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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摘自：人民網，作者：王洪光（原南京軍區副司令員、中將） 。

回顧國共兩黨幾十年的歲月里，既有合作，也有斗爭，特別是在抗日戰爭時期，國民黨既有正面戰場抗日的一面，也有在若干時段消極抗日、積極反共的一面。近期有些媒體和學者不辯是非，不明事理，對皖南事變的起因、過程和結果作了錯誤的敘述和評價，使得皖南事變變得“撲朔迷離”起來。本文力圖還原皖南事變真相，以此汲取經驗教訓，以利于完成國家統一大業。

皖南事變的基本史實是：抗日戰爭時期，國民黨蔣介石集團利用其執政地位，揮舞政令、軍令大棒，秘密調集重兵，于1941年1月，在安徽省涇縣茂林以東山區，對奉命北移的新四軍部隊進行大舉圍攻，殘殺抗日有功將士，造成震驚中外的重大事變。駐皖南地區的新四軍軍部及直屬部隊共9000余人，奉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之命向長江以北轉移途中，遭到國民黨軍第3戰區第32集團軍上官云相部8萬余人圍攻，除2000余人突圍外，其余全部覆沒，軍長葉挺在與國民黨軍談判時被扣，副軍長項英、副參謀長周子昆被叛變分子殺害，政治部主任袁國平犧牲。

皖南事變的發生，有著深刻復雜的歷史背景。從客觀上講，是國民黨自抗戰以來推行消極抗日、積極反共政策的必然結果，這個主要原因是毫無疑義的，絕不是有的學者認為是八路軍、新四軍發動了蘇北曹甸戰役，共產黨“得隴望蜀”，錯誤在先引發的。從主觀上講，則是由于中共對形勢判斷的過于樂觀和皖南新四軍軍事行動部署不周、指揮不力等原因造成的。需要指出的是，新四軍主要領導人之一的項英，1922年入黨，中國工人運動領袖，在劉少奇之前擔任過中華全國總工會委員長，工農紅軍早期領導人之一，在朱德之前擔任過中革軍委主席，在毛澤東之前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和常委，中央紅軍長征后擔任中共蘇區中央局書記，堅持和指揮了南方三年游擊戰爭，新四軍的主要創建人。項英在政治上是堅定的，得到中央的高度信任，在新四軍中起領導核心作用。他對皖南事變確實負有責任，但客觀地講，不是負“主要責任”和“重大責任”。皖南事變的教訓極其深刻，有些模糊的史實和認識，要根據最新研究成果，勇于正本清源。

皖南事變的發生，根源在于國民黨蓄意制造、精心策劃的反共陰謀，曹甸戰役只不過是導火線

（一）在抗日戰爭中限制和消滅中國共產黨及其武裝，是國民黨的既定方針，是第二次國內戰爭的延續。1937年夏，日本軍國主義者發動的全面侵華戰爭，危及到整個中華民族的生存，終于把國民黨和共產黨兩個老對手帶到了守土抗戰的同一條船上，國共兩黨分別調整了各自的政策，達成統一合作協議，共渡劫難。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旗幟下，國民黨軍在正面戰場節節阻敵，八路軍和新四軍則迅速開赴敵后作戰，配合正面戰場。兩個戰場互相配合、互相依存，分別牽制著大量日軍，使日本侵略者處于腹背受敵的境地。國民黨當局對八路軍、新四軍也屢有嘉勉，正如陳毅所說：“上峰前后嘉獎電文數十余通，即顧祝同、上官云相等亦俯首帖耳，甘拜下風，屢電馳賀者再，此固事實之昭然，非可以浮詞粉飾者也”。但是，對抗戰中日益發展壯大的中共武裝，蔣介石始終心存忌憚，不斷謀劃對策，不僅縱容一部分頑固反共勢力制造磨擦，而且積極籌劃和鼓動更大規模的反共行動。蔣介石當初同意實行第二次國共合作，完全是形勢所逼，大勢所趨。第二次國共合作得以實行，其中一個重要原因，用蔣介石后來的懊喪話說，是“自信太過”。自信什么呢?自信能尋機吃掉共產黨。

