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沿拓展：

摘 要：據國家圖書館檔案記載，日軍侵華期間，日偽機關、部隊以及憲兵對國立北平圖書館(含南京辦事處、香港辦事處)所藏文獻有三次較大規模的掠奪。抗戰勝利后，國立北平圖書館從1946年至1948年，采用多種方式對被日寇所掠奪圖書文獻進行了追索。

作者簡介：許京生，男，國家圖書館副研究館員。

據國家圖書館檔案記載，日軍侵華期間，日偽機關、部隊以及憲兵對國立北平圖書館(含南京辦事處、香港辦事處)共有三次較大規模的劫掠，一是抗戰初期北平的日偽機關“新民會”對國立北平圖書館總館文獻的劫掠；二是太平洋戰爭爆發后，日本部隊和特務機關對平館暫存在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藏書的劫掠；三是日本憲兵對平館寄存中英文化協會的英國美術印刷品圖書的劫掠。

抗日戰爭勝利后，北平圖書館在袁同禮館長的主持下，即開始對日寇劫掠的文獻進行追索。從1946年至1948年，國立北平圖書館采用給抗戰期間留守職員發通知，請他們提供日寇的劫掠事實和線索；向國民政府教育部、外交部等單位發函請求協助追索以及向中國陸軍總司令部審判戰犯軍事法庭提供證據，協助審問戰爭罪犯等多種方式追索被劫掠的圖書文獻。

平館對圖書文獻的追索，不僅在一定程度上挽回了損失，而且也為審判戰犯軍事法庭審判戰爭罪犯提供了第一手證據。

一、抗戰初期北平日偽機關“新民會”對北平圖書館總館文獻的劫掠及追索情況

1937年12月，日本侵略者成立了一個團體“中華民國新民會”，其主要任務是：防共反共，收買漢奸，搜集情報，宣揚“中日親善”、“大東亞共存共榮”等奴化思想，推行日本的治安強化運動，鎮壓淪陷區人民的反抗，直接為日本侵略政策服務。

北平淪陷后，新民會為了維護日本侵略者的統治和反共需要，到北平圖書館查收不利于統治的圖書期刊，編輯成書目發給各有關單位禁止閱讀和銷售。1943年，留駐北平圖書館的總務部主任王訪漁致信南下的袁同禮館長，報告北平圖書館圖書器物及館舍的損失情況：

普通書庫內關于黨議及國家法令以及俄文書籍，偽新民總會均認為違禁之書，于二十七年五月三十一日強行提去三十箱，又靜生生物調查所借用之生物書籍四百六十馀種亦未及歸還，該所即被敵軍盤踞，此項書籍間一部分已移存偽理學院。此外，除敵偽強行借閱之書籍報紙雜志未能盡數歸還者，均不過六七十種，頃已陳請沈兼士①先生將上開各項書籍代予設法索還，此藏書之大略情形也。②

1938年8月3日，平館留守人員顧子剛就新民會掠走平館文獻之事，寫信給司徒雷登要求協助索回被掠走的圖書未果③。

抗戰勝利后，國立北平圖書館即開始對被劫掠文獻進行追索。“一九四六年日本投降后，始由本館自中南海瀛臺偽新民會舊址領回圖書九七二種，一○三五冊，其為敵人稱存他處，此迄未發見，而彼時無目錄，亦難統計。”④被新民會劫掠的30箱書籍因為沒有目錄，很難如數追回，直到1949年北平解放后才從日本歸還圖書中獲得一部分。

1949年，上海市人民政府接管教育部圖書儀器接運清理處，接收了一批戰后日本歸還的圖書，經過分檢，其中發現有國立北平圖書館的藏書，于是致函平館，讓該館帶有關證件前去辦理接收：

敬啟者：茲有日本歸還圖書一批，經本處整理完竣，內有貴館藏書多種，爰特檢奉該項圖書清單一份，即請查收。并希貴館迅將該項書籍處理辦法及學校負責人姓名暨派何人或委托滬上何機關來處代領，乞即詳細示知，俾或了解。并請在領取該項書籍時，隨帶上級管轄單位證明文件，以資證明而便辦理，相應函達同希遵照辦理并見復(再，該項書籍如貴處不要，亦盼示告)。此致 國立北平圖書館 敬禮。⑤

