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豬吃豬”慘劇背后:風險共擔為何頻頻風險轉嫁?
資金困局未解,陷入巨虧的“養豬大戶”正邦科技又添新難。8月12日,公司發布公告,稱其控股股東正邦集團有限公司持有的占公司總股本1.5%的股份遭上海市浦東新區人民法院司法再凍結。
7月上旬,正邦科技被代養戶曝出斷供豬飼料,釀成“豬吃豬”慘劇。7月25日,正邦科技在深交所互動易回應表示,事件由物流配送與飼料廠的協調問題導致的偶發性斷料,已通過資源協調得到解決。正邦科技承認受豬價低迷及疫情影響,公司資金相對緊張。
事件發生后,代養戶的處境及正邦采用的“公司+農戶”養殖模式引發討論。一種觀點認為,正邦斷料違約是行業個例,主要由正邦盲目擴張、經營不善導致;另一種觀點則認為,事件發生的根本原因在于“公司+農戶”代養模式將市場風險波及廣大農戶,變成公共問題。
記者梳理發現,斷料風波前后,除了正邦,還有溫氏集團、雙胞胎集團等多家養殖企業的代養戶公開表示遭遇“結算難”“退押難”。
在上一輪超級豬周期里,頭部養殖企業在價格上行的2019年到2020年,借助“公司+農戶”模式快速擴產。然而,在此期間,許多由代養戶管理的養殖場遭遇非洲豬瘟疫情打擊,生豬病死時有發生。此后的2021年1月,豬價急轉直下,從2021年下半年開始,保持整整一年的低位徘徊,大步擴產的養殖企業紛紛陷入大幅虧損。
裁判文書網多個司法案例顯示,疫情重創疊加豬價低迷,生豬養殖回收糾紛層出不窮。“風險轉嫁代養戶”“顯失公平”成了這類司法判決中的常見表述。
積累了一定養殖技術的農戶可以通過與公司合作,降低市場風險對自身的影響。圖/視覺中國
豬企壓低回收價,拒退保證金
安徽省涇縣的代養戶吳七宜盤算了一下,自己已經于2021年7月6日,向正邦集團的江西正農通蕪湖分公司(下稱“正農通蕪湖分公司”)交付了959頭豬。
吳七宜與正農通蕪湖分公司簽訂的《養殖回收合同書》顯示,正農通蕪湖分公司向吳七宜供應豬苗及物料,吳七宜飼養成肉豬后,再由正農通蕪湖分公司按固定價格進行回收。回收價格明確且固定:單頭體重在170斤以上是正品豬,按13元/斤回收;單頭體重在110~170斤之間是次品豬,按9.1元/斤回收。
兩個月后,正農通蕪湖分公司向吳七宜出具的“結算單”顯示,吳七宜交付的豬中,有949頭為正品,13頭為次品;回收價格是正品10元/斤、次品7元/斤,向吳七宜付款129999.30元,其中包括結算支付 77999.58 元和繼續合作補貼 51999.72 元。此外,“結算單”還顯示,吳七宜此前繳納了5萬元保證金,還要扣除料塔費用36465.6元。
正農通蕪湖分公司“結算單”的單價與合同約定正品豬和次品豬差額分別為 3元/斤、2.1元/斤。按照正農通蕪湖分公司的要求,吳七宜簽字并領取了129999.30元的代養結算。與此同時,她沒能拿回自己的5萬元保證金。
吳七宜認為,最終的結算費用與最初的約定相去甚遠,正農通蕪湖分公司沒有對其提出合理解釋和計算依據。考慮到市場風險因素,她自愿降低標準,希望正農通蕪湖分公司以100元/頭的標準補上差價。她多次找正農通蕪湖分公司協商,對方要求她通過司法途徑解決。
無可奈何,2022年5月,吳七宜將正農通蕪湖分公司訴至安徽省涇縣人民法院。吳七宜的訴訟請求并不復雜:第一,希望正農通蕪湖分公司按照100元/頭的價格補上949頭正品豬的差價;第二,養殖公司承擔一半料塔費用;第三,退還自己5萬元的合同保證金。
正農通蕪湖分公司則表示,《養殖回收合同書》是公司與吳七宜在2020年9月9日簽訂的,吳七宜在代養第一批次肉豬后,這個合同就應該因履行期屆滿而解除。換句話說,養殖公司認為,2020年代養合同約定的回收價格不能自動成為2021年代養的回收價格。