西安事變后，蔣介石玩弄兩面手法，一方面答應“以領袖人格作擔保”，接受張學良、楊虎城和中共提出的六項條件，與中共和談共同抗日；一方面秘密致電西北“二馬”（馬步青、馬步芳）加快行動，利用和談之機加速消滅紅軍力量，最終導致西路軍2.18萬人在河西走廊幾近全軍覆滅。1937年2月，在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上，國民黨一方面承認“和平統一”，同意國共合作；一方面仍強調要“根絕赤禍”，責令中共“精誠悔禍，服從三民主義，恪遵國法，嚴守軍令”。而實際情況是，抗戰一年多以來中共武裝深入敵后，如魚得水，不僅沒有被削弱，反而得到了迅速壯大，這是蔣介石始料未及，無論如何都不甘心的。于是，在1939年1月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上，確立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針，決定成立專門的“防共委員會”。此后，國民黨中央及其各部門制定了一系列反共密件，這些文件在“國家至上，民族至上，軍事第一，勝利第一，意志集中，力量集中”的口號下，力圖利用其執政地位，對中共進行防范、限制、排斥甚至打擊。這些文件經由國民黨內部軍政系統轉發至各縣。蔣介石飭令“加緊努力，切實執行”，“縱因此而發生磨擦亦因無所避忌”。于是就出現了深縣慘案、博山慘案、平江慘案、鄂東慘案、確山（竹溝）慘案、隴東事件、晉西事變等一連串由國民黨方面挑起的針對中共及其武裝的流血事件。1939年10月，國民黨五屆六中全會將其方針從“政治限共”轉向“軍事限共”，并發出進攻八路軍、新四軍的密令。1939年冬至1940年春，國民黨頑固派的反共活動迅速擴大，由制造小規模的軍事磨擦，發展到在幾個地區向抗日根據地發動較大規模的武裝進攻，從而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企圖削弱以至逐步消滅共產黨在華北的力量，掌握對華北敵后的控制權。對此，中共中央明確表示：“我們根本反對抗日黨派之間那種互相對消力量的磨擦。但是，任何方面的橫逆如果一定要來，如果欺人太甚，如果實行壓迫，那末，共產黨就必須用嚴正的態度對待之。這態度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首當其沖的是陜甘寧邊區。1939年12月，第34集團軍總司令胡宗南糾集地方反共勢力，首先在邊區西部隴東地區和南部關中地區發動進攻，直接威脅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八路軍第359旅由雁北進駐綏德，控制了該地區。山西是國民黨頑固派制造反共磨擦的另一個重點地區。1939年12月初，閻錫山制造了晉西事變，首先調集重兵圍攻駐守晉西的決死隊第2縱隊和八路軍晉西獨立支隊。與此同時，閻、蔣部隊聯合進攻晉東南的決死隊第1、第3縱隊和八路軍，摧毀沁水、陽城等7個縣的抗日民主政權。隨后，閻錫山又在晉西北向決死隊第4縱隊和暫編第1師進攻。