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沿拓展：

盡管整頓吏治的主張不能實現，左雄卻沒有因此而心灰意懶，放任自流。

對左雄而言，選士和吏治只是一個手段，他的最終目標是要改良社會風氣。

為了繼續實現這一目標，他改變了策略，從教書育人抓起。

他向朝廷建言“崇尚經術，繕修太學”。

這次，得到了朝廷的準許。

劉保陽嘉元年（公元132年），太學修繕擴建完工，規模大了許多，有一千八百五十間學舍。朝廷從京師及各地聘請了一大批宿儒名師，劉保下令試明經的補弟子,增加甲乙兩種、生員各十人。并授予京師及郡國老儒生年齡六十以上的為郎、舍人、諸王國郎的三十八人。許多貧寒飽學的才俊通過進入太學，找到了入仕的大門。

在左雄整頓吏治，大力狠抓察舉風氣期間，一大批才俊順利被察舉為郎中。

事實證明，這樣一大批通過了察舉的人都是當世的高人。

這些人有：陳蕃、李膺、李固、馬融、張衡等。

陳蕃是東漢年間極其有名的名士。

據說，他少年時，嘗獨處一室發奮讀書，庭院以及屋舍十分凌亂。父親的朋友薛勤來訪，不由得眉頭皺了皺，（刪除“說”）對他說：“孺子何不灑掃以待賓客？”

陳蕃頭也不抬，說：“大丈夫處世，當掃除天下，安事一室乎？！”

薛勤聽他出奇語，知其懷壯志，料其大必有高行，不由大為贊賞。

《世說新語》對陳蕃的贊語更是稱：“陳仲舉言為士則，行為世范，登車攬轡，有澄清天下之志。”（仲舉，是陳蕃的字）

李膺，字元禮，是安帝朝太尉李修之孫，其生性高傲，自視甚高，舉孝廉，歷任青州、漁陽、蜀郡太守，任內申明法令，恩威并舉。史稱“李元禮風格秀整，高自標持，欲以天下名教是非為己任。后進之士，有升其堂者，皆以為登龍門。”以入他的家為“登龍門”，足見贊譽之高。

比李膺稍早，有一名士，名叫荀淑，李膺曾經跟他學習，奉他為師。這個荀淑在朗陵侯國任職，治理政事明快果斷，被人們奉若神明，其生有八子，個個都飽有學問，享有盛名，人稱“八龍”，時有“荀氏八龍，慈明無雙”的評贊。（三國杰出的軍事家、戰略家，曹操手下的第一謀士荀彧，就是荀淑的次子荀緄所生）

李膺雖然以荀淑為師，但青出于藍勝于藍，名氣更大，荀淑的兒子荀爽去拜見李膺，有機會給李膺駕車。回來后，竟然開心得沖人大呼大叫道：“今天我做了李元禮公的車夫了！”興奮之情，溢于言表。

李膺就這樣被人傾慕著。

李固，漢中南鄭人，出身于官宦之家。他的父親李郃是河圖、洛書、風星之學的權威，做過安帝朝的太常、司空和少帝朝的司徒，曾參與擁立劉保的謀劃，被封為涉都侯。

李固自幼胸有大志，雖出身于富貴之家，然而毫無紈绔弟子的習氣。他好讀書，常改易姓名，杖策驅驢，不遠千里，跋山涉水，尋訪名師，研究學問，上面提到的荀淑，就是他眾多的老師之一。他遍覽各種古本秘籍，成為當代的大儒。他每次到太學，都是秘密地進入三公府，去向父母請安，不讓同學們知道自己是李邰的兒子。他對功名并不很熱衷，司隸校尉先后五次推舉他做孝廉，都被他善意地拒絕了，官府召他去做官，他也只是笑著搖搖頭。

馬融，字季長，右扶風茂陵（今陜西劉協興平東北）人。東漢名將馬援的從孫，東漢儒家學者，著名經學家，尤長于古文經學，一生注書甚多，注有《孝經》、《論語》、《詩》、《周易》、《三禮》、《尚書》、《列女傳》、《老子》、《淮南子》、《離騷》等（皆已散佚），另有賦頌等作品，有集已佚，明人輯有《馬季長集》。他設帳授徒，門人常有千人之多，盧植、鄭玄都是其門徒。

