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沿拓展：

一

青春期的兩年，比我一生的任何時期都要漫長。

那是2001年，我16歲，就住在西單商業(yè)中心后面的胡同里。北京的王府井是旅游紀念品基地，而西單的外地游客很少，每個角落里蹲著的或者飄來飄去的，都是各種黃頭發(fā)、綠頭發(fā)的安七炫和張佑赫——那一年韓流襲卷北京，H.O.T.和神話組合首當其沖。

西單購物中心的六層到八層統(tǒng)統(tǒng)分成了小攤位，賣所謂韓國的首飾、衣服，還有最時髦的貼紙照機器，以及噴著煙霧和出租臭鞋的滾軸溜冰場，那里被統(tǒng)一叫做“韓國城”。而西單購物中心的一層進駐了耐克、阿迪達斯、喬丹氣墊鞋這樣的“奢侈品牌”，最受歡迎的還是李寧和紐巴倫的板兒鞋。二到五層，成熟而過時的服裝店仍舊為中老年人服務(wù)，這里永遠象征著北京最優(yōu)質(zhì)的質(zhì)量與信譽，他們對五層以上的世界嗤之以鼻。這個購物中心里最最神秘的地方，就是樓道，每一層都有一個團伙駐守，男男女女，抽煙，吐痰。

從我念書的學校騎著自行車，穿過西單購物中心的馬路，十來分鐘就能回到家。就相當于住在香榭麗舍附近，每天回家都要穿過香榭麗舍大道，就算飯后穿著睡衣邋里邋遢地散步，也是會到香榭麗舍。顯然我不是那種能被韓流洗腦的性格，但當時學校里仍流傳著我是最像張佑赫的女生，就算我多么的不啻于此，我還是穿著150碼的校服上衣，搭配180碼的校服褲子，把劉海拉直了遮住半張臉。Walkman里播放的是魔巖三杰、Nirvana、或者是Jim Morrison。在西單，有還沒裝攝像頭的圖書大廈音像區(qū)，馬路對面的大世界音像店里，國內(nèi)專區(qū)整整齊齊擺著大陸搖滾樂手的新專，難得地與港臺明星平起平坐。在我眼里，他們的藝術(shù)水準則更高一層。

就是一首許巍的《故鄉(xiāng)》促使我在西單的過街天橋上逗留。在天橋的正中央，三四個人坐在一起，他們長發(fā)，彈著吉他，穿白T恤衫和牛仔褲，用腳打著拍子。其中一個臉色紅潤，長發(fā)及腰，另一個臉上骨骼輪廓突出，卷發(fā)，低著頭，鼻梁和眉骨鮮明。當時的西單過街天橋剛剛被透明的玻璃圍成全封閉的環(huán)境，溫度炙熱難以久留，金屬欄桿帶來生硬的未來感，膠質(zhì)地面散發(fā)著化工廠里的味道。歌手彈琴唱歌的聲音在密閉的天橋里產(chǎn)生了一種奇妙的混響，像是悶在游泳館里。

我想講的故事就是從這一段開始的。

二

當年正值春節(jié)廟會盛行，我和我的發(fā)小拿了我爸單位發(fā)的一打廟會票，跑去白云觀廟會門口以半價出售，賺回來一百多塊錢。我們吃了些小吃，就回到西單亂逛。在那個溫暖的冬日驕陽下，流浪歌手的一幕閃現(xiàn)在一伙一伙的張佑赫與安七炫之間。我站在那里定睛看著，確實有被擊中的感覺——長發(fā)、干凈的T恤，窮苦的瘦削，以及一閃一閃的自由的光芒。

我把賣票賺來的錢丟在了他們面前的琴套上，之后坐了下來。我們互相自我介紹。那天下午，我翻他們的歌本兒，挑里面的歌兒讓他們唱，有時候我會一起唱，路過的人有的會放下幾塊錢就走，連步子也沒有停下來的意思，偶爾有人停住，打量一番，眼神好像朝陽大媽。我很警惕地偵查著，以防某個盯著我看的面孔過于像我媽，或者我爸。

我迅速和這群流浪歌手交上了朋友，雖然那時候我還沒有手機，但是他們來天橋的時間非常固定，我們提前打好招呼，就在天橋上碰面，坐下來一起玩。偶爾我也背上我的吉他，但是我彈得很爛。劉寧教我彈吉他，一個和弦教一下午，我也學不會。

劉寧24歲，來自大連。他20歲過后離家出走，背上吉他來到北京，火車坐了一半，另外一半路程幾乎是走著過來的。然后他就來天橋唱歌了。在老家的時候，劉寧在酒吧里做服務(wù)生。我提到電影里對妓女的同情，把妓女浪漫化文學化的時候，他跟我講，在老家的酒吧，他們這些服務(wù)生和妓女一起玩，很友好地一起喝酒，這些女孩并沒有什么悲慘的身世，也沒有凄慘的愛情故事或者是值得同情的地方，她們和所有人一樣，找了一份工作，只是這份工作對她們來講相對省力，來錢更快。劉寧自己倒是比較嫌棄這些女孩，他覺得那些女孩都好吃懶做，喜歡討好人。他覺得她們習慣性地往男服務(wù)生身上撲，撒嬌耍賴的樣子讓人膩歪。