以上軍事行動，大大壓縮了抗日民主根據地。后來，八路軍第120師第358旅，第129師第385、第386旅等部隊集中力量打擊閻錫山，鞏固了太南、太岳根據地。太行山地區是國民黨頑固派制造反共磨擦的又一個重點地區。1939年12月初，國民黨軍第97軍朱懷冰部進入冀西，向平漢路以西的中共武裝大舉進攻，破壞抗日政權；第69軍石友三部1.7萬余人，在冀南、冀魯豫地區進攻平漢路附近的八路軍。1940年2月，朱懷冰、石友三等部再次從平漢路東西兩側向太行、冀南地區的八路軍進攻，其矛頭直指八路軍總部所在地。八路軍第129師被迫自衛還擊，于3月間先后發動冀南戰役和衛東戰役，殲滅石友三軍大部。3月5日，又消滅朱懷冰軍部及其主力2個師大部。與此同時，華中新四軍也受國民黨軍韓德勤部和第21集團軍李品仙部的壓迫和進攻。1940年夏， 由于中共執行有理、有利、有節的反磨擦方針，擊退了國民黨發動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國民黨不得不承認八路軍在華北已經鞏固的事實，開始將磨擦重心從華北轉向華中，由進攻八路軍轉向進攻新四軍，掀起了以皖南事變為頂點的第二次反共高潮。第二次反共高潮后，國民黨的反共摩擦告一段落。1943年3月，蔣介石拋出《中國之命運》一書，書中表示要在“兩年之中”解決中國命運問題，又說“今后的命運全在于內政”。這里的“內政”，即為反共。這是國民黨發動第三次反共高潮的信號和輿論準備。年中，蔣介石密謀進襲延安，集中了60萬兵力分9路開始部署進攻，但后來在國內外各種正義力量的一片反對聲中夭折。但蔣介石滅共之心不死。之后，胡宗南30萬大軍依然包圍著陜甘寧邊區，在正面戰場兵力嚴重不足時仍不投入抗日前線。

（二）國民黨自始至終處心積慮要瓦解和消滅心頭之患新四軍。新四軍的前身是在主力紅軍長征后，繼續留在當地堅持革命斗爭的南方八省紅軍游擊隊。全國抗戰爆發后，根據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通過與國民黨談判，將南方各?。ō傃碌貐^除外）的紅軍游擊隊統一改編為“國民革命軍陸軍新編第四軍”。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新四軍深入敵后，發動群眾，開展長江兩岸的游擊戰爭，相繼建立了蘇南、皖南、皖中、皖東、皖東北、豫皖蘇等抗日根據地，并先后成立新四軍江北指揮部和江南指揮部。到1939年底1940年初，新四軍已基本上完成了在大江南北進行戰略布局的任務。新四軍成立之初，國民黨看新四軍比較弱小，將主要力量用以對付在北方的八路軍，對新四軍主要是政治上的腐蝕拉攏和軍事上的限制、壓迫，軟硬兼施，企圖瓦解和搞垮這支部隊。另一方面，為了限制新四軍的發展，國民黨將新四軍活動區域劃定在長江以南，蕪湖、高淳、溧水、金壇之線以北，丹陽、鎮江之線以西，東西僅100余公里、南北約50公里的沿江狹長地帶，限令新四軍不準越界。1940年初，在第一次反共高潮中，國民黨也加緊在華中對新四軍的武裝磨擦。3月，蔣介石命令新四軍將所有在長江以北執行抗日任務的部隊一律開到江南之南京、蕪湖一帶與日軍作戰，企圖將新四軍完全孤立于江南狹小地域，隔斷新四軍與八路軍、華中與華北抗日根據地的聯系。同時命令韓德勤、李品仙向江北新四軍第4、第5支隊進攻，企圖造成對新四軍東西夾攻的形勢。中共堅決拒絕了蔣介石要江北部隊南調的命令，相反要求將江南部隊北調。