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沿拓展：

津云新聞記者 陳慶璞 發自湖南醴陵

5月25日，張毅攜父母妻兒在長沙黃花機場，等待飛往泰國的航班。不經意間，他在朋友圈里看到別人轉發的公眾號文章：“北京大學文學大賽一等獎：《賣米》”。

這是姐姐張培祥生前的名作，張毅默默地看著，沒有轉發。出乎意料的是，就在他在泰國旅游的幾天內，姐姐這篇《賣米》已成“洛陽紙貴”之勢，采訪邀約也紛至沓來……

張培祥，北大才女，湖南醴陵人，1997年以株洲市文科狀元考入北京大學法學系。她成績優異，才華橫溢，文學上的造詣頗深，在知名的校內論壇北大未名BBS上網名為“飛花”，擁有眾多粉絲。創作發表了包括《賣米》、《大話紅樓》在內的諸多文學作品。只可惜天妒英才，2003年她因罹患白血病而離世，在《賣米》獲一等獎的文學頒獎會上，央視主持人撒貝寧宣讀著張培祥的生平，全場失聲慟哭……

除了在當時網絡BBS上的名聲大噪，《賣米》還曾發表在《當代》、《少年文藝》、《讀者》等雜志上。15年后，自媒體的強大傳播效應，讓我們得以重新閱讀《賣米》，了解張培祥的故事。

張毅回國后，工作之外，便忙于接待各路記者采訪，他說，這些天媒體報道了很多，關于姐姐和《賣米》的種種，自己能回憶的似乎也差不多了。

弟弟張毅

確實，關于張培祥的天資聰穎、過目不忘，關于張培祥的艱辛過往和勵志故事，關于她的家人和師長，在移動互聯網的傳播環境中，早已形成另一種刷屏。但記者仍然來到湖南醴陵，重走北大才女的“賣米”之路，探尋一些常人不曾注意的元素，也試著從張培祥的個體經歷和其家鄉的群像變遷，一窺我們這個時代前行的腳步。

那個時候，過著“地里刨食兒”的日子

6月7日，恰逢全國統一高考第一天，津云新聞記者來到了湖南省株洲市醴陵市茶山鎮筱溪村。21年前，這個湘東村子，飛出了一只“金鳳凰”，農家女子張培祥以株洲市文科狀元的傲人成績考入北京大學，為了慶祝，父親特地舉辦了一場盛大的謝師宴。

醴陵是個人杰地靈的地方，筱溪村不遠的另一個鎮，就是革命先烈左權的故鄉，醴陵還誕生了李立三、陳明仁等時代英才。

現在的筱溪村，是由原來的筱溪村和其他三個村子合并而成，有4000多人，而張培祥生活時的那個筱溪村，只有1000多人。當地地處丘陵，全村人又分成不同的組，散落在各處。張培祥家所在的那個組有34戶，100多人。

張毅比姐姐小五歲，對賣米的細節記憶不深，他特意向母親求證，母親告訴他，文章里寫的她和姐姐趕場賣米應該是1992年和1993年時候的事。

“飛花”父母

那個年代，還屬于物質極端匱乏的時期。大部分農村家庭，基本上過的是“從土里刨食兒”的日子，吃穿用度主要從種地獲取，張培祥家也不例外。張毅說，感覺那個時候很單純，就知道種稻子、賣米，別說外出打工了，就是種蔬菜水果西瓜這些可以多掙些錢的作物也少見。

“家里的一畝四五分水田，一般五一插秧，在七月份最熱的時候收第一季，緊接著種第二季，國慶的時候收第二季。”張毅說，當時種稻子的插秧、放水、收割、打谷等勞動，基本全部要靠人力手工完成。

張培祥的父親在當地一所學校的后勤任職，但工資極低，每年還要生一兩次病，花去一些錢。本來他是家里的主要勞動力，身體無恙的時候可以自己挑著米到縣城里去賣個好價錢，而一到生病的時候，張培祥和手不太方便的母親，便要承擔家里主要的勞動力角色，于是也便有了娘倆挑著谷米四處趕場的經歷。

不僅僅是賣米，家里的很多農活，張培祥都要承擔起來。

張毅對姐姐抬打谷機的場景印象很深。他們家的一畝多水田，都是小塊小塊的，分散在四五個地點，到收稻子的時候，需要把笨重的打谷機抬到田里。打完這一塊，再抬到另一塊，非常費力。張毅說當時自己還小，抬打谷機的活就是父親和姐姐的了，“父親抬重的一頭，姐姐抬稍微輕點的一頭”

