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沿拓展：

56歲的侯鳳霞在凌晨5點多出門了。

坐標藍田白鹿原某鄉村，距離西安主城區開車至多一個半小時的距離，給了侯鳳霞每日進城且成為一名農村日結工的機會。“西安越來大了。”侯鳳霞嘴里的西安僅指傳統意義上的“西安城”，那些擁有高樓大廈，寬闊馬路，密密麻麻被各樣公交線路勾連起來的地方。

盡管自己所屬的行政區藍田屬于西安轄管范圍，村里也總有人議論“西安五環都要修到湯峪了，前衛一片都劃歸曲江了。”但侯鳳霞知道，自己和真正成為一名西安“城里人”身份之間的壁壘，“那是我身子入土也看不到的以后。”

■ 圖源網絡

然而，這種空間的延續和心里的認同有時候也并不是相輔相成的。

侯鳳霞不是沒機會擁有“城里人”身份，辛苦多年，靠著和自家男人漂泊在外打工，終于趕在西安房價上漲之前為兒子付了首付，轉眼10年過去，兒子也娶妻生子定居西安，成為名副其實的“城一代”，但侯鳳霞在城里幫忙照顧孫孫上完幼兒園后，卻還是速度打包行李回了農村老家，“住不慣，難受很，一格一格的像個牢籠，隔壁兩鄰都不知道叫啥，人跟人一點都么感情，我坐陽臺上把對面幾棟樓，樓有多少層數了一遍又一遍，后來發現，城里人也不是好當的。”

這種對于自身身份的認知和“割裂”在回村后蕩然無存。“咱確實享不了城里人那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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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村后，侯鳳霞的一天是從凌晨4點開始的，那時候雞還沒有叫，狗也還睡著，村子大部分人家仍處于靜寂狀態。燈繩得拉三下燈泡才會亮，灶頭連著土炕，侯鳳霞翻身下炕，躋拉著布鞋從甕里用大瓷缸舀上滿滿一缸水，多一半倒進盆里洗臉，少半底則留著涮口。洗罷臉，侯鳳霞會去往櫥柜打開面袋子開始和面，面得舀兩碗，一半用來扯面，干拌的那種，一半用來烙餅，烙個死面饃。

當然，有時也不烙，晚上回家起面發面，蒸上一鍋熱饃，趁熱夾上油潑辣子撒點鹽吃上兩個，其它則晾涼放進竹簍吊上房梁通風處，用不了一天，就成了脆香脆香的干饃。“這三樣頂飽，其它都不行，別的啥上個廁所肚子就空了，根本撐不下來。”

這樣的生活是從2020年正月開始的，能做日結工，侯鳳霞很開心。

“感覺生活又有了奔頭，干一天是一天，實實在在的，咱么混日子”。那些早起的一天成為某種固定的儀式，穿衣洗臉，揉面扯面烙餅，打包干糧，然后奔赴村口。不需要鬧鈴僅憑生物鐘就可以自然的準備一切。

《2020年農民工監測調查報告》顯示，全國農民總數2.85億左右，其中50歲以上的農民工占比26.4%，這意味著，每4個農民工里，至少有一個超過了50歲，不過，如果把樣本聚焦到侯鳳霞所在的農村日結工小群體里，“包說26%，100%都是50歲往上的。”

5點多，收拾妥當的侯鳳霞會準時出現在村口大隊部廣場，伴著將滅未滅的月亮能看到熙熙攘攘的人，他們年齡多是50歲之后，60歲往上也有，有男有女，但女性居多，有人面露疲憊，有人熱情高漲。大部分人都提著兜兜裝著礦泉水瓶，但瓶里卻是自己燒的涼白開，鍋盔加辣子一般也是兜里的常駐嘉賓，不過愿意自帶伙食補給的也多是同侯鳳霞一樣的農村女性，男性不愿意，他們不好意思，“花10塊在外面吃碗面不算過分，女的太小氣了，這點都要省。”

等待村口接送的面包車時，侯鳳霞總是充滿期待，“去過最遠的地方是咸陽機場跟前，能看見一架架飛機從頭頂飄過，轟隆隆的，美的很，要是我自己，這輩子也不可能去這么遠的地方。”