李小平要開朗一些。他是湖南人，二十出頭，當時正在交往一個女朋友，女孩是北京電影學院的大學生。那個女孩相貌平平，少言寡語，后來來天橋上接過他。我問李小平叫什么名字的時候，因為口音問題，我真的聽不懂他說的“平”字，于是他拿起身邊的一個裝了白開水的罐頭瓶，說“就是這個”。老實說，在認識他們之前，我都沒見過外地人，也沒跟有口音的人講過話，西單商場的售貨員當時都是要有北京市戶口的，這樣比起來，我感覺自己有點寒磣，北京小孩就像井底之蛙，優(yōu)越感簡直就是傳說。為人低調(diào)，玩命謙和是我家的家規(guī)，我爸媽都是政府的公務(wù)員，爸爸和他的哥哥們?nèi)祭侠蠈崒嵉厝肓它h，小心翼翼地做人。當時我連去外地旅游都沒有過。那時候也不流行旅游。

陸陸續(xù)續(xù)，我還見過好多流浪歌手，有一個小眼睛的男孩，看起來簡直比我還小，聽說他21歲，山東人，但是瘦小得像福建人，頭發(fā)又直又長，油油的。劉寧說他叫小彬，“家里可有錢了，因為在家受寵，所以叛逆，離家出走來到了北京，也像模像樣地過窮日子，當流浪歌手，他在另外一個地下通道里唱歌，追他的女孩可多了，都是你們北京女孩，他愛跟女孩搭話，也會討好女孩，別看長得一般，他是這群人里最受女孩歡迎的。”不一會，小彬就走過來主動和我打招呼，他確實很招人疼愛。有一個女孩從天橋另一端走過來，大聲高喊小彬的名字，打斷了唱歌的聲音。這個女孩微微有點胖，短發(fā)，笑起來有酒窩，她穿過人群走過來。他們說那是小彬現(xiàn)在的女朋友。她蹲下來的時候，牛仔褲的上沿露著股溝。這留給我一個深刻的印象，這簡直是我第一次和這樣的女孩牽連在同一個群體里，我雖然能感覺到開放的女孩“辣眼睛”，另一方面又羨慕那種“一閃一閃的自由的光”。好啦，她是接小彬“收工”的，到點兒了，我們也都一起收工，各自回家了。

整整一個寒假，我都用各種借口搪塞我媽，下午溜出去在天橋上和流浪歌手們碰面，那一個月里，我才知道，流浪歌手是一個群體，他們分頭在不同的地下通道，或者地鐵里唱歌，像西單天橋這樣的全封閉天橋是唯一的。別的流浪歌手也會突然造訪西單天橋，就跟串門一樣。

我認識的這些人是北京的第三代流浪歌手，第一代歌手已經(jīng)都洗手不干了，現(xiàn)在混出頭的，最有名的一個叫尹吾，我在馬可波羅飯店二層的大世界音像買到了他的專輯《每個人的一生都是一次遠行》，由“新蜂”唱片出版，后來他又為國產(chǎn)的網(wǎng)游寫過主題曲《繁殖吧生命短促啊》，再后來，我在高曉松寫的《青春無悔》那張專輯里，在幾首歌的伴唱里找到了他的名字。我的朋友都說并不認識他，但他是元老，算得上神級人物，因為他最終混進了唱片簽約的隊伍里。當時我也覺得這個尹吾了不起，我認為，這個人就是我的這些朋友們奮斗的標桿吧。

第二代流浪歌手里面最著名的叫黃山，他的老家就在黃山，出來唱歌的時候他就給自己取了這個名字。我印象中，黃山拎著吉他來過一次西單天橋，打了個招呼抽了一根煙就走了。我感覺就像大人物造訪一樣，一天心情都很歡快。當時我買了一張黃山自己錄制的專輯，真的好厲害，自己有專輯了，里面的歌都是他自己寫的，也就是說，黃山是北京流浪歌手里面的一個明星。劉寧指著這張專輯說“我正在攢錢，想錄一張專輯。”我問他“那你有自己的歌了嗎？”他說“有幾首了，正在寫。”我高興極了，那太好了，他這是朝著流浪歌手里的明星在前進。

還有一個朋友，叫古今。他來天橋好幾回了，我覺得他有趣，他自己錄的專輯是彩色印刷的，封面上他半張著嘴，端著一盤豆腐，專輯的名字就叫《一盤豆腐》，到現(xiàn)在我都記得有一首歌是“淅瀝瀝的小雨就這么的下，下了整整三天半”。我當時并不是特別喜歡古今的專輯，有點軟，像是校園民謠的小調(diào)。