為打破韓、李的聯合進攻，新四軍根據中央指示，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淮南路（田家庵至裕溪口的鐵路）為界，在路西對桂系主力避讓，而堅決控制路東。3月中旬，新四軍分別在皖東定遠和半塔集進行自衛作戰，擊退了國民黨軍的進攻，與華北八路軍一起粉碎了國民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之后，國民黨即將其反共活動的重點由華北轉到華中的新四軍。而此時的新四軍已發展到5萬余人，活躍在長江兩岸的豫、皖、蘇廣大區域，展開于南京、上海、武漢、徐州、開封等中心城市外圍。而這一區域內日偽力量、國民黨力量和共產黨力量縱橫交錯，日偽和國民黨力量占優勢。但國民黨蔣介石政權向來把江浙皖作為自己的腹地，這里物產豐富、經濟發達、交通便利、人口眾多，抗戰勝利后，誰占有這塊土地，誰就擁有了打天下的本錢。因此，活動在這一地區的新四軍必然成為國民黨的眼中釘、肉中刺，必欲除之而后快。

1940年5月，國民黨軍制定了3路進攻新四軍的計劃：以第3戰區顧祝同部進攻皖南、蘇南部隊，以韓德勤部進攻蘇北部隊和皖東第5支隊，以李品仙部進攻第4支隊。6月，當新四軍江南指揮部率主力向溧（水）武（進）路以北開進時，第2游擊區冷欣部以重兵尾追北進，并派兵楔入茅山根據地。新四軍被迫自衛，取得西塔山戰斗的勝利，鞏固了蘇南抗日根據地。接著，國民黨又企圖逼令華中（包括江南）所有新四軍、八路軍一律限期撤到黃河以北，再憑借黃河天險，堵塞歸路，借日軍之手將其消滅。7月16日，國民黨提出了一個“中央提示案”，其主要內容是：“（一）劃定陜甘寧邊區范圍（此時準其包括18縣），改稱為陜北行政區，暫隸行政院，但歸陜西省政府指導；（二）劃定第18集團軍及新四軍作戰地境。將冀察戰區取消，其冀察兩省及魯省黃河以北，并入第二戰區，仍以閻錫山為司令長官，以朱德為副司令長官，秉承軍事委員會命令，指揮作戰；（三）第18集團軍及新四軍于奉令1個月后全部開到前條規定地區之內；（四）第18集團軍準編為3個軍6個師，3個補充團，另再增2個補充團。新四軍準編為2個師”。“提示案”規定，八路軍和新四軍在調赴上述指定地區后，不得在原駐地設立留守處、辦事處、通訊處及其他一切類似機關，不得變更名義，留置部隊或武器彈藥，不得借抗日民眾力量為掩護，留置秘密武裝在原地活動，非奉軍事委員會命令，不得擅自越出界線外；在其他各戰區及任何地方，一律不得再有第18集團軍及新四軍名義之部隊；八路軍、新四軍除上述所允編制外，要將所有縱隊、支隊及其他一切游擊隊一律限期收束，編軍之后不得再用其他名義或自由成立部隊。在大敵當前的情況下，國民黨卻要通過這個“提示案”，在作戰地區、編制數量等方面進一步限制中共武裝的發展，將其由當時的50萬人左右削減為10萬人。解析皖南事變，不能不提這個“提示案”?！疤崾景浮钡陌l出，比皖南事變早了近半年。正是根據這個“提示案”，國民黨發動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包括皖南事變。對此，中共同國民黨進行了堅決的斗爭。7月25日，周恩來由重慶回到延安。經中共中央商定，由周恩來向國民黨提出“調整游擊區域及游擊部隊辦法三種”：一是擴大第2戰區至山東全省及綏遠一部；二是按照八路軍、新四軍及各地游擊隊全數發餉；三是各游擊部隊留在各戰區，劃定作戰線，分頭擊敵。周針鋒相對地要求擴大中共武裝的作戰地區，承認其合法地位。