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沿拓展：

這篇文章的誕生來自于本號的一位資深粉絲劉強（化名），他看了我們的新村系列文章后，在后臺留言，“什么時候寫寫萬體館對面的‘九棟樓’高層吧。”

于是，我們就帶著好奇心百度了一下這個地方，發現關于這里的資料少得出奇。

不過，當我們走進“九棟樓”，翻開它的身世，卻發現這里曾是上海的一張名片。放在今天，其格調與檔次是任何高檔樓盤都無法企及的。

它是一個時代的標志，承載過千千萬萬普通上海人心頭的云端與夢想。

這里是滬閔高架路的匝道，馬路極寬，車輛日夜川流不息，發動機轟鳴嘈雜。“九棟樓”就緊挨著長長的匝道，從外觀上看，整齊劃一、平淡無奇。

以今天人們期待中的社區標準來看，“九棟樓”基本是“不及格”的——“九棟樓”東側全部緊靠著大馬路，樓與樓之間沒有獨立的小區綠化景觀，也不是封閉式小區，戶外通道完全開放。房子內部呢，沒有會客廳，只有狹小的過道廳，廚房和衛生間的空間較小。

這里叫徐匯新村，門牌號為漕溪北路750-1000號（雙號）六幢，裕德路45號（1-21號）三幢。不過，在上海人口中，他們習慣了稱這里為“九棟樓”。

在很長一段時間里，“九棟樓”代表著上海人對夢想中住房的最大向往。

今天，曾經云繞在“九棟樓”之上的那些光環，早已隨時代遠去了。

■今天，不仔細觀察，九棟樓就淹沒在都市中了。攝影：楊眉

一

地鐵一號線上海體育館站的8號出口對著“九棟樓”從南數過來第一幢和第二幢之間，周邊小店眾多，交通方便，生活便利，房子很好租。

在中介公司，50多平方米的兩室戶，能租6000到7000元每月。

不過，到了二手房市場，“九棟樓”就有點尷尬了。

在中介眼中，同樣單價在九萬、十萬元，相比周邊，這里沒什么優勢，面積小、得房率低、停車難……軟硬件上都有不少硬傷。

附近的中介人員在帶客戶看房時，都會提到，這里是新中國成立后上海最早建設的高層住宅建筑群，房子老，然后“順便”給客戶推薦附近其他更新的小區。

“房子老”是實話，40年前的電梯房，建筑設計的理念和現在天差地別。

單從外觀看，每棟樓都像一艘中間窄、兩頭翹的大船，裕德路南面六棟每層都有公共連廊，連通01室到09室。

每戶廚房和衛生間的窗都對著走廊，部分住戶還保留著那種老式的鐵門、鐵窗，散發著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氣息。

樓里的老居民說，這種設計是為了充分利用建筑面積，但也造成了得房率偏低的缺點。當然啦，“得房率”是一個屬于21世紀的詞匯，在商品房都還沒出現的年代，哪里有“得房率”這種概念。

在這里，總能找到與現代居住條件格格不入的元素。比如，靠南面的六幢樓總高14層，每層“兩梯九戶”，北面三幢總高17層，每層“兩梯八戶”。對比現在新房流行的“一梯兩戶”甚至“一梯一戶”的格局，在二手房市場，“九棟樓”難免有點氣短。

■九棟樓的格局是那個年代特有的 攝影：楊眉

這一系列現在看上去與時代脫節的設計，放到40年前，卻是無數人心馳神往的夢想之家。

時間退回到上世紀中后期，上海人的居住條件普遍緊張，石庫門里萬花筒般的七十二家房客不用多說，空間狹小，擁擠潮濕。像曹楊新村里那種“兩萬戶”，都能算好房型了。

《繁花》中這樣寫道，“兩層磚木結構，洋瓦，木窗木門。”“每個門牌十戶人家，五上五下，五戶合用一個灶間，兩個馬桶座位。對于蘇州河旁邊泥濘‘滾地龍’、‘潭子灣’油毛氈棚戶的赤貧階級，‘兩萬戶’遮風擋雨，人間天堂。”