■ 找好工作的日結工在面包車上等待前往工作地點 | 圖源：新京報

趕早起床是侯鳳霞的習慣，她怕被車子落下，工頭招夠了人會一點不猶豫就把車開走，不加人，“拍車門都不給開，那這一天就沒有錢了。”

每個早晨，來村口招工的人會把他們一車一車拉走，輸送到幾十公里或上百公里外各個需要干活的地方，工地有大有小，干活的內容也不盡相同，但多是路面養護，景觀帶栽花又或是哪個樓盤趕著交付，帶些農村工人提前去打掃，種點花草布置布置。

干活時長多是9-10小時，一天的工作結束后，他們會隨著早起的隊伍再坐上小面包或中巴車，晚上一車一車再被送至村口大隊部，下車的時候，27歲的王劍會把每人的工錢交至大伙的手里，男的90，女的80，工資雖說不固定，但也不會超120，“一行有一行的規矩，多了就是活趕的急，包工頭要抽人頭費的，80、90是普遍價位。”像發作業本哪樣，村里人多不接收微信轉賬，只要現金。

回家后，侯鳳霞會小心翼翼把有點泛皺的錢抻平壓在炕上的草席下，然后等著西安城里的小孫孫回村后，再興沖沖拿出來給他去買好吃的，即使是鎮上那種挑不出來什么高端零食的“好再來”超市，侯鳳霞的小孫孫也會在短短半小時消耗掉奶奶3天往上的工錢。當然，這是后話。

回到諸如侯鳳霞一樣的這個“集體”里，那些每天在在村口集合又跟著大巴或面包車前往不同地方的人，是近幾年周至、藍田、長安出現的新型務工群體。

其間交易的規則是，只打零工，干一天的活兒，拿一天的錢。中介包工頭管交通，早上送走晚上回來，下車就給結錢，至于飯這個東西，大多時候是不管的，全靠自費，遇到好心的工地，給自己工人發盒飯的時候也會一視同仁的給他們發上一份，“有菜有肉，還挺舍不得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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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劍是2021年4月份成為一個“包工中介”的，最早只是跟著本家的表叔做，“就專門給人當司機，早上5點半到村口，晚上7點回來。”

像王劍這樣27歲就回村包工的年輕人在鄉村并不多見，大多數有能力成為包工頭的，也都是王劍口里表叔那樣的人“36、7左右，有點人脈也會來事。”20出頭的小伙子大多是受不了這樣的苦的，盡管也是某個小社會群體里團隊首領一樣的存在，但“工人做啥你也要做啥，遇到不熟練的還得教，別人6點起，你就得更早，身體上的苦其實倒還好，畢竟農家出身的小孩啥也都經過，但有些是精神交往上的。”

留在村里的“年輕人”是會被看不起的“存在”，被默認為沒念上學，去外面也掙不來錢，只能灰頭土腦的溜回老家“茍活”，“去鎮上街道看，除了零零散散上學的年輕高中娃，像我這么大的幾乎就尋不見，大家就算在外頭混得差，也沒人想過要回老家，周遭叔了嬸了的哪個見了不議論一下，還都是當面問，一點都不留面。”

■《春天里》劇照

王劍掙扎了一下還是選擇留在村里“務工”了，看起來蔫蔫的他其實骨子里有自己的主意，早些年也不是沒去外面打過工，進沙發廠修理廠車間廠，“就跟個螺絲釘一樣，錢掙破頭也就5000封頂了，而且還沒自由，手機都不讓玩，但回來做這個不一樣，一個月不下雨我天天跑的話，除掉油錢，能掙7、8000，最重要的是自由得很。”

王劍算了筆賬，憑著之前汽車修理廠打工的經驗他在二手市場上買了輛面包車，花了9000塊，自己動手拾掇修理后，連司機帶工人車上能拉至少7個人，當然，王劍本身就是司機且還能領份干活的工費，加之組織另外的6名鄉村打工人抽到的提成（一個人頭收30-40不等的差額）一天至少300塊的收入就進了帳。

