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9日是中日邦交正?；?0周年。

50年前，兩國老一輩領導人跨越政治體制、社會制度、意識形態的鴻溝，以戰略智慧和政治遠見，翻開了中日關系史的嶄新一頁。

50年后的今天，站在新的歷史十字路口，作為世界第二、三大經濟體，中日關系合作與競爭的兩面同步深化。

重溫往事，我們不僅要紀念這個歷史性時刻，更要思考中日應從半個世紀的交往中汲取怎樣的經驗，中日關系應以怎樣的姿態迎接下一個50年？

冰釋前嫌

1972年9月25日11時40分，在北京首都機場，身著深色西裝的日本首相田中角榮緩緩走下飛機。身穿淡色中山裝的周恩來總理走上前去。“一只手握住另一只手，兩只手輕輕地上下搖晃了五六下。停了一小會兒，好像互相要確認似的再一次緊緊地握手?！比毡尽冻招侣劇吩@樣記錄中日外交的“破冰”時刻。

冷戰格局下，中日關系一直處于不正常狀態。外界好奇，究竟受到什么力量的驅動，兩個相互敵對的國家可以排除干擾，冰釋前嫌？

“1972年中日邦交正?；膶崿F，受到來自多方面的推動?！敝袊缈圃喝毡狙芯克L、中華日本學會常務副會長楊伯江指出，從國際戰略背景看，當時中日兩國都面臨來自蘇聯的現實軍事壓力。從中日兩國看，雙方都有進行各領域往來，包括貿易往來的需求。當時日本正處在經濟高速增長期，日本經濟界格外關注拓展中國市場。

但是，“邦交正?；耐七M也遇到一些障礙和復雜因素，考驗著兩國領導人的政治智慧。”楊伯江指出，在美國的撮合下、1951年所謂“舊金山和約”簽訂后，日本和臺灣當局于1952年簽訂所謂的“日臺和約”，為中日邦交正常化制造很大障礙和復雜因素。日本國內層面，當時仍存在各種各樣的政治勢力，包括親臺勢力。如果按照中國與其他國家解決復交或建交的模式（直接簽署條約），有可能遭遇日本國內親臺勢力的反對，可能會在日本國會審議通過時遇到阻礙。

“正因如此，中日邦交正?；鋵嵎謨刹阶?，先由兩國政府發表聯合聲明，宣布邦交正?；?，再在6年后簽訂和平友好條約，并由雙方立法機構來審議通過。這體現出兩國老一輩領導人高超非凡的政治智慧?！睏畈f。

復旦大學日本研究中心主任胡令遠認為，中日邦交正?；谋澈?，幾方面因素不容忽視。

一是國際格局變化下的契機。冷戰時期兩大陣營對峙，美國總統尼克松展開“越頂外交”，對中國進行歷史性訪問。在此情況下，美國的盟友日本跟隨其步伐，希望改善對華關系。隨著1972年7月田中角榮政府上臺，日方把恢復邦交作為最優先的政治課題。

二是中日加強交往的漸進過程。冷戰格局下，中日分屬不同陣營，無法正常交往，為兩國發展帶來制約。從中國角度看，和日本實現邦交正常化，可減少外交上的戰略壓力，促進經濟交往。從日本角度看，國內有兩方面力量。保守勢力不希望和中國建立正常關系，但民間人士、經濟界希望加強交往。在后者推動下，日本政府逐漸順應民意。

三是老一輩領導人的智慧和決斷。上世紀50年代，在中國領導人“民間先行”的方針指引下，中日民間交流蓬勃開展。1972年9月，兩國政府相互作出妥協，就歷史問題、臺灣問題、戰爭賠償等棘手問題達成共識。9月29日，兩國政府首腦簽署《中日聯合聲明》，正式宣布恢復邦交。整個過程都體現了兩國領導人從大局出發的高瞻遠矚和政治智慧。

以史為鑒

如果說50年前的邦交正?；胺Q“水到渠成”，那么，50年里，兩國合作交往的豐碩成果就是“瓜熟蒂落”。

1972年，中日貿易額尚不足11億美元；2021年，兩國貿易額超過3700億美元，再創歷史新高。1972年，訪日的中國人不足萬人；2019年，這個數字達959萬。

不過，數據跳升的背后，中日關系也歷經風雨波折，比如1982年的歷史教科書事件、2010年釣魚島撞船事件和2012年“購島”風波等。盡管合作共贏仍是兩國關系的主旋律，但也面臨消極因素的干擾。

“中日要認真汲取兩國關系正反兩方面經驗?！绷暯街飨ツ?0月與日本首相岸田文雄通話時說，切實踐行“互為合作伙伴、互不構成威脅”的政治共識。

胡令遠認為，當下時刻，對中日兩國而言，更應以史鑒今，汲取經驗和教訓。

首先，要堅守和平友好的初心。兩個鄰國經過長年戰爭，都遭受慘重損失。中日不再戰、世世代代友好，是大勢所趨，也成為邦交恢復的響亮口號。出于對戰爭的反思，兩國達成了和平友好相處的共識。一直以來，兩國民間和政府層面基本都在堅持，包括日本早期對中國的政府開發援助等。

第二，要緊扣發展主題。冷戰結束后，發展成為時代主題。從1992年、2008年兩國發表的第三、第四個政治文件《中日關于建立致力于和平與發展的友好合作伙伴關系的聯合宣言》《中日關于全面推進戰略互惠關系的聯合聲明》可見，雙方希望進一步擴大戰略利益，加深友好合作，使兩國人民得到實惠，并惠及地區和世界。