那個年代，人們理想中家的樣子，最多也就像田林新村那樣，四到五層樓房，獨門獨戶的一室戶或一南一北兩室戶，要是再有個小陽臺，不要太滿足。

除了房型，現在買房首當其沖考慮的還有地段。

當時的“九棟樓”落成的時候，周邊還是處處農田和低矮房子，在市區人們的概念里，那里幾乎“不屬于”上海了。

在這片多少有點偏僻荒涼的地方，忽然出現一排整齊筆挺、氣勢磅礴的九幢高層住宅，這種視覺沖擊感是顛覆性的。

好奇心使然，當年的上海人都想更多了解“九棟樓”。

結果一打聽，原來在這幾棟富有神秘色彩的高樓里，家家戶戶都有白瓷的抽水馬桶、獨立的灶間、管道煤氣，甚至還有見都沒見到過的電梯載著住戶上上下下。

■今日九棟樓住戶趨向老齡化 攝影：楊眉

這放在當初那是一種怎樣的生活呢？簡直是一種連想象力都到達不了的詩和遠方啊。

這張城市的名片，曾頻繁出現在各種宣傳片的里，作為安居樂業的一種象征與符號。

資料顯示，這“九棟樓”始建于1977年。住進去第一批居民，多數是航天、文化、衛生、公安和郵電系統的干部和技術人員，還有一部分回遷戶。

那時新入住的居民們可謂正值盛年，意氣風發的社會中堅，如今40年過去了，一些人搬走了，一些人過世了，留下來的多已是白發婆娑。

劉建棟（化名）是本文開頭提到的劉強的父親，是第一代“九棟樓”住戶，他向我們回憶了當初搬進“九棟樓”的那段經歷。

1978年，劉健棟一家人搬入“九棟樓”之前，是住在宛平路的一個大廟里，妻子每天下班回家后，與別家共用的煤球爐經常熄滅了，大冷天的晚上，還要重新生爐子做飯，水龍頭也是公用的，要自己裝個燈，要經常排隊等水用，這些情景與她童年時在五原大樓的生活形成的巨大的反差。

“搬到‘九棟樓’后，有了單獨的灶間和馬桶間，煤氣灶、自來水，啥辰光想用都好用。”

這雖然與五原大樓丈人家房子相比還有不小差距，但以上海當時的居住水平來說已經相當不錯了，至今回想起來，都讓劉建棟感慨萬千。

84歲的姜永祥住在“九棟樓”里已經整整40年了。他曾在原上海勘察設計院工作，對“九棟樓”當初的建造過程多少有些了解。

他說，大樓在建造的過程中，發生了唐山大地震，設計方和施工方特意加強了房子的抗震能力，據說能抗8級地震，質量特別好。

每一個在“九棟樓”分到住房的人，都覺得自己交到了好運。

二

劉建棟家在裕德路45弄1號，是“九棟樓”從北邊數過來第三幢。

1978年，他們家因為老干部落實政策分房，從宛平路遷入新房，當時大樓里的電梯還沒開通，劉建棟扛了一包水泥爬了八層樓，用這一包水泥搞定了家里所有的“硬裝”，喬遷新居時，家里唯一的新家具就是個大衣柜。

即便是這樣簡單的裝修，在一家人眼里，房子已經不錯了，兩個單間、獨立的煤衛，每間房都裝了燈，哪里還找得到比這里更符合“教科書式樣板房”的地方？

劉建棟剛搬進去時，聽到不少關于“九棟樓”的議論聲。

有人問他，住在里面的人家是不是必須要有洗衣機？理由是從外面看不見晾曬的衣服。

“其實有內陽臺晾衣裳的。外頭的人看著神秘，實際上阿拉住了里廂的人自家曉得，根本不像傳說噶離譜，居住環境是改善了很多，但大家過的，還是平常日子。”

等到華亭賓館開業時，這里的光環又加了一圈。

■1990年代，華亭賓館與九棟樓相互輝映 攝影：陸杰

1986年，上海規模最大、開業最早的五星級酒店華亭賓館開業，這座外形獨特的建筑與“九棟樓”相互輝映，里面的居民向別人提起時，由“萬體館對面的‘九棟樓’”改口為“華亭賓館邊的‘九棟樓’”。

劉強上小學時，沒去對口的學校，因此全班只有他一個人住在“九棟樓”里。

在同學們眼中，他和別人是不一樣的，好像嘴里含著一把無形的銀湯匙。

有次學校分發點心，因為數量有限，輪到劉強時，全班同學一致提出“抗議”，“伊住在‘九棟樓’里廂，樓下就是新開店，伊不好買，應該讓給其他人。”