1949年10月28日，北京圖書館收到上海市人民政府高等教育處接管教育部駐滬圖書儀器清理處的通知，經核查后確定，此批圖書系被新民會劫掠的部分圖書，隨即向當時主管單位華北高等教育委員會報文，該會收到報文后又向文化部文物局報文，說明情況。

文化部文物局1949年11月8日給北京圖書館批復如下：

據你館一九四九年十月三十日呈前華北高等教育委員會人字第六六七號文悉：一九三八年五月三十一日，日偽新民會劫走你館書籍三十箱之一部分，今經上海市人民政府高等教育處接管教育部圖書儀器接運清理處接獲該項書籍三八三種、雜志九冊，函促洽領事，本局同意經由你館上海辦事處先行派員領取，容如有機會再行北運，并發給證明文件乙件，即可辦理領取手續。特此通知。附證明函乙件。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文物局。⑥

辦理好相關手續后，北京圖書館即讓在上海的辦事處將其領回，共取回圖書383種，雜志9冊。

二、日本部隊和特務機關對平館暫存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藏書的劫掠及平館追索

太平洋戰爭爆發后，香港于1941年12月5日淪陷。同月28日，日本人派人到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搜查圖書后，于1942年2月上旬，日軍調查班班長官本博少佐派人到館劫掠國立中央圖書館善本書110箱、國立北平圖書館及中華圖書館協會裝箱寄存該處的圖書約三百馀箱。并在被掠書箱上面寫上“寄東京參謀本部御中”字樣，此批圖書為日寇所掠無疑。

抗戰勝利后，1946年2月24日，國立北平圖書館袁同禮館長為了追索這批圖書，給中國陸軍總司令部何應欽總司令致電，請求在日本戰犯中尋找有關線索，協助追索在抗戰期間損失的圖書。4月16日收到何應欽的復電，被審的戰犯為日寇第二十三軍司令、香港代理總督酒井龍。他對所犯掠奪圖書罪行百般抵賴，拒不認罪。

1946年4月27日，國立北平圖書館又收到中國陸軍總司令部審判戰犯軍事法庭的來電，稱戰犯酒井龍對占領香港時掠奪圖書一案，拒不承認，并辯解說“當時曾由政府派遣參謀本部南方作戰班來香港參觀香港大學圖書館，除有關軍事圖書外，一律不準移動”。⑦為使戰犯得到懲處，審判戰犯軍事法庭請北平圖書館提供有關證據和詳細的情況說明。北平圖書館急于將損失的館藏追回，于同日即給駐香港職員顧斗南發出通知，要求他進一步查找證據。顧斗南經過多方調查后，于5月14日、16日將事實真相分兩次報告給平館。平館于5月23日將顧的報告整理成正式報文，回復給中國陸軍總司令部審判戰犯軍事法庭陳光虞檢察官。

據平館報文所載日寇掠奪平館暫存香港馮平山圖書館圖書的情況是這樣的：

香港系于中華民國三十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淪陷。至二十六日，有日人竹藤蜂(現列入香港戰犯羈押香港赤柱監房，戰前在港任商業貿易總經理)偕同日軍將官階級之軍官至般含道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搜查書籍，先視察三樓存放之國立中央圖書館善本書籍一百一十箱。該項書籍原系寄交中國駐美大使館胡適大使代存，尚未運出之件，且均系古本珍籍，并無軍事有關之圖書。該日軍等視察完畢，當時未及移動，至三十一年二月中由日軍調查班長宮本博少佐派人來館將上項國立中央圖書館寄存之書一百一十一箱悉數掠奪，同時將本館及中華圖書館協會寄存該館一樓之圖書三百箱亦一并認為是中央圖書館之書，遂一并掠去，均箱面寫明“寄東京參謀本部御中”字樣。該宮本博少佐原在廣州南支派遣軍司令部特務機關任職，關系調來香港擔任搜索掠奪圖書事務，故于三十一年二月中奪取圖書完畢后，仍返廣州原任。⑧

國立中央圖書館的藏書，戰后經多方追索后，在東京上野公園內的日本國會圖書館(原帝國圖書館)發現，并于1946年8月歸還我國⑨。但是，國立北平圖書館被掠奪之圖書，依然查無所得。

