老百姓。”張律師說。

如今，也有不少企業都在加開口罩生產線，但依然遠遠無法滿足需求，這背后也是口罩原料的稀缺。一位口罩行業相關人士對《財經》記者表示，曾有一位泉州市委的人拿著政府文件找他要口罩原料熔噴布，但是也沒得供應。

熔噴布的原料來自于中石化提供的聚丙烯，生產熔噴布的企業數量有限，決定了熔噴布的產量有限。如今熔噴布已經由一萬塊/噸漲到幾十萬/噸。中石化還自己專辟了一條產線生產熔噴布。

在這種背景下，海外口罩成為了十分重要的物資。許多人的口罩都是通過微商從海外代購所得。物資來之不易。

在與物流公司的斡旋中，不同的人選擇不同。物流方提供了幾種補償方案，要么接受固定價格的賠償款（大概54元/盒，一元零八分/只），要么補發可能非原批的口罩，受害者需承諾永不追責。一些受害者答應了。

許東看到一些受害者收到物流公司補發的貨，一看就不是原來的正規物資，“口罩上印著卡通、鋼鐵俠，有的很薄、很臟。”物流公司后來也給他補發貨了，他說自己一定要當場查驗，如果不是自己的就不簽收。

但收到快遞那天，他知道不是自己的貨，編碼不一致，還是選擇簽收了，“我很想罵他們，但是我得假裝平靜，”他說，“也只能這樣了，反正警也報了，他們說后面還會發。”

耀予則是強硬做派。她會直呼物流老板的名字，語氣嚴厲地說，“你這樣做是在犯罪！”但讓她驚訝的是，她不管多兇對方都會隨時回復她。她覺得，這是否證明了對方也在試圖做一些補救，“不是破罐破摔。”在和物流老板的溝通的過程中，耀予隱約擔心對方是有背景的，自己會有危險。

在用盡各種手段后，物流老板終于給她找到了兩箱物資中的一箱，她想著是不是這一箱上面寫了“人民醫院”幾個字，于是沒有被動。而另一個物資箱裝的是500個N95和一些藥品，上面沒寫字，耀予覺得找回來的希望不大了。

黎鴻則是“兩頭難做”，他既要向物流方“要個說法”，也要面臨來自國內的維權訴求。他認為快遞方應該承擔部分責任。但由于語言不通，在俄羅斯“報案難度很大”。國內托黎鴻代購口罩的買方一部分表示理解，可以再等等；但還有一部分已經在國內報了警，認為黎鴻在欺詐。目前國內地方警方已經勒令黎鴻退還款項，數額達到十余萬。

伊爾庫茲克申通網點負責人苑紅軍表示，發貨時都跟發貨人提醒過“不保證時效”，目前出現了海關滯留情況，物流公司也“無能為力”，他們能做的就是為發貨人退回貨物，并退還物流費用。

疫情是人性的鏡子

常年在越南從事農產品的跨境貿易，許東在家的時間不多，陪伴孩子也很少。中國國內疫情爆發時，他看到家長群里教務處長在問，有沒有家長可以幫忙拿到口罩。“小意思”，他對兒子說。心里想的是，其他家長都拿不到，自己多有面子。

而到現在，他只感到“郁悶”，慶幸自己當時沒有在群里接教務處長的話，“不然都會覺得我是個大忽悠。”他不敢再跟兒子提及此事，還有的親戚笑他在越南多年，卻運不回口罩，“原來你在越南混得不過如此。”

“疫情是反映人性的一面鏡子”，許東說。一些有愛心的人被坑了，口罩也沒有用到該用的地方去，他覺得價格炒到最后，口罩的價格已經遠遠高于它本身的價值了。

有時耀予會想，“如果沒有這4000個口罩，醫生會發生什么？”口罩物資“失蹤”后，那位人民醫院的醫生曾哭著給她打電話，說醫院去武漢領來的物資很少，家里把僅剩的三個醫用口罩都留給他了，家人們在用秋衣縫口罩。

她見識過口罩的水有多深。她的表弟為了拿到滿足醫院標準的的一次性醫用口罩，付了貨款后，在機場等了11個小時，最后等來的卻是滿足民用標準的口罩。“醫生把命交給口罩，你買得不合格了都是致命的”。現在，耀予不再對接口罩物資了，她只對接防護面罩等物資。

黎鴻把自己在俄羅斯找口罩的經歷形容為，“就跟《泰囧》差不多，比《泰囧》還復雜好幾倍。經歷了很多兇險的事情。”

他被騙過好幾次。有一次是在中國城，從一個中國人那買了1萬個劣質口罩，“從俄羅斯人那里買的都沒問題”。貨是一個朋友經手的，他一開始不是做這行的，只能摸著石頭過河。他一共給中國發了50萬個口罩，有時候他被人騙，就自己貼錢把兩層口罩換成了三層口罩，“兩層口罩是安徽、湖北、孝感、咸寧這些地方國產的，質量不達標。”

黎鴻也被偷過口罩，有一次他發了一萬個，寄到就只有九千個了，被騙，被偷，目前還面對一定的刑事責任。他曾免費給國內的一家三口送過100個口罩，但收到后對方提出“能不能再送幾百個”，“不給的話他就罵我，挺灰心、失望的，這次疫情也是對身邊的朋友進行了人性的篩選。”

最讓黎鴻覺得難受的是，國內不少人對他做口罩貿易的事情不能理解，稱他為“口罩販子”，“發國難財”。但在黎鴻看來，自己歷經困難在國外為朋友們找到口罩，給他們解決了實實在在的困難，收點辛苦費“無可厚非”。更何況，因為物流原因耽誤了部分口罩發貨，他還不得不承擔十余萬的退貨虧損。

來俄羅斯前，黎鴻在國內的公司破產，上了征信名單，“一個人破產之后，救助別人的時候做事就沒有顧忌了，因為沒有什么可虧了。”

他在俄羅斯大使館和移民局協調了一個居中的方案，正在申請三個月的疫情避難。但是三個月這個申請大可能會被駁回，因為一旦承認了避難申請俄羅斯就必須為這些難民提供吃和住。對于剩下一萬多個被海關退回的口罩，他目前打算捐贈出去。“人家幫了我們，我們也應該幫幫他們。”

馮婷和物流公司的抗爭還在繼續推進。3月2日，物流方告訴她，從柬埔寨金邊發運回國的37.5萬只口罩已經運抵廣東并清關出貨，存放在佛山南海區的某清關公司庫房。李宏要求馮婷出具證明證實收到的口罩與2月上旬“丟失“的是同一批口罩，并不再追究他的責任，他就馬上把貨發到自貢。

上述物流合伙人對《財經》記者打包票地說，那批物資就是原來那批。

但馮婷并不相信了，她說這肯定不是他們當初購買的那批物資，更別說出具證明。等到3月9日，物流方又主動聯系馮婷，說這批口罩“有質量問題“，無法交付給駿宸集團。佛山警方已經通知上述物流合伙人，最遲本月20日必須回國，配合警方就口罩丟失案件協助調查。

馮婷說，物流公司在他們最需要口罩的關鍵時刻“弄丟”了口罩，讓一線人員無口罩可用，且讓企業與她的聲譽受到了嚴重影響，她不會妥協。她必須要找回自己原來的口罩，不接受調貨，她也不會預付任何款項，“一切要等貨真的到了自貢再說。”

馮婷性情溫和，但這次她忍不了了，她質問物流方，“你（這樣做）難道沒有覺得很內疚嗎？”對方回答，“我做生意，為什么要內疚。”

（文中許東為化名，實習生馬可欣對本文亦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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