同時，為了堅持與鞏固中國共產黨在華中的抗日根據地，進一步策應與支援新四軍，增強華中的抗日力量，命令八路軍第2縱隊越隴海路南下到達豫皖蘇邊區，八路軍蘇魯豫支隊南下皖東北。8月，中央決定將上述兩個地區的八路軍和新四軍部隊統一整編為八路軍第4、第5縱隊。這時，隨著國民黨在華中反共活動的加劇，堅決、迅速地向蘇北敵后發展，建立鞏固的蘇北根據地，已成為新四軍刻不容緩的戰略任務。這既是對國民黨“提示案”的反應，也是保存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武裝和建立鞏固的根據地的需要。客觀地講，是國民黨有言、有令、有行動在先，中共有回答、有反應、有自我保護在后，不能混淆。1940年下半年，蔣介石為了貫徹既定政策，鞏固其在蘇北的反共陣地，一再嚴令國民黨江蘇省主席韓德勤和地方實力派李明揚、李長江、陳泰運等密切合作，不斷向抗日根據地進攻。此時，韓調集了26個團共3萬余人向姜堰、黃橋地區進攻。而此時蘇北新四軍只有7000余人，其中戰斗部隊僅5000余人，形勢異常嚴峻。但為團結韓德勤，新四軍主動退出黃橋以北的重鎮姜堰。韓不思悔改，于9月30日集中主力1.5萬余人向黃橋發起進攻。新四軍在陳毅、粟裕指揮下，果斷反擊，一舉消滅韓的主力1.1萬余人。黃橋決戰，奠定了蘇北根據地的鞏固基礎，使國民黨在華中的反共計劃與反共活動受到嚴重打擊。黃橋決戰同時證明，是韓德勤糾集“二李”、陳運泰部主動向新四軍進攻，新四軍打的是黃橋保衛戰。新四軍不打黃橋之戰，難道坐以待斃不成！曹甸戰役只是黃橋之戰的延伸，沒有韓德勤部在黃橋的挑釁，也不會有八路軍、新四軍在曹甸的乘勝反擊，何來中共的“得隴望蜀”？韓德勤部第89軍中將軍長李守維淹亡和獨立第6旅中將旅長翁達兵敗自殺，都是在黃橋之戰中發生的，是破壞抗日的行動，死有余辜。而有的學者不辯是非，故意模糊史實，說是：“陳毅和粟裕率軍攻占了黃橋和姜堰……李守維淹死在八尺溝”。還與其他抗日犧牲的國民黨高級將領相類比。這兩個人怎么能與在對日軍作戰中犧牲的趙登禹、張自忠、郝夢齡、戴安瀾等其他國民黨高級軍官相提并論呢！當然，曹甸戰役打得不好，客觀上給皖南新四軍北移造成了困難。國民黨把曹甸戰役作為報復新四軍的一個借口，其實有沒有這個借口，國民黨發起第二次反共高潮、消滅新四軍都是既定方針。

（三）當時的國際國內形勢給蔣介石的軍事冒險行動提供了有利條件。全國抗戰之初，國共兩黨的關系是比較融洽的。但武漢、廣州淪陷后，日軍停止了對正面戰場的戰略進攻，抗日戰爭進入戰略相持階段。國民黨當局對中共的態度隨之發生變化，國共關系由合作為主轉向磨擦為主。這時，第二次世界大戰進入重要時期。1940年，德、意、日三國正式結成軍事同盟，同英美各國的矛盾進一步激化。為了牽制日本南進，英美政府加強了對中國抗戰的援助（如開放滇緬路等），這對國民黨親英美派是一個巨大的鼓勵和刺激，更增強了其完全依靠英美抗日的幻想。蔣介石認為，“抗戰必勝之局已定矣”。他在給各戰區將領的手令中分析說：“日寇分兵力弱，無力西進，可以放心。只有等候國際局勢之轉變，期待美英蘇的合作，造成最后勝利”。蔣認為日美沖突不可避免，日本將不足為慮。他也把英美對中國的援助作為其在國內外進行政治、軍事投機的資本。為了獲取美英援助，蔣介石拒絕了胡適等人召回駐德、意大使的建議，決定“對德意暫取靜觀態度”，以此作為與英美討價還價的砝碼。同時他又指使錢永銘以張群的名義與日本外相松岡洋右重開談判。在給英美造成中國去向未定的印象后，10月中旬蔣介石分別約見了英美駐華大使，要求英美放棄視中國為殖民地之成見，然后才談合作的事。