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沿拓展：

《第三帝國史》一書由華東師范大學歷史學系教授、中國德國史研究會會長鄭寅達和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歐洲所副研究員陳旸積三十年之功，在綜合多部西方學者同類著作的基礎上寫就，代表了目前中國學界在第三帝國研究領域的水準。

作者有意突破了“興亡史”的舊框架，沒有止步于論述第三帝國興起、擴張、覆滅的過程，而是關注其改造和運行的內在邏輯，深入剖解第三帝國政治、經濟、文教、種族、社會、軍事等各方面體制特點及成因。全書既呈現了歷史大勢下普通人的生存境況，也從體制層面探尋了第三帝國歷史走向的必然性。

《第三帝國史》，作者: 鄭寅達 / 陳旸，版本: 江蘇人民出版社 2020年6月

早在20世紀80年代，華東師范大學歷史系承擔了國家重點社科項目“第二次世界大戰起源研究”，鄭寅達負責承擔德國部分的研究工作。以后，鄭寅達又參加了兩個由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歷史研究所牽頭的關于法西斯問題研究的國家重點社科項目。

鄭寅達教授和他的同事們在研究的過程中，逐漸感覺到1979年引進出版的納粹德國史研究名著《第三帝國的興亡》的局限性。該書對納粹德國的毀約擴軍、對外擴張的敘述比較深入，但是相比之下，對納粹德國的內部改造，尤其涉及體制機制性的改造，卻比較薄弱。該書的副標題盡管叫《納粹德國史》，但是其主標題是“第三帝國的興亡史”。作為興亡史，希特勒的崛起、納粹德國的強盛、擴張和覆滅，自然是全書的中心內容。更何況，該書的成書年代比較早，作者辛勤寫作的時候，正是史學界“正統學派”占據絕對統治地位的年代。當然，雖然從今天學術研究的眼光來看有所不足，但鄭寅達教授指出，該書作為第三帝國史的開山之作，其貢獻是絕對不能抹殺的。

鄭寅達，華東師范大學歷史學系教授、中國德國史研究會會長。

有鑒于此，《第三帝國史》特別注重第三帝國改造和運行的內在邏輯。納粹分子如何看待魏瑪民主體制，他們最不能容忍的是什么？納粹頭目們的主張是什么？他們的總體主張是什么，在各個領域內的具體主張又是什么？這些主張是否得到推行，怎樣被推行？

在本書的寫作過程中，鄭寅達教授和鄭旸博士一直關注著來自德國甚至奧地利等德語國家的研究動態。作者對學界前沿及其成果一直有持續性的關注，在創作時也有充分借鑒和參考。

《第三帝國史》努力呈現第三帝國的全息圖像，揭示納粹體制的荒謬真相。作者拒絕歷史解釋的“好萊塢化”，注重彰顯第三帝國興起、發展、瘋狂、滅亡的內在歷史邏輯。在此宗旨之下，凝聚起兩代人三十年的接續思索。就本書涉及的相關問題，《新京報》特約記者張弘采訪了鄭寅達教授。

采寫丨新京報特約記者 張弘

通往權力之路

納粹德國興起的內部觀察

新京報：有學者強調一戰和二戰的關系，認為《凡爾賽條約》對德國過于苛刻，使得德國人在屈辱感和經濟危機面前，很容易被希特勒煽動起極端民族主義情緒。你怎么看待一戰和二戰之間的關系？

鄭寅達：關于一戰和二戰的關系，國際上不少人發表過精彩的點評。我印象最深的是曾經擔任一戰后期協約國聯軍總司令的福熙元帥，針對《凡爾賽條約》所說的：“這只是20年的休戰”。的確，在一戰的善后會議——巴黎和會上，戰勝國從一己私利出發，對德國實行了嚴厲的懲罰和掠奪。按理說，當時德國已經建立了民主共和制度，但當時的戰勝大國似乎患了選擇性失明癥，照樣把德國人眼中的“凡爾賽枷鎖”套在新生共和政府的脖子上。在德國國內包括納粹黨在內的極端勢力的煽動下，不少人認為，德國遇到的一切困難都同《凡爾賽條約》尤其是賠償責任有關。按照英國牛津大學史學家A.J.P.泰勒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起源》（1961年初版，1991年移譯中文出版）一書中的說法，

“戰爭賠償成了德國窮困的唯一原因。陷于困境的商人、工資菲薄的學校教師、失業的工人，全都把自己的不幸歸咎于戰爭賠償。一個挨餓兒童的哭叫就是對賠償的大聲抗爭。老人們蹣跚進了墳墓也是由于賠償……這場反對‘奴隸條約’的運動幾乎用不著極端主義煽動家來煽風點火”。