有一天還來了一個老前輩，叫張可飄，也是又長又直的頭發(fā)，油乎乎地扎成一個馬尾，不像流浪歌手，倒是像窮困潦倒的藝術(shù)家。他的專輯封面上有個手寫的“獸”字，他坐下來，客串唱了一首歌，感覺挺像那個“獸”字，很粗暴也沒什么旋律。

劉寧告訴我，在天橋上唱歌，就要唱《灰姑娘》，所以我跟他們一起最早學會彈唱的就是《灰姑娘》。劉寧還說，任賢齊、趙傳什么的最好賣，給錢的人多，但是他們又不喜歡唱，許巍的歌算是折中曲目，最好聽的莫過于《故鄉(xiāng)》。

25歲我真正離開北京的時候，我的困擾就是，為什么我沒有故鄉(xiāng)感。其實到了現(xiàn)在，我已經(jīng)32歲了，還是沒有故鄉(xiāng)感。前不久聽我爸說，爺爺?shù)脑鹤右u掉，我忽然眼淚就掉了，心慌，感覺再也不愿意去西單那個地方了，就像是你的家族徽章又一次沒有了，而且是永遠都不會再有了。

三

劉寧開始省吃儉用，他說他一天只吃一個餡餅。他給我講過他老家的海鮮餡餃子多么好吃，他知道有個地方做得很地道，他如果帶著我們?nèi)コ裕还部梢曰◣讐K錢。我又一次覺得自己是白癡，因為我有一個賢妻良母的媽媽，我?guī)缀蹙蜎]在外面飯館吃過幾頓飯，更別提去吃餃子或者其他的東西。

那天，我和我的發(fā)小決定在不上課的日子里，光顧我們的流浪歌手的朋友家。我的發(fā)小也住在西單附近，有時候也會來天橋上找我玩，她是一個學霸，但是非常好玩的那種學霸，談戀愛比我們都早，化妝也比我們早，總之韓國城的每個攤位她都很熟悉。

我其實已經(jīng)不記得當時我們?nèi)サ氖遣皇菢浯濉Ｎ液臀业陌l(fā)小去超市買了一些食物，去了劉寧和李小平住的地方。說真的，我一進門就哭了，我也想象過窮困的人，但等我親眼見到的時候，還是不一樣。劉寧的房間打開門，三分之二都是床，還剩下一個抽屜壞掉的斗柜，李小平的房間有一個硬板鐵管單人床，墻壁上貼著兩張白紙拼起來的一副字，上面寫著“天將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全文。

我用他們院子里一個小煤氣爐做了一頓晚飯，當然是十分簡陋的晚飯。然后我在劉寧住處的墻壁上寫了一首詩，墻壁上糊滿報紙，隨便哪里都可以下筆。

是的，我當時已經(jīng)開始寫詩了。我住在四合院里，半夜開著門，外面漆黑一團，整夜整夜地不睡覺，聽著Tom waits和Nick Cave，寫一篇篇的文章，從一些情緒紀實，發(fā)展到一篇篇短篇小說，后來再到一首首詩，偶爾還會給自己配一點畫兒。我的睡眠時間是上午前四節(jié)課，我不知道我怎么那么好運，連續(xù)遇到了三位語文老師都格外照顧我，她們一開始對我非常生氣，后來逐漸建立信任，她們可以每天閱讀到我頭一天晚上寫的東西，然后像寫信交流一樣，給我寫下一些感受，再在上課前若無其事地還給我，并且對我在課堂上的蒙頭大睡表示不以為然。她們逐漸不再以教學標準要求我，甚至向我借閱一些書籍，這給了我巨大的自由空間去嘗試寫作。

那次在劉寧送我們?nèi)ボ囌净丶业穆飞希抑噶酥高h處一個小區(qū)的房子問，“你會不會看到這樣的燈火，也會希望自己能停下來，過日子？”我當時肯定是因為天黑傷感，才問了這么一個傻逼問題，沒想到劉寧說：“會。”

一周之后的周末，在天橋上，我們?nèi)缙诰蹠瑒幠昧艘粡垖］嫿o我，封面是黑白的照片印刷，他說苦惱了很久的最后一首歌終于寫了，然后就進錄音棚錄了，那首歌是寫給我的。

為錄這樣一張專輯，劉寧只能保持每天只吃一個餡餅。于是，我也每天只吃一個餡餅。劉寧和李小平的房間都是木板床，沒有取暖設(shè)備，于是我也撤掉床上的所有被褥，關(guān)掉通向我這屋的土暖氣，只蓋著一床薄被。

每天夜里的寫作和閱讀，讓我悲傷極了，有一度我媽帶我去醫(yī)院檢查心臟，因為它總是突然間每分鐘就跳到140下。也有一度，我連續(xù)做噩夢，連續(xù)了三個月之久，一天都沒有停過，大哭著醒來，然后被住在我家附近的同學騎著自行車帶到學校里，繼續(xù)趴在桌子上睡，甚至有好幾次我都認為，在課桌上睡更踏實。