賣米那條路，現在好走多了

《賣米》里寫到，母親對“瓊寶”說，明天是這里的場，因為父親生病，兩人需要趕場去賣米，賣了錢回來給父親買藥。

瓊寶是張培祥的小名，當地人習慣在后面加個寶字，表示愛稱，文章里提到的“毅寶”就是弟弟張毅。

母親所說的“這里的場”，“這里”即是筱溪村，而“場”就是集市了。現在當地仍然延續著農歷每逢一和六趕場的習俗。

賣米的“場”

從張培祥家的那個組，到筱溪村的場，接近2公里，也就是“飛花”在《賣米》里說的四里路。這幾里路，途中有些路段有一定的坡度，在當年完全是土路，非常窄。

那時張培祥正上初中，十幾歲的女孩子，挑著80斤的谷米，走好幾里路，這在現在簡直不可想象。也正是這種艱辛，深深地烙刻在張培祥的記憶中，成了她以后文學創作的素材。

賣米那條路，如今已“換裝”

這幾里賣米之路，已經在2008年修成了水泥路，幾年后又進行了拓寬。張培祥的堂哥現在在村里擔任會計，他告訴記者，這是筱溪村第二條水泥路，當時國家有村村通工程，每公里補助大約10萬元，每個村民湊錢200元，再尋求一些社會知名人士的贊助，就把村里的路修起來了。現在，合并后的大筱溪村，水泥路面一共有57公里長，可以說村民的生活已經告別了黃泥路。

而且，從筱溪通往轉步鄉的十幾里山路，也鋪好了水泥路。這條路，也就是《賣米》里娘倆頭一次沒有賣掉，第二天接著去轉步鄉趕場時，要走的那段更艱苦的山路。

路好走了，交通工具也升級換代了。“現在村里百分之六七十的人家有小車，摩托車、電動車更是家家都有”，擔任了筱溪村十幾年村干部的張世偉告訴記者。

被刪掉的片段：“毅寶”也很有故事

《賣米》里提到了弟弟毅寶也想跟著母親和姐姐去趕場賣米，好順便買根冰棍吃，但是父親讓他去給水稻放水，于是他吃過飯就扛著鋤頭去放水了。

張毅告訴記者，現在大家看到的《賣米》是刪節版，原稿中還有自己因為放水，和小伙伴們發生爭執的片段。“姐姐這個原稿創作于2001到2002年，刪掉這個片段，可能雜志編輯是有自己的考慮吧。”

關于這頗有童趣的一段，張毅說，雖然賣米自己沒有參與過，但放水是經常干的活兒。放水就是在稻田里比較干旱時，把上游水塘里的水，順著小溪或溝渠，引到自家田里來。溝渠沿線會經過多家稻田，在每家的稻田都會有開口，自家稻田放水的時候就把別人家的開口用泥土堵上，把自家的打開。雖然各家都會體諒別家的用水需求，但在比較干旱的季節，用水的矛盾還是會顯現。

“放水不需要太大的勞動量，但比較耗時間，所以這個活兒非常適合小孩子做。為了確保完成放水，需要沿著溝渠來回巡視，以防止有人把水截住。”張毅說，自家稻田比較分散，離上游水塘近的一里路，遠的四五里，放一次水大約需要半天的時間。

說起被刪掉的這一段，張毅說，因為放水，小伙伴們之間發生爭執是常事，“所謂一言不合就動手，動手搞不定就上鋤頭。當然也不會搞得太嚴重，畢竟都是同村的，有的還是同學，有的平時在一起玩。”

“到了后來，就好一些了，各家都有些余錢，便都出一點錢集中起來交給一戶，讓他負責把同組各戶的稻田都放好水。”張毅說。

而到了現在，爭水的矛盾更加不存在了。張培祥堂哥表示，現在村里80%多的稻田，都流轉到種田大戶那里了，有的大戶能種幾百畝。

賣米的生活，一直持續到1998年

張培祥家的賣米，一直持續到1998年。

大約從張培祥1997年上大學開始，家里的經濟條件開始逐步改善，改變了此前家里姐弟兩個都是“消費者”的狀況。“一方面姐姐的能力很強，除了拿到的獎學金外，寫作、翻譯掙了很多錢，自己還省吃儉用，給家里寄錢，還有父親的工資也開始漲了。”張毅說，家里的家電，包括專門給母親買的洗衣機，還有建于1991年的那座二層樓房的裝修，用的都是姐姐的錢，“那個老屋原來外墻都是紅磚，屋里地面都是土的。”