第三，要管控結構性的頑固矛盾，包括領土問題、歷史認知問題、臺灣問題等。過去50年里，日本反復挑起這些問題，挑戰中國底線。不過，兩國領導人在一些重要的歷史關頭，充分研判形勢，簽訂或達成政治文件，形成兩國關系的規范和框架，努力管控一些危機，沒有使這些問題對中日關系發展造成根本性傷害。

“作為兩個相互交往綿延2000多年的近鄰，中日關系以史為鑒，有幾點啟示?！睏畈赋?，一是維護和平共處的底線。中日邦交正?；粌H終結了此前100年侵略與反侵略戰爭的歷史，也締造了兩國50年的和平局面，改善了亞洲的地緣安全環境。

二是互利合作。任何國家的關系都不是空中樓閣，都建立在現實共同利益的基礎之上。從中日邦交正?；_始，共同利益一直是中日合作的牢固基礎。這包括國際戰略層面的共同利益，也包括兩國友好合作、互惠共贏的實際利益。中國1978年以來的改革開放為中日關系的長足發展提供了新的動能，可以想象成飛機航行過程中的空中加油。

三是教訓方面，要重信守諾。從恢復邦交過程可見，它不是單純的法律解決，而是一種體現東方智慧的綜合性政治解決。同為東方國家的中日達成四個政治文件和一系列共識，包括日方向中方作出的鄭重承諾。兩國關系要行穩致遠，日方重信守諾尤為重要。

認知偏差

引人注目的是，近段時間，受到日本國內右傾化、中美關系緊張以及固有矛盾等因素影響，中日關系正面臨新的考驗。

“兩國關系正處在合作與競爭兩方面同步深化的過程之中?！睏畈f，合作方面，自冷戰結束以來，隨著全球化浪潮的興起，中日關系已朝著逐步深化的方向發展，包括加強雙邊合作、共同融入地區合作等。比如2000年，中日參與了東盟“10+3”框架下“清邁協議”的簽訂，這是東亞地區的多邊貨幣互換協定，旨在預防金融危機爆發時的金融動蕩。這說明中日合作正朝著更深、更廣、更高水平推進。

競爭方面，隨著亞洲地緣安全環境的變化、中日力量對比的逆轉、日本國家戰略轉型的逐步展開等，中日關系的政治安全性、戰略競爭性增強。過去的中日關系更多體現出經濟性，當前中日關系的色彩中更增添了政治安全性和戰略競爭性。這種趨勢的出現又與日本自身戰略調整相同步。

“在此基礎上，在百年變局疊加世紀疫情的大背景下，中日關系機遇和挑戰并存?！睏畈赋?，機遇體現在，兩國在區域治理方面有著共同的利益和課題，比如在實現雙碳目標、綠色發展方面存在共同的戰略需求，又如今年1月1日剛剛生效的《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為中日深化合作，特別是在“一帶一路“沿線的第三方市場合作提供了更大空間等。這些都是可挖掘潛力的領域。

挑戰主要體現在政治安全、地緣政治方面。日本對臺灣問題的介入，是目前中日關系中突出的消極因素。在1972年中日邦交正?；摵下暶髦校毡疽殉兄Z“充分理解和尊重”中方在臺灣問題上的立場，即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代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臺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但是，日本政府一直采取“雙軌政策”，一邊向中國作出承諾，一邊又通過出臺和屢次修改日美防衛合作指針，與美國聯手將干預臺灣問題內置其中。

胡令遠認為，中日關系面臨的挑戰，主要源于日方沒能客觀理性地看待中國的發展。隨著2010年中日綜合實力的逆轉，日本在安全上對中國的戰略疑慮加深，將安全問題（近海防御、海外運輸線安全）提升到重要位置。

“近期來看，兩方面矛盾較為突出?！焙钸h指出，一是美國因素。美國把中國作為最大敵手，全面壓制中國。日本作為其盟友，必然跟進。日本對華的認知和實踐受到很大影響。二是日本自身的“不安全感”。受其驅動，中日關系幾個結構性矛盾的內涵都向安全方面轉變。日本對華政策的兩面性、搖擺性、不穩定性日益突出。

順應大勢

展望下一個50年，中日應如何著眼大局，順應大勢，構筑契合新時代要求的兩國關系？

“首先，要恢復因受疫情影響而中斷的各種交流機制。”胡令遠指出，擴大民間交流、實現高層會面，構筑新的高層互信，以減少誤判、誤解，增進感情。其次，要處理好與美國的關系問題。再者，要深化合作，把“壓艙石”做實，通過RCEP等多邊機制化平臺，實現高水平互惠共贏。最后，建立危機管控機制，塑造積極友善的相互認知，幫助日本消除對中國的疑慮。

楊伯江認為，中日關系發展有幾個需要牢牢把握的方面。

一是堅守和平共處的底線，維護中日關系政治基礎。

二是大力推進互利合作，夯實中日關系的共同利益基礎，促進地區穩定和發展。

三是加強各層級的交流對話，探索建立互信關系。兩國雖然地緣相近、一衣帶水，但自近代以來一直處在不同體系、對立陣營中。因此，中日格外需要在各層面加強交流溝通，以便更透徹精準地了解對方，并在此基礎上摸索建立互信關系。這對于中日關系的平穩發展、長治久安至關重要。

站在新的歷史節點，希望日本能從兩國根本利益和地區穩定發展的大局出發，看清時代潮流，與中國攜手同行，向世人展示東方智慧、戰略眼光和歷史擔當。

（編輯郵箱：ylq@jfdaily.com）

欄目主編：楊立群 文字編輯：廖勤 題圖來源：朱瓅 攝 圖片編輯：蘇唯

來源：作者：安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