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沿拓展：

陳培德，福建晉江人。改革開放后歷任中共金華地委委員、宣傳部長，浙江師范大學黨委書記，浙江省委副秘書長，浙江省體育局局長，浙江省十屆人大常委會委員。

陳培德

改革開放讓我可以大膽說真話

中新社 嚴 格

我敢說真話，并得到廣大人民群眾的支持，也得到領導的肯定。我想，改革開放一個重大成果就是讓人大膽講真話。千萬不要讓講真話的人吃虧。

1993年，我調任浙江體委(即后來的浙江體育局)主任前，與體育幾無交集，也根本沒想到后來成為所謂的“打黑斗士”。過去站在圈子外面，覺得非常的純真，非常的純潔，非常的公平公正，到后來發現不是那么回事。體育，特別是體育賽事，有時候很臟很黑，尤其表現在興奮劑上、足球上、全國運動會上。

進入體育界之后，一些很不正常的現象，讓我這個外行越看越看不懂。

有些比賽，賽前就內定金牌得主;有些比賽拿到名次的個個都打破了世界紀錄，但沒人敢去參加世界性的比賽。

我記得一件最荒唐的事，當年一次自行車比賽上，有個運動員第一個快沖過終點時，突然調轉車頭往后騎。

為啥？

原來賽前教練給他打了興奮劑，說好只爭名次不能進前三，因為前三要檢查小便。但他吃下去后控制不住自己，快到終點才想起教練的話，不得不倒轉騎。

還有一年全國田徑比賽，萬米長跑居然前九名都破了世界紀錄，更可笑這幾個選手都不敢參加國際比賽。

興奮劑、送紅包、打假球、吹黑哨……這些公開的秘密大家都知道，但是誰都不說，這層窗戶紙誰都不捅破。

這些在體育系統內部，意見也很多。當時國家體育總局也看到了，但是感到沒有辦法，查不下去。我當時就說，全國都在反腐，但這里反腐靜悄悄。

作為體育官員，我覺得有責任為凈化體壇盡自己的一份力。全國改變不了的，我無能為力，但是我管轄的區域，我就有責任把浙江的小環境搞好。所以在浙江體育界，我提出兩條要求，第一要出成績，不能無所作為;第二，要保持絕對干凈，這個成績必須真實，不能有半點作假。

這在當時是很難做到的，所以2000年我面對媒體作出公開承諾，在全國運動會上，浙江絕不出現問題。假如出了興奮劑事件，惟我是問，我會請求省委、省政府給我黨紀處分，然后自己引咎辭職。

許多外省的同仁，包括國家體育局的領導都對我說：“你做這樣的公開承諾風險太大，你自己能做到，你能保證底下的人做到嗎？”

我說，為了實現這個承諾，為了避免浙江出現問題，我對下面還有一系列非常嚴厲的要求和措施來作前提，作保證。

首先是教育，然后是處罰力度，比國家規定的還要嚴。所以我們上下齊心，思想高度統一，有個別蠢蠢欲動的，我們一發現苗頭就馬上采取措施，馬上制止。

我在任這十年，浙江在全運會上沒有出過丑聞。但下面的溫州和臺州就出過。一個田徑運動員被檢出服用興奮劑，發現后按照國家體育總局的規定，對他進行停賽兩年、罰款的處罰，主教練也停止執教、罰款。

按國家規定，這種事如果在全運會上出現兩例，那么你整個運動隊全部取消資格，取得的成績也全部抹掉。浙江的標準更嚴格，我們不要兩例，只要出現1例，整個隊，包括其他項目的成績，全部抹掉。當時我們堅決按照規定來處理，臺州的李局長跑到我這里來“吵”，我們也不動搖，說真話，動真格。

在2001年的廣東第九屆全國運動會上，《人民日報》記者采訪我，我跟他說，如果全運會的賽風得不到根本好轉，浙江今后將不再參加全國運動會，我們專心搞全民健身。當時震動太大，以至于當天晚上，對我的采訪登上網后，像炸開鍋一樣。