這段歷史給我們的啟示是，主導國際事務的大國必須仰望天空，胸懷全球，不能僅僅把目光停留在一己私利上，否則會給世界帶來巨大的災難。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起源》，作者A·J·泰勒為英國修正主義史學代表人物，本書自1961年出版后引起廣泛爭論，作者主張二戰并非起源于希特勒有計劃的侵略，而是歐洲均勢的破壞和各國對一戰后國際局勢的誤判。二戰的起源則因為希特勒的外交訛詐擦槍走火。泰勒本人因為此書觀點在當時太過犀利而遭到大學解聘，但該書所提出的觀點至今影響深遠。關于當時的國際關系，另一本重要的參考著作是英國著名史家E·H·卡爾的《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國際關系》（商務印書館，2009年版）

新京報：“啤酒館政變”失敗之后，希特勒放棄了非法的暴力奪權，而是通過競選謀求權力。為什么會產生這種變化？

鄭寅達：法西斯主義具有鮮明的“行動主義”和“激進主義”傾向，在它產生和興起階段，世界正處于戰爭與動蕩的狀態中，因而它的奪權之策，自然就是非法的暴力行動。1922年秋，墨索里尼領導的意大利法西斯黨，就是通過野蠻的暴力手段，先奪取地方政權，在此基礎上“向羅馬進軍”，獲得了全國政權。此舉似乎證實了“行動主義”和“激進主義”的適時性，成為各國法西斯組織效仿的對象。1923年秋德國的“啤酒館政變”就是德國版的法西斯暴力奪權案例。然而，最后的結果卻是徹底的失敗，不僅未能實現“向柏林進軍”的迷夢，就連巴伐利亞州都沒能拿下來。“啤酒館政變”對德國納粹黨的打擊是致命的，政黨被取締，隊伍被打散，主要領導人身陷囹圄。

希特勒痛定思痛，在監獄服刑期間，逐漸形成了新的想法，即要“捏著鼻子走進社會民主黨人占優勢的國會”，通過競選獲得更多的選票，使納粹黨成為國會第一大黨，合法地成為執政黨，再依靠所掌握的權力實行體制改造，把魏瑪共和國改造成納粹德國。

由于希特勒是通過自學“成才”的，而且保持了終身學習的習慣，因此難以精確地考察他某段時間內的思想“停駐”在哪個階段。又由于他是個奸雄，不愿輕易暴露自己真實的想法，以免影響同其他頭目的關系，因此很難通過解讀希特勒的言語來獲得答案。作為當代人的后見之明，是希特勒看到了兩個不同：德國不是意大利；1923年以后不是1922年。德國長期以來崇尚有序和規范，非法的行為難以長期奏效。1922年歐洲還處于失范階段的后期，從1924年起，穩定發展的階段來臨了。

《墨索里尼其人》，丹尼斯·麥克·史密斯，軍事譯文出版社，1985年12月版。此書為國內引進的較早的墨索里尼傳記。此書曾在2002年由時代文藝出版社以《戰爭元兇·墨索里尼傳》之名再版，收入該社主編的“20世紀軍政巨人百傳”中。墨索里尼的傳記，國內影響最大，為澳大利亞二戰史、意大利現代史研究學者理查德·博斯沃斯所著的《墨索里尼》（國際文化出版公司，2004年版）。

希特勒的選擇在法西斯運動內部屬于“另類”，盡管他在魏瑪共和國內取得了成功。據《墨索里尼其人》（1985年引進中譯本）一書記載，墨索里尼對納粹的奪權之路很不以為然，聲稱“不管怎么說，希特勒的革命在可靠性上存在缺陷，因為他是通過議會，而不是像現在所傳說的意大利法西斯分子那樣通過暴力贏得政權的”。在德國，隨著希特勒加緊同舊勢力交往，黨內的下層民眾和沖鋒隊員也頗為不滿，抱怨“阿道夫腐敗了，他只同反動分子打交道”、“阿道夫背叛了我們無產者”、“如此下去，納粹主義的性質和任務……是否還能夠維持”。