同學們口中的“新開店”最早叫徐匯商場，后來改名叫第十一百貨，90年代初，成為上海“001號”合資百貨，即“中興百貨”。

據中興百貨中方管理人員介紹，這家商場最早是為“九棟樓”的居民而造的。

改為中興百貨時，一時間成了最時尚最扎臺型的商業場所。開業那天，商場里擠得水泄不通，所有大門都臨時拆下來了，一天當中被擠掉的鞋子，收了好幾筐。

劉強一家那天也下了樓，在商場的小吃街排了幾個小時隊后，依然沒輪到，悻悻然回家了。

“九棟樓”的居民丁子紅曾在中興百貨里買過一只售價80元的保溫杯，這在當時絕對屬于高檔貨。她用了20多年，蓋頭丟了，還舍不得扔。

時過境遷，曾經風光無限的中興百貨早就關閉了，原來人聲鼎沸的商場被分割成馬路邊毫不起眼的小門面——永琪，鏈家，來伊份……這和上海很多住宅區毫無二致。

三

“九棟樓”在數十年中，經歷了多次改造與翻新。

大樓的外立面最開始有部分是綠顏色的，水泥敷在墻面上，綠色的碎玻璃嵌在里面，還有少量棕色玻璃點綴其中，陽光一照，扎眼得很。

第一次大修，綠顏色的外墻變成了黃色的釉面磚。

1994年，“九棟樓”全部加高了一層，劉強當時聽到的說法是，上面加一層當商品房賣，賣的錢再補貼大修的錢。到奧運會前，外墻又包了隔熱材料，窗戶也都更換成了鋁合金材質。

隨著時間的推移，大樓內不斷“抽筋換骨”，比如球門式晾衣架裝了又拆，改為伸縮式，排煙管道、電路系統……統統動過。

1977年2月，丁子紅一家與九棟樓合影，她沒想到，后來自己成了九棟樓居民。

丁子紅曾是大樓業委會的成員，參與過大樓內部一次改造動員工作。1987年，經朋友介紹，她與“九棟樓”的居民置換房子后，從建國西路搬到了這里。

“九棟樓’剛剛造好辰光，我特地抱著孩子去拍照留念，當辰光覺得這‘九棟樓’太漂亮了，啥人想得到，有天自己能住到里廂去？”

剛搬進來那會，丁子紅覺得面子特別足，“在阿拉徐匯區，沒人不曉得‘九棟樓’的。”

不過，這種光榮又驕傲的感覺并沒有維持很久。幾年后，城市的發展如同神筆馬良手中那支畫筆，漕溪北路上的新建筑越來越多、越來越高。

跟那些新樓比起來，“九棟樓”漸漸顯得落伍了。尤其是大樓內部，仍舊是又灰又暗的水泥地面、墻面。

“格個辰光阿拉鄰居之間經常自嘲，周圍一片全是新房，結果呢，阿拉倒變成‘新貧民窟’了。”

經過幾番動員工作，最后所有的住戶都同意出資裝修大樓內部。

“啥人不希望環境清爽點、檔次提高點啦？等到所有公共走廊貼上地磚、墻磚，一下子就亮堂了，連中介門店里二手房掛牌價都明顯上去了。”

四

■1991年，九棟樓舊影 攝影：陸杰

大樓老了，那些第一批入住的年輕人也老了。

徐匯新村居委主任紀耀民向我介紹了“九棟樓”的人口情況。

如今，這里居住的1000多戶人家中，60歲以上的老人就有800名左右，其中獨居老人多達60余名，許多第一批住進來的人，習慣了這里，年紀大了更不愿搬到其他地方去。

上文提到的姜永祥就是大樓里獨居老人中的一員。84歲的他，半生的命運都與這里聯系在一起。

在姜永祥眼中，“九棟樓”的格局是介于弄堂與商品房之間的，每家獨門獨戶的設計讓私人空間得以實現，而公共走廊的設計又拉近了鄰里關系。

他把大樓公共走廊稱為“一條弄”，“阿拉鄰里關系蠻好的，一條弄9戶人家，大家都認得。逢年過節相互送點心意，哪家有人生病也會去探望，不像現在的商品房，貼隔壁的鄰居，從來不打招呼。”

