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張經武 范晨琦

藏地電影往往通過傳統節日、宗教信仰、民俗習慣等主題，講述民族志式的故事，探討生命哲思、社會議題或現代化浪潮下傳統與現代的碰撞，展現藏族地區的自然風光、人文色彩和文化底蘊。藏地電影導演以高度寫實主義的手法講述非類型化的藏地故事，或捕捉日常生活中的細節，描繪人與人之間細膩的情感，或記錄廣闊無垠的地理景觀，展示人與自然的關系，因而呈現出鮮明的個人風格和作者意識。

萬瑪才旦的“藏地三部曲”（《靜靜的嘛呢石》《尋找智美更登》《老狗》）開啟了“藏地電影新浪潮”時期。此后，藏地電影不斷推陳出新，試圖打破既定敘事與刻板印象，從宏大敘事走向微觀個體，從歷史敘事轉向當代社會境遇，向外界傳遞多樣化的聲音和導演個性化表達，深入探討邊緣空間中的身份歸屬、內心掙扎、失落與救贖等問題。基于“藏地電影新浪潮”語境思考，電影《一個和四個》無疑走上了類型化的探索道路，以“羅生門”式敘事打造“懸疑感”，聚焦角色的身份反轉與心理博弈；以封閉敘事空間營造“肅殺感”，展現四個陌生人的心理活動；以隱喻化的象征符號構建“超現實感”，回歸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符號，借以觀照人性，講述一則“羅生門”式的寓言故事。

以“羅生門”式敘事打造“懸疑感”

“羅生門”式敘事最早出現于日本作家芥川龍之介的短篇小說《羅生門》，后來被導演黑澤明運用到他的電影《羅生門》中。這種敘事方式以多角度、多版本、多視點為特色，旨在呈現不同人物之間的記憶主觀性和敘述相對性，從而表現事件真相和現實的復雜性。

《一個和四個》改編自藏地作家江洋才讓的同名短篇小說，講述護林員桑杰、真假警察和盜獵分子之間的故事。影片改變了藏地電影的紀實美學和線性敘事結構，以犯罪懸疑題材為切入點，采用非線性的敘事結構，通過不斷的閃回和交叉剪輯，將觀眾引入同一故事的不同時期和不同視點，逐步揭開來訪者的身份謎團。影片中，多重視角的“羅生門”式敘事奠定了電影的懸疑基調，始終圍繞“誰是警察”“誰是盜獵分子”的身份謎題展開敘事。高個子為了證明自己的警察身份和追捕盜獵分子的行動，流利地背出自己的警號，出示警察證件，并將桑杰帶回事發地。經過實地走訪和日常相處，桑杰逐漸放下戒備，選擇相信高個子。然而，隨著村民根寶和矮個子警察的加入，每個人都擁有不同的身份解讀，三人各執一詞，打破了桑杰和觀眾認知里“先入為主”的真相，讓案件變得更為錯綜復雜、撲朔迷離。

此外，從人物設置來看，不斷反轉的角色身份為影片制造了更多懸念。護林員桑杰始終站在觀察者的角度，如同銀幕前的觀眾一樣，以客觀視角審視整件事情的經過。高個子、根寶和矮個子則是“不可靠的敘述者”，分別以主觀視角呈現記憶中的事件，角色之間的身份博弈與各執一詞的真相導致影片情節的多重反轉，推動文本懸念感的生成、懸置與延宕，形成迷霧重重的“羅生門”困境。

以封閉的敘事空間營造“肅殺感”

對于絕大多數的藏地電影而言，故事發生地基本上是具有開闊視野的外部地帶，光、聲、景將電影圖像變成一個動態的世界，描繪人與人、人與宗教或人與自然的故事，傳遞質樸無華的藏族風情與生生不息的理想信念。此外，角色的內心世界與外部世界的景觀并行不悖，個體的焦慮、痛苦、希望以及幻想不斷在崇山峻嶺、廣袤無垠的自然景觀的展示中具象化、生動化，人物迷茫的內心情感延伸至藏區神圣崇高的景象，二者形成鮮明對比。然而，《一個和四個》將重心從外部景觀回歸內部空間，以封閉的敘事空間、逼仄的密閉環境和動感的電子音樂營造一種撲面而來的“肅殺感”。

