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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報訊（記者 周懷宗）在山東蒙陰縣野店鎮煙莊村，有一片蘋果保護區，其中有些蘋果樹樹大根深，幾乎和共和國同齡。

1947年5月，華東野戰軍在陳毅、粟裕的指揮下，在孟良崮一舉殲滅了國民黨精銳部隊整編七十四師及援軍一部，共32000余人。戰役期間，就在離孟良崮北方不遠處的小山村煙莊，六個當時只有十八九歲的年輕姑娘，帶著全村婦女，晝夜不眠，為前方戰士做布鞋、烙煎餅、運送彈藥糧草。她們就是被稱為支前模范的“沂蒙六姐妹”。

70多年后，當年的荒山已經變成林海，包括煙莊村在內，整個沂蒙地區多年來綠化荒山，保護生態，又因為特殊的岱崮地貌，而成為世界地質公園。同時，沂蒙也是最早脫貧的革命老區，早在1996年，就已經全面脫貧。

煙莊村六姐妹故居門前，放著當年支前的獨輪車。新京報記者 王巍 攝

煙莊村的蘋果故事

煙莊村，當地人一般都是直接叫煙村。68歲的鄭卜奎坐在自家的院子里，孩子們都在城里工作，只有他在村里，種著8畝果園。剛剛忙完一陣，難得有一段休息的時間。

鄭卜奎的母親，是當年“沂蒙六姐妹”中的伊淑英，已于2016年6月去世，她也是“六姐妹”中最晚去世的一位。

鄭卜奎在煙莊村生活了一輩子，一邊種地，一邊在村支部工作。

煙莊村原本沒有蘋果，新中國成立初期，一名參加過孟良崮戰役的老戰士，轉業回到東北，吃著當地的蘋果，想起了奮勇支前的沂蒙老區人民，想讓老區人民也吃上蘋果，就給毛主席寫了一封信。1951年秋，毛主席收到信后發出了種蘋果樹的建議。1952年，國家支持沂蒙老區建設，撥專款從遼寧省調撥12萬株蘋果苗木，在蒙陰及周邊縣80個村建成6000多畝蘋果園。

在煙莊村，有一片蘋果樹保護區，這片保護區，就是當初建的蘋果園，共28畝200多棵蘋果樹。

種了半輩子蘋果的鄭卜奎經歷了煙莊村從窮到富的整個歷程，村子最早的蘋果園建成時，他剛剛一歲，在此后許多年里，這里的蘋果都沒有規模化，村民更多還是種植花生、地瓜等糧食作物，“那時候，吃飽飯都難”，他說。

改革開放后，煙莊村大力整理荒山，開發出數千畝山間果園，主要種蘋果和板栗。荒山果林支撐起了最初的經濟發展，如今，全村人均一年純收入已經超過1萬元，半數家庭，年收入能達到10萬左右。近幾年，蘋果價格不錯，村里收入最高的家庭，能達到20萬元左右。

和村民相比，村集體的收入卻非常薄弱，村里沒有什么企業，作為“六姐妹”故鄉，旅游業能為村里帶來一定的收入，但村集體的收入并不多。

民富村窮蒙陰縣

在蒙陰，村民收入高、村集體收入低是普遍現象，幾乎所有的村子，都有和煙莊村類似的現象。

孟良崮山下的東孟良崮村，是一個合并后的新村。2014年，東孟良崮和周圍的三個自然村合并，在東孟良崮村集中建設新村，如今，已經建到第四期，遠遠望去，藍頂白墻的二層小樓連成一片。

東孟良崮村二層小樓連成一片。新京報記者 王巍 攝

搬遷之后，原本的村莊騰退復耕，多出來不少地，有一部分承包給村民，沒人承包的，村里通過土地流轉來實現效益，村支書徐玉成告訴新京報記者，村里流轉的土地一共800畝，這是村集體唯一的收入，每年26.8萬。

相對村里的收入，村民收入要好得多，徐玉成說，“目前村里的人均年收入為1.3萬元，在周邊算中上游。村里人在農閑的時候，還會在附近的工廠打工，也有一部分收入。其實這樣也很好，村民富了，就是村里富了。如果反過來，村里收入高，村民收入低，反而不好”。蒙陰縣一位領導曾表示，百姓富了，就是最重要的政績，村集體經濟當然也要發展，但夠用就好，村里錢多了，未必是好事。徐玉成很贊同這個觀點。

王芳一家人，也是合并時從山上搬下來的，她原本的村子離孟良崮很近，旅游的人多，她在山上開一家農家樂，遷居以后，農家樂還開著。

新村都是聯排小樓，獨門獨戶，還有一個小院，和原來的山村相比，水、電、燃氣顯然更方便，“以前在山上的時候，條件很差，連條走車的路都沒有，沒有姑娘愿意嫁到村里。但現在，沒人嫌棄我們村了”，王芳說。