新京報：《第三帝國史》顯示，納粹很大程度上是通過底層民眾的支持而上臺，沖鋒隊的成員大多數都是下層民眾。但是，納粹上臺以后，希特勒刻意與工商界人士、壟斷資本集團交好以獲得政治資金，反而在1934年6月30日的“長刀之夜”清洗了自己陣營中要求激進均貧富的官員。這是因為希特勒陰影納粹黨從在野黨到執政黨的變化，還是說納粹只是為了上臺而忽悠民眾，并沒有一以貫之的理念？

鄭寅達：這個問題難以給出一個準確的答案，因為納粹政權存在的時間并不長。而且，12年里有6年是在打世界大戰。在正常情況下，戰時的特殊需求會“扭曲”原有的執政理念。

在魏瑪共和國的民主政治框架內，任何人要想合法上臺執政，必須取得四種力量的支持：民眾，具體表現是選票；資本集團；軍官團；總統。希特勒自從確立“合法上臺”的基本決策后，就一直圍繞著這四種力量打轉，在與四者的關系中尋求平衡。最后，由國會—總統二元制結構所導致的政壇陰謀，給希特勒提供了上臺的機遇。1934年夏的“長刀之夜”事件，其實是這種博弈的繼續。當沖鋒隊所代表的下層勢力力圖打破這種平衡時，希特勒采取斷然措施，清洗了沖鋒隊，同時趁機取消總統職位這一“極”，在德國確立了納粹體制。

納粹主義一以貫之的核心是民族共同體理念，與之配套的是“有機社會”架構，即強調“先公后私”，每一個個體只是民族共同體的一個細胞，各個細胞根據自己的分工“各盡其責”，以保證共同體的正常運轉。納粹黨內的“北方派”對維護下層民眾的利益比較感興趣，但該派斗不過希特勒。相反，希特勒在奪權斗爭中，巧妙地利用該派的力量來爭取民眾的支持，同時加緊同上層集團合作。在納粹體制中，民族共同體在企業中以“企業共同體”的形式出現。工人被禁止罷工，但企業主也受到一定的限制。中小企業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保護，但經濟集中化的客觀趨勢誰也抵擋不了。納粹主義的可悲之處在于，當納粹體制剛形成初步框架，還沒有長全血肉時，其極端民族主義理念已經迫不及待地要挑戰國際秩序，把德國推入世界大戰了。

新京報：希特勒上臺之前，就公然宣稱要摧毀魏瑪共和國的民主制度，他利用民主制度上臺之后確實這樣做了，以極權主義政治體制取而代之。為什么德國民眾還是選擇了希特勒？

鄭寅達：可以從三個方面思考這個問題。

第一，德國的歷史傳統，使全國上下普遍以批判的眼光看待西方的民主思想。這一點在德國的“1914年思想”中得到集中體現。該思想認為1789年法國大革命是“破壞性解放的革命”，“1789年思想，是無限制自由的思想，走向了無限”，認為自由、平等、博愛是“真正的十足的商人理想”，為的是“迅速贏得所有個人的贊同”。而德國人主張“建設的革命”，基于“組織”（Organisation）的基礎之上。“組織”標志著個人的“順從”和“自我限制”。該思想還認為西方意義上的自由是“任意”和“無節制的”，無非是“厭倦、惡心和內心的自我瓦解”，而“德國式自由”強調“秩序”，“當節制和意愿在一個偉大的思想下統一的時候”，生命將在“這真正的自由中”綻放。他們喊出的口號是“有秩序的自由對抗任意的自由。”

第二，當時不少德國民眾認為魏瑪民主制度太過西方化，而且，該制度又同德國投降、“凡爾賽枷鎖”、戰爭賠償等德方屈辱事件緊密地聯系在一起。在上世紀20年代中后期的經濟繁榮年代，這種感覺逐漸淡化了，但經濟大危機一來，原有的想法又復活了。

第三，希特勒執政不久，德國經濟開始復蘇，失業人數迅速下降，工人們又能夠提著飯盒去工廠上班了。在面包和民主之間，不少人選擇了面包。甚至少數人認為這是恢復德意志傳統的正面效果。在這方面，我們不要忽視納粹“飽和宣傳”的作用。

《第三帝國的興亡——納粹德國史》，作者威廉·夏伊勒，美國記者，親歷納粹興亡和二次世界大戰的全部過程，本書是他戰后廣泛搜集納粹德國各方史料撰寫的一部納粹興亡全史，全書引用廣博，不僅包括官方史料、私人記述，也包括作者的親身經歷。一經問世便引起轟動，至今仍被認為是研究納粹德國史的經典名著。該書是在1974年以特供內部閱讀的“黃皮書”的形式翻譯引進，由著名翻譯家董樂山主持翻譯，三聯書店出版。1979年，世界知識出版社推出了第一個面向公眾閱讀的公開版本。譯者董樂山、李耐西、陳廷祐等人的姓名也終于刊印在版權頁上。此書至今再版不絕，最新版本由譯林出版社于2020年5月再版。