豬價持續下跌背景下,安徽省涇縣人民法院審理認為,雖然正農通蕪湖分公司認為,雙方的合同是2020年簽訂,但雙方實際履行合同是2021年,在此時間內雙方并沒有簽訂新的合同或變更相關的權利義務,故吳七宜有理由相信原合同依然有效。
“雖然在實際履行合同期間,市場行情有變化,但作為經營市場多年的企業對此應當具有風險防范意識,而不應私自將風險轉嫁養殖戶,故一審法院認為正農通蕪湖分公司的行為已構成違約,吳七宜主張按100元每頭計算收入已遠低于按合同約定的每斤13元的利潤,故吳七宜的該項主張予以支持。”安徽省涇縣人民法院在判決書中寫道。
此外,法院認為,“料塔”是正農通蕪湖分公司為方便吳七宜養殖所做的基礎投入,在吳七宜已經獲得合同利益的前提下,不支持她“各付一半”的請求。而吳七宜在履行合同過程中并沒有違約,正農通蕪湖分公司沒有理由不退還她繳納的保證金。
輸掉一審后,正農通蕪湖分公司向安徽省宣城市中級人民法院提起上訴,二審法院維持了原判。“正農通蕪湖分公司擬定的肉豬回收單價明顯低于雙方合同約定,損害了養殖戶的利益,正農通蕪湖分公司對此不能做出合理說明,法院對結算價款不予認定。”
生豬死亡,豬企索賠代養戶
同樣是安徽涇縣,與順利交付生豬的吳七宜相比,代養戶翟和平因遭遇生豬大面積死亡,損失慘重。
翟和平在2020年12月1日與正農通蕪湖分公司簽訂了代養合同。當年12月13日,正農通蕪湖分公司向翟和平的養殖場供應了1000頭豬苗,翟和平則向公司繳納了62650元保證金。按照計劃,生豬將在2021年5月18日上市。6月21日,正農通蕪湖分公司向翟和平回購315頭生豬,共計50560公斤。
6月26日,翟和平和其他十幾名代養戶,在南陵縣工山鎮人民調解委員會在場的情況下,與養殖公司協商。翟和平當時還沒有收到315頭生豬的結算款,養殖場里還有400頭生豬未出欄,他擔心無法結算。正農通向翟和平承諾,已回購生豬將在7月6日后按程序打款,異常結算代養費以1元/頭/天上報,正在走審批程序,還沒有批復。
但還沒等到回購生豬的結算款,7月5日,養殖場的生豬開始死亡,翟和平當日就聯系了養殖公司,但沒有收到回復。第二天,他又微信聯系正農通的工作人員,對方回復他:“死豬不報了。”10天后,未及時回購的豬全部死亡。
此后,正農通蕪湖分公司將翟和平訴至安徽省涇縣人民法院,稱其私自出售2021年7月5日已具備上市出售條件的241頭生豬,要求翟和平按照8.9元/斤、260斤/頭賠償241頭豬的損失557654元,同時按照總價20%的比例,要求翟和平支付超過11萬元的違約金。而翟和平則提出反訴,要求正農通蕪湖分公司支付養豬補貼款406000元,并返還保證金62650元。
涇縣人民法院調查后確認,案涉生豬已經全部死亡,因此正農通蕪湖分公司的訴訟請求沒有事實依據,并確定雙方相互不追究對方經濟責任和損失。
一審后,正農通蕪湖分公司堅持241頭生豬不是病死,而是被翟和平私自變賣,于是以事實不清為由,將翟和平上訴到宣城市中級人民法院。二審法院通過翟和平提供的養護豬群飼養記錄表、死豬處理現場視頻、證人出庭證言、相關電話記錄、微信轉賬截圖、一審法院調取的涇縣畜牧獸醫水產服務中心的《2021 年 6 月至 2021 年 12 月涇縣生豬規模養豬場報檢情況說明》形成的證據鏈,認定241頭豬是死亡而非被變賣。
此外,二審法院還指出,2021年6月21日至2021 年7月5日,在翟和平報告194只豬死亡后,正農通蕪湖分公司有權了解并指導規范飼養管理工作、核實生豬死亡事實,但實際上卻拒絕到翟和平養殖場處理,也沒有采取進一步措施改善飼養管理,在這種情況下,正農通蕪湖養殖公司應當可以預料到剩余豬仍會繼續死亡。二審法院同樣維持了原判。