“這活能做，咱也沒其它手藝，村里這些剩余勞動力一天也閑不下來，能掙上錢都開心著呢，就是人有點不好管。”鄉村是熟人社會，關系的往來四通八達，不出三個人之間就是沾親帶故，面對各個年齡都是自己兩翻的長輩，“說都不好說，村里人淳樸倒是淳樸，但就是倔的要命，活不好好干也完全沒辦法，你說他他比你還急。”

半輩子都“自由散漫”慣了的人是沒法受到來自于小輩們的“規訓”的，尤其是小輩還是自己看著長大的半大小子。哪怕是為了掙錢，“但臉面才是第一位，這錢要是掙得不開心那也就不掙了。”

■ 圖源：中新網

村里已經留不住人了，鄉村空心化早已成為老生常談甚至提出來都覺得沒有新意的話題，50歲的年齡，有本事的鄉村人是會進城給孩子帶孫孫的“身體正行”的時候，當然，這一切建立的前提是“有本事”，通過自身努力或兒女努力在城市里奮斗到了能夠留存的空間。

至于那些被別人稱呼為“沒本事”的，只能土里刨吃食的人，“不敢想城里有房，娃們自己奮斗去吧，我能把自己經管住都不容易了，咱也不去給娃們添麻煩。”

雖然嘴上這么說，但實際上，辛苦了一輩子農家人還是會想著自己再出一點力，怕被笑話也怕被瞧不起，“說不羨慕是假的，眼瞅著周邊鄰里都進城入住了，只有自己還在村里晃蕩，怎么想都不得勁。”61歲的鄭建民如今也還在跟著隊伍跑。

鄉人“嘴硬”這話一點也不假，嘴上說的一回事，實際上的行動會是另外一回事，“農村人跟城里人還是沒法比，也不可能有退休的概念，總想找點活計干，哪怕錢少點呢，但你是一個有用的人啊。”

在城里成為一名農民工，還是回村上成為一名農村日結工，對于這些鄉村人來說多了一種選擇，比起常年漂泊在外租住城中村，生活空間逼仄又困窘的現實，能夠每晚回家睡到自己的床上，順便照應照應門口的一畝三分地，雖然收入跟正式“簽約”于工地上的人差別有點大，但“掙錢誠可貴，自由價更高啊，現在還能去哪找這種隨便想走就走，想來就來，當天和尚撞天鐘的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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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雨天的日子，侯鳳霞和鄭建民會給自己放假，當然，放假的原因也是因為活計少了，村口的面包車都會少幾輛，露天作業的工作一到下雨幾乎就只能停滯，每每這時，王劍也會長舒一口氣：“天晴的話，就算再累也想多跑跑，舍不得停，但下雨就不一樣了，上天讓你歇著么。”

王劍養成了每天晚上睡覺前把天氣預報刷好幾遍的習慣，遇上確認的大雨天，王劍會提前關掉鬧鐘，給母親打好招呼，不要叫他起床，然后被子一裹睡個昏天黑地。雖然早上5點起床的日子已經快一年，但作為年輕人的他顯然還沒有養成如侯鳳霞一樣的作息習慣，那些好不容易可以休息的時間王劍都給了床鋪。“沒弄這之前，我也愛打游戲，弄了之后，生活都規律了，也懶得在玩游戲了。”早睡早起的規律生活讓王劍看起來好似脫離了普通意義的年輕人。

經常和長輩們打交道后，王劍也有了一些生存技巧和智慧，比如他知道面對大媽阿姨們嘴甜一點可以省很多不必要的麻煩，遇到難纏的大叔發根煙也許比呵斥更管用，對于操作智能手機僅限刷抖音快手的叔嬸來說，打電話通知干活比發消息頂用100倍，換新人的時候要勤觀察，干活好的要記住他們的名字和電話，要隨時刷刷務工群里的信息，跟更多有資源接活的大老板搞好關系。“大魚吃小魚，小魚吃蝦米么。”