如果說，陳蕃、李膺、李固、馬融這些人是當世高人，那么，張衡則堪稱高人中的高人，曠世奇才，名蓋兩漢。

張衡，字平子，南陽郡西鄂縣（今河南南陽市臥龍區石橋鎮）人。

家為著名大姓，祖父張堪曾任蜀郡太守。

東漢開國之初，蜀郡還在公孫述的手里，光武帝為了展示自己志在必得的信心，早早就封張堪為蜀郡太守。

吳漢在成都城下與公孫述連番惡戰，已到收官之戰。

張堪料到破城只在朝夕之間，興沖沖地從南陽趕往成都。

然而，他到成都的時候，正遇上吳漢抓住馬尾從河水中狼狽脫險。

吳漢神情沮喪，情緒失落，收拾行李，就要撤軍。

張堪大急，拉著吳漢，大陳述公孫述必然滅亡、不應退軍的策略。

吳漢接受了他的意見，終于攻克成都。

張堪也因此做上了名副其實的蜀郡太守。

張堪其后又曾以數千騎兵擊破匈奴來犯的一萬騎兵有功，拜為漁陽(今北京附近)太守。

張衡身為名家之后，天資聰穎，少善屬文，游學于三輔，入京師，觀太學，通五經，貫六藝。

難得的是，其雖才高于世，卻從無驕尚之情。常常從容淡靜，不好交結俗人。

十九歲那年（漢和帝劉肇永元八年，公元96年），張衡感覺到天下承平日久，自王侯以下莫不逾侈，乃擬班固《兩都賦》，創作《二京賦》，以諷諫世事， 精思傅會，十年乃成。

《二京賦》在結構謀篇方面完全模仿《兩都賦》，以《西京賦》、《東京賦》構成上下篇。

《西京賦》著力鋪陳長安富麗堂皇和窮奢極侈的景象，在極度夸張的描寫中襯出其荒謬之處，表達出作者對這種生活的徹底否定；《東京賦》則描寫洛陽的儉約、禮儀，以為對比；歌頌東漢君主崇尚懿德，儉而不陋的禮治成就，目的是要人們汲取西漢的教訓，悔而改之。

《二京賦》的創作動機及其藝術形式雖本源于《兩都賦》，但篇幅更長，辭藻更美，氣勢更盛，內容更廣，有政治的諷諫、社會事物的描述；又有歷史的反思、哲理的寓含；更有感情的傾泄、意境的飛揚，文思恣洋，蔚為大觀，“下筆繡辭，揚手文飛”。被后人稱為兩漢散體大賦“長篇之極軌”，南梁昭明太子蕭統將之收入《昭明文選》。

和帝劉肇永元十二年(公元100年)，張衡應南陽太守鮑德之請，出任南陽主薄，掌管文書工作。八年后鮑德調任京師，張衡即辭官居家，致力于探討天文、陰陽、歷算等學問。

在張衡看來，寫文劉炟章和做官，都是雕蟲小技，他是一位具有多方面才能的科學家。他的成就涉及到天文學、地震學、機械技術、數學乃至文學藝術等許多領域。

四 “科圣”張衡

張衡的天文學著作《靈憲》，全面體現了他在天文學上的成就和發展。

文中就宇宙的起源、宇宙的無限性、天地的結構、日月食的成因、日月及金木水土火五星運行的規律、構建星官體系、流星和隕星的來源等等，都提出了自己獨到的解釋。

他認為，宇宙起源于一派無形無色的精氣，乃道之根，由道根產生道干，氣也有了顏色，開始產生物體，“元氣剖判，剛柔始分，清濁異位，天成于外，地定于內”，天地配合，生成萬物，即為道之實。

與《淮南子.天文訓》所說的氣分清濁之后“清陽者薄靡而為天，重濁者凝滯而為地”的天上地下之“蓋天說”不同，其主張清氣所成的天在外，濁氣所成的地在內，是為“渾天說”。