新京報：納粹在大選中獲勝之后，興登堡總統比較排斥希特勒和納粹，先后任命巴本、施萊歇爾組閣，拒絕任命希特勒為總理。但是，他后來態度變了，除了政變的傳言以外，促使他態度變化的原因何在？希特勒是否對興登堡采取了“公關”措施？

鄭寅達：希特勒是一個內向和極度自戀的人，他的“公關”活動，要么是深思熟慮的結果，要么是在競選團隊的力促下。他的社交范圍，主要局限在中等階層。對高層人物，他的態度是慎之又慎，一般不會輕易采取行動。他最享受的社交場合，是以自己為中心，手下若干心腹圍坐在旁，即“餐桌談話”的形式。當然，在經濟大危機期間，他非常清楚興登堡總統的重要性，如果能“公關”，他也不會放棄。

在這對關系中，主導權一直掌握在興登堡手中。1930年大選后，納粹黨成為國會第二大黨。翌年，總統曾經召見過希特勒。從表面上看，當時希特勒正在經歷鐘愛的外甥女吉莉·拉包爾自殺的打擊，因而談話的效果很不好，而實質上，是興登堡對納粹黨的草根性和野蠻性甚為不滿，對希特勒的執政能力沒有把握。當時，希特勒也不肯退讓，堅持“要么全部，要么沒有”的頑固立場，不愿讓納粹黨內的任何人接受副總理之職。隨著納粹黨的選票進一步上升，沒有納粹黨人的政府在國會中的處境日益艱難，只能依靠總統的緊急權力勉強執政。缺乏政治創造力的興登堡力圖恢復政局的常態，無奈之下只能引狼入閣，試圖利用納粹黨的席位優勢來恢復政治常態，指望經濟復興后能平息納粹狂潮，同時將處于巴本和胡根貝格夾擊下的希特勒趕出內閣，徹底恢復到上世紀20年代中后期的狀態。然而，隨著希特勒用各種手段平息了局面，經濟有所起色后，興登堡主動放棄了對希特勒的制約措施，最后連總統職位本身也落入希特勒囊中。

新京報：希特勒支持市場經濟和競爭性的資本主義，這是他仇視馬克思主義和共產黨的主要原因嗎？

鄭寅達：1913-1914年，希特勒在慕尼黑旅居。他利用這一年的時間，集中翻閱了馬克思主義的書籍。他稱自己對建設新社會很感興趣，而偏狹地斷言馬克思主義是一門“摧毀”的學說，絕然排斥。

第一次世界大戰末期，德國軍方向政府表示，軍隊已無力繼續從事戰爭。然而德國敗降后，軍方又開始“甩鍋”，稱信奉馬克思主義的革命者在國內從事革命運動，才導致德國失敗與投降。此即“匕首刺背”說（Dolchsto?legende）。當時希特勒在戰場上中了英軍施放的毒氣，正住在醫院里，完全接受了軍方的說法。他由此提升了自己對馬克思主義和革命者的態度，從排斥上升為痛恨，并決定改而從政，在追求自身理想的同時殘酷打擊革命者。

在從政的過程中，又增添了支持市場經濟和競爭性社會的因素。

西方研究第三帝國史的新著層出不窮，具有代表性的著作包括克勞斯·費舍爾的《納粹德國：一部新的歷史》（譯林出版社，2011年9月初版，2016年8月第四版），以及第三帝國史研究巨擘理查德·埃文斯推出的“第三帝國”三部曲《第三帝國的到來》《當權的第三帝國》和《戰時的第三帝國》，這套巨著于今年由理想國|九州出版社引進推出。

宣傳與控制：

納粹主義的統制術

新京報：納粹以宣傳全面控制國民，《第三帝國史》264頁顯示，納粹不受科學和事實的束縛說謊，加上簡明和反復的宣傳，成功地對德國民眾實施了洗腦。例如，電影導演萊妮·里芬斯塔爾年輕的時候就崇拜希特勒。后來導演了《意志的勝利》和《奧林匹亞》。那么，德國民眾是因為崇拜政治強人而甘心被騙，還是因為缺乏辨識能力所致？