另外，平館還有西文圖書雜志20箱，通過英國輪船運往上海，因時局緊張未能抵達，返回香港后，于1941年12月5日搬入香港西環永安貨倉第2號倉5樓存放。箱面寫有寄上海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收。當時為了避免日本人的注意，寄件人只能寫馮平山圖書館。這批圖書雜志也于1942年間被日寇掠走。1945年8月抗戰勝利后，平館即派人到香港調查被敵人掠奪圖書的情況，并派人到各貨倉檢查，此批圖書已經蕩然無存⑩

三、日寇對平館寄存中英文化協會英國美術圖書的劫掠

國立北平圖書館曾收藏有英國印刷珍本圖書，這批圖書于1936年在北平本館舉辦過展覽并受到時人稱贊。1937年為了備戰運往南京，寄存在山西路中英文化協會(中英庚款董事會)，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后被日軍劫掠。

日寇投降后，參與調查追索被日軍劫掠圖書的國立北平圖書館南京辦事處人員顧斗南在調查、追索備忘錄中記載此事的經過：

本館特藏英國印刷珍本圖書計一百數十種，甚為名貴，于二十五年在北平本館舉行展覽，為時人所稱許。二十六年春裝運來京，寄存山西路中英文化協會(中英庚款董事會)內。抗戰后迄三十年秋，該項書籍尚完整無缺。迨十二月八日，太平洋戰事發生數星期內，遂為敵憲兵隊劫取，攜之以去。該隊南京隊本部外事組員內田(系其姓氏不知其名)，實為重要負責人之一。茲訪悉，內田通英語，面園扁，中等身材，體肥壯，為標準之日本人，自三十年至三十四年繼續在該隊外事組服務，甚為活動，為該隊之干員，又曾赴蕪湖，將英美人士押解來京，入集中營，皆內田一手包辦，當時惡勢力可以想見。尚有坂井義一為該隊外事組主任，又有高橋公一，漱之口三俱該隊外事組組員，與內田同事，在太平洋戰事發生前，與英美留京人士尚保持聯絡。勝利后該隊官兵悉數繳械投降，聞現羈押于馬鞍山，關于劫取本館藏書事，已商懇教部轉函陸軍總司令部追查矣(教部已兩次致函陸總，尚未得復袁館長函)。請參閱杭次長復袁館長函。(11)

1946年3月9日，平館報文給教育部次長杭立武，懇請教育部致函陸軍總司令部協助追查。

教育部于3月26日給國立北平圖書館發布指令：

事由 據請轉函有關機關扣留日人內田，以便追還損失文物一案指復知照由

令國立北平圖書館

本年三月十一日及十六日呈共兩件，為呈報本館特藏美術印刷圖書為敵憲兵隊劫取經過，附呈該項書目，請鑒核追查等由。二呈及附件均悉。已據情轉函陸軍總司令部核辦矣。件存。此令。(12)

1946年5月8日，教育部又給平館發社字01524號指令：

令國立北平圖書館

本年四月二十五日呈一件，為本館特藏英國印刷真品圖書被敵憲兵隊劫取，請再函陸軍總部追查由

呈悉查本案準陸軍總部代電，復以令岡村寧次負責查明內田等下落，追還失物等由，應查得后再行飭知。仰即知照。此令。(13)

軍方的調查遲遲沒有結果，平館職員顧斗南又進行多方調查追索。5月4日至9日，美國大使館友人介紹顧氏去找曾經住在中英文化協會的某牧師了解情況，據他講中英文化協會在戰爭期間曾作為難民區，書籍和家具損失很多，后又被教會租賃，但未見所查書籍。后又通過其他途徑了解到此批圖書被敵憲兵隊移存到日本大使館內，又聞金陵大學的圖書曾被敵兵盜竊，并且被私自出售，金陵大學向市上收回了一些。由于當時的情況混亂，平館損失的英國印刷珍品也有被盜賣的可能。6月，顧斗南以國立北平圖書館南京通訊處的名義給金陵女子大學文理學院吳貽芳院長寫信請求幫助查找，看看從市上收回的圖書中有無此批藏書，并將書目也一并奉上。校方根據顧斗南提供的線索，查找后果然發現有國立北平圖書館書簽，但并未發現有英國印刷品珍本書籍(14)。