我們家的位置是可以聽到電報大樓的鐘聲的，每天早上七點到晚上十點，整點報時，先是半分鐘的《東方紅》配樂，接下來就是敲鐘。我們家還可以聽到天安門廣場升國旗奏國歌，國旗升起的時間點每天都不一樣，是隨著太陽升起設(shè)定的時間。國歌響起的一瞬間，準有一聲鳥叫。

有一次，我因為不想睡覺，而早早出門打算走到學校去。西單購物中心的廣場格外冷清干凈，霧蒙蒙的，沒有半個人影，所有的張佑赫和安七炫都不在那兒。我穿著牛仔夾克，插著褲子口袋走著。有一輛自行車從我旁邊穿過去，車上的人回手拍了我的胸脯，我原地定在那里看著他，他一邊騎遠，一邊回身望著我，一臉詭異的笑。我后來才意識到那是一個摸胸的流氓，而我只是站在那里看著他，可能是因為牛仔夾克太厚，也可能是苦行的人穿行在噩夢里不懼怕這些。

整整一個月，我飽受饑餓和寒冷，是真的餓和真的冷，我感覺到，我離我的朋友們越來越近了，我就是他們了。那些夜晚，我蜷縮在床上讀《燦爛涅槃》。我媽媽當時可能也挺擔心的，雖然她夸獎我把院里的核桃樹干用油畫顏料涂得五顏六色。當我哭著醒來，她認為是祖宅里上演過的故事留下的氣氛給我造成了壓力，她開始催促我爸搬家。

一個月之后，我突然決定吃一頓飽飯，我想起劉寧說的那句“會”。他們希望越過越好，我也應該越過越好，而不是這樣體驗窮苦。我們是一類人，盡管現(xiàn)狀或起點并不一樣，但我們是一類人的這種直覺使我穿過張佑赫們，坐在了流浪歌手的身旁，我想可能就是那一閃一閃的自由的光吧。

四

長此以往，我的學習成績沒有起色。倒是我寫東西的本子越來越厚，我在半夜里錄下的FM97.4張有待的節(jié)目磁帶，覆蓋了我?guī)缀跛械挠⒄Z磁帶，第二天，我再按照《通俗歌曲》雜志上的信息，一一對照有待的節(jié)目，標記出播放了哪些歌曲。我的書柜日漸豐滿，CD架子也塞得滿滿當當。滿屋子貼著我畫的畫兒，只有顏色沒有什么輪廓。

我節(jié)約了每個月150塊錢的飯費，全部花在了買碟和買書上，新街口離學校不遠，打口碟沒落，黃標碟興起，國內(nèi)小廠牌的碟在大世界音像店全部買得到，王凡或者蒼蠅樂隊，都是那時候納入我的收藏柜里的。而當時我最最喜歡的是張楚。

北京當時不流行念藝術(shù)學校，藝校的學生都是因為學習太差被學校勸退，一技之長也被看作是差等生的標志。在高二，我們會經(jīng)歷會考，也就是各門科目的結(jié)業(yè)考試，一共八門課，通過四門以上，才有機會念高三，參加高考。而當時我的成績很差，老師們因為對我的特殊關(guān)照而無法管教我，我被勸退的可能性極大。由于我在學校也不屬于壞學生，老師也不愿意請我家長，老師總是很悲憐和喜愛我，給我媽媽打電話時候就哭，說是我能觸及到她們情感深處的一些東西，我媽其實挺不屑這些的，所以她不知道我的成績其實已在懸崖邊兒上。

我和我的流浪歌手朋友們說了這個讓我焦慮的事情，雖說焦慮，但是我其實并沒有感覺到焦慮，只是覺得我學習很差這事將盡人皆知，而感覺到危險。李小平拍拍我的肩膀跟我說：“你怕什么，我們正計劃南下！”劉寧也點點頭：“你要真是考完試會被勸退，你跟我們走吧。”

好激動呀，我即將離家出走！

有一刻，那種一閃一閃的自由的光，就像是我能修好的電源線短路（我確實很喜歡修理各種電路）。別說現(xiàn)在回想了，就連當時，我都覺得那只是一場內(nèi)心戲。

我從來沒有離家出走過，唯一一次奪門而去，是跑到學校找我的語文老師，她帶我去了圖書大廈，帶我讀了兩個小時的豐子愷，然后買了一雙班尼路的襪子，送我回家。我媽劈頭蓋臉地罵了我兩個小時，才肯讓我進屋。

當然，我的會考成績通過了六門，而且根本沒有四門不通過即勸退的說法。我會順利地參加補考，即使兩次補考仍未通過，我只能拿到高中結(jié)業(yè)證書而不是畢業(yè)證，我也能參加高考繼續(xù)念大學。

