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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侵華一幕

在全面侵華戰爭的責任歸屬上，一般認為天皇和軍部負有極大責任，這里容易被人忽視的是近衛文麿。近衛文麿是日本的大名門、同天皇家關系根深蒂固的貴族，也是五攝家之一的近衛家家主。他在全面侵華戰爭中，三次成為首相，實為推動日軍全面侵華的罪魁禍首之一。

二二六兵變之后上臺的廣田弘毅（這是在東京審判中絞死的唯一日本文官）和林銑十郎，雖然對軍隊言聽計從，但是無力應對日本國內的各種矛盾，日本亟需一個強人政府主導政治。在這種情況下，軍部、元老重臣、財閥、官僚、政黨都將目光投向了貴族政治家近衛文麿。經過元老西園寺公望的推薦，1937年6月4日，近衛文麿正式任職首相，開始主導日本政治。

近衛文麿

近衛當選首相有其自身的優勢。

首先，出身極高。近衛家是封建時代天皇朝廷之下最高官職攝關的世襲家族之一（統稱“五攝家”，就是藤原攝關家族的五個支族，此五家有資格任職朝廷最高官職關白、攝政、太政大臣等），家族地位極高、歷史悠久。即便是在近代四民平等之后，近衛家爵位是明治維新之后的臣下五等爵位中最高的公爵，其高貴的政治地位足以震懾四方。

其次，近衛文麿的父親近衛篤麿是貴族院議長，組建過多個政黨，長期混跡在政治圈內，所以他們一家對近代政治可謂熟悉，對政黨、財界、官僚很有影響。

第三，近衛家憑借高貴的出身，很容易影響天皇，能得到天皇的支持。

近衛內閣合影

就這樣，能滿足軍部、政黨、皇宮等多方需求的他當選亂局下的首相。在全面侵華戰爭前、戰爭中，三次任職首相的他實際制定了一系列對華戰爭決策。

明治維新后，日本侵華固然是日本軍國主義和資本主義發展的必然，但是日本有其自身弱點，那就是國土狹小，資源短缺，人力資源不足，資本主義發展不充分，大財閥壟斷，農民生活長期貧苦，這一切共同制約了日本能支持的戰爭規模。所以，不論是第一次侵略臺灣、甲午戰爭，還是之后的九一八事變、一二八事變，日本都不敢發動全面戰爭，都是以局部勝利帶動整體，逼中國就范。可正是近衛文麿的上臺，日本的野心才突然膨脹，打起了總體戰爭全面侵華的計劃。

盧溝橋事變

按照《近衛手記》所說：“當時中日間已至非武力解決不可的程度”，足見近衛在對華關系上是個鷹派。七七事變爆發，近衛立即推出了相應對策，對七七事變的結果處置上，他指使日本必須保證平津地區在日本控制之下。7月11日，在近衛主導下，內閣決定立即向華北增派7個師團，并稱內閣在華北問題上“下了重大決心,決定采取必要的措施”。

近衛控制的日本國策研究團體昭和研究會，也向內閣提交了《關于處理中國事變的根本方法》，這篇報告就一個中心，即“為了摧毀抗戰的最大因素—國共合作勢力,攻下漢口是絕對必要的”。此時日軍才開始侵占盧溝橋等華北地區，而近衛等人已經想到要去華中占領漢口，可見其“目光長遠”。之后七七事變的名稱被不斷擴大，稱為“華北事變”，進而改成“中國事變”。至1938年10月，廣州、武漢淪陷，日軍在中國關內的兵力已達24個師團，100余萬人。

七七事變遺址

為配合軍方的戰爭進度，作為政府首腦的近衛也打起了外交牌，其主要對華外交就是公開的三次近衛聲明。這三次聲明也是近衛作為全面侵華戰爭總頭目的鐵證之一。

1938年1月御前會議上，近衛政府提出了《處理中國事變的根本方針》，決定“與滿洲國及中國之合作，形成東亞和平之樞紐，并以此為核心，對世界和平作出貢獻”。這句話的潛臺詞就是在沒有達到這個目的之前，日本要盡一切手段逼國民黨就范。換言之，什么時候達到了這個目的，什么時候才能結束戰爭。

“偽滿洲國”舊址

但實際上，負責軍事的陸軍參謀本部對這種無休止的戰爭感到厭倦，陸軍明確拒絕了政府提出的《方針》。因為在中國以國共合作為基礎的全民族抗戰，使得日軍深陷戰爭泥潭，前線會戰可以擊敗中國軍隊，但無法殲滅中國軍隊主力，后方的中國游擊隊還在占領區“搗亂”，日本窮于應對，這樣分散實力不利于對蘇作戰（此時日本沒有徹底決定南下還是北上）。因此，日本陸軍堅決反對長期對華作戰。

對參謀本部的“懦弱”，近衛深感厭煩。他說：“參謀本部實在太軟弱!”（原田熊雄《古園寺公與政局》）。近衛政府和陸軍在結束對華戰爭上堅持己見，互不相讓，以至于海軍大臣米內光政預言，“如果參謀本部不信任政府,那么不是參謀本部辭職,便是政府辭職”（《中日戰爭時期的通敵內幕》）。