鄭寅達：納粹黨和納粹政權對宣傳是高度重視的，而且諸如直觀宣傳、情感宣傳、飽和宣傳等策略都是行之有效的。希特勒和戈培爾等人都是宣傳高手。如果說希特勒對宣傳的看法主要來自于浪跡街頭時的直觀感受，那戈培爾作為哲學博士，就擁有一定的知識和理論支撐了。他曾經立志當一名自由派作家和詩人，離開高校后寫了一部小說和兩個劇本，但內容非常平庸，無人愿意出版。專業平庸的他，在跨專業的宣傳領域，卻搞得風生水起。

關于宣傳對民眾情緒的影響，當代有不少學術機構已經作了研究，得出的結論證實了當時納粹做法的有效性。在這方面，1938年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播出名為《世界之戰》（此書為小說家赫·喬·威爾斯撰寫的科幻小說，講述了火星人襲擊地球的故事）廣播劇所引發的動亂事件，是一個很好的例證。當時，該公司在沒有提前通知的情況下，通過電波播出了外星人入侵地球的聲音，聲音惟妙惟肖，極其真實。當時有超過600萬人聽到了廣播，數百萬人開著車狂奔到郊外，政府大廳被圍得水泄不通，教堂里面充斥著向上帝懺悔的聲音，有人甚至想通過自殺來防止被火星人奴役。廣播公司趕緊采取彌補措施，曾四次插播提示，告訴聽眾：這只是虛構的故事。但還是未能有效地阻止恐懼情緒的蔓延。

《希特勒的克里斯瑪》，勞倫斯·里斯著，譯林出版社，2020年版。此書從“克里斯馬”（即魅力領袖）的角度研究了希特勒的人格和宣傳術如何吸引追隨者，讓其在權力斗爭中勝出。

新京報：《希特勒的克里斯瑪》一書顯示，在希特勒的極權主義統治中，希特勒的個人魅力在很長時間鼓舞著納粹官員位置赴湯蹈火。直到納粹統治后期，德軍在東部戰線陷入一連串的失敗，希特勒的預言完全宣告破產，他的克里斯瑪才減弱并且被一些人懷疑。你怎么看待希特勒的克里斯瑪？

鄭寅達：從另一個角度看，德國人具有擁戴克里斯瑪權威的傳統。在君主制時代，早期的查理大帝、巴巴羅薩皇帝自不待言，普魯士王國三位開國君主的魅力，也成為過民眾的美好記憶。然而，他們的子孫——威廉二世，竟然把德國帶入了世界大戰，以及苦戰數年后的失敗投降。皇家的榮耀隨之消失殆盡。隨著20世紀大眾社會的來臨，來自民間的傳奇人物能獲得比君王更高的擁戴，因為他的根與民眾一樣，是扎在土地上的。即使在當代，德國的政壇也與其他西方國家不盡相同，出現過三位任期很長的能干總理——阿登納、科爾、默克爾。該現象是否同這一特點有關？

這兩方面的原因，導致納粹政權初期獲得相當高的支持。然而，在斯大林格勒會戰結束后，民眾的受騙感油然產生，情緒急劇下降。

新京報：納粹當權期間，哲學家海德格爾、伽達默爾、法學家施密特和大量的生物學家、醫學家都曾經附逆，出賣自己的良心。這些德國知識分子為何淪落？你如何看待他們的行為？

鄭寅達：德國在魏瑪共和國時期，高校和學術界的右翼保守主義氣氛非常濃厚，對革命的產物——新生的共和國并不支持。這種氛圍客觀上有利于納粹勢力的崛起。納粹上臺后，少量的學者，尤其是那些研究對象同極端民族主義、種族主義等理論相關度較高的學者，在個人利益的誘惑下，附逆了。大多數學者，則持聽天由命的態度。隨著納粹暴行的展開，部分學者實行“內心流亡”，文科學者表面上聽天由命，實際上拒絕寫作。

德國在中世紀早期曾經執歐洲之牛耳，德國的思想也就是歐洲（當時歐洲人心目中的世界）的主流思想。但是在近代早期，英法等國實現“超車”了。此后，德國學界一直在堅持德意志特色和趕上世界潮流兩者之間徘徊。隨著近代后期德國重新崛起，前一種選擇占了上風。20世紀上半葉德國學界就處于這種狀態。

《納粹德國的腐敗與反腐》，弗蘭克·巴約爾，譯林出版社，2015年7月版。

新京報：《納粹德國的腐敗與反腐》一書顯示，腐敗是納粹政權無法克服的痼疾，此外，因為發動對外戰爭，德國民眾也獲得了德軍劫掠的大量財物，因此支持納粹。《第三帝國史》第十二章顯示，德國官兵從占領地將大量物資郵寄或帶回德國。那么，這是否助長了德國民眾支持希特勒和納粹發動侵略戰爭？