但這接下來的一年，格外漫長。

五

2002年，我17歲。

劉寧的新專輯花費了他積攢一年的辛苦錢，也沒有任何好消息，20塊錢一張的專輯銷售量也不多。具體說起來，就是有一張專輯在琴套上擺著，顯得多了一分資歷，第三代流浪歌手也都混成老江湖了。李小平還和他的北京電影學院的女朋友談著戀愛，而且同居了，偶爾會接到一些劇組的活兒，掙一點零花錢，他倒是沒有那么強烈的音樂夢想，只是很開心地舉起裝著白開水的罐頭瓶，喝之前指著瓶子打趣說：“這是我。”

又一年冬天到來，那是天橋上最難熬的季節(jié)。周末來臨，我從購物中心旁邊的小路拐過來抬頭看，幾個星期，都沒有看到那幾個位置固定的人影。我又轉(zhuǎn)身走回去。

連續(xù)兩個月了，沒有任何一個熟人出現(xiàn)在天橋上。直到過完年，我接到了一個電話，電話那邊是劉寧，他說：“下午過來天橋吧，我們回來了，在那里聚會。”也挺奇怪的，我當時也沒有手機，我是怎樣接到了他們的電話呢？

下午我如約去了天橋，他們一行七八個人站在天橋上，沒有一個人背著琴，沒人打算彈琴唱歌。他們都捂著羽絨服，戴著毛線帽子。我沖過去，一一扯掉他們的帽子，嘴里喊著：“還裝逼戴上了帽子。”而一邊扯帽子，我的嗓音就開始顫抖，他們也都站著不說話，任我扯。最后一個帽子被扯掉之后，我蹲在地上哭了。

一個個光著的腦袋，頭發(fā)被剪短了，幾乎像寸頭一樣的短。

事實是，他們集體被騙去廣東的一個地方做非法傳銷。最近這半年，已有很多流浪歌手消失不見了，由于大家都是各自為政，偶爾串門，所以也沒人留意。

那個時候，對我來說廣州是很遠很遠的一個地方，傳銷這種組織和現(xiàn)在的也完全不一樣。一旦進入傳銷組織，會被沒收隨身物品，當然包括吉他和長發(fā)。他們完全禁閉，采用一個人盯著一個人的制度，不準逃跑，不準報警，也不準打電話，組織會給他們上課洗腦，逼他們賣一萬三千元一身的西裝給別人，并且要求他們聯(lián)絡(luò)朋友到廣州來入會。就這樣，他們一個帶一個地進入了這個傳銷組織，如果要脫身，只能上繳一萬三千元贖身。

家境優(yōu)越的小彬已經(jīng)幾年不和家里聯(lián)系了，這次他不得已給家里打去電話，叫他媽媽拿著一萬三千塊錢來幫他贖身。李小平的女朋友從北京坐了三天的火車去了廣東，找到了李小平，用自己的學費給李小平贖了身。而劉寧趁著看守不注意給外面打了一個電話，接應他逃跑。

北京真的是太小了。真的。我從來不知道我能走到的邊界在哪里。那時候說起留學新西蘭并不遙遠，反倒是廣東省的非法傳銷組織，顯得那么那么遠，漆黑，而且無能為力。

當時我剛剛考完地理會考，我在我墻上巨大的中國地圖上，把廣東省整個涂黑了。

劉寧拍拍正在哭著的我，從羽絨服的口袋里拿出一盤磁帶來說“給，我只帶回了這個。”那是張楚的第一張專輯《一顆不肯媚俗的心》。

六

樹村拆遷，北京地鐵的13號線最北端通到了霍營，如果你乘坐2號線到達東直門，你拿著2號線的車票給13號線的售票處看，你就能買到一張2塊錢的車票去往霍營，而不是3塊錢。我當時就不知道這一點，于是又買了一張3塊錢的車票，坐著在地上奔跑的輕軌去了霍營。

劉寧搬到了霍營，還有小彬，我去看他們。當時劉寧聽說電腦可以做音樂，他決定攢錢買一部電腦。他說一千多塊錢就可以買一部二手電腦，不干別的只是做做音樂，應該夠了。他們又開始不吃不喝地攢錢。這次我去霍營，就是去看他們的新電腦。

霍營正兒八經(jīng)是個村子，而不像是城鄉(xiāng)結(jié)合部了，劉寧帶著我在村子里遛，我心里上下打鼓，我從來沒背著我媽跑到過這么遠的地方來。劉寧指指一排農(nóng)民房，說：“這是病蛹的排練室。”我問他“為什么窗子上掛著棉被？”劉寧告訴我：“隔音。”