這種以“氣”為基礎的宇宙形成論與西方古代認為宇宙結構亙古不變的思想傳統截然不同，卻和現代宇宙演化學說的精神息息相通。

關于宇宙的有限和無限，張衡的觀點是：人目所見的天地是大小有限的，但是，超出這個范圍，人們就“未之或知也。未之或知者，宇宙之謂也。宇之表無極，宙之端無窮”。其所主張的宇宙在空間上沒有邊界，在時間上沒有起點，和當代的辯證唯物主義哲學不謀而合。

在天與地的結構上，張衡把天描述成恒星的所在，乃一偏心率極小的橢球，上有北極，樞星正處其上，日月及金木水土火五星均繞它其旋轉。而天之下有南極，位于地底下，人不可見——在張衡看來，地是個半球，“自地至天，半于八極；則地之深亦如之”，他進而指出，日、月角直徑為整個天周的“七百三十六分之一”，以現代通用角度單位換算，為 29′35.3〃，這和近代天文測量所得的日和月的平均角直徑值31′59〃和31′5〃相比，誤差只有2′左右！

王充在《論衡.說日篇》中曾明確指出：“日食者，月掩之也。日在上，月在下，障于日之形也。”科學地解釋了日食的成因。可對于月食原因，尚無人知曉。張衡在《靈憲》中就專門論述了月食的原因：“月，光生于日之所照；魄生于日之所蔽。當日則光盈，就日則光盡也。眾星被耀，因水轉光。當日之沖，光常不合者，蔽于地也，是謂虛。在星星微，月過則食。”他指出，月亮本不能發光，只能反射太陽光。月亮之有圓缺，都是太陽光照的結果，突出了月相與日、月相對位置的關系，而月食的出現，即大地擋住了太陽光，月亮出現在地球的本影區里，非常系統而科學地闡述了月食的成因。

而關于日月及金木水土火五星的位置及其分布，張衡認為，它們并非在天球球殼之上，而是在天地之間運行，距地的遠近各有不同，“近天則遲，遠天則速”，離地近的速度快，離地遠的速度就慢。并用天的力量來解釋行星有留、逆、遲、速等運動變化現象。其用力原因來探討天體的運行是人類思想的一大進步，西方世界一直到16世紀才被提出來。

張衡觀測記錄了兩千五百顆恒星，構建星官體系，還對隕石的來源予以了較正確的解釋，他說：“及其衰也，神歇精殞，于是有隕星。然則奔星之所墜，至地則石矣”。

綜合上述種種，不難看出，《靈憲》實在堪稱我國最為杰出的古代天文學著作。

因為《靈憲》一文，梁代劉昭贊張衡“天文之妙，冠絕一代”。

為了立體而全方位地向世人展示自己心中的天體構造及其運行規律，張衡還憑借自己的奇思妙想和精湛的手工制作能力，借助機械學和動力學的基本原理，通過水流獲取動力，制做出了一部精妙絕倫的渾天儀。

該渾天儀主體與現代的天球儀相仿，有“內外規，南北極，黃赤道。列二十四氣，二十八宿，中外星官及日、月、五緯”，上面畫出了由張衡自己所定名的444官2500顆星，黃、赤道上描上二十四氣，正中刻有一條水平環，表示地平，另有一對夾著南、北極軸而又與水平環相垂直的子午雙環，雙環正中就是觀測地的子午線。天球繞貫穿南北極的轉軸轉動時，球上星體有的露出地平環之上，以示星出，而正過子午線，則是星中，沒入地平環之下者，就是星沒，所謂“璇璣所加，某星始見，某星已中，某星今沒，皆如合符也”。