長在果林里的村莊

蒙陰多山，家家戶戶的地，大多在山上，新中國成立之初，這里的村民們就開始在山上種果樹，蘋果、桃、櫻桃等，既能綠化荒山，又有經濟效益。即便是著名的孟良崮戰役所在地，半山腰上，也都是農民種植的果樹。

站在孟良崮的最高處，無論望向哪一邊，都是一片深綠。2018年12月12日，生態環境部發布《關于命名第二批“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實踐創新基地的公告》，蒙陰縣榜上有名。

2019年5月22日下午，孟良崮山下，西孟良崮村下轄的自然村橫山后村村口，村民石大姐的兩桶櫻桃快賣完了，時間還早，她還得去山上的地里再補充點兒，在那兒，石大姐的丈夫已經摘好了半桶。

石大姐在路邊賣櫻桃。新京報記者 王巍 攝

石大姐家種著三畝多山地，有自家的，也有租種別人家的，主要種櫻桃和蜜桃。兩個兒子上大學，對她來說，負擔不輕，農閑的時候，也會到附近打工，得益于水果產業的發達，附近有不少食品加工廠，自家的水果賣完了，石大姐有時候也會去上班。

西孟良崮村也是合并村，如今共有452戶1520人，村民主要以種植蜜桃、櫻桃、黃桃、板栗為生，人均年收入1.5萬元左右。

和東孟良崮不同，西孟良崮沒有流轉地，上世紀九十年代末，村里把荒山承包給村民，“因為是山地，不好量，一開始都是按片承包的，大概估摸個數字，就承包給村民了，一畝地2塊錢。第一期承包期結束后，漲到1畝20多塊錢，目前一共租給村民三四千畝，村里一年可以收到租金10萬元左右，這是所有的收入”，村支書張玉坤說。

10萬元的收入，勉強夠維系村干部的工資和基本辦公費用。事實上，在租金上漲之前，村里一度連筆墨紙張的錢都不夠，更不用說村干部的工資了，“以前村干部的工資一直欠著，去年才把退休的村干部工資補齊”，張玉坤說。

在橫山后村，上山的水泥路不僅可以通到每家門口，也能通到每家地頭，從山下的到山上的地里，石大姐開著農用三輪車，一路上坡，就能到自家的櫻桃園，村里也早通了自來水，“這些都是政府投資，村里投入得少，只有每家每戶從主路入戶的小路，村里補助了一部分。”

村委會并非基建的投資主體，“主要的花銷有幾方面，村兩委6個村干部的工資，每個人每年也就1萬多點兒，還有辦公用的筆墨紙張，村里做宣傳時用的公示牌、制度牌，剩下就是抽水抗旱時村里要出電費。現在的10萬元，可以維持收支平衡了，以前不行”。

村里收入10萬就夠了

距“六姐妹”故鄉煙莊村不到20公里的常坪村，村支書王業勇甚至在為10萬元的村集體收入而發愁。

常坪村從2000年開始發展蜜桃種植，目前已經有2000多畝蜜桃，人均年收入1.4萬元左右，種地多的，人均可以達到3萬元。

和東、西孟良崮村不同，常坪村沒有機動地，所有的地都分給村民了，這意味著村集體沒有任何創造效益的資本。

“村里分過兩次地，第一次每人1畝，村里還有機動地，后來又分了一次，村里就沒有任何地了。村里就是這樣，沒地，就沒收入”，王業勇說。

事實上，第二次分地，不算是承包地，而是租賃形式的，租賃的村民，每畝每年要向村集體交20元左右的租金，“總數是5萬左右，這是村里所有的收入”，王業勇說。

村民富了，村里還窮。

2018年，政府投資在村里修了1.7公里村道，這一項目需要村集體投入一部分資金，但常坪村沒有資金，“幸好，村里的河道里有沙子，那個不要錢，村里組織人挖沙子，算是投入了”，王業勇說。

“村集體一年5萬元的收入，還不如村民一家的收入。一戶村民，一般的年收入在六七萬，好一點兒的10萬往上，村里收入確實太少了”，這使得王業勇計劃的許多事情都難以開展，“基礎建設方面沒什么問題，基本上都是政府投資，主要還是蓄水抗旱、村里一些公共設施的養護維修等需要資金，但村里幾乎沒有任何能力做”，王業勇說。