蔣威脅說，如果英美不能意識到中國陸軍在遠東戰略中的重要地位，并且不肯放棄成見的話，中國將不得不在兩個月內獨立推進其“國策”。蔣的“國策”就是與日本妥協，停止抗戰。若如此，日本可“減少其一最大威脅之敵國，而竭其人力物力實行南進政策”。蔣當時利用英美與日本的矛盾，為中國抗戰尋求較好的外部條件，是可以理解的。但蔣同時將矛頭對準與其共同抗日的中共，是完全不顧抗日大局，中共對此也是不得不警惕的。蔣說，國民政府所慮者，惟中共猖獗，“我人至今已不在患日寇敵軍之侵略，而患國內經濟與社會現狀之崩潰”。但如果能得到美國的援助，則“中共自無所施其技矣”。蔣警告說：如果國民政府垮臺，“不惟日本獨霸東亞為可慮，而共黨起而為患，則于遠東將來之影響亦甚足憂也”。此后，蔣介石就利用這一有利國際形勢，認為制造磨擦趁機削弱共產黨的力量，既不會遭到英美的反對，又可取得日本的默認。遂停止了6月以來的國共談判，悍然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目標是壓迫和削弱八路軍和江北新四軍，消滅江南新四軍，至少要將其全部趕進日軍重兵集結、“掃蕩”最頻繁的華北地區，借日軍之手消滅之。絕不是有的學者所述：“國民黨并非從一開始就想消滅新四軍，而是雙方不斷摩擦對抗，最后走向一個悲劇的結局”。這就有點是非不分。10月19日，國民黨以參謀總長何應欽、副參謀總長白崇禧名義發表致朱德、彭德懷、葉挺、項英“皓電”，誣蔑八路軍、新四軍的抗日行動，并將國民黨“中央提示案”以最后通牒的形式，限令中共武裝于1個月內全部開到黃河以北。同時，密令第31集團軍湯恩伯部10萬人向皖東北進攻，第21集團軍5萬人向皖東進攻，企圖配合日軍實行夾擊，消滅華中新四軍、八路軍。中共中央對國民黨頑固派展開了針鋒相對的斗爭。11月9日，朱德、彭德懷、葉挺、項英復電何應欽、白崇禧(即“佳電”)，駁斥“皓電”的反共誣蔑，揭露國民黨頑固派的險惡用心，嚴詞拒絕其無理要求；但表明為顧全團結抗戰大局,仍同意新四軍皖南部隊北移過江。

（四）曹甸戰役只是皖南事變爆發的導火線。有的學者將國民黨發動皖南事變看作是對曹甸戰役的報復性行動，而沒有看到韓德勤對蘇中新四軍主動進攻在先，曹甸戰役在后，這是因果倒置?！疤崾景浮碧岢龊?，湯恩伯、李品仙所部13個師壓向淮北、皖東根據地，東北軍第120師霍守義部已進抵蘇北，桂軍第138師也過淮南鐵路。面對國民黨軍各路步步進逼，特別是霍部如與韓德勤會合，則對蘇北根據地造成極大威脅。面對如此危局，打韓德勤部是蘇北新四軍不得已而為之的。而且明確要求部隊只打曹甸，不打韓德勤盤踞的興化，意在團結韓德勤繼續抗日。蘇北新四軍這種做法有理、有利、有節，是應該被今人所理解的。當時蔣介石調動軍隊，企圖將新四軍全部壓到長江以南，割斷新四軍與八路軍的聯系，先“剿”滅新四軍。而中共針鋒相對地采取了措施，結果新四軍江北部隊是越“剿”越多，不但沒有被壓迫南下，其蘇南主力反而北上了；新四軍與八路軍的聯系不但沒有被割斷，反而聯系得更緊了。對新四軍江北部隊，蔣介石重兵壓境，但一下子又難以得逞，只好選擇勢孤力單的新四軍皖南部隊，作為首先“剿”滅的對象。他們分析江南新四軍的情況后，認為：“陳粟似海濱之魚，稍縱即逝；葉項乃甕中之鱉，手到擒來”。為達到“全殲”新四軍皖南部隊的目的，國民黨頑固派進行了一系列的精心策劃。早在1940年4月2日，顧祝同就電告蔣介石：已制訂了對新四軍皖南部隊“必要時擬斷予以制裁”的三條措施，準備用1個師又2個團的兵力“搗毀撲滅其涇縣附近根據地為主目的，并牽制其北渡，鉗制其活動”。