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沿拓展：

□張玲燕

1977年秋天恢復高考的時候，我已經在黃巖縣澄江區農村插隊落戶3年，此時正在當地小學做民辦教師。盡管我心心念念盼著上大學，但當大學的考場向我敞開的時候，我膽怯了。

我生于1956年，因了母親是小學教師的方便，我1962年上學，讀了4年就遭遇文化大革命。小縣城從1966年開始“停課鬧革命”，直到1970年才復課，五屆小學畢業生一起涌進初中的大門。縣城只有一所縣級公辦中學和一所鎮級民辦中學，而且縣中學的校舍已被占用。當時的辦法是，把兩所中學的老師合并為一，同時在老三屆中招收一批民辦教師。征用孔廟廟產和民辦中學的校舍，分兩個校區實行半日制教學。在這樣的速成班讀了兩年后，70屆小學生繼續讀第三年的初中，其余四屆就算初中畢業，而想繼續求學的我，再次遭遇失學的痛苦。

我大哥1969年支邊到內蒙古，我和二哥同時初中畢業，按規定必須有一個去支農，另外一個才能安排工作。父母親經過內心煎熬后決定，留下二哥，送我去鄉下插隊落戶。

但這個決定遭到了我的堅決抵制，我明確表示必須讀完高中才能下鄉，因為，沒有高中的文憑，我以后怎么上大學啊？——我的幾個堂哥堂姐都是“文革”前的大學生，讀高中上大學，這是我童年唯一的夢想！

1972年春天，桃花燦爛，我失學了。

好在當時小城的上山下鄉已是強弓末弩，我暫時沒有下鄉，卻因為被定位“支農”而失去了上高中的資格。開學后，我每天一早就站在面街的門口，目送捧著書本從我身邊經過的學生，下午快到放學的時間，我又早早地站到門口，看著他們從我面前說笑而過。

我媽媽怕我憋出精神病來，一年后幫我找到了城東一個公社的中心小學。學校先是在6年制小學的基礎上辦了初中部，又在初中部的基礎上再“戴帽”辦了高中班。里面的老師，好像除了一個因為臺特嫌疑而被驅趕到這里的中學語文老師外，其余全部由原來的初中老師擔任。

但這樣的學校于我就是神仙福地了，我就在這里插班讀高二。一年后，1974年春天，我拿到了高中畢業文憑，然后就下鄉插隊落戶做了知青。

1977年秋天，高考報名，但這樣的中學文憑，讓我心中對考大學沒了底。在公社中學讀戴帽高中時，大家都想著畢業時高考也許能恢復正常，凡是有點關系的就轉到了區中學或縣中學，有一個女生在轉學時狠狠地撂下一句話：在這樣的地方還想考大學？！——這樣的戴帽高中出來真考不了大學吧，何況我連戴帽中學都沒有讀完整？猶豫再三，最終我選擇了報考中專。

1977年高考、中考都有初試，初試考場就設在我讀高中的學校，監考的是我的化學老師。考完后老師說，數學全對，語文多少分你自己估摸吧！有臺特嫌疑的語文老師兩眼直勾勾地盯著我，像個祥林嫂似地嘴里反復就一句話：你怎么會去考中專的？你怎么會去考中專的？

我說，我和弟弟同時考，我媽說女孩子年紀大了，考個中專回城就行了。

其實我沒有告訴老師，我出身于一個“黑五類”家庭，外祖父一脈在大陳島，當年島上的親戚們，有錢的“漁霸”自購機票飛去了美國，沒錢的漁民每人領兩塊大洋漂到臺灣。黑五類加上“美蔣臺特嫌疑”，無異于雪上加霜。

1974年下鄉時，好多知青直接選擇到下鄉插隊的地方當民辦教師，這樣戶口下去了也避免了強體力勞動，知青民辦教師仍然可以推薦上大學。但我想，我是一個“可教育好子女”，日后我必須拿出比別的知青更雄厚的資本才能競爭到上大學的機會吧？所以我放棄了當民辦教師的機會，像一個男勞力一樣整整勞動了3年。以我92斤重的身軀，我挑過180斤重的擔子，插過可以排到天邊的秧苗，扛過數不清的桔簍，下過生產隊所有的水田。我的工分從開始的4分，上升到8分，——隊長跟我說，你完全可以拿10分，但你就養一個人，我們上有老下有小，只能從你這里刨點便宜。

除了參加田間勞動，農閑時我也絕少回家，三年里有兩個春節在農村度過。我在大隊會場上給前來開會的社員們講故事、在公社會場上給前來開會的干部們講遼沈平津淮海三大戰役；在政治夜校給低年級的青年掃盲、帶領高年級的青年學理論；組織文宣隊排練節目去縣城演出，帶領武裝民兵上疏浚河道工地挑泥土，和女民兵一起從三八大蓋到半自動步槍，我們從臥姿射擊練到跪姿射擊，百米內打過氣球、磚頭、啤酒瓶，拼刺刀、急行軍……我這樣投身農村，就是為了給自己搏一張“可教育好子女”上大學的通行證。

插秧田頭遇上下鄉巡視的縣委工作組（左二）。

在誓師大會上匯報演出（前排右二）。

女民兵班合影（后排右三）。

我似乎已經達到了目標，兩年后我已經是四野八荒的知青標桿。但我怎么也沒有想到，1976年冬季最后一屆工農兵推薦上大學的時候，我被戴上了“揭批查‘四人幫’運動中表現不積極，思想有問題”的帽子。公社書記表態暫緩推薦，先查問題，大隊書記送完兒子上大學回來給我定性說：“查無此事，不入檔案。”

真的不敢告訴這位慈父般的語文老師，經過三年削骨銼皮撕心裂肺的疼痛之后，1977年9月，我終于承認我是“不可教育好子女”，終于放棄推薦上大學的夢想，帶著勞動落下的傷痛做了一名小學民辦教師——既然上不了大學，那就一輩子守著校園吧