更絕的是，天球外還附有日月及金木水土火五星，它們除了有和天球一道東升西落的周日轉動之外，還有各自在恒星星空背景上復雜的運動。

基于張衡在兩千年前就對天文學做出過這樣全面而深刻的研究，后人將月球背面的一環形山命名為“張衡環形山”，將小行星1802命名為“張衡小行星”。

張衡還發明和制作出一件震爍古今的作品——候風地動儀。

這件儀器發明于劉保陽嘉元年(公元132年)。

劉祜耳聞了張衡的才能，曾經將他征召進京，拜為郎中，劉祜元初元年(公元114年)遷尚書郎。次年，遷太史令。

候風地動儀就是張衡在太史令任上的一件大手筆。

其以精銅鑄成，直徑八尺，合蓋隆起，形如酒尊，飾以篆文山龜鳥獸之形。尊中有銅柱，名叫都柱，旁邊分布八條軌道，施關發機。尊外附八龍，龍首銜銅丸，下有蟾蜍，張口承接銅丸。其機關制作巧妙，全部隱于尊中，覆蓋周密無際。如若地動，都柱則敲動機關，使龍首張口吐丸，蟾蜍銜之，振聲激揚，觀察者即可覺察。

其有一龍發機，而另外七首不動，根據吐丸方向，可知地震之所在，驗之以事，合契若神。

曾經，有一龍機發而地面并無震動，京師學者咸怪其無征。然而，幾日之后，有消息傳來，隴西發生了大地震，于是皆服其妙。

地震的原因很復雜，直到今天，研究地震的成因、預測地震的發生，依然是世界的大難題，而在兩千年前，張衡就研究出了用來觀測地震的儀器，真是駭人聽聞！

從這一點上來說，候風地動儀乃是世界上的地震儀之祖。

而從上面所提到的渾天儀和候風地動儀的構造即可得知，張衡本人掌握了極其高明的機械技術，他還制造出了指南車、自動記里鼓車、飛行數里的木鳥等等。

和他同時代的崔瑗就盛贊他：“數術窮天地，制作侔造化。”

這句話，除了贊揚他制作器物的神奇外，也肯定了他在數學方面的成就。

他寫過一部書，叫《算罔論》，給立方體定名為質，給球體定名為渾。他研究過球的外切立方體積和內接立方體積，研究過球的體積，其中還定圓周率值為10的開方，是我國第一個理論求得π的值。

他還被唐代人崇為東漢的大畫家。張彥遠的《歷代名畫記》卷三記有：“張衡作《地形圖》，至唐猶存。”

在任太史令期間，對史學也做了許多研究。曾對《史記》、《漢書》提出過批評，并上書朝廷，請求修訂。他還對東漢王朝的歷史檔案作過考訂，上表請求專門從事檔案整理工作，補綴漢王朝的史書。他還研究文字訓詁的學問，著有《周官訓詁》一書。里面的內容，廣大學者都挑不出什么毛病。

這多種多樣的才能，使得后世的郭沫若由衷贊道：“如此全面發展之人物，在世界史中亦所罕見，萬祀千齡，令人景仰。”

值得一提的是，張衡雖然淡于名利，卻不是那類專門關起門來做學問的學者，他關心時政，關心國計民生，有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抱負。

他歷經劉祜和劉保兩朝，看著政治日漸腐敗，宦官和外戚的斗爭越演越烈，地方豪強也在混亂中不斷坐大，百姓生活日益厄困。他坐不住了，冒死向劉保上書，諷示近世宦官的危害，要皇帝“惟所以稽古率舊，勿令刑德八柄不由天子”、“恩從上下，事依禮制”。

這種勸諫換來的結果卻是：劉保下詔特許受封為列侯的宦官可以收養義子，繼承爵位。

宦官也因此獲得了和貴族世家同樣的世襲特權——諸葛亮稱曹操是豎閹之后，就是因為宦官曹騰擁有這種特權。

張衡清醒了，他明白，在這個渾濁而黑暗的世界中，他一個人的呼聲是那么的微弱，是那么的毫無意義。

在殘酷的現實面前，他選擇了逃避。

以至后來劉保問他：當今天下百姓所憎恨的是什么人？

在宦官們環視之下，他已無話可說，只好“詭對而出”。

他的《四愁詩》、《歸田賦》就是在這種背景下誕生的。

因為詩賦中的那種矛盾和痛苦，后人又將之和偉大詩人屈原的《離騷》相提并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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