如果摻假，金牌可能會多一些，但是浙江沒有摻假，并且成績一直在往上走。我用事實來說明吧。我剛到省體委的時候，趕上第七屆全國運動會，當時浙江的金牌數排在第12位，總分第13位。到第八屆時，浙江的金牌數排在第9位，總分第10位，進入了前十名。到第九屆時，浙江的金牌數排在第8位，總分第9位。到第十屆，浙江的金牌數排在第6位，總分第8位。這一系列變化是最能說明問題的，而且我們的成績都是真實的。

在廣東第九屆全國運動會上，羅雪娟拿了金牌以后，一觸終點，話筒馬上遞到她嘴邊，她說：“這個池水是不干凈的，但是我是干干凈凈地游過來的。”

我賽前來到游泳隊，說了兩句話，第一，全運會上，浙江的金牌主要是靠你們，你們是金牌大戶，一定要多爭金牌;第二，一定要保持池水的干凈，誰把池水弄臟，我將拿他是問，會讓他身敗名裂。

我這話主要是對教練說的，運動員沒地方去買興奮劑，教練員會去找、會花錢去買。我又講了一句真話，如果說其他行業的腐敗是個人行為，那么體育競賽中的腐敗，特別是興奮劑，肯定是領導行為、組織行為，是領導讓他們做的。做這些事情，也是經過研究的，偷偷摸摸的。興奮劑很貴，在20世紀90年代，一針100美元。要打多少針才能起作用，個人掏得起這個錢嗎？都是以科研經費的名義，撥款撥下去的。

2002年，我59歲，作為浙江省體育局局長，是一個時間到點、船靠岸的年紀了。然而，一場因足球假球、黑哨引起的狂潮把我推向了風口浪尖。當時我在中央電視臺說“透過攝像機，我看到了那些拿了黑錢的裁判正在陰暗的角落里發抖”。

圖為陳培德。 受訪者本人供圖

假球黑哨橫行是在2001—2002年，所以我在2002年講得最多，公開抨擊體壇的黑幕。

中國足球職業聯賽自1994年開始，中國足球水平沒見有大提高，可是裁判收黑錢吹黑哨、球員收黑錢踢假球的水平卻是不斷提高。到2001年，已經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

本來大家就是為了快樂，為著一種精神去踢足球。但進入市場經濟以后，尤其是足球進入職業化以后呢，那就是功利足球了。踢贏了，有獎金可拿，踢輸了可能什么都沒有，甚至連自己的職業生涯都斷送。

所以水平上不去怎么辦，有的人就不擇手段，投機取巧，弄虛作假。現在都是企業在辦足球俱樂部，企業更是以功利為目的，他們簡單地把足球看成是一種經濟，那么市場經濟當中的一些“潛規則”就進入到足球場上了，足球運動就變味了，這個利益的誘惑是很大的。

足球的腐敗表現在四個方面：一個就是地下賭球，地下賭博公司主要是境外的，它想要贏不想虧，它就一定要私下買通俱樂部，或者買通那幾個關鍵球員，使最終比賽結果和投注不一樣，這樣賭博公司就贏了。

所以賭球就帶出了“黑哨”，它可以收買裁判，還能收買球員，收買俱樂部。還有聯賽當中的俱樂部之間，他們都想贏球，如果自己實力不夠，想贏但是又贏不了人家怎么辦，那就做假收買裁判，甚至收買對方的球員，收買球員踢假球更簡單，只要買通三個球員就可以搞定：后衛、前鋒、守門員。后衛漏球，前鋒偏球，守門員失球。

那么誰容許這樣做的呢？背后有官員，所以四個領域當中都有腐敗，就是賭球、黑哨、假球，還有貪官。

在聯賽中買通裁判和球員已是公開的秘密。俱樂部一般是通過職業中介人與裁判取得聯系，起步價為6萬元，關鍵場次30萬元，買通裁判，自然也少不了中介人和巡邊員。裁判通過不該罰球的罰球，不該吹越位吹越位的方法來影響整個賽事，其中最致命的是點球。雙方都是事前商議，事后兌現。