然而命運好像跟我開了個玩笑，三年勞動盼大學，大學猶在九重天。一朝任教回校園，高考就在眼面前——就在我站上小學講臺沒多久，傳來了恢復高考擇優錄取的好消息，心灰意冷又來不及任何的準備，倉促中我選擇了考中專。

非常意外的是，1977年正式考試后，我和弟弟雙雙落榜。更加意外的是，那年考中專的作文題是“戰斗”，而我的作文《戰斗》卻被當做“滿分作文”在坊間傳抄！

其實下鄉后除了大批判文章，除了流水賬般的日記，我基本上沒有寫過像樣的作文。但農村數年，畢竟生活題材很豐富，考場上看到這樣的題目，我第一時間想到了身邊的生活。在當年“抓革命促生產”的斗爭中，我所在的大隊、公社、區乃至縣里的主要領導，確實把很多的精力放在了抓生產上，再加上我所在的大隊本身就是多種經濟綜合生產區，所以那幾年經濟收入明顯比別的大隊要好。這些我親身經歷的題材隨手可拈。體裁呢？我首先想到了我要寫的戰斗，不是一般意義上兵刃相見的戰場，而是戰天斗地的生產勞動（當然也不乏與人斗），從辨析字義入筆，我很自然想到了魏巍《誰是最可愛的人》。那篇文章我倒背如流啊！幾乎沒有什么猶豫，我提筆就寫，洋洋灑灑寫到最后，好像用這樣一段話結束：“親愛的朋友，看到這里你一定會和我一樣地理解，這是一場戰斗吧？是的，這是一場戰斗，一場流汗不流血但比流血更殘酷的戰斗。在英明領袖華主席（當時華國鋒執政）的領導下，我們有理由相信，這場戰斗必將繼續進行下去并且無往而不勝！”打上驚嘆號我感到有一種興奮過后的疲憊感，懶得看第二遍就交上了卷子。

后來作文被閱卷老師手抄出來，說看到了一篇兩報一刊社論一樣的作文，看字跡看文氣好像是男生寫的，50分滿分的作文，給了我48分。文章傳到我們公社老師手中，我一看，這不是我寫的嗎？沒有想到戴帽高中寫出來的文章也能被人看好，這一下我有了一點信心。

既然考不上中專，那就——索性考大學去吧！

身為小學民辦老師，每周24節以上的課程，進高復班不可能，補習高中課程完全是妄想。但中考的“滿分作文”，給我這個從來沒有想過讀文科的考生動了考文科的念頭，而且，我戴帽高中同班同學曹官法在77年考上了杭州大學中文系，也給了我極大的信心。我媽媽的同學，杭州的嚴阿姨給我寄來了學軍中學的三份復習資料：政治、歷史、地理。我自作主張，放棄語文、數學、外語的復習，專攻政治、歷史、地理三門課。

我的住處在村西頭，小學校在村東頭，我每天早晨從西往東背歷史，每天傍晚從東往西背地理，每個周末村口約上鄰村的知青，兩人一路從鄉下往城里背政治。村里人見我走路兩眼發直口中念念有詞，都說我有病了，好心的大媽們甚至還勸我進城去醫院看看。

我當然沒病但我也沒有辦法啊，如果預先能知道77年恢復高考，打死我也不會來當民辦教師啊！那樣我就可以回城好好補習我心愛的數理化，但現在我做了民辦教師，1977年鄧公主政以后猛抓教育質量，當時全國掀起聽課潮，本公社的本校的互相聽課不要說，隔壁公社、別的區、甚至別的縣的老師們都會主動來聯系聽課（我們也一樣四處聽課），而我，就成了我們學校的“被聽課專業戶”。因為我有幾個被聽課的有利條件，首先我年輕是個女教師，其次我是個新教師，三是我會講幾句普通話，在當年閉塞的臺州農村，會講幾句普通話的老師站講臺就有幾分天然優勢。我們校長很有“戰略眼光”，推我出來講課，他攻守自如。我要是講好了，他就跟人吹噓：這是我們學校培養的新教師，上講臺才幾個月。我要是講砸了，他就跟人解釋：這是我們學校的新教師，上講臺才幾個月。當然他有恃無恐又銳意進取，召集了幾個資深老教師幫我備課。我所在的學校是公社中心小學，有好幾個解放前的師范畢業生，和我同上四年級語文的平衡班老師也是一個經驗豐富的民辦教師。他們的普通話不好，但專業水平杠杠的，做我的指導教師綽綽有余。所以77年這一年里，白天的時間我基本上都用在了教學上，復習備考只能利用早晚路上這點時間了。

四個知青民辦教師在天臺國清寺隋梅下合影（右二）。

相比較于復習的緊張，其實心中的壓力更大。1977年我們公社三個女知青參加考試，我中考落榜，另外兩個參加高考也失敗了。兩人中其中一個和我同姓，初中我們兩個是同一校區僅有的持全優成績單畢業的學生，被老師戲稱為“雙張”。后來我失學，紅二代的她順利進入縣高中，依然以神話般的全優成績畢業。1977年她的父親進入了“某某體系學習班”，她也是不可思議地高考落榜。和我一起背政治的程同學倒是有幸參加了1977年的體檢，但政審仍然被刷下來，她當時發瘋似地到處追問原因，有知情者告訴她，因為在她的檔案中，對她當中學老師的父母在“文革”期間的定性有：“說過錯話辦過錯事”這一條。

1978年我們三個人繼續復習備考，也許北京的暖風已然吹拂，我們心中也希冀冰河會逐漸解凍，但民間一直經驗性地認為，1977年的高考中考除了成績，還有三道關，第一道是報名關，第二道是體檢關，第三道是政審關。坊間不相信“雙張”1977年的考試成績會不好，他們堅信我們是體檢前被惡意刷掉了。以此類推，坊間堅信我們三個人1978年的高考成績肯定不差，但也肯定上不了大學，因為，我們肯定無法通過政審關。在這樣的壓力下，我們首先必須考出好成績來，不能辜負民間對我們的評價，不能辜負江東父老鄉親，政審能不能過關的擔心倒放在了其次。