鄭寅達：確實，納粹的體制和政策，造成了很多自身難以解脫的“套”，諸如體制機制性的腐敗、因違背客觀經濟規律而產生的大量顯性或隱性通貨膨脹，等等。希特勒的解脫之道，是進一步冒險，發動對外戰爭，在爭霸世界的同時，把自身的困難轉嫁到其他國家身上。至于德國官兵從占領地“購買”大量物資寄回或帶回德國，這只是大量掠奪中的一種形式而已。但這種形式，卻是百姓用肉眼就能看到的。對被侵略國的民眾來說，無疑增添了對德國人的仇恨，推升了抵抗運動的規模。對德國民眾來說，也許會有短暫的欣喜感。但占領區的擴大帶來了信息傳播渠道的增加，隨著戰爭形勢的逆轉，這種欣喜感很快被擔憂所取代。但這時德國民眾已經喪失了改變政局的砝碼，除了匯入“地下文化”發發牢騷外，只能“難得糊涂”了，得過且過，聽天由命。

《希特勒萬歲，豬死了！政治笑話與第三帝國興亡史》，魯道夫·赫爾佐克著，花城出版社，2008年1月版。鄭寅達、陳旸合著的《第三帝國史》論述納粹德國的地下文化章節中，大量使用了這本書的觀點和例證。

罪與罰：

反思“戰爭之罪”與“平庸之惡”

新京報：在希特勒發動對外戰爭時，英、法等國的綏靖政策縱容了納粹的野心，而蘇聯更是與納粹德國簽約瓜分波蘭等國的土地。國際社會為什么會養虎為患？

鄭寅達：從“后見之明”的角度看，對待法西斯侵略勢力，國際社會的明智之舉是盡快聯合起來，建立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實現“集體安全”。事實上，上世紀30年代前期的法國巴爾都外交、慕尼黑會議之前的蘇聯外交，都高調提出過這樣的建議。然而，由于這兩個國家都面臨納粹德國的直接威脅（法國是德方宣傳中凡爾賽體系的代表，蘇聯則是《我的奮斗》一書的攻擊重點），其他國家容易以“小人之心”看待它們的建議。法國自1936年聽任德國進軍萊茵區后，就喪失了推行獨立外交的資本，只能跟隨英國。而英國，張伯倫之前的政府，隨波逐流，“腳踩西瓜皮”，聽任德國毀約擴軍。張伯倫則提出解決德國問題的“全盤解決”計劃，然而解決之道竟然是容許希特勒擴大疆域，建立“大德意志國”，并在計劃推行過程中上演了轟動世界的“慕尼黑陰謀”。慕尼黑會議之后，蘇聯急劇改變外交政策，從力推“集體安全”轉為孤立自保，在1939年的多種外交談判中左右掂量，以維護乃至擴大自身利益作為最佳選擇。多種談判博弈的結果，蘇聯選擇了簽訂頗有爭議的《蘇德互不侵犯條約》。

在這個博弈過程中，不要低估了希特勒在外交領域的才能。他在國內政治中先后騙取了民眾、資本集團、軍方、興登堡總統的信任，在國際舞臺上也曾經風光一時。閱人無數的外國政要，包括羅斯福總統、張伯倫首相等，都曾經認為希特勒盡管有很多缺點，但還是一個君子，幻想他會遵守自己的承諾。最后發現自己受騙，往往為時已晚。

理查德·埃文斯在《歷史與記憶中的第三帝國》（新思文化| 中信出版社，2018年11月版）中反駁了學術界長期流傳的一種謬說，即希特勒是靠民主選舉上臺的，他的上臺符合“民意”。埃文斯指出，納粹的上臺并不符合民意，在1932年的國會選舉中，社會民主黨與共產黨共獲得了1310萬張選票，比納粹黨的1170萬張選票要多，工人階級各政黨在國會獲得221個席位，其中共產黨100席，社會民主黨121席，總和超過希特勒的席位。但社會民主黨與共產黨之間存在嚴重分歧，在阻止納粹上臺的共同行動中未能達成一致，因此失敗。同時，納粹對異己政治派別實行綁架、關押、毒打、虐殺等公開暴力脅迫，在投票時恫嚇民眾必須投納粹一票，甚至偽造支持選票。在1932年納粹上臺后，迅速建立一個規模龐大的脅迫控制機構，強迫民眾順從納粹統治。因此，納粹對國家權力的奪取，并不建立在民眾擁護的合法基礎上，而是建立在暴力脅迫和鎮壓的非法基礎之上。