此外,還有代養戶反映,自己曾貸款幾百萬元給養殖公司繳納保證金,現在都無法追回。有生豬行業博主建議養殖戶尋求當地政府的幫助,同時以騙貸和非法集資為由向公安機關報案。
湖南省洞口縣代養戶曾建鋒稱自己就是無法追回保證金的代養戶之一。裁判文書顯示,曾建鋒稱雙胞胎公司曾以自己的名義從江西贛江新區雙胞胎金服網絡小額貸款有限公司貸款500萬元,作為合同履約保證金,始終沒有退還,還拖欠此前的代養結算款。
作為雙胞胎集團子公司懷化雙胞胎豬業的代養戶,曾建鋒代養的2820頭生豬里,有1700余頭死亡。懷化雙胞胎豬業以養殖場監控多次離線、拒絕交付生豬、無視生物安全管理規定導致生豬驟然大量死亡為由,要求曾建鋒賠償經濟損失超過425萬元。而曾建鋒則表示,生豬病死是因為雙胞胎公司向另一家感染不明原因豬瘟的豬場運送飼料導致的。
“所有的信息都在判決書里。”曾建鋒告訴《中國新聞周刊》。記者嘗試通過公開信息與懷化雙胞胎豬業取得聯系以求證此事,截至發稿,公開電話未能接通。
除了在生豬死亡時轉嫁風險,導致代養戶信任垮塌的原因還有許多。有代養戶在短視頻平臺發聲,表示距離上批生豬交付已經過去數月,至今沒有收到代養費,也沒有收到新一批豬苗,“風險共擔都不存在的”。正邦斷料事件發生后,有大量留言在相應視頻和新聞評論區表達對一些頭部養殖企業的不滿。
《中國新聞周刊》檢索裁判文書網、企查查等平臺發現,當前有大量生豬養殖回收合同糾紛案件仍在審理中。
在這些案件中,養殖企業回收生豬后不按約退還代養戶保證金的情況頗為常見。而在生豬染疫死亡的情況下,養殖企業常以生豬死亡交付量不足為由,在代養戶付出勞動、承擔養殖場及設備折舊成本基礎上,拒付足額代養費,并要求代養戶承擔數百萬元的損失。一些主張正當權利的代養戶,最終不得不冒著違約風險,以拒絕交付作為與養殖企業的談判籌碼。
爭相效仿的擴張模式
“‘公司+農戶’是中國特有的解決小農戶和大市場矛盾的農業產業化模式。”南昌大學管理科學與工程系主任涂國平曾撰文表示。
“以前中國都是小規模生產的小農,而對學界和政府來講,‘公司+農戶’能比較好地促進農戶進入市場,是小農戶和大市場之間很好的一種連接方式。這種模式在種植業不太普遍,但在市場化程度較高的養殖行業就比較常見。”華南農業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副教授陳風波告訴《中國新聞周刊》。
在養殖行業,“公司+農戶”模式先是在家禽養殖行業采用,1995年,溫氏集團用此模式,開始向生豬行業擴張。
中國養殖的生豬數量約占全球生豬存量的50%,產業價值超萬億元人民幣。直到2017年,中國生豬養殖產業一直以小散養殖戶為主,wind 數據顯示,2017年,中國年出欄5萬頭以上的養殖場僅407 家,占比僅為0.0011%,而年出欄低于1000頭的養殖戶數量約為 3766.5萬戶,占比為99.7827%。從2007年到2017年的10年間,年出欄低于1000頭的小散戶數量減少了4464.4萬,降幅為54%,但生豬養殖業規模化水平仍然很低,提升行業集中度以減輕豬周期震蕩已成為行業共識。
但經由大型養殖企業充分成長帶來的集中度提升是一個漫長的過程。“擴張階段,‘公司+農戶’模式在市場風險比較大,而公司自身實力又不是特別強的時候,就格外有優勢。”陳風波分析,公司可以通過此模式快速擴大規模,減少不必要的投資,把資源高效地用在做自己擅長的事情上,比如利用農戶的勞動力、土地和資金來組織生產,把資源用于技術研發、疾病防控、飼料供應和開拓市場。而積累了一定養殖技術的農戶可以通過與公司合作,降低市場風險的影響。