雖然備考徹底放棄語文復習，但我寫過一篇作文。那是全區民辦教師摸底考試，考之前全區進行了教學大聽課，由區教辦組織聽課力量，一個公社一個公社，篦頭發式的聽課，就是說，如果一個公社100個老師，聽102節課，每個老師聽一節課，最差的老師和最好的老師再各聽一節課，然后全公社教師集中起來講評。

虧了老教師們的言傳身教，我這個被聽課專業戶作為我們公社最好的老師被聽了兩節課，想不起來做總結的時候因為什么事情，我沒有去公社開會。反饋回來的信息說：全公社唯有我教的班級作文沒有一篇是雷同的，也唯有我給學生的作文百分百寫批語而且和學生反復互動等等。有了這樣的評價，再加上我考中專的作文已經名聲在外，那次摸底考試老師們對我的作文寄予了無限的期望。結果很出他們的意外，給我的評價是：散文的結構，小說的語言，寫得不倫不類。

高考前和同事在小學校門前田野上留影。

終于忙到學期結束，離高考還有10來天時間，真的頭懸粱錐刺股地進行考前最后沖刺。天氣很熱，房東的凳子很粗糙，屁股都磨出了水泡。樓下的鄉親們心疼我，時不時喊我下去幫他們繡一朵花、織一圈網、幫助收個辣椒什么的，這就算是我的課間休息了。

臨考前兩天，回到縣城熟悉考場，和我同一考場的主要是西部山區一個中學的應屆生。第一天上午考語文，二樓遇見隔壁公社的一個男知青，坐在教室門口走廊的地上，身邊堆著四本《紅樓夢》，說：肯定考《紅樓夢》肯定考《紅樓夢》，毛主席說的，《紅樓夢》要看五遍。我一下子心拔涼拔涼的，《紅樓夢》我雖然看過很多遍，但從來沒有想到會考它啊！

好在卷子發下來粗粗看了一遍，沒有《紅樓夢》！做完語文卷子還有半個小時，舍不得提前離場，我就趴在桌子上數作文縮寫部分的字數，結果發現比要求多了幾百字，我又懶得全文精刪，就把最后一部分的“措施”部分全涂掉了（后來才知道這部分有得分點的，我要更懶一點啥都不動就好了）。上午考完語文，監考老師就對我另眼相看了，下午考歷史，招生辦的一個老師來巡視考場，站在我身后看了一會。交卷的時候，監考老師悄悄告訴我：巡考老師說你前面十道簡答題全對。考數學那天特輕松，試卷拿到我隨看隨做，那道25分的平面幾何我直接跳過，很快就看到了最后的附加題。我興致勃勃地開始解題，監考老師急壞了，幾次三番以各種形式提醒我不要做附加題，有時間到前面去能拿幾分是幾分。但我不聽，我本來就打定主意不拿數學分的么。

最后一個下午考英語，吃過中飯，當初中英語教師的大嫂把我和弟弟叫到一起，簡單說了一下單數復數、陳述句疑問句什么的。上了考場，15分鐘后考生紛紛走人，半個小時后監考老師告訴我，整個學校所有考場就剩下我一個，老師說你慢慢做，我陪你到最后。但我沒有熬到最后，那個和我一起背政治的程同學從城南的考場來到城北的考場，一路呼喊著我的名字尋到二樓，敲著窗戶讓我放下試卷不要考了。老師趕都趕不走，我就提前半小時交卷，結束了我的高考。

高考結束后整整一個星期，我基本處于癱瘓狀態，除了吃喝拉撒就是睡覺。然后就等到了一個驚喜，我的高考成績在縣里僅次于一個老三屆(那是個66年畢業的老高三，當過高中的語文數學歷史地理老師，他后來去了山東大學中文系，畢業后供職于國務院政策研究室，可惜英年早逝)。區教辦也知道成績了，大家開始擔憂我政審能不能過，已經有領導跟我媽媽說，如果此次政審還是不能過，他們考慮調我擔任區中學語文教師。

但此時我已經陷入了一個恐慌之中，縣招生辦的老師從杭州帶回首批參加體檢的10名考生名單，里面沒有我。因為有77年的失敗，我們都懷疑是不是又有貓膩，我媽媽為此跑到地區招生辦，確證我的試卷肯定送到省里復改去了。與此同時縣招生辦也發現了其中的詭異。西部山區那個和我同一考場的中學里有一個女生名字出現在10人名單中，他們學校老師欣喜若狂之后覺得不可思議——那個學生平時成績很差的。招生辦老師安慰我媽媽說：可能名單有誤，我馬上回杭州，而且，第一批沒有也不要緊，要擴招了，不止就這10名。

隔兩天那老師果然帶回了第二批擴招的體檢名單，還有第一批正確的10人名單。原來當時還沒有計算機，招生辦老師也是急考生之所急，以手抄的方式提前拿到名單，但抄錯了一個號碼，偏偏錯在我這個驚弓之鳥身上，那兩天又一次經歷了茶飯不思惶惶恐恐的心理體驗。

9月份我回到小學校上課，方才知道我在城里為10人名單驚慌失措的時候，我的同事們正在鄉里為我的高考成績而狂歡。老師們首先為我松了一口氣，繼而為大聽課中把我評為全公社最優教師而開心自己有伯樂的眼光，而后詫異我民辦教師摸底考試那篇作文為什么不咋的呢？據說他們翻出我那份試卷再看了一次，說好像看出了一點味道，又討論應該給我往上加多少分——其實那篇作文并不寫實，內容情節是我當場虛構的，主要元素有月夜、小橋、樹影、兩個女孩子在橋上抒發人生理想，對話用詞比較隱晦。這一方面因為當時是民辦教師摸底考試，考場上沒有壓力，我的思緒隨意飄散，另一方面當時我已經聽到了坊間關于78年政審我們依然不可能過關的議論，心情有些壓抑，所以文章比較小資——這大概給看慣了我中考作文風格的老師們一個意想不到吧。