追索被日軍劫掠的英國印刷珍品圖書事一直持續到1948年。經過兩年不斷追索，仍未有結果。1948年2月，教育部只能將此案交由行政院賠償委員會處理。

賠償委員會1948年京字第5872號電復：

查原附表填報被劫書籍未據注明被何部隊劫去，是否運存日本；又未檢附被劫證件，原不易查追，惟查前準貴部本年二月十一日社字8260號代電轉據該館呈報有“該書籍于抗戰期間為憲兵部隊劫去，該隊南京隊外事組內田、坂井義一、高橋公一、漱之口三等，具為重要負責人”等語，或可作為查追資料。除檢原附表件轉送外交部核轉洽辦外，相應復請查照轉知。(15)

國民政府外交部即委托駐日代表團進行了查找，并將相關結果回復“據日本政府報稱業經再行追究，仍未能獲得結果，目下已無詳細之線索供調查等語。”(16)

1948年元月8日，教育部次長杭立武給袁同禮館長復信：

守和吾兄大鑒，接奉上月二十九日惠函就悉：關于貴館前寄存中英文化協會書籍一箱事，弟此次來京得悉該會會所，先為美教會居住，情形尚好，嗣由天主教人士居住，聞交接時圖書家具均被敵偽攜走，此次尚系由義神父手中收回，屋中除僅存中國地圖一本外，馀無他物。似此多番轉折情形，失物恐亦無法追尋也。知關厪注，特以復聞。順頌時綏。弟杭立武。元月八日。(17)

杭立武所說的查找結果與顧斗南所查情況大致相同。至此，國立北平圖書館所藏英國美術印刷珍品被日寇劫掠追尋之事，持續兩年之久，平館為之付出諸多艱辛，但最終未果，留憾至今。

抗戰期間被日寇劫掠損毀書籍文獻的又何止平館一館，據統計，商務印書館東方圖書館館藏普通、善本各類書損失463083冊。編譯所損失中文書3500部，外文書5250冊。累計商務印書館在一·二八戰火中損失的圖書總量在60萬冊以上(18)。

在抗戰勝利70周年之際，國家圖書館檔案披露的史實從一個側面揭露了日本侵略者對我國圖書文獻的掠奪和損毀。

注釋：

①沈兼士(1887-1947)，名臤，一名臤士、堅士，筆名兼士。浙江吳興(今湖州)人。早年游學日本，從章炳麟問學。回國后歷任清華大學、輔仁大學教授，北京大學文學院院長，北大研究所國學門主任等職。1925年出任北平故宮博物院圖書館副館長、主持文獻部工作，并被推舉為故宮博物院理事。

②國家圖書館檔案.1943-※002-概況-003002，王訪漁致袁同禮信函。

③國家圖書館檔案：1938-&249-027-1-5-007002-7003，顧子剛致司徒雷登信函。

④國家圖書館檔案：1949※327-039-2-2-1-010002，呈報日本歸還書籍并請示辦法。

⑤國家圖書館檔案：1949-※327-039-2-1-1-010005，上海市人民政府高等教育處接管教育部駐滬圖書儀器清理處公文。

⑥國家圖書館檔案：1949-※327-039-2-1-1-010035。

⑧國家圖書館檔案：國家圖書館檔案：1946-※046-外事5-005044，第88-91頁。國立北平圖書館給中國陸軍總司令部審判戰犯軍事法庭陳光虞檢察官的公函。

⑨傅璇琮等主編：《中國藏書通史》，寧波出版社，2001年，第1326頁；國家圖書館檔案：關于調查酒井龍掠奪香港本館圖書事，何多源給教育部的復函。

(11)國家圖書館檔案：顧斗南1946年3月22日的備忘錄。

(12)國家圖書館檔案.1946-※046-外事5-005024，第68頁。

(15)國家圖書館檔案：1946-※046-外事5-005069，第113頁。

(16)國家圖書館檔案：1946-※046-外事5-005070，第114頁。

(17)國家圖書館檔案：1946-※046-外事5-005071，第115頁。

(18)商務印書館善后辦事處編印：《上海商務印書館被毀記》，1932年7月。轉引自張銓等著：《日軍在上海的罪行與統治》，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9頁。

本文轉自《文獻》2015年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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