首先，影片的主要情節、故事轉折和最終結局都發生在護林員的小木屋。受到封閉空間的限制，人物之間的頻繁互動成為推動情節向前發展的重心。暴風雪來臨之際，護林員、警察和盜獵分子都聚集到了同一片屋檐下，他們必須在有限的空間內應對挑戰、尋找真相。封閉的敘事空間還打造了一種“游戲感”。觀眾更容易專注于角色之間的互動與劇情的走向，通過現有的人物身份和有效信息推理人物動機，從而上演一出沉浸式的“荒野狼人殺”。

其次，影片運用大量的特寫鏡頭刻畫人物的心理活動，創造戲劇張力的同時營造緊張刺激的氛圍。藏地電影往往通過一系列的長鏡頭、廣角鏡頭或固定鏡頭展開敘事，缺乏人物的面部特寫，與觀眾始終保持疏遠的距離。《一個和四個》不斷運用特寫鏡頭，捕捉人物面部細微的表情變化，拉近角色與觀眾之間距離的同時，描繪出表象背后暗流涌動的矛盾與暴力，木屋里人與人之間對峙的緊張關系與門外大雪紛飛的蕭瑟環境也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此外，影片的開頭和結尾分別出現了定格鏡頭，暗示時間的靜止。木屋里的時鐘從未轉動，直到所有的猜忌和懷疑落下帷幕，才重新開始轉動。當鏡頭對準墻上停滯的時鐘，先前的客觀視點轉向桑杰的主觀視點，巧妙刻畫了這位“荒野苦行僧”內心的猶豫與懦弱。

最后，影片采用詭譎多變的聲音效果，融入藏地當地的特色，又頗具現代性的節奏感。桑杰和高個子返回木屋的途中，遇到了一只受傷的鹿，饑腸轆轆的高個子朝著鹿開槍，此時，縈繞在耳邊的耳鳴音效，既放大了護林員桑杰驚恐的情緒，也為這場荒野偵查之旅增添了幾分沉浸感。桑杰和高個子吃兔肉的橋段，配以富有節奏感、金屬氣質的電子音樂，一來一回的正反打鏡頭之間產生了戲謔的韻味，與先前桑杰譴責高個子獵殺鹿的橋段形成極大的反差感。

以隱喻化的象征符號構建“超現實感”

《一個和四個》還通過隱喻化的象征符號構建“超現實感”，以動物的靈性和大自然的深不可測審視人性險惡。從外部景觀來看，粗獷磅礴的自然風光、冰冷蕭瑟的林海雪原，烘托了藏地故事的神秘氛圍。雪地、槍支、獵人和獵物等影像符號，為這部犯罪懸疑電影增添了幾分西部色彩。

從影像符號來看，鹿貫穿了整部影片，既是導火索，也是旁觀者。鹿一共出現了三次，第一次是桑杰和高個子前往事故的地點，為獵槍尋找子彈。第二次是二人返回林中小屋的過程中，發現被捕獸器夾住腿腳的鹿，此時的鹿已經被奪去鹿茸，奄奄一息。第三次是在影片的結尾，四人緊張刺激的對峙過后，那只鹿撞開了桑杰的門，注視著最后的局面。鹿作為旁觀者，始終目睹著四人之間的較量，同時也見證著人類命運的反復無常。木屋中決斗的高個子、矮個子和根寶反復證明自己的清白，只有這樣做才能生存下去。至此，人物身份已然不重要。影片呈現了人性最為復雜的一面，通過人與人之間的不信任與相互猜忌，講述了一則“羅生門”式的寓言故事。

從題材、類型到拍攝手法，《一個和四個》追求類型化的探索與突破，具有較高的完成度和工業水準，展現了藏族電影人的全新面貌和創作活力，也預示著藏地電影的類型化轉向；從立意、主題到敘事，《一個和四個》不囿于傳統的藏地敘事與深刻主題，探索極端生存境況下人性的陰暗面，犯罪懸疑電影的類型框架下蘊藏著更為作者化、風格化和地域性的個人表達，為藏地電影和類型電影的結合尋找更多的可能性。

（作者張經武為福建師范大學傳播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范晨琦為福建師范大學傳播學院戲劇與影視學專業碩士研究生）

來源： 光明網-文藝評論頻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