比起曾經表叔開大巴，一車就是至少30人起步的規模，王劍的小面包顯然有點寒酸氣，但成本低壓力小，更靈活。“最近油價漲成這樣，他那大車開出去一個月油錢都比我多上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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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剝皮”般的收益也是層層遞減的，上游段能一手拿到工程的人肯定比下游的人要掙得多太多，王劍也深知這樣的道理，“有的招工你知道人報備的價格是200-250，但到我們手上其實至多也就150了，至于工人，能拿100就算不錯了。”

活計最多的時候還得數全運會籌備期間，彼時王劍天天開著面包在港務區轉悠，有的工程一做就是三個月起步，整修搬運栽花移苗，每天都有干不完的活。“好是好，但結錢慢，這邊工程不完，老板不給結賬，我拿不到也就沒法給工人結錢，一兩次可以拖一下，時間長了就不行，能做日結的大都是更看重握在自己手里的，沒人喜歡不確定性。”

王劍也遇到過賴賬的，好在自己手頭人少，貼補周轉一下還可以應付，如果人多，那肯定是不行的。群里的消息魚龍混雜，如何辨別出真假并及時響應，成了王劍另一個重要的工作內容。

“做一年多失手過兩次，工程款拖三個月沒要回來，也去過政府門口堵，但對方也說不清楚，哎，就只能自認倒霉，去年年底到今年，活就少了，要求還高了，大環境不好，能有的干就不錯了，收入少了些，也是硬熬。”

王劍口中的要求高，是指對于農民工們年齡和體力的要求提升了。此前全國多個城市發文，對建筑行業用工年齡進行管理，禁止60周歲以上男性及50周歲以上女性從事建筑施工作業。王劍也遇到了這樣的情況，一些管理嚴格的單位會在工人進入工地前提前登記個人信息，那些超齡的人群一下就暴露無遺了。但村里肯下苦愿意出門做零工的，顯然大部分是如侯鳳霞和鄭建民一樣的“超齡農民工”。

早先，王劍只會根據打眼一看的外貌來篩選能否進入自己面包車的“務工人員”，雖然也八九不離十，但“現在大家生活水平好了不少，有時也看不太出誰究竟超齡，管得不嚴的也就睜只眼閉著眼了，但如果涉及到明文規定，提前錄入信息就糊弄不成了。”

王劍有些擔心，如果未來真的統一按如此的規定執行下去，對于他而言，招工肯定是一大問題，村上符合這個標準還肯按此工資來工作的人太少太少，而對于侯鳳霞和鄭建民來說，她們出門再想掙錢的選擇也自然被壓縮掉了。

■《春天里》劇照

據國家統計局數據，2021年，農民工29251萬人，月均收入4432元。而農民工總量還在增加，比上年增加691萬人，增長2.4%。農民工中男性占64.1%，女性占35.9%，女性農民工增速快，占比提高1.1個百分點。平均的收入自然只是平均，能被統計的也大都是工地里那些好歹有個紙質約定的，對于像侯鳳霞這類，收入月均2400的人“應該不會被計入其中。”

但出門務工的女性越來越多這個事實，王劍也感受到了，一車6人里，至少4名女性。“跟村里居住人口有關，男的都在外面打工，女的則留家里照顧老人小孩，遇到這樣靈活的‘就業’方式，自然有總比沒有好。”王劍也喜歡帶大嬸阿姨們去干活，“她們會更仔細，栽花養護的時候手也巧，而且熱熱鬧鬧的，感覺對每天都充滿希望。”

侯鳳霞已經愛上了這樣的生活，丈夫因病走的早，留下她一個人，盡管城里兒子想把她接去一起生活，但侯鳳霞不愿意，“他們一上班就剩我一個人干瞪眼，城里那火柴盒哪有農村自由，現在我還有收入，還能去看飛機，這日子不比啥美。”

王劍也習慣了如今的日子，多勞多得的自由現實感讓他覺得自己也沒有比別人差多少，“靠本事吃飯，挺有奔頭的，未來看機會能不能多整幾輛車，把我以前那些發小都叫回來。”

至于鄭建民，“干一天是一天，反正人讓上車咱就上，人不讓上咱就歇，我覺得能混。”

■ 文中人物均為化名

作者 | 湯加 | 貞觀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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