1979年同寢室女生合影，左起：孟麗珍 張玲燕 林菊芬 金紅 虞卓婭。

系排球隊也是班排球隊，左起：孟麗珍 張玲燕 葉曉芳 徐敏 金紅 虞卓婭。

值得慶幸的是，78年我們公社三個知青還有我弟弟都有幸參加體檢。填志愿的時候，我報了杭州大學，弟弟報了浙江大學。程同學因為妹妹報杭州大學，她就報了浙師院。而我的同姓同學此時父親還在某某體系學習班里，她也是身心疲憊不敢妄想，盡管已經知道自己成績可觀，她還是在普通大學欄里首填了一個當地的師專。

多年以后，有知情人告知，雖然那一年中央規定高考錄取放松政審關，但我們家還是受到影響。78年政審，我們姐弟兩人，我順利通過，但弟弟卻被他們卡下，好像理由是：不能都讓他們家的人讀大學（我支邊的大哥已經于1972年通過推薦和考試選拔成為工農兵大學生）。多虧浙江省招生辦，看到政審表格后當即打電話給當地招生辦，嚴肅告知，該生是本省理科高分者，這樣的考生如果政審不合格，當地招生辦必須寫出專題報告由招生辦主任自己送到省里，當面匯報。

強勁的東風終于吹到小城，堅硬的冰河終于開始解凍。1978年10月我和我弟弟有驚無險地分別進入杭大和浙大。我剛初中畢業的妹妹那一年考了高中又去考中專，結果先被縣高中重點班錄取還當了班長，讀了一個月以后，地區衛校的錄取通知書也到了。那時我和弟弟已經分別收到了大學錄取通知書，我們就勸妹妹不要去讀中專，安心高中，準備大學。但歷盡劫難的父母和親戚們認為，1978年是個難得的好年份，誰知道以后政策會不會變呢，能讀中專就讀個中專算了吧，省得以后擔心事。于是我妹妹放棄高中去了地區衛校。一年中一家三人考了四場而且每場都中——我們成了小城居民關注的新聞焦點。

和我同考的另外兩位知青這一年也都順利通過政審走進了各自的大學。分手的時候，赴浙師院物理系的程同學送我一本紅色封面的日記本，扉頁上寫了一首陳毅陳老總的詩：大雪壓青松，青松挺且直，要知松高潔，待到雪化時。我也回送她一本日記本，扉頁上寫了一段莫泊桑《人生》中羅莎莉的格言：人生，您可看見，它從來不像人揣想的那么好，也不像那么壞。去地區師專的張同學沒有和我們做特意的告別，多年以后三人相聚，政績斐然的張同學仍然不無惆悵地說：我當年的成績，其實可以報考杭大化學系的。

四十四來，回顧這條艱難曲折的高考之路，我經常有許多遐想：如果沒有那場文化大革命，我應該順利完成小學、初中、高中學業，有那么完整的知識結構，我會選什么專業呢？如果早一點承認自己就是“不可教育好子女”，我也用不著艱苦勞動三年，直接去當知青民辦教師，我可能還會有時間補上那些數理化吧？如果我能預知鄧公主政后77年就能恢復高考，我肯定不會去當民辦教師，那樣我也有時間走進高復班里……但我身邊的朋友一旦知道我77年78年從考中專到考大學的逆行報考之旅，大多會說：中專沒考上還敢考大學，你很厲害啊！

其實沒有什么厲害的，所謂破釜沉舟背水一戰——就當歷了個劫，此后看什么都云淡風輕。

【回音壁】

黃仕忠：七七年考中專考不上，七八年實在沒有辦法，就只好考了大學，于是與這伙人做了同學。

任曉崗：@張玲燕 憋不住先說一句：跌宕起伏、驚心動魄、千迴百轉，你是個奇女子！

張玲燕：@任曉崗 一點也不奇，就是有點倔強又有點傻傻的。[捂臉]。

周羽強：加一句：不屈不撓、激流勇進、不讓須眉。

朱承君：“可教育好子女”的典范。——沒想到是曹官法的高中同學。我與曹官法是仙居時的患難兄弟。@張玲燕

張玲燕：曹官法比我早一個學期，也是插班生。@朱承君

周羽強：讀張玲燕文中八幅配圖有感：青春年華、田野芬芳、多才多藝、英姿颯爽。教書育人、苦寒梅香、笑傲風云、終成夢想。

樊詩序：@張玲燕 見君第一面，便有路遇俠士的感覺。調整好了，呼哨一聲或打個響指，以便聞風而動。——也是沒憋住。[偷笑]。

莊未央：所以建議玲改為凌。[呲牙]。

王琳：什么叫颯爽英姿，張玲燕是也！

朱承君：通過艱苦摔打，玲燕姐有了壯實的農村人身材，怪不得能掙八個工分，但能挑180斤的擔子還是差點驚掉了我的下巴，記得尚建姐還是曉芳姐只能挑八十斤哦。[呲牙]。

王琳：我也是家里的壯勞力，買米買煤球到井里挑水都是我的活，不過我只能挑五十。張玲燕，了不起！[強][強][強]。

虞卓婭：@張玲燕 看了你文章，我好一陣感慨。你無論干農活、當民兵，都是一個難得的好手。寫文章、教書，更是讀書種子一個！你經歷曲折，感情細膩，內心卻異常強大！有幸與你大學四年同室，三年上下鋪。四年中每每佩服你的學習和處事為人，但怪我自己，本來應該從你身上學到更多的東西的。

張玲燕：@虞卓婭 你這么說豈不是讓我無地自容啊？[捂臉]。我當時已經上天無路下地無門，那是被逼的。還記得剛入校不久，說起體育活動，我說我不知道排球怎么打，我沒有見過排球場。你還不相信哈，我進大學之前真沒有見過排球場啊！[捂臉]。