劉寧帶我到了一個朋友那里，他說是他新認識的朋友，有點神經(jīng)質(zhì)，但是很有意思，名字叫老張。老張房間里的地上鋪著一塊地毯，臟乎乎的都是土，有點波西米亞的感覺，大家都席地而坐。老張?zhí)貏e熱情，開始跟我聊起音樂，問我愛聽什么。我說我就是不愛聽電子，于是老張翻出來一張碟，我到現(xiàn)在都記得那張封面，樂隊的名字中間是兩個“o”，正好是做成了一個眼鏡的樣子。老張說：“這他媽是我最喜歡的電子，太迷幻了！”確實特別好聽，跟我之前聽的Moby不一樣，然后老張問我平時做什么，劉寧很驕傲的說：“她寫詩，寫小說。”我朝老張笑了笑，老張忽然停下來盯著我說：“你的眼睛真他媽亮呀！”這句話我一個字兒都沒有省略，因為那天老張說了無數(shù)次。

晚飯吃了什么我不記得了，反正劉寧請客，然后就去了他的房間里看他的新電腦。小彬興致勃勃地拿著一張VCD往主機里面塞，劉寧聳聳肩膀說：“我們最近都用它看電影，村口有個租電影的，還是挺便宜的。”當然是港臺片，我們坐在一個破舊的沙發(fā)上一起看，后來越聚人越多，人們進來打招呼的時候我意識到，這都是到點兒來這里看港臺片兒的樂手。至于買電腦來做音樂這茬，劉寧說：“根本做不了。”

七

2003年，我18歲。

西城區(qū)作為北京市政府第一批救助站的試點機構(gòu)成立了，我媽媽正式從民政局調(diào)派到救助站成為員工。那時我們已經(jīng)搬離了西單四合院，住進了德勝門地區(qū)的新家。高考剛剛結(jié)束，也就是“非典”剛剛結(jié)束。我的成績真的太差了，沒有任何一所大學錄取我。我每天都睡到中午，并在下午準時到西城區(qū)救助站報到。我?guī)缀醭闪四抢锏膯T工。

我遇見過一個被硫酸燒沒了眼瞼的男人，他沒有胳膊，是我之前每次去西單天橋都會遇到的乞討者。令人震驚的是，十年之后，我又在某個熱鬧的路口遇見了他，我能認出他，這世上不可能再有第二個人的臉被硫酸燒成那樣。

救助站的故事很多很多。我曾經(jīng)勸說一個離家出走的15歲男孩回家，因為他的父母沒有錢再負擔他念書。而傻逼的我勸說理由竟然是“可憐天下父母心”。那時候我才剛剛有了電腦，只會用電腦上一些詩歌論壇，比如詩江湖什么的，我真的不知道世界是什么樣的。

雖然我仍舊保持每個周末去一趟西單天橋的習慣，但畢竟高考加上非典，年輕的時光比我預想的要壓抑很多。

一個中午，我媽媽往家里打電話把我叫醒，讓我趕緊來救助站一趟，因為來了一個歌手，背著吉他唱歌，我媽說：“我們聽不懂，但你肯定喜歡。”

我的確喜歡。他用蹩腳的漢語說了老半天，我才知道他叫阿蒙。我見到他時，他正站在樓道里彈著吉他大聲唱歌，引來了周圍幾個科室的阿姨駐足圍觀。阿蒙說他是蒙古的歌星，被人邀請到山東演出，到了山東才發(fā)現(xiàn)只是一個酒吧，演出費一場50塊錢，他認為他被騙了，于是一路來到北京，過程中丟掉了背包，身份證件全都不見了，所以才來救助站求助。他反復地說“在蒙古，我可是一個歌星啊！”

我后來說不清楚這事是不是真的，但是當時，見了那么多稀奇古怪的乞討者，我一點也沒懷疑他。阿蒙長著一張蒙古臉，又長又卷的頭發(fā)，我還留意到他的琴頭是斷了之后被膠水粘合過的。我以前聽的都是流浪歌手們照著歌本唱《灰姑娘》，就算他們寫的歌，也都是各種朗朗上口的旋律，我從沒見過一個真人這樣肆無忌憚地唱歌，而且非常開心。

我給劉寧打了電話。我清楚地記得那是星期四的下午，并不是他們?nèi)ヌ鞓虺璧娜兆印Ｎ規(guī)е⒚扇ノ鲉翁鞓颍瑒幰呀?jīng)在那里等著了。劉寧告訴阿蒙可以在這里唱歌。阿蒙擺擺手說：“我在蒙古是一個歌星！”劉寧無奈，自己拿起了琴，把琴套擺在前方，并朝里面扔了張紫色的五塊錢，坐下來開始唱歌。阿蒙聽得開心，也抱起了琴高聲唱。我們離開的時候，阿蒙一直都背對著天橋的過道唱歌，直到黃昏，一個路過的行人都沒有，整個天橋密閉的空間里，都是阿蒙的歌聲。

我叫阿蒙來天橋，是因為，我想告訴他，回去山東你也還是回不了蒙古，如果你想唱歌，天橋是一個好地方。

八

天橋是一個好地方，但這個地方現(xiàn)在已經(jīng)跟我沒有什么關(guān)系了。我又復讀了一年，然后輾轉(zhuǎn)去了大興念大學，流浪歌手朋友們各奔東西，已漸漸沒了聯(lián)系。青春期的兩年，比我人生的任何時期都要長，我現(xiàn)在仍堅信這一點，我從來都不是一個讓人省心的孩子，現(xiàn)在我成年了，我如愿成了不讓自己省心的孩子。