裁判一般會在賽前衡量一下兩支球隊的實力和主客隊關系，實力太懸殊，裁判也不敢，一般是在實力接近時收主場俱樂部的錢，如果客隊想要贏球的話就要付出加倍的錢，收兩邊錢的惟一可能是在平局時。當時有家俱樂部主場連贏十幾場，客場居然連輸十幾場。

杭州有一個不太起眼的裁判，當時開個寶馬車，那時候私家車很少啊，不要說開寶馬車了，那就是他在當裁判時，在綠茵場上發不義之財了。當時的國家體委，后來的國家體育總局，有車族就是從中國足協開始。那時候私家車很少，總局的中國足球運動管理中心的官員和工作人員最先買私家車，因為他們有錢，但是工資大家都是一樣的，為什么他們能夠買得起，別人買不起，就是因為油水多。

當時俱樂部主場買黑，客場被黑，俱樂部既是受害者，同時又是施害者。

浙江綠城老總宋衛平起初以為做裁判工作就是請請客，吃吃飯，頂多再送幾斤茶葉。

那場風波導火索是2001年甲B聯賽最后一輪兩場比賽，被媒體稱作“甲B五鼠案”，浙江綠城、成都五牛等五個隊之間互相踢假球，引起一片嘩然。

賽后，2001年10月，吉利的李書福在廣州召開新聞發布會，宣布吉利俱樂部退出甲B聯賽，退出中國足球。會上，李書福本是根據法律顧問撰寫的文稿照本宣讀，可是說到裁判不公時摔開講稿沖口而出，我們吉利就給裁判送過錢，我們就給裁判做過工作。

綠城俱樂部的老板宋衛平在杭州通過電視看到了這一幕，飽受足球潛規則之苦的他馬上致電李書福，邀請他到杭州聯手反黑打假，兩人一拍即合，于是就有了后來的杭州黃龍飯店的聯合新聞發布會。

圖為打假發布會上的陳培德與宋衛平。

在新聞發布會之前，宋衛平聯絡我，希望我能撐腰。我正在外地開會，明確表示支持，同時馬上打電話給中國足協專職副主席閻世鐸，當時閻世鐸非常感謝我們能及時通報那么重要的消息。

2001年11月1日，我和宋衛平到北京與閻世鐸會面。

當時我有兩個角色，第一個角色是和宋衛平聯手向中國足協負責人閻世鐸請愿，希望浙江掀起的“反黑打假”能得到閻世鐸及中國足協的支持;第二個角色則是和閻世鐸一起做宋衛平的工作，希望宋衛平能拿出行賄裁判貨真價實的證據來。

閻世鐸態度很明確，認為只要有證據，殺無赦，斬立決，而宋衛平此時表現猶豫，只表示回杭州后先拿兩個，其中一個就是后來的龔建平。

圖為龔建平。 資料圖

在全國媒體面前，宋衛平揭竿而起，但他坐上反黑英雄這把交椅后發現，他另外一個身份“行賄者”也將不可避免地坐實，李書福就曾對我說，陳局長，我一個人進去不要緊，但還有一千多人要跟著我吃飯，李后來也以退出足壇為名三緘其口從而遠離了這場風波。

作為同樣身家過億的企業家，宋衛平同樣面臨和李一樣地擔憂，更何況宋又是學歷史科班出身的。

在我們反復做工作之下，宋決定繼續往前走。應該說，當時宋是有相當勇氣的。

圖為宋衛平。 資料圖

此時宋手里的證據是足球裁判龔建平的懺悔信和退款，據了解，在此之前，宋和龔已進行了充分的溝通，龔的懺悔信和退款有良心發現的一面，更是宋做工作的結果，其實在某種程度上，宋衛平是想救龔建平，宋這時還打了點埋伏，綠城和龔建平交易的是8萬塊錢，而宋打了個對折，只說是4萬，他想把龔說得輕一點，同時自己也輕一點，雖然事實上最后也沒救得了龔建平。