陳建新：當年沒見過排球場很正常，我也沒見過，更別說打排球了[偷笑]

虞卓婭：@張玲燕 沒見過排球場你不是照樣一學就會嘛！我們不僅是同窗、室友，還是系女排隊友哦！還有，我們都是神槍手——你說的。[偷笑]。

張玲燕：@虞卓婭 好像第一個學期，還是第二個學期啊，大禮堂有一個游園活動，還是你告訴我的，有射擊。你說你會打槍，我說我也會，你說去試試吧，我說好啊，我們兩個就去了。結果我們兩個人都是三發三中，玩得好開心啊！[呲牙]。

任平：@張玲燕 果然神槍手。[強][愉快]。

張玲燕：@任平 游園活動玩的氣步槍吧，真的是玩玩了，卓婭很厲害的，她是真正的海島女民兵。[呲牙]。

王琳：@張玲燕 首先是佩服張玲燕的意志，在那個無數不可能的環境當中，仍然拚盡全力去追求夢想，在這過程中硬生生把自己鍛造成貨真價實文武雙全的鐵姑娘，可是鐵姑娘又如何？別人隨便編一個理由，你的努力、你的汗水、你的夢想立刻成為泡影！多虧嚴冬過去春天來臨，個人的才華才有萌發的空間。又一次感受到個人力量的渺小。

張玲燕：@王琳 是啊，所以曉芳說得好，畢竟形勢大過個人，如果沒有時代的變遷，個人的努力只是汗水和淚水。

尚建：我喜歡先看圖片再讀文字。這個習慣可能來自看小人書。沈衛東也許也一樣，所以首先發現了第一稿中照片注解的左右全弄錯了，立刻抓狂。[偷笑]

一個如花似玉的姑娘，一段終究精彩的人生。要堅持讀完高中才下鄉，那是心中有理想的人才會堅持那樣做。很佩服這么小小年紀就那么有主見。正是心中有理想的支撐：你承受歲月磨難，矢志不移地走向應該屬于你的人生。

當然了，中專考不上只好考大學，那體現的不是一般的才情。[呲牙]。張玲燕印象：靈氣十足、堅忍而率真。

張玲燕：@尚建 我真的真的感謝你們，要不是你們指出，我真的搞不清楚，面對一張照片，哪是左哪是右。[捂臉][抱拳]。其實我當時如果不堅持讀完高中才下鄉，初中畢業我就把戶口遷到鄉下去，我當年就可以進入澄江區中學，從高一開始讀上去。區中學老師已經答應我媽媽的。我之所以堅持要讀完高中才下去，其實有我的私心，我想我媽媽既然能夠在我和我二哥之間作選擇，我就怕把我戶口放下去以后她就不管我了。[囧]。

任平：張玲燕的聰慧，堅忍與直率印象很深。如果戎裝，就是海島女民兵的英姿。[強]。同時其明理，善良，持家又是陳某的幸福。[強][愉快]。

樊詩序：@張玲燕 你那段看著他人捧著書本從面前走過，只能癡癡羨慕的經歷我也有過。我甚至還走到學校墻根底下，傾聽傳來的朗朗讀書聲。所以我特別能體會，當時那種內心的哀傷。

我也屬于“可教育好的子女”。我父親曾經戴著四個白袖章，掛著大牌子天天去站街示眾。但是我從來就沒有被“教育好”的沖動。原因就是我有一個與眾不同的父親。他一再告誡我們姐弟，不要跟著時代的指揮捧走。盡管我也曾經懷疑過。但，最終還是確認他說的是對的——既然給你插上草標，既然要高懸那塊警示牌，那就不存在讓你變“好”的打算。

感佩你堅韌的性格，也感慨居然有那么多的陰差陽錯。否則陳家卷毛就不可能遇上會寫“兩報一刊”社論的女漢子。我也不可能遇到穿著白球鞋挾風而來的女俠士。[偷笑]。

張玲燕：@樊詩序 知音啊，那種無奈那種羨慕，只有曾經經歷過的才能體會到啊。[握手]。下鄉四年，做夢最多的是回到學校、回到教室。一直以來我都有一個沖動，我想如果要回憶這段生活，我就起個名字叫“我要讀書”。

“文革”初期，高音喇叭上老在播送那段：有成分論但不唯成分論。我都倒背如流了，但實際生活中一點沒有用。佩服你爸爸，清醒地認識到這個時代，也那么自信地教育你們。[強][強][強]。

朱承君：敢拼刺刀的女民兵，勇挑重擔的鐵姑娘，堅貞不屈的倔丫頭。

曹布拉：從前有一種人，愛好讀書，不用大人督促就自覺學習，被稱為“讀書種子”。張玲燕顯然就屬于這一類。但這個“讀書種子”居然還能挑起比自身體重一倍的擔子，做教師又是最優秀的，所謂能文能武，樣樣拿得起放得下，真乃奇女子也！而所以如此的“拼”，除了有那股子與身俱來的不服輸的勁頭，“可教子女”的驅逼，也是不可忽視的驅動力吧？張玲燕的考學過程跌宕起伏，驚心動魄，如果拍成電影，不但有很多看點，也具有相當豐富的思想內涵！[強]。

張玲燕：@曹布拉 我們家的兄弟姐妹讀書都很認真，這個可能受我大伯父家堂哥、堂姐們的影響。我大姐華東紡織學院畢業，姐夫當年留蘇歸來在浙大，大哥大嫂畢業于上海醫科大學，二哥南京那個大學忘記了，是當年很熱門的無線電專業，二嫂華東師大。小姐、小哥遇上文化大革命，小姐后來在浙大醫院，小姐夫80年代留美歸來也在浙大，小哥支邊后推薦考試上了佳木斯醫學院。我媽媽是小學老師，平時比較多的就是在表揚大伯家的孩子或者誰誰誰家的孩子成績怎么怎么樣的，這樣就給我們強烈的影響，讀書好才能受到大人的重視。然后我大哥成績很好，又給我們帶了好頭。