經過反復磋商，一直心比天高的陸軍居然向近衛低頭了，在保存近衛《方針》大意的前提下，進行了局部文字修改，從而同意了近衛的《方針》。當天夜里，近衛將御前會議最終妥協案上交天皇，天皇同意。1938年1月16日，日本對華公布了第一次聲明，即第一次近衛聲明。

該聲明核心部分稱：“帝國今后不以國民政府為對手,而期望真能與帝國合作的中國新興政權的建立與發展,并將與新政權調整兩國邦交,協助建設復興的新中國。”（《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書》）。這句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日本不承認中國有一種正統政權國民政府，而期待（支持）一個新的政府代表中國來和日本談賣國。

南京國民政府

這份聲明的公布對中國來說是極度屈辱的，因為實際代表中國的國民政府，居然不被日本承認，日本還揚言會支持以推翻國民黨為目的的“新興”政府，這意味著中日兩國實際處于全面戰爭狀態，是對中國的實際宣戰。

這份聲明其實并沒有恐嚇到中國（當然有現象表明，汪精衛對此頗為心動），反而堅定了國共合作抗日的決心，使日軍侵華更加艱難。甚至日本內部都說：“撤銷對蔣政權的承認,會使它陷入極端絕望的境地,它將拼死地同日軍作困獸之斗。”（《中日戰爭時期的通敵內幕》）為了彌補損失，5月，近衛將鍋全甩給了外相廣田弘毅，將他免職，并將宇垣一成提為外相，派其繼續對華進行談判勒索。

1938年10月，武漢淪陷，蔣介石遷都重慶繼續抵抗，國共合作也沒有瓦解，中國軍隊主力也沒有被殲滅，日本深陷侵華戰爭泥潭更為明顯。此時妄圖快速結束中國戰爭已經不可能，日本又回到了政治誘降為主上。

11月3日，近衛發表了第二次近衛聲明。該次聲明仍采取居高臨下的態度，首先斷言蔣介石政府已經淪為地方割據政權，如果蔣介石愿意“悔改”，和日本共同防共反共，日、“滿”、華“三國”共同建立“東亞新秩序”，日本還是歡迎的。

這次聲明是以中國承認東北分裂于中國為前提的，要求中國幫助日本建立“東亞新秩序”。此秩序的核心內容就是中國承認日本東亞霸主的地位，中國資源任由日本掠奪，中國軍事戰略要地任由日本侵占。對這種直白的賣國，國民政府堅決反對。但此次聲明發表之后，日本取得的最大戰果就是12月18日國民黨二號人物汪精衛叛逃。

《建軍大業》中的汪精衛

對于汪精衛的“投桃”之舉，近衛也采取“報李”措施。12月22日，近衛迫不及待地發表了第三次近衛聲明，仍然以誘降蔣介石為主，但仍未達到目的。

近衛在對外方面將帝國主義面目展露無遺，在國內問題上也采取了加速日本法西斯化的政策。1939年圍繞日本是否加入德意同盟（就是俗稱的軸心國），日本高層開始大辯論，近衛就是加入軸心國的堅定分子。

行政方面，日本建立了寡頭五相制度，即首、外、藏、陸、海五相制定國策，其他內閣成員不能置喙國策；同時設立企劃院，負責國內物資調配以便集中供應軍需。另外還別出心裁將各種右翼法西斯團體聚合，設立極右翼的大政翼贊會，企圖取代資產階級政黨議會，實現一國一黨的獨裁。

東京審判

為了發揮總體戰，近衛制定《總動員法》，將國民生活納入軍事化軌道，推動國民經濟軍事化。他還促進大壟斷企業的發展，不顧中小企業死活，甚至鼓勵兼并。

思想監控上，近衛內閣鼓勵大家吃“國旗便當”，一層白米飯，中間放塊紅酸梅或紅姜，既節省資源支援前線，又培養愛國熱情；設立奉公日，要大家義務勞動，支援前線；設立各種產業報國會，加緊生產；嚴格控制出版物，加大審查力度，就連西方宣傳民主自由的也不能發行了。

以近衛為開端，全面侵華戰爭爆發，日本國內嚴密的法西斯恐怖統治也逐步建立。雖然在此后戰爭問題上，近衛的首相寶座讓位于東條英機，但是東條內閣承接了近衛內閣的一系列政策，內閣更替可謂換湯不換藥，所以近衛實為戰爭罪魁禍首之一。

供奉戰犯的日本靖國神社

日本法西斯戰敗后，盟軍占領軍開始對日本法西斯分子進行整肅。12月6日，駐日美軍發出了對近衛文麿的逮捕令。12月16日清晨在被捕前幾小時，近衛畏罪自殺。大量事實表明，近衛實際上是策劃日本全面侵華、擴大侵華戰爭的罪魁禍首，由于他沒有登上東京審判的審判席，因此他的“名氣”較七名甲級戰犯要小，以至于近衛的“名聲”被東條英機、谷壽夫等人蓋過，但是其罪行，歷史是會銘記的。

張希明：《從交戰到宣戰》，《中國社會科學學報》2017年7月。

雷國山：《抗戰時期近衛聲明的來龍去脈》，《閱江學刊》2010年第1期。

孫麗娟：《策動日本全面侵華的實際罪魁——近衛文麿》，《九江師專學報》1995年第3期。

（作者：浩然文史·紫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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