“公司承擔育種、種苗飼料生產、技術管理體系建立等產業鏈配套的關鍵環節;合作農戶承擔肉豬的現場飼養管理。通過該模式,公司有效地整合了規模擴張中需要的資本、土地、勞動力等資源要素。公司與合作農戶緊密合作,各司其職,分工合作,實現了資源的優化配置和公司地快速擴張。”作為上市公司,在每年的年度報告里,溫氏股份一次又一次地強調“公司+農戶”模式在規模擴張上的高效。2015年前后,溫氏在家禽與生豬養殖兩塊業務中合作的農戶數,已經接近6萬戶。
公開資料顯示,2016年,新希望集團和正邦集團開始效仿溫氏,以“公司+農戶”模式,快速、大力地發展起養豬業務,并借此模式擴充的產能快速沖到行業頭部。2015年底,初涉養豬業務的新希望就以“公司+農戶”模式,在山東夏津投建100萬頭生豬生產項目。
2018年8月,中國首次發生非洲豬瘟疫情。疫情對生豬產能造成的巨大沖擊立即顯現,存欄量和出欄量雙降,豬肉供應減少,豬價進入上行周期,2020年最后一周,全國豬肉平均價格一度飆至51.65元/公斤。
豬價高企的2019年,保供開始成為政府的頭等大事。高豬價刺激了新一輪更大規模的產能投資。正邦科技的數據顯示,2019年,正邦生豬出欄量578.4萬頭,與正邦簽訂合作意向的養殖戶總計5721戶,其中,有生豬存欄的合作養殖戶2702戶,合作養殖戶的年出欄規模以1000~5000頭為主,占比72%。通過高速擴張,2020年,正邦生豬出欄量955.97萬頭,同比增長65.28%,躍居行業第二,簽訂合作意向協議的養殖戶總計7951戶,其中,有生豬存欄的合作養殖戶6409戶,公司合作養殖戶的年出欄規模仍以1000~5000頭為主,占比77%。
抓住“超級豬周期”價格上行機會,以“公司+農戶”模式快速擴產,為新希望、正邦、雙匯等頭部企業帶來了極為豐厚的回報。以正邦為例,2019年,正邦以生豬銷量同比4.41%的增幅,獲得49.25%的生豬銷售收入增長,生豬毛利率同比增至20.56%,生豬銷售收入達到113.82億元。
據雙胞胎集團官方網站,2020年11月14日,一位農業部門的官員率隊考察雙胞胎集團時肯定其采用的“公司+經銷商+農戶”模式是迅速擴大養豬規模的重要途徑。這位官員還提示,在高豬價的驅使下,會有更多養戶擠進行業,對行業轉型不利,要對盲目進入和沒有條件養豬的人“堅決說不”。
被超級豬周期放大的“先天不足”
全國各地經歷一年多的復產擴產,到2021年第二季度,生豬產能已完全恢復,提前半年完成農業農村部在2019年確定的目標。新希望2021年年報顯示,截至2021年末,全國生豬存欄和能繁母豬存欄較2020年末大幅增加,生豬存欄達到4.49億頭,能繁母豬存欄達到 4329 萬頭。
半年時間,豬肉價格從2021年年初的36元/kg快速下降到年中的12元/kg,并在接下來的一年時間里保持在12到18元/kg之間低位徘徊。
豬價大幅下跌且長期低迷,飼料成本不斷攀升,養豬行業陷入困境。在豬價上行階段備受推崇的“公司+農戶”模式的“先天不足”,正是從這時開始逐步顯現。
“公司規模化的穩步擴張對合作農戶的依賴性逐漸加強……盡管委托養殖合同對于養殖過程中雙方的權利義務及獎懲機制已作出明確規定,隨著合作農戶數量的增加,在合作執行中仍可能存在某些農戶與公司對合同相關條款的理解存在差異,導致潛在的糾紛或訴訟,對公司經營造成一定影響。同時,未來如果出現疫病、當地政策變動或其他規模化企業采取競爭手段爭奪農戶等情況,可能導致公司對合作農戶的吸引力下降,公司與農戶的信賴關系受到破壞,從而對公司業務的持續增長造成不利影響。”早在2016年,溫氏集團就在當年年報中公開提示“公司+農戶”模式的特有風險。
“豬價下行,企業違約;豬價上行,農戶違約。”陳風波向《中國新聞周刊》概括“公司+農戶”模式的“先天不足”。