大學校園非常適合我，就是那種逐漸朝著一閃一閃的自由的光芒靠近的感覺，我不用在西單電報大樓敲響黃昏六點鐘的鐘聲時，準時出現(xiàn)在我媽媽的面前了，我不用一天接9個我爸爸的電話，以便他確認我手機沒有丟。我確實更加自由，我可以抽煙了，也可以喝酒了，我繼續(xù)寫詩，并在互聯(lián)網(wǎng)上找到了同類。我已漸漸忘了我還寫過一本書。

高考那一年，我把我過去寫過的東西重新抄寫在A4紙上，結(jié)集成了一本書，我當時用的筆名叫“原委”，呵呵現(xiàn)在看起來這兩個字都很陌生了。當時每節(jié)課的課堂上，我都在抄寫和整理這本書，那可是高考呀，我真是不太懂事。

我管我媽借了100塊錢，找了一個小復印店印了十本，拿到西單與音樂廳之間的地下通道里出售。那天是圣誕節(jié)，外面下了雪，我和我當時的男朋友蹲坐在地下通道里不知所措，終于勇敢地開口叫賣了。可能音樂廳正巧一場音樂會散場，蜂擁的人群把我們圍堵在中間，也有人拿我跟韓寒做比對，或者跟春樹做比對，我記得我只報以一笑，緊張得不知說什么好。可能是一個儀式吧，告別西單和流浪者賣藝的儀式。

我們那天用賣書的錢買了許巍剛剛出的新專輯。還了我媽借我的100塊錢之后，我凍得要死，鉆進被窩，耳畔回響的是笛子聲。地下通道里，我們不遠處跪著一個殘疾的男人在吹笛子。我賣書的全程中，笛子聲沒有斷過，那種奇妙的混響，就好像侵泡在游泳池里面一樣。

大學有大學的生活，我根本想不起來跟新朋友講我的過去，我可能都沒有再提起過流浪歌手這回事兒。那是一所很小的學校，我很快被校領(lǐng)導找到，任命我創(chuàng)立校刊并任主編，當時也有男生聽說我聽搖滾樂，而堵在女生宿舍樓道口，跟我攀談音樂。

宿舍群居的時光讓我并不自在，總是在半夜，我讀我那些奇奇怪怪的書而不是郭敬明，我聽奇奇怪怪的音樂，但我也學會了唱張韶涵。電話終于在某一天熄燈后打來了。

是劉寧。

我上大學前，劉寧回了一趟老家，結(jié)束了自己名為出走的時光。又回到北京后，劉寧與李小平等人迅速投入可以糊口的生活，算起來，那是2005年，劉寧27歲，他們靠著李小平在劇組積累下來的關(guān)系，打起了短工。

我問：“那么，感覺怎么樣？”劉寧說：“你還記得小彬嗎？那么驕傲的一個人，陳慧琳來北京拍MV，影棚里的背景布是白色的，陳慧琳的高跟鞋踩在上面有腳印，導演一喊停，小彬第一個沖過去，跪在地上，手里拿著抹布，搬起陳慧琳的腳，給她擦鞋底。”

劉寧問我說：“你還記得那個蒙古的阿蒙么？”我說：“當然記得。”劉寧說：“前不久我坐公交車的時候看見他了，就在西單，跟一個撿垃圾的老頭在一起，靠著垃圾桶在睡覺，旁邊還有酒瓶子什么的，唯獨沒有吉他了，衣服又臟又破，跟撿垃圾的人沒什么差別了。”我呆呆地說不出話來，我其實早就把阿蒙給忘了，我以為我?guī)土怂幗又f：“有時候幫一個人跟害一個人，你自己也分不清楚對吧。”我只好說：“對。”

我問劉寧：“其實當時，我根本沒有想過要跟你們?nèi)ツ戏健！眲幷f：“我其實也知道。”我又問：“你們現(xiàn)在還敢?guī)易邌幔俊眲幷f：“不敢，”接著又說“好好念大學吧。”

我們就這么斷了聯(lián)系。小彬跪在地上給陳慧琳擦鞋底的動作仿佛就像我親身經(jīng)歷的一樣清晰，我感覺我站在旁邊都要沖過去拉住他了。可我為什么不想讓他去做這件事呢？