我的小堂嫂是70年下鄉的知青，和我同一個公社。下鄉之前只有小學畢業，但她下鄉之后，一邊勞動一邊在公社中學讀初中。成績也很好，老師評價她具有“文革”前中學生的水平。我下鄉以后跟她交上朋友，她的學習精神極大地鼓舞了我。

任平：家中兄長姐妹是最好的學習榜樣。我姐長我12歲，我從小跟著她看電影看音樂會，父親給她買的唱片和書，我也都享受到了，還能聽姐姐講解。我很早就跟她學了不少蘇聯歌曲，聽了不少外國小說。我畫的每一幅小畫都要她來評價。所以，姐對我的成長影響很大。

張玲燕：@任平 @曹布拉 是的，家庭父母或者哥哥姐姐的影響很重要。在我們家，我大阿姨包括后來我奶奶做家務忙不過來的時候會在樓下叫，誰誰誰下來干什么。這個時候你只要在樓上大聲回答，沒有時間我要做作業！樓下馬上就沒有聲音了，再忙他們都自己忙完。這個也使我們感覺到讀書是多么可以偷懶啊！[捂臉]。

任平：@張玲燕 真好的名字。[強][強][玫瑰]。

張玲燕：@任平，謝謝，我也寫了好幾千字了，后來發現這個題目我要從小學畢業寫起，太長了。其實我的失學痛苦，從1969年就開始了，當時我們縣城5屆小學生一起升初中，初中沒有足夠的校舍和師資么，就考慮升一批，丟一批，所以第一批讀初中的名單出來的時候，我就被淘汰在外面了。我二哥因為我媽媽考慮到大家會擠一條獨木橋，他是男孩子，就把他放在澄江區中學。（澄江區和縣城的關系猶如余杭與杭州的關系，唇齒相依。）

那天晚上我站在大字報欄的名單前面，一直站到深夜，后來開始下雨，看名單的人都走光了，我還站在那里，因為那上面有一個名字叫“許玲燕”，名單是用毛筆字寫的，有點草。我就癡癡地想，這個許，應該是張的草體字吧？后來雨水一直濕透了我的棉襖，我才哭著回到家里。好在可能失學的孩子比較多，民意洶洶。當局才想到了擴大師資隊伍、擴展校舍然后半日制輪流讀書，我才有了上初中的機會。

呂立漢：讀大學時我一直以為張玲燕是回鄉知青，是性格爽朗，快人快語的那種女生，很適合于當民兵連長、婦女主任。大學畢業后假如從政，少不了縣長、市長的干干。但起步時，到鄉鎮抓計劃生育恐怕是最能出彩的，這是我的感覺。

記得她大學畢業后是分配到黃巖師范，之后調入浙江公安專科學校任教，在教書育人的崗位上，篤定也是一名很受學生歡迎的好老師。是金子，在哪都能發光，說的大概就是張玲燕這類人。

讀她的這篇文章，感受最深的是在特殊年代背景之下，她的那種百折不撓，從不氣餒的進取精神。上不了中專，就考大學，那種“不到長城非好漢”的豪邁氣概，真給人以巾幗不讓須眉的感覺，令我深深折服。

張玲燕：@呂立漢 哈哈，你看到一個假象了，本質上來說，我其實是一個不管閑事只要開心的人，當老師是我終生向往，與別的工作比起來，只有講臺相對來說是比較單純的。

曹布拉：我們七八級文科的錄取率是2%，差不多要兩個教室的考生中才錄取一個。可以說凡考上的，人人都是“讀書種子”。[偷笑]。

張玲燕：我記得入學40周年的時候，好像有誰寫過一篇文章，里面說道：不是我們這些考上的人讀書特別好，只是因為在那個崇尚不讀書的年代里，我們比他們多讀了幾本書。

呂立漢：王琳文章《爸爸，我考上大學》了，已到46.6萬的閱讀量！

王琳：慘痛的人生吸眼球，平平淡淡的生活才是價值千金。

應滬晨：@張玲燕 @王琳 雖說平平淡淡才是真，但歷經的磨難更能激勵人生，讓人煥發出更多的精彩，就如你們這些學姐。

張玲燕：@應滬晨 也唯有77-78這兩屆才讓我們這些年齡相距這么大的同學濟濟一堂，你羨慕我們的經歷，我們羨慕你們的年輕啊，何一楓、金樹良這兩位老大哥就先不說了，就是我，入學的年齡也本應該是大學畢業的年齡了。四年的耽擱，人生有許多種可能都變成沒有可能了。[流淚]

吳朝騫：張玲燕一出場就與眾不同。發出的文章居然是半成品，一時間導演和主角相繼甩鍋，不知道誰的鍋，懸疑劇啊！害的群里昨天無題可聊，尬聊方言。是女孩，就不分左右嗎？

曾經是七組組員，后來因需要調到八組。我原下了“海島女民兵”的定義，發遲了，任平等都有描述，再說不免拾人牙慧，可見我等所見略同。

張玲燕給我的印象，是一個非常有活力，非常講義氣，非常有干勁的人。在校時，不管讀書還是其他事，她都有一股使不完的勁，處處爭先，勇往直前。當看到她在田徑場、在排球場等的英姿，就覺自愧不如，真是巾幗不讓須眉啊！

友情群中，玲燕比較活躍。在這里，我對她的印象更具體了，似乎也找到她的源動力。任何時候都不屈不饒，恰似“老人與海”的主角：人不能被打敗，不能屈服于命運！于是就有了在男人堆里，挑重擔、賺工分不輸須眉；中專考不上，就考大學；不放棄、不言輸，緊緊扼住命運的喉嚨，活出自己的人生的張玲燕！