姐姐張培祥自上大學以后，一般只過年回家一次，北京離家太遠，路費也是一筆開銷。當然，也就是從這時候開始，張培祥開始徹底告別農活，告別賣米了。而張毅2003年上大學后，也學著像姐姐一樣自力更生，沒有給家里帶來太多負擔。

同張毅個體的感受和其家庭經濟條件的變化相一致，中國廣大的農村地區，在國家制度紅利和科技紅利的雙重加成下，大約在1990年代末到2000年代初那幾年，普遍開始告別了物質匱乏的狀態，走上了奔小康的快速發展之路。

經濟條件改善了，但居住在農村的張培祥父母，一直沒有放棄自家那一畝多地。只是大約從2000年開始，由種兩季改為一季，而且隨著機械化的推進，勞動量也不像之前那么大了。此時的種田，早已不是謀生的手段，也不再有以往的艱辛，反而可以稱作一種習慣，甚至是一種樂趣。

張毅2007年大學畢業，在深圳打拼了兩年，目前是醴陵市的一名公職人員。直到2012年，他在醴陵城區安家，也把父母老兩口接到了城里，從此家里不再種田。

現在，一家人的生活，平靜而溫馨。張毅也擁有不錯的文學天賦，業余時間創作的作品也平淡中蘊含真情。這次《賣米》刷屏，他在朋友圈默默寫了一篇懷念姐姐的文章，寫到了父母的近況，口吻恰似姐弟兩個在促膝對談。

“我家那個時候的窮困，有著父親生病、供兩個孩子念書等多個原因，但更多的是那個時代的共性，各家都很苦。”張毅分析自己的家境，顯得非常理性。

張培祥堂哥也說，90年代初，農村普遍困難，“搞得好的很少”。他比堂妹大9歲，那些肩挑背扛的農活，自己也都干過。他的父母，也就是張培祥的伯父伯母，現在仍然住在張培祥家老屋的旁邊，老人身體健康，精神矍鑠。

現在的筱溪村，年輕人也早已不再留戀土地，而是選擇外出務工。除了在本地的瓷器加工企業，大部分涌向了東部沿海地區，其中有數百人專門從事防水和保溫行業，收入很不錯。

張培祥的故事，還遠不止這些

6月6日，高考的前一天，在醴陵四中門口，張月（化名）等三位女生正在門口買飯，第二天他們就要上考場了。她們告訴記者，學姐張培祥是她們的榜樣，班主任經常拿張培祥來勉勵班上的同學們。

醴陵四中

張培祥帶給醴陵學弟學妹們的精神財富，不只是考上名校北大這樣的結果和榮譽，更是一種在艱難困苦的生活中不服輸、不妥協、倔強前行的勇氣和韌勁。

《賣米》刻畫了一個堅強、機智的張培祥的形象，而通過其師友家人連日來的講述，張培祥的故事遠不止是這些。

讀中專還是讀高中，曾是張培祥面臨的一次關鍵抉擇。開考前幾分鐘，主張讓女兒讀中專早工作的父親，和主張讓優秀學生讀高中進而到大學深造的校長羅定中，在考場外僵持住了，一度頗為尷尬，最后張培祥果斷站在了羅校長一邊。通往北大之路，由此開啟。

力主張培祥讀高中的老校長羅定中

張毅說，姐姐讀高中、自己讀初中時是全家最困難的時候，兩人都在城里讀書，雖然姐姐的學雜費免了，可生活費還是很成問題。“一個月100塊錢生活費，基本上一頓飯一塊錢，已經是最低的標準了，但家里還是很吃力。”

家里生活費實在供不上了，在最困難的時候，張培祥悄悄離開學校，來到株洲，在一家餐館打工。不過，飯館老板卻欺負小孩子，不給工錢，張培祥趁老板外出撬開了抽屜，拿出屬于自己的工資后直奔火車站。后來，老板報了警，警察在火車站找到了張培祥，在她行李中找到了一本日記。2個小時內，張培祥沒說一句話，而警察卻邊看日記邊擦眼淚。后來，警察嚴厲批評了餐館老板，并通知學校和家里把張培祥接回了醴陵。