新京報：在西線，納粹德國與英國的戰事陷入膠著之后，希特勒竟然又在東部發動了入侵蘇聯的戰爭。就當時的情勢來看，希特勒通過武力征服蘇聯來迫使英國投降的想法可謂異想天開，從軍事上說，這種雙線作戰實際是自取滅亡，也超出了納粹德國的作戰能力。那么，這種情況為什么變成了現實？僅僅是因為希特勒被此前的勝利沖昏了頭腦嗎？

鄭寅達：1942年1月法西斯國家簽訂了《德日意軍事協定》，三個法西斯國家實際上瓜分了整個地球。東、西法西斯國家以東經70度線為利益分界線，美國和印度由各方“競爭上崗”，誰打誰得。納粹德國的擴張步驟是“先大陸后海洋”，在解決了歐洲問題后，就將入侵美國。在解決歐洲問題的過程中，涉及英國與蘇聯誰先誰后的問題。其實，在希特勒的腦海里，原先認為這不是個問題。他認為通過慕尼黑會議，張伯倫之流已經暴露出“富裕家族末代子孫”的虛弱本質，因此，只要打敗法國，英國就會屈膝投降，這時就可以進攻蘇聯了。然而，丘吉爾政府上臺后，采取了堅決抗德的政策。在德英交戰的過程中，希特勒除了產生上述“異想天開”的想法外，還看到了其他情況。一是蘇聯加緊建立“東方戰線”，調整東歐疆界。他擔心隨著德國進一步陷入對英作戰，蘇聯的胃口會變得更大。二是蘇聯在蘇芬戰爭初期的失利，使他開始重新估價蘇聯的作戰能力，龐然大物是否只是一座紙房子？因此，《巴巴羅薩計劃》預定在三個月內消滅蘇聯，這樣，德國不會因進攻蘇聯而陷入兩線作戰的困境。

前納粹集中營高官艾希曼在耶路撒冷的審判，因哲學家漢娜·阿倫特的《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一書而聲名大噪，阿倫特在書中提出的“平庸之惡”（ Banality of Evil，應譯為“惡之平庸”，或者根據書中觀點意譯為“使惡平庸”）更成為學術界經久不息討論的話題。國內出版的關于這場審判及“平庸之惡”討論的譯著共有三種，分別是《耶路撒冷的艾希曼:倫理的現代困境》（阿倫特等著，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此書收錄了阿倫特《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一書的結語、后記，阿倫特與肖萊姆關于《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一書的往來書信，以及學術界對其進行討論的文章；《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份關于平庸的惡的報告》，（漢娜·阿倫特著，譯林出版社，2017年1月版），此書即引起巨大爭議的阿倫特關于艾希曼審判的報告原著；《耶路撒冷之前的艾希曼：平庸面具下的大屠殺劊子手》（貝蒂娜·施湯內特，理想國 | 北京日報出版社，2020年4月版），本書作者施湯貝特通過對巨細靡遺的檔案史料的搜集和甄別，發掘出一個有意識的作為屠猶劊子手的艾希曼形象，展現了納粹獵人在全球追捕納粹逃犯的復雜過程以及國際上對納粹主義的默許和縱容。但與許多望文生義的讀者想象不同，本書并未從根本上反駁阿倫特在《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中提出的觀點，相反，還加深了人們對阿倫特觀點的認識，并提供了更加復雜深刻的思考面向。

新京報：阿倫特稱納粹官員艾希曼為“平庸之惡”。但是，《第三帝國史》顯示，艾希曼實際是主動作惡，《耶路撒冷之前的艾希曼：平庸面具下的大屠殺劊子手》一書也證實艾希曼血債累累。那么，阿倫特是否被蒙蔽？你如何看待阿倫特的判斷？

鄭寅達：關于納粹時期德國人的罪責問題，德裔學者雅斯貝斯曾經出版過《罪責問題》（此書原系1945年雅斯貝斯恢復海德堡大學哲學教授職務后所開設的第一門課程講座，1946年整理成書出版）一書，較早就發出了學者的聲音。他把罪責區分為刑事、政治、道德、抽象四種，層層追問，認為所有德國人都犯有這種或那種意義上的“罪行”，都要“為我們的政權，為這個政權的行動，為發動戰爭......為我們讓其高踞于我們頭上的領導人的行為”負責任，每個人都應該進行深刻的反思。