2001年12月17日，宋衛平把龔建平的懺悔信和4萬元退款送到我的辦公室，我立馬轉送國家體育總局。

2002年春節后，我接到國家體育總局的一個通知，總局監察局將有一行4人調查組到浙江了解足球“反黑打假”情況。

2月4日，調查組抵杭，聽取了我代表浙江省體育局黨組所作的匯報，我闡述了“反黑打假”的原因、所做的工作、所掌握的證據以及因中國足協無所作為而帶來的壓力，強烈要求司法介入，認為單靠中國足協的行業管理已經無法解決問題。

會后，我了解到調查組成員的真實身份，他們并不是國家體育總局的工作人員，組長是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某室的主任，副組長是鐵道部紀檢組的負責人，組員是總局監察局的梁效平和中國足協的李東升。這一次來是根據時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分管體育的副總理李嵐清同志的批示，由中紀委派遣而來的。

中紀委調查組在浙江、上海、江蘇、遼寧對多家足球俱樂部進行了調查，掌握了大量的證據，最后移交最高人民檢察院，從此“反黑打假”進入了司法程序。

裁判龔建平最后因職務侵占罪被判入獄10年，而這場風波也匪夷所思地戛然而止。

龔建平不冤，因為他有罪，但很虧，龔建平不應該是最后，更不應該是惟一受到法律制裁的裁判。

這場風波牽涉面很大，而且黑哨假球背后的利益團體的勢力超過了人們的想象，只能說，這場風波及其結果反映出中國法制化的進程的確還很漫長。

在這場風波中，閻世鐸一開始就說“坦白從寬，抗拒從嚴”但為何“坦白從寬”，卻再次“牢底坐穿”？抗拒的卻仍舊“回家過年”？除坦白的龔建平外，沒見中國足協處理過其他任何裁判及官員，揭竿而起的綠城，最后在所有俱樂部里遭到了最嚴厲的處罰，罰款80萬，多名球員被禁賽。

我事后曾致信中國足協討說法，“功不能抵過。”中國足協一言以蔽之。

風波過去后，2004年 5月 ，還在中國足協位上的閻世鐸來到杭州，約當年的幾位“老朋友”見見面，我這時已離開浙江省體育局，“無官一身輕”坦然赴約，宋衛平則借故回避，“見面還能說什么呢，多點尷尬。”后來宋衛平告訴我。

在酒座上，“老朋友”們談笑風生，我從頭到尾，就等閻世鐸提足球的事，可閻就是從頭到尾不提這回事，他不提，我也就不提了，就像魯迅先生說得那樣，今天天氣哈哈哈，哈哈哈，那一面，就在哈哈哈中過去了。

之后，我有幸兩次面見李嵐清同志，每次我都想問為啥足球打黑半途而廢，可我話到嘴邊又縮了回去，不敢問。

在這場風波中，直接的壓力是沒有的，沒有哪位領導就此事公開批評過我，但間接的壓力是很大的。上面有人請我吃飯，給我做工作，從北京專程趕過來，暗示我不要再說了。

一位高層領導勸我一句話，見好就收。見好就收說明兩個問題，肯定說是好的，但不能老是說，適可而止。

還有一次，一位中央領導到浙江，我陪他去西湖國賓館打橋牌，他說，你說真話就不怕丟烏紗帽呀。我回答說，首長，怕丟烏紗帽我就不說真話了。可想而知，說真話還是要付出很大代價的。

后來，中央電視臺的記者問我，你怎么有勇氣講真話？我反問他們，我說你這問得有點怪，講真話不需要勇氣，我講真話不需要勇氣，講假話倒是需要勇氣。

現在回過頭來看，當時打黑不了了之也是正常的，可以說從足球運動員，到俱樂部，到裁判，到經紀人，一直到足協的最高層的官員以至于國家體育局副局長，層層都有腐敗份子。這些黑幕，這些鐵幕，一道一道地設立在那邊，難怪足球的腐敗難以攻破。