今年以來，山東大旱，蓄水抗旱的任務格外重要，尤其是種植水果，更需要水，王業勇說，“生活用水沒有問題，村里有自來水，也有井，這里地下水還是很豐富的，打個三五十米，肯定有水了。但澆地不行，村民澆地，還是大水漫灌，很難做到精準的滴灌，需要的水更多”。

王業勇希望增加村里的收入，他的目標是翻一番，“10萬元就差不多夠了，包括村干部的工資、村委會正常運行的費用、蓄水抗旱的費用，以及維護公共設施的費用等，也就夠了”，他說，“村里的公路、自來水等大的基建項目，基本上都是政府投建，村里只是負責日常維護，錢多了也不太好”。

美麗鄉村的另一面

蒙陰縣城東北30公里處的岱崮鎮大崮村里，一直到2013年，都沒有一條像樣的路。

近年來，蒙陰縣大力發展蜜桃產業，全縣種植60萬畝蜜桃，幾乎涵蓋了大部分村莊，大崮村也是其中之一，村里3000多畝地，絕大部分種桃，村民人均收入過萬。

大崮村支書王均照（左一）。新京報記者 王巍 攝

但在村支書王均照看來，大崮村的潛力還遠遠沒有發掘出來。

大崮村背靠大崮山，大崮山是典型的岱崮地貌，這是沂蒙山區獨有的世界級地貌。大崮山海拔628米，崮頂高25米，周長達5公里。因山體龐大，氣勢磅礴，故名大崮。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這里都發生過激烈的戰斗，著名的大崮山保衛戰就發生在這里，如今，大崮山頂還保留著當年八路軍兵工廠的遺址。

2013年，在外做生意多年的王均照回村接任村支書，開始計劃開發大崮山的旅游資源，“村里沒什么產業，也沒什么收入，想發展起來不容易”，王均照說。

想發展旅游業，村子太難看了不行，王均照當村支書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修路、改造民居。“村里沒錢，感覺做這么多事情很難，其實真做起來，沒想象的那么難，民居的設計，是鎮上派來的一位干部，學過園林設計，這些都是他幫忙的。我們這里的山上，都是頁巖，撿回來就能修路、裝飾房子。村里不用的農具，拿出來整理一下，就可以做成民俗景觀”，他說。

大崮村把廢棄的小磨盤也做成了景觀。新京報記者 王巍 攝

如今的大崮村，每座房子周圍，都被鮮花圍繞，薄厚均勻的頁巖，也成了最合適的裝飾物，墻上、路邊隨處可見，村子中心，數十個廢棄的小磨盤，被穿起來，嵌在一面中空的墻上，就成了一處處獨特的景觀。

幾年來，大崮村建成了生態種植、養殖、采摘、觀光旅游為一體的農業生態公園，引進外部投資，與農民合作社、農戶三方共同合作經營，此外，部分鄉民還開起了農家樂、民宿，“做得好的，一年也能收入七八萬”，王均照說。

從荒山到林海，沂蒙人用了70多年。

從新中國成立之初，沂蒙老區各個村莊，就開始綠化荒山。孟良崮戰役所在地，原本是一片光禿禿的山，但在今天，站在孟良崮的最高處，無論望向哪一邊，都是一片深綠。

改革開放后，整理荒山、種植經濟林成為沂蒙的致富之路，一望無際的綠水青山，都是當地村民數十年來栽種的，這種綠化是漸進的，且是村民自發的，山上的樹木，大多數是果林。

在工業化推進社會發展的歷程中，沂蒙或許是一個特例——不必工廠林立，不用付出環境惡化的代價，就可以致富。據當地一位干部介紹，在改革開放之初，沂蒙地區就確立了生態發展的路線，數十年來，執政者換了一茬又一茬，但最初定下的路線，沒人能改，不管誰來，都不能動。

人與自然達成了共生，荒山綠了，人也富了。

值得注意的是，因為缺乏集體產業，村集體的收入堪憂，當地干部介紹，在蒙陰縣，村集體的收入普遍不高，一般都在幾萬到幾十萬之間，“村集體當然需要收入，但村集體的錢太多了，也未必是好事”，他說。

這并不只是一個人的觀點，事實上，在走訪中，哪怕入不敷出、亟須增收的村集體，村干部的要求也并不高，如常坪村的村支書，期望值也只是10萬元。

在傳統的農業社會中，“藏富于民”是最重要的經濟思想之一，《論語》中說，“百姓足，君孰與不足”。

現代社會中，政府的公共職能比傳統社會更多，所以“藏富于民”還是“藏富于國”一直爭論不休。但至少在農業發展中，在集體經濟的層面，“民富”或許比“村富”更重要。

新京報記者 周懷宗 攝影 王巍

編輯 張樹婧 校對 范錦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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