在上一輪超級豬周期前,行業討論“公司+農戶”的潛在風險時,更強調代養戶的道德風險,即趁豬價高企時偷賣生豬,給公司帶來損失。直到超級豬周期進入豬價下行階段,行業才開始關注市場風險下,代養戶相對于養殖企業的弱勢地位,和代養合同中顯失公平的條款。
學界早已注意到“公司+農戶”模式下的高違約率。涂國平認為,高違約率已經嚴重制約了“公司+農戶”規模經營和農業產業化發展。
“市場風險的存在是導致‘公司+農戶’經營模式的根本原因。”涂國平在《基于博弈模型的“公司+農戶”模式契約穩定性及模式優化》一文中指出,“我們通過分析發現,當價格的波動幅度一旦偏離了特定區間,就會有一方有違約動機和行為。”
涂國平認為,雖然分配機制、約束機制和信譽機制的完善和加強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訂單履約率,但很難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因為它不能從根本上解決農業的風險問題。
“‘公司+農戶’經營模式中的商品契約是一種現貨遠期合約交易,遠期合約交易不僅中途缺乏退出機制,且天然地具有風險積累機制,而且遠期交易又由于有限交易和局部信息的特征不具有規避、轉移和分散市場價格風險的功能。因此,具有遠期合約性質的‘公司+農戶’模式勢必阻礙以契約為基礎的‘公司+農戶’經營模式的發展。”涂國平分析。
記者注意到,較早發現并警示“公司+農戶”模式風險的溫氏集團,近年來不斷迭代優化此模式,嘗試將“公司+農戶”升級為“公司+養殖小區”,養殖小區由公司、政府、農戶共同出資建立,提升公司對生豬養殖過程的管控能力。與此同時,公司在家禽與生豬養殖兩塊業務中合作的農戶數量不斷下降,從2016年的5.86萬戶高峰,一路降至2021年的4.8萬戶。
而在生豬養殖備受打擊的2021年,新希望、正邦科技等此前大舉靠與農戶合作完成擴張的企業,不再公布最新的合作農戶數據。
河北廊坊的新希望代養戶張偉光告訴《中國新聞周刊》,此前他專做了5年代養,收回了80萬元的養殖場建設成本,最近一批,是為新希望代養1500頭生豬。
“2019年有一批豬傷亡大,沒掙到錢。現在新希望六和也不給放養豬苗了,以前的代養費也結清了,我還是想自己買點豬養。”張偉光說,如果之后還有為新希望代養的機會,他還會把握,“因為自己養不起1500頭豬,跟新希望的合作也很順利。”
“這個模式能否運轉良好,取決于公司和農戶之間的合作是否足夠長期、緊密和牢固,特別考驗兩者間的誠信。”陳風波說。
以涂國平為代表的學者則認為,從博弈的角度看,要改變現狀,提升契約穩定性,不能再寄望于固有模式,因為“公司+農戶”僅僅是將農業所固有的風險在公司和農戶之間進行轉移。要優化合作模式,需要轉向現代金融市場,因為現代金融市場形成了較為完善的、開放的風險轉移和風險分散機制。
“期貨具有風險規避功能,由于農戶通過契約把農產品價格風險轉移給公司,公司很多時候難以承擔這樣的風險,因此公司可以借助期貨市場進行風險規避。同時,由于小規模農戶受到相關專業知識的限制,小農戶單獨直接參加期貨市場的交易費用也相對較高,因此,‘公司+農戶+期貨’經營模式,就是公司和農戶簽訂一份農產品遠期合約的同時,公司再到期貨市場上進行套期保值。”涂國平分析,“借助現代金融市場打破訂單農業交易系統的封閉性,尋求風險外化通道,應是提升‘公司+農戶’模式履約率的根本途徑。”
發于2022.8.22總第1057期《中國新聞周刊》雜志
雜志標題:豬企擴張后遺癥:“公司+農戶”模式遭挑戰
記者:王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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