直到習近平同志到了中央工作以后，下了決心，鐵幕才被打破。

2004年，我已轉任浙江省人大常委會教科文衛委員會副主任。時任浙江省委書記習近平的秘書給我打電話，說習書記想找你談一談關于足球打假掃黑的事情。

我聽得當時很激動，他這么關心足球，我覺得很不容易，我就等著這一天，但是那天，他的秘書給我打電話，說陳局長，非常抱歉，今天習書記有重要的活動，不能參加，下次再約。

這一等就是一年，到第二年的時候，秘書又給我打電話，說習書記再約你談足球。可是不久，電話又來了，說陳局長，非常抱歉，習書記今天有重要的外事活動，又不能來了。

擱置兩年，直到2006年才談成，這一約就是前后三年的時間。

我第三次接到電話后，在約定的時間秘書領我到習書記辦公室，這時習書記已經迎在門口了。

握手間我說，“習書記，您公務繁忙還一直記著約我談話這樁小事，一等就是兩年。”他客氣地說，“對不起，讓你久等了。”入座后，習書記說“我在福建工作時就知道你。”我說“因為足球？”他微笑地點頭說，“我當時就一直在關注足球打假掃黑的進展情況，關注你的舉動。到浙江后，我們又在人大常委會工作。我聽過你在常委會上的兩次發言，覺得你是一個很有個性，直率，有思想，敢講真話的領導干部。今天就請你給我詳細講講足球打假掃黑的全過程。”

得到習書記的肯定，一種信任感油然而生，就從事件的起因，過程到突然被叫停的結果以及我對事件夭折的原因分析和盤向他詳細作了匯報。

習書記很認真地聽，還不時地插問一些細節。還幾次給我茶杯里加開水。我們像拉家常似的促膝談心。我把本來決定“爛在肚子里的話”都無保留地對他說了。他饒有興致地聽著，插問，時間不知不覺過了12點，我抱歉地說“習書記，不好意思，耽誤您吃飯的時間了。”他笑笑地說“不要緊，天天如此。謝謝你給我介紹這么多這么詳細。”

后來大家也知道，他到中央后的工作，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向賭球假球黑哨貪腐發動強大攻勢，很短的時間里就取得重大戰果。

之后，我又給他寫信提出四條建議。在足球打假掃黑反貪取得階段性勝利以后，應該未雨綢繆，考慮下一步足球怎么改革怎么發展，我當時提四條，包括要反省當年中途叫停的教訓;要舉一反三，其它運動項目也存在不同形式、不同程度的腐敗，所以不能是足球反腐敗，其它項目不反腐敗;要啟動問責制，國家體育總局和總局領導對足球和體育界存在的諸多的腐敗現象他們歷來是什么態度？現在社會影響這么大，難道他們沒有責任嗎？還有就是要深化改革。我建議，對足球一定要建立起管辦分離這樣的體制，因為中國足協既是運動員又是裁判員，就沒有了監督。

習近平同志把我的信轉給當時分管體育工作的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劉延東同志。劉延東副總理在信上作了批示：“陳培德同志寫給習近平副主席關于足球問題的信，體現了一位老體育工作者對體育事業的高尚情懷，很值得大家學習和尊敬……”

這個批示是我應邀參加體育總局政策法規司舉行的足球管辦分離改革方案的論證會上，梁小龍司長透露的。

在這一次論證會上，我很榮幸地參加了專家組的設計論證工作。后來中國足協召開全國足球會議，我是唯一一個特邀代表參加這次會議。當時中國足協拿出了一個足球改革的規劃，改革的方案，還有足球發展的規劃，當時提出20年以后，中國成為亞洲足球強國。

可見習近平同志在基層、在地方的時候，就掌握了大量足球的這些情況，所以到中央以后，他下決心要改變中國足球的面貌，要給中國足球以新生，我覺得這不是他的一念之想，也不是心血來潮，他早就運籌帷幄在心中了。

2008年北京大學110周年校慶時，評了一批優秀校友，我被評上了。我作為北京大學學生，給自己定的是這樣一條底線，要說就說真話，決不說假話，如果真話不好說，甚至不能說，我就閉口不說，總之，不說違心的話。

圖為陳培德著書《該我說了：誰搞亂了中國足球》。 受訪者本人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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