4月5日，蔣介石復電顧祝同：“查所擬三項辦法尚屬可行，仰切實督令遵照”。可見其剿滅皖南新四軍的陰謀布置之早，只是由于時機不成熟和兵力不夠用，才未及早下手。7月25日，顧祝同部署“制裁”新四軍的計劃，并電告蔣介石。12月10日，蔣介石密電顧祝同：“對江南匪部，應按照前定計劃，妥為部署”，屆時“應立即將其解決，勿再寬容”。為加強“圍剿”行動的組織指揮，蔣介石、顧祝同專門將反共積極、指揮能力較強的上官云相由江西臨川選調到皖南，代替川軍系統、能力較弱的第23集團軍總司令唐式遵，擔任總指揮。同時抽調大批部隊，增加“圍剿”兵力。命令已在皖南的第52、第108、第144師及新編第7師第2旅“僅留少數的一部對日軍監視守備，抽出主力準備對新四軍作戰”，又從蘇南、浙東、贛東抽出裝備較好、戰斗力較強的第40、第79、第146師開進皖南，密令李品仙：“唯江南之匪，由三戰區實施進剿，其必向江北無為一帶渡江”，第48軍“應準備以主力阻止其渡江，應逐步肅清江北之匪軍為要”。企圖在長江兩岸南北配合、東西夾擊，將皖南新四軍一網打盡。他們為開脫罪責，事先制造反動輿論，散布謠言：“新四軍北移是假，準備要實行三山計劃是真”；“假如現在竟有一個軍隊不服從統帥的命令”，“那就是破壞抗戰，危害國家”，等等。為麻痹新四軍，他們還經常發電報給新四軍“嘉勉鼓勵”，假惺惺答應催請經費糧秣，還故意讓新四軍先行的勤雜人員和部分物資安然東移北渡。12月29日，上官云相在安徽省寧國縣萬福村召開軍事會議，確定了具體進“剿”部署：以第52、第108師為右翼軍，展開于新四軍駐地東側的南陵、涇縣、永濟橋、丁家渡之線，向戴家會、三里店、汀潭進攻，爾后向繁昌方面追擊；以第40、第144師和新編第7師第2旅為左翼軍，展開于新四軍駐地南側和西側的灣灘、茂林村、蘇口、包村、喬木灣、錢家橋、丫山鎮之線，向云嶺、何家灣、沙土角進攻，爾后與右翼軍協同，向長江南岸的舊縣、荻港、壩埂頭方面追擊；以第79師于太平、石埭之間，以第62師于榔橋、三溪之間，阻止新四軍南進；以第88軍、忠義救國軍、第63師、獨立第33旅等部署于蘇皖邊郎溪地區，切斷皖南與蘇南的聯系，阻止新四軍皖南部隊東進和蘇南部隊西援。又指定第146師等二線部隊，須能隨時立即出動，以便追“剿”與應援。此部署極其周密，部隊距指定部署位置都不遠，可以看出這絕不是臨時的計劃，而是長期精心運籌謀劃的結果。企圖很明顯，首先對新四軍皖南部隊構成東、南、西三面包圍，爾后向北推進，將其壓縮至長江邊上，利用日軍封鎖長江和李品仙部在江北守株待兔，將新四軍江南部隊一舉殲滅在沿江兩岸。

以上事實充分證明，國民黨是制造皖南事變的罪魁禍首。制造皖南事變，只是其實施限共、滅共計劃的一部分。他們不是不想在其他地方也制造大的事變，只是由于主客觀條件不具備，才未得逞。從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以來，蔣介石從來沒有對中共發善心，而是一直把它視為威脅其統治的最大敵人。他曾公然向王明表示過：“我的責任是將共產黨合并國民黨成一個組織……此事乃我的生死問題，此目的如達不到，我死了心也不安，抗戰勝利了也沒有什么意義”。曹甸戰役只是催化劑而已，給蔣介石已完成包圍部署后，迅即消滅皖南新四軍以一個口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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