張玲燕：@吳朝騫 我以前一直以為你大大咧咧的，真的心細如絲啊！讓你發現這個破綻了。[強][捂臉]。我的文章本來標題是《堅冰解凍的1978》，以我為主兼顧我們公社三個知青77-78年的高考的故事，解說1978年放寬政審讓眾多青年上大學的主題，發在《120個回望》里。后來班里要出一個44周年高考回顧總集，仕忠說我們沒有字數限制，要求有一些經歷的同學不囿于高考，寫一些過去的經歷豐富內容。我就拉七雜八地寫了我個人77-78年的故事，寫好以后交給仕忠，經他提點，又做了一些修改，然后仕忠一邊發到群里，一邊又給我提了幾點看法，其中說到我的標題太大了。我一看，我已經寫了很多我個人的故事，這個原來的標題包括原來的結尾都跑偏了。這個時候文章已經發出，心里慌了呀。

然后就跟仕忠提出不發了，仕忠則建議我靜下心來慢慢修改。這幾天糾結了好長時間，想想黃長江自己學術研究這么忙，還要在這里組稿統稿這么辛苦；半成品扔給同學們我也沒法交代；本來群里的事情大家就應該眾人拾柴火焰高的，我那樣很可能就是釜底抽薪潑冷水了，內心里寫過300多萬字的檢討書，最后沉下心來，然后調整了結構，修改了標題和結尾。再次謝謝黃長江，謝謝同學們！[抱拳][抱拳][抱拳]。

朱承君：我挑不了180，須眉輸于巾幗。[呲牙]。

張玲燕：@朱承君 一般挑120-140斤, 180斤是小青年們設計騙了我，把豬糞用腳踩得嚴嚴實實，看上去只有一點點。我站起來就只有走到底，好在路不長，不敢換肩，一口氣屏到頭。[捂臉]。

農村有時候就是這樣，你扛過去了，他們就會有一點歉意然后有一點佩服，最后就會接受你為他們的一員。

莊未央：@張玲燕 牛！樣樣都是好把式，且打小起就規劃人生。敬佩！

張玲燕：@莊未央 “新教師”這個把式有我校長懵人的成分，其實我下農村后一直在政治夜校當老師，后來當故事員，我站講臺最起碼不會怯場，何況講稿教案一開始都是老教師們做好的，我只是“照本上課”。[捂臉]。

哀莫大于心死，我那個時候就是沒有死心，所以拼命地折騰，說起來我比你覺悟得晚了好多年。[抱拳]。

鄭廣宣：玲燕與我大概是我們同學中中專考不上，只好考大學的唯二之人。但我是真的考不上，她是考上了，卻因為政審而被卡了，真得感謝那個卡你的人，否則我們少了一個總是蹦蹦跳跳充滿活力的同學，中文系的運動場上少了一個全能型的運動員，我們同學群的群后肯定得換人，莫也同學也只會成為一個不存在的可能……

你的知青生活與你在生產隊的努力表現，證明你的確是一個“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問題是我們需要這樣的教育嗎？你和我及我們中一部分同學的生活經歷，是我們生活的那個時代的一個縮影，無論是時代的光，還是時代的灰，我們身上都多少沾染著。其實，我們不想那么驚世駭俗，我們只想正常的生活，按部就班地上學，該升學就能升學，該高考就能高考，然而，時代恰恰要我們見證什么是不正常的社會。

我們祈禱社會回歸正常，我們希望每天都能喂豬、劈柴，關心糧食和蔬菜，大家都能在塵世間獲得幸福，我們只愿面朝大海，春暖花開。

張玲燕：@鄭廣宣 說得太好了，老樊父親早就認識到這一點，我卻信得一塌糊涂還努力想證明自己是可教育子女。如果一切正常，我們多想正常地上學啊，我現在是我們家族唯一一個讀文科的人。

鄭廣宣：無論遲早，屬于我們的獨特經歷和回憶，盡管在不怎么美好之中包含著一種幸運。

金樹良：@張玲燕 從建國初到1978年那個時候，歷次政治運動所產生的“可以教育好子女”的人口基數，已經是蔚為可觀了（還不包括解放前歷次路線斗爭的余孽）。從歷史反革命、敵特分子、反動宗教、地、富、反、壞、右、不法資本家、投機倒把分子，到走資派、反動學術權威、小爬蟲、打砸搶分子、林彪余孽、破壞上山下鄉運動分子、“四人幫”余孽、三種人，還有革干、革軍中的階級異己分子等等，每一次政治運動都揪出一批，每一批都殃及他們的子女和親戚、朋友。能夠在查三代、查五代的政治審查中過關成為根正苗紅的接班人已經不多了。更何況還有8分頭的莫名其妙的檢舉揭發。

所以說，減少政審在學校錄取時的影響，這是人民的心聲，時代的要求。

張玲燕：@金樹良 你厲害啊，還能列出這么多專用名詞，我們這一代看著都很眼熟，真心希望他們全部成為歷史。

方一新：我和玲燕既是同學，更兼老鄉（我的老家就是黃巖縣澄江區的前洋方），看了她的回憶文章，心情久久不能平靜。其中玲燕記敘的因為“被定位‘支農’”而上不了高中，早晚在家目送同學上學、放學的情景，令人感慨萬分。

當年，三國魏人邴原，因為失父家貧，輟學在家，聽到朗朗的讀書聲，觸景生情，在學堂門口哭泣，引來老師關愛；玲燕則是因為時代的原因，不能像同齡人那樣正常上高中（后來勉強讀了農村的戴帽高中班），令人扼腕嘆息。邴原經過自身的努力，成為一代名臣；玲燕則心心念念“我要讀書”，不管在哪里，都吃苦耐勞，奮勇爭先，最終以優異的成績考取大學，后又成為一名出色的大學老師。