張培祥離開時的大膽，撬開賴賬老板抽屜時的果敢，顯示了她的自我堅持，也充分展示了這位湖南妹子霸蠻的一面。有了這一情節，我們便可知，她在《賣米》里讓說風涼話的米販子“走開別擋道”，也極有可能是寫實。

說起姐姐的性格，張毅用到了“要強、倔強”來描述，“她對自我要求非常高，那就是什么事都要做到第一”，而對于她這個弟弟，又總是更多的鼓勵。

雖然有倔強的一面，但張培祥性格很開朗活潑，和同學們相處的關系都很融洽。張培祥在醴陵四中時的校長羅定中回憶說，她并沒有因為成績好而看不起同學，其他同學也不會覺得她不好接近。張培祥的堂哥說，堂妹很活潑開朗的，不光文學好，唱歌跳舞都好。

小學時就讀完了四大名著，中學的每一篇作文都是范文，在書店看課外書一看就是一整天，攻讀法學，不丟棄文學的愛好，業余時間里，寫出了感人至深的《賣米》等佳作。

這便是艱難生活中的張培祥對文學、對詩意的堅守。

一篇十幾年前的文章，何以一夜刷屏？

津云新聞記者檢索發現，大約自5月25日前后，一些微信公眾號開始陸續轉載推送張培祥的《賣米》一文，標題為“北大一等獎作文：《賣米》”。記者采訪了于5月24日推送此文的一家公號運營者，但對方表示也是轉自其他公眾號。

經過進一步索引發現，《賣米》更早的微信推送出現在今年3月8日，但閱讀量為1萬量級，沒有形成太大的效應，而且，從3月8日到5月25日前后的集中推送期存在明顯的“斷檔”。

從5月25日開始，陸續有10萬+閱讀量的微信推送出現，《賣米》的刷屏態勢開始顯現，隨著傳統媒體的廣泛介入，至月底，《賣米》已經成了網絡“爆款”。

一篇作于十幾年前的文學作品，究竟有著何種魅力，在短短幾天內成為大熱點？有何種傳播學上的深層機制在起作用？津云新聞記者采訪了天津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所長張寶義。

張寶義表示，這篇回憶性的作品之所以刷屏，有多重因素，一是作者在很艱苦的條件下考上北大，獲得了很高的榮譽，她的生病去世又帶給我們很多的惋惜，其中存在著一種張力。還有，對于賣米的經歷，有過類似生活經歷的青年人，不管是在作品發表的年代讀過的，還是沒讀過的，現在都可以重新解讀、并反觀自我。從新聞技術角度看，過去一些作品受到發行面或閱讀面的限制，沒有獲得很好的傳播，而在傳統媒體和新媒體相銜接的過程中，卻獲得新生，有一種“再發表”的效應，“這提醒我們，不能忽視過去那些有價值的東西。”

對于姐姐這篇作品的流行，張毅并未感到太過詫異，他說，可能還是作品本身有真情實感在里面，能打動人，特別是對有農村生活經歷的80后一代，他們現在是社會的中堅力量，作品能引起廣泛的共鳴，“姐姐作品在當年的電腦網絡時代也一度很火，但傳播的面畢竟不如現在的手機。”

記者手記

了解了張培祥其人其文，看到了北大才女家鄉的巨變，記者不免聯想到自己的生活經歷，筆者也是在農村長大，且為五尺男兒，但我認為自己的意志力是遠遠遜于張培祥的。曾記得幫家里挑水，兩桶水大約五六十斤，挑起扁擔走了不到二十步便棄之一旁，肩膀硌得實在太痛，從此再未碰過扁擔。這段故事至今仍被父親當作話柄。

艱難困苦，玉汝于成。艱苦的生活條件，可以摧毀人的斗志，讓一個人庸庸碌碌，也可以激發人的意志，闖出燦爛的人生，張培祥毫無疑問屬于后者。生活的磨礪，再加上個人的聰慧和才思，便產生了動人的《賣米》。

飛花流水杳然去，獨留青冢向黃昏。老父為懷念女兒親手建的懷念亭，靜靜地矗立在小丘上，伴隨著筱溪的每一個日夜。綠樹滿山，相顧無言，唯有空靈而悠遠的布谷鳴啼，似乎還在對遠去的才女做著聲聲的傾訴。

拓展知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