一到周末，姜家就是“一條弄”最熱鬧的。三個兒女會帶著孫輩一起來，一大家子圍坐在圓臺面前，暖飯熱菜，談談說說。“現在唯一的遺憾，就是老太婆不在了。”

姜永祥口中的“老太婆”叫穆國珍。

1961年夏天，姜永祥結婚前夕，與穆國珍在蘇州虎丘。

76年前，舅舅帶著一家人從上海逃到寧波鄉下避難，姜永祥常背著上海來的表妹到田埂去玩。6年后，他只身一人到上海來討生活，在一個又一個工廠輾轉顛簸。

再后來，因為母親病故時舅舅的一句話，他便決定以后要娶那個自己背過的小女孩，等她讀完書等她長大，一等五年。

姜永祥在結婚那會，單位分了一間15平米的住房給他，在控江新村。1968年7月1日，姜永祥投身于火熱的三線建設，去了安徽貴池的山溝溝里，參與鋼廠的建設。

他走的第19天，家里的第三個孩子呱呱墜地，遠在大山深處的姜永祥日夜苦盼著來自上海的飛鴿傳書。

那幾年日子真是艱難，姜永祥一年到頭難得回家，妻子穆國珍一個人要上班，又要領著三個孩子，根本不現實。

后來，穆國珍心一橫，將房子換到浦東昌里路的娘家旁邊，為了求一個照應，母子四人擠在一個10平方米的小間里，走路的地方都沒有。

雖然穆國珍很少講抱怨的話，但姜永祥心里半點都不踏實。他想，哪怕住房能有些許的改善，日子都會一點點好起來吧。

■充滿生活氣息的過道 攝影：楊眉

1978年元旦，已經是原上海勘察設計院當“第一把手”的姜永祥接到通知，單位給他分了一套房，就在漕溪北路800號309室。

彼時，他駐守在寶山月浦，因為重大項目勘測任務在身，他一天都回不了家，他記得那年雪下得特別大。

到了搬家那天，男主人不在，穆國珍全靠自家兄弟們騎著黃魚車，一趟又一趟擺渡于浦江兩岸，把他們的家從浦東搬到了“九棟樓”內。

那年春節前，姜永祥終于回家了。踏進新房子的那一刻，姜永祥根本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腦海中第一個念頭是，“從今以后，老婆好不用倒馬桶了。”

日子就像長篇小說寫到了下半部，一切都變了。單位同事們也都很羨慕他，住進了城市的名片。

那些日子，物質依然匱乏，但生活是安穩，安穩的日子過得飛快。

一晃眼，大兒子要結婚了，“一條弄”的生活的確很不一樣，嫁進來的兒媳婦就是樓下鄰居家的姑娘，大家多年前就認識。

姜永祥夫妻倆主動讓出了309室的大房間，自己住進了小間里。等孫女大了，房子又有點擠了。

“本來我打算到郊區買套房子養老，但1996年我生了場大病，從128斤瘦到78斤。我一直擔心著，萬一哪天我走了，剩老婆一個人，哪能辦呢？三年后，剛好307室的鄰居要搬走，我花了24萬，把房子買下來了。”

“格個辰光我根本想不到，老太婆會比我先走，留下來的人，會是我。”

現在，大兒子一家每天都到307室來，和姜永祥一塊吃晚飯。每天吃好飯，兒媳婦會取張紙頭，列個清單，把第二天要吃的菜寫下來，讓姜永祥隔天照著單子下樓去買買逛逛。

■姜永祥家平面示意圖 來源：受訪者

姜永祥最喜歡周末，兩室戶的房間面積不大，圓臺面一擺，沒多少地方了，但一大家子擠在一起，整個屋子洋溢著暖融融的氣氛，兒女們東拉西扯話家常，孫輩們嘰嘰喳喳談天說地。

姜永祥坐在一旁，聆聽著那些不斷翻新花樣的話題，有時會望著窗外出神，回想起那些已經定格的往事。

39年前，剛搬過來那會，冬天里陽光燦爛，他和穆國珍一起下樓，晃到對面那條老街上，逛茶館、老虎灶和馬路菜攤。回來的路上，遠遠聞到樓下喬家柵工廠里飄出濃濃的糕點香氣，兩個人抬頭望著整齊又神氣的“九棟樓”，其中一幢的三層樓上，有屬于自己的那一間。

他們手拉手進了大樓，按下電梯，滿心都是歡喜。

拓展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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