西單的天橋。

九

我是在北京土生土長的，25歲時離開北京去了云南，26歲時移居到了杭州。我沒有故鄉(xiāng)感，可能因為童年時搬過太多次家了，而沒法產(chǎn)生歸屬。

西單的小院不一樣，它包含著我的家族的過往，甚至可以說它證明了我姓袁。

我爺爺當年用11根金條買了西單這座四合院，那時候爺爺憑借著圖形記憶法記憶英文，經(jīng)營起東安市場里面的外文書店，成了資本家。后來經(jīng)歷了三反五反，又經(jīng)歷了文化局派人進駐到四合院里進行監(jiān)視，兩進兩出的四合院搞成了大雜院。爺爺被送去山西勞改，聽說每次回來探親，奶奶就要多生下一個孩子。直到爺爺80歲，全家老小帶著爺爺去文化局平反，也真是倒霉，我家院門正對著文化局的后門兒，爺爺當時被文化局的人從樓上推了下來，摔斷了胳膊。我小時候養(yǎng)的貓跑丟進文化局，沒再回來，我就一直耿耿于懷，認為文化局的人肯定沒有好心眼喂貓。總之爺爺晚年時候還是平反了，文化局派來的人已經(jīng)住了幾十年，都住成了有感情的老街坊，還有跟我一塊兒長大的小朋友，那會兒還是含淚揮手告別。他們都搬走了，一個動蕩的時代結(jié)束了。我們家恢復了對小院的統(tǒng)治權(quán)，就好像這個家族又奪回了家族徽章。

西單就跟上海灘一樣，起起伏伏好多故事。

我念高一的時候，我們學校新一批初一的孩子里面，有一個非常漂亮的女生，說話的聲音就好像是沙啞的鐵器鈴鐺那么迷人。初三的時候，她就已經(jīng)不在學校里念書了。之前，她還把我當作學姐里比較需要尊重的一個，見到我會溫柔又調(diào)皮地問好。當我到了高三，灰頭土臉地埋著自己一肚子的故事和經(jīng)歷，不再在學校里招搖時，這個女孩又蹲在學校的門口。她跑過來找我借10塊錢，我甚至都沒什么心情跟她打趣，直接給了她錢就要走，她看著我仍舊用她沙啞的鈴鐺聲音問：“姐，你怎么都變成這樣兒了。”

后來這個女孩跟了西單的老大，19歲的時候生了老大的孩子，但那一年老大因為犯了大事兒進去了，被判了好多年。關(guān)于這個女孩的事兒，我也只是聽了這么多。

作為成年人，我愛聽的樂隊，也沒有向外擴展超過10個，我天生沒什么節(jié)奏感，怪不得劉寧教我一個和弦要用一下午，我的吉他都不知道丟到哪里去了。當我剛剛搬進又一個新家，蹲坐在這一堆堆的藍色編織袋中間，回憶往事，那一張張印刷潦草，設(shè)計簡陋的CD，刻錄了青春期最漫長的幾年時光。 我一直都在寫詩，并且出版了三本詩集，我可能還有其他一些優(yōu)秀的地方，我已經(jīng)搬到杭州好多年了，我可能以后還會——我并沒有預想過，一個剛剛過了三十歲的人，竟然有這么多可以回顧的過去。

路過天橋的時候，我往往還會抬頭看一看人影，后來再習慣性抬頭看，都忘了自己在看什么了。有次偶然路過我賣過書的地下通道，有一個男孩戴著眼鏡在彈琴唱歌，吉他聲噼里啪啦。我鬼使神差地站到了他面前，他唱歌的聲音更加抖動，然后他停下來，看著我。過了半天我才從我的回憶里醒過來，跟他說：“你調(diào)一調(diào)弦吧。”他真的開始調(diào)弦，按住七品，明顯兩根弦都不在一個調(diào)兒上。我說：“調(diào)弦用五品。”他迅速找到了五品，然后說嘆了口氣說：“啊，這樣對了。”

所有的安七炫和張佑赫都蒸發(fā)了。西單地區(qū)成功淪為過時的游客聚集地。

十

2010年，我25歲。我辭了工作，閑來無事在朋友的飯館里面幫忙，忽然，有個人認出了我來，并問我是不是認識劉寧。

這個人約到了劉寧。劉寧和李小平一起來到了朋友的飯館里。我莫名其妙打了一條領(lǐng)帶，言談中我聽出來，他們似乎認為我是一個出了柜的拉拉。李小平和他那時的女朋友結(jié)了婚，生了一個女兒，而且還離婚了。劉寧也在跟一個女孩談戀愛，生活安定下來了。我問劉寧：“還做音樂嗎？”劉寧說：“我給雜志拍拍照片，業(yè)余時間組了一個樂隊，前不久第一次演，我第一次上臺演。”我說：“祝賀你，真好。”

后來就真的再也沒聯(lián)系了，翻看著那些他們當年錄過的CD，傳說中“流浪歌手”這個浪漫的情節(jié)，大體上就是這樣一部過往。

“嘿，朋友，你的弦調(diào)錯了。”

—— 完 ——

袁瑋：詩人、占星師，從事職業(yè)寫作，繪畫創(chuàng)作。

文中人物，劉寧為化名。所有圖片都由袁瑋提供。她也是題圖版畫的作者。

本月輪值主編是謝丁，有事請聯(lián)系他：xieding@jiemi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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