當年著名謀士荀彧曾評價邴原說：“此一世異人，士之精藻。”放在玲燕身上，也是十分貼切的。

張玲燕：@方一新 真的要夸夸那個戴帽中學的校長，那個戴帽高中，本來只是他們學校給本公社初中畢業生戴的“高中帽”，但后來接納了好多像我這樣失學而渴望讀書的孩子。一個不大的教室坐了60多個人，這個班級，除了我和77級的曹官法考上大學，其他也有好些考上大專、中專。那個年代，失學的孩子很痛苦，但老師們也竭盡他們的所能在幫助我們。

方一新：@張玲燕 戴帽高中校長了不起，[強]。在那個特殊年代，給了你們一張安心讀書的桌子。

沈瀾：@張玲燕 敬佩老張（她在留言本上自稱），文章讀下來不得不驚嘆！絕不屈服于命運，做啥都做到最好，老張是妥妥一奇女子。

近來讀了這么多回憶文章，好像又重新認識了同學們，也更慶幸自己是78中文的一員。感謝大家的分享，也感謝黃長江同學的辛苦付出。[擁抱][擁抱]。

張玲燕：@沈瀾 呵呵，好像我就是喜歡在你和小吳彧面前擺老資格[偷笑]，真的很佩服老樊的父親，亂世中大部分人都被攪亂了思想鬧混了頭，基本上都不由自主地被卷入混世大戰中。老老樊大人自己身遭厄運尚能風骨標桿，老樊兄弟姐妹們不幸之中尚有大幸，羨慕則個。[強]

沈瀾：@樊詩序你父親了不起，在那個年代要保持那樣的風骨太難了。我記得阿城在他父親被平反要慶祝時也說過，如果你今天欣喜若狂，那這三十年就白過了。作為人，要自己肯定自己，無須別人來評判，要是判斷的權力掌握在別人手里，今天肯定你，明天還可以否定你……

陳建新：沈瀾說得對，人本來應該活得隨心所意，但中國人太看重別人的評價，尤其是政治高壓時期，所以，樊父為人非常難得，值得點贊。[強]。

任平：在中國，政治高壓隨時引發人的私欲膨脹，惡意復燃。許多整人之事就是這樣產生了。于是有兩種人：一種是唯唯諾諾，俯首帖耳，甘受打壓，一種是頑逆不屈，堅持自己的信念人格，于是大受迫害，乃至絕境。二種在杭大“文革”中都不鮮見。張、樊所述真切，頗有感焉。

陳建新：張玲燕從小就有上大學的志向，而我恰恰相反，歸根結底還是環境影響。他堂姐堂兄都上大學，好幾個在杭州的我也很熟悉，而我自小到大，沒見過幾個大學生。我媽媽掃盲班出身，也十分喜歡文學作品，“文革”前兩年，她一個工廠女工，自訂了《人民文學》，每期看完就帶回家，就成了我的讀品。“文革”前，她一個年輕男同事，居然去復旦大學讀調干生，臨走送給我一本《九成宮》字帖，我練過一段日子，最終仍然未入門。他畢業后分配去了陜西，好像是歷史系畢業，所以也沒有成為我的偶像。唉，人就是環境創造的動物啊，像王冕那樣放著牛卻一心要當大畫家，畢竟是難得一見的天才。余皆碌碌無為之人矣！

沈衛東：@張玲燕 ：你的回憶文章我看了兩遍，有兩個場景很感人，其一是沒有高中讀，站在門口看別人上學放學，那種羨慕和渴求讀書的心態刻畫，如在目前。提一個小建議：“捧著書本”，改為“挎著書包”，可能更符合那個年代。[調皮]。

張玲燕：@沈衛東 真奇怪，我們那個時候，縣城讀書什么風氣啊？沒有書包的，上學就捧幾本書。大家都這么捧，可能一開始讀初中的時候，半日制，一個教室上下午兩個班級在用，教室課桌上不能放任何東西，所以攜帶的書本都是最簡單的幾本吧，也或者是當時什么流行風，我們那個時候讀書真的不挎書包的。

任曉崗：我們讀高中時也不背書包只在胳肢窩下夾兩本書，當時的時尚，傳說大學生是這么個造型的。[呲牙]。

陳建新：關于那時候背不背書包的問題，吳朝騫的文章里就講到，我們都呼應過，那時候的人不背書包，朝騫說是讀書無用論造成的，我也這么以為。背書包是“文革”前的事，那時候好學生都要背書包上學。我們上初中就流行不背書包了。

沈衛東：張玲燕同學在大學時期給我的印象是走路風風火火，腳步踏實有力，渾身使不完力氣的那種。文中那張排球隊的照片，又把我帶回昔日當過一次你們兼職教練的場景。葉曉芳，張玲燕，還有金紅，都屬于打不垮的角色，對方墊球過來，我必更加兇狠地墊回去，可憐兩只手臂都墊得通紅通紅的，墊來墊去，也得不了分，贏不了球，就是那種絕不服輸的勁頭，急得徐敏在網邊使不上勁，干著急。最近這些年頭，昔日的鐵娘子，一會兒腰疼，一會兒耳暈，怎么成了林黛玉了？[調皮][調皮]。

張玲燕：@沈衛東 沈教練啊，你要知道我上大學前都沒有見過排球，哪來的技術啊？我們就是跟打乒乓那樣的來來回回。[捂臉]，徐敏比較專業，但一個專業的遇上一群不專業的，英雄也無用武之地啊！[呲牙]

【黃仕忠輯錄】

作者簡介：張玲燕，女，1956年出生于臺州市黃巖區，1974年在當地農村插隊落戶，1977年任民辦教師。1978年10月考入杭州大學中文系，畢業后曾任黃巖師范學校教師、浙江警察學院教師。一生回眸，最留戀三年農村生活，風霜雨雪都是人生體驗；最愛三尺講臺，縱橫卑闔看遍大千世界。

本文為錢江晚報原創作品，未經許可，禁止轉載、復制、摘編、改寫及進行網絡傳播等一切作品版權使用行為，否則本報將循司法途徑追究侵權人的法律責任。

拓展知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