盡管如此，每一個個體，由于其在整體體系中所處的位置不同，以及更主要的，由于每人的道德底線不同，因此在“集體犯罪”中的具體表現也會不同，由此所導致的犯罪類型和程度也有所不同。艾希曼在納粹德國反猶的重罪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而且經常是主動作惡，確實是血債累累，死有余辜。他曾經允許甚至推動猶太人移居巴勒斯坦，這不是在“反潮流”幫助猶太人，而是當時納粹當局的整體計劃正好處于那個階段。

阿倫特的情況更為復雜。她的某些想法，從深層次來說同雅斯貝斯的想法有異曲同工之妙，是同一塊硬幣的兩個不同側面。然而她的學術經歷，又容易引起人們產生新的想法。她是海德格爾的學生，后者曾經是納粹時期附逆學者的帶頭人。

新京報：從限制猶太人工作，到掠奪猶太人財產，然后驅逐猶太人離開德國，到建立集中營，關押、折磨和屠殺猶太人，納粹對待猶太人的一系列措施，是希特勒以種族主義喚起民眾仇恨猶太人意識之后不斷激化的結果，還是因為極權主義統治必須制造敵人以加強內聚力的內在要求？

鄭寅達：納粹德國實行反猶、排猶和屠猶，原因是多方面的。

最主要的是其種族主義和極端民族主義理論惡性發展的必然結果。納粹分子富集了世界范圍的反猶偏見，將猶太人指責為“劣等人”，稱他們旨在統治全世界。德國學者塞巴斯蒂安·哈夫納在《從俾斯麥到希特勒》（2016年由譯林出版社引進出版）一書中提醒讀者，希特勒在執政后一直追求著兩大目標，一是通過世界大戰達到稱霸世界的目的，二是通過屠猶解決全世界的猶太人問題。只有這樣，才能理解這樣的現象：二戰中后期，德國的戰場形勢日益吃緊，而納粹當局排猶屠猶的行動也加快了步伐。實際上，后一行動削弱了德國作戰能力。

其次是制造敵人，以加強德意志民族的內聚力。

還不能忽視經濟動因。德國猶太人的財富積累遠遠超出國民的平均水平，反猶是盤剝猶太人的最好遮羞布。

新京報：在德國，納粹標志受到限制。德國國家的法律已明文禁止有關納粹的崇拜。但是，在某些國家出現了新納粹。你怎么看待這種現象？

鄭寅達：這涉及法西斯興起的背景問題。只要現存社會的痼疾繼續存在，法西斯就難以斷根。更何況，法西斯國家在內政方面，除了專制獨裁外，還搞過不少體現“民族共同體”、“職團國家”理念的舉措，使底層民眾產生經濟改善、社會地位提升的感覺，這對身陷困境的后來者具有一定的吸引力。尤其是，墨索里尼在1943年重新組建法西斯政黨時發表過《維羅納宣言》（該宣言在1943年11月14日發表。1943年9月，意大利在盟軍猛烈攻勢下節節敗退，已經氣息奄奄，但希特勒出兵干預，占領意大利中部與北部，扶植墨索里尼建立傀儡法西斯政權。《維羅納宣言》被認為是所謂“開明法西斯主義”的改革性綱領，該宣言宣稱將通過選舉產生國家元首和議會，工會將享有更多自由，實行新聞自由，黨員在就業方面不再享有優先權。墨索里尼還承諾將盡快召開立憲會議，制定新憲法。但之后隨著其地位穩固，宣言中的承諾均未實現。墨索里尼警告那些試圖踐行新聞自由的記者們，新聞的目的不是說三道四，而是讓公眾對政府產生信心。同時以“賣國賊”為名判處大批反對自己的軍政界人士死刑，其中包括自己的女婿齊亞諾。墨索里尼命人將處決過程拍成電影對外宣傳。）《宣言》中承認已經失敗的法西斯運動具有某些“欠缺”，并聲稱未來將恢復普選制和言論自由，決心懲治腐敗等，給后人提供了進一步發揮的空間。目前有些新法西斯組織聲稱，新法西斯不僅僅是新時代的法西斯，也是新面貌新內涵的法西斯。如一些新法西斯組織就聲稱擁護多元政治。然而，遭遇過法西斯荼毒的人們，不會容許它卷土重來。

作者丨張弘

編輯丨李夏恩 走走 董牧孜 校對丨趙琳

來源：新京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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