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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疆醫科大學第一附屬醫院特診診室內,85歲的何秉賢仍堅持坐診,關切地詢問患者病情。

新華每日電訊記者王菲攝

在農牧區巡回診療中,為了解決治療過程中的語言障礙,何秉賢一邊看病,一邊學習少數民族語言,同事、患者都是老師。可是,幾次從基層巡診回來的何秉賢意識到,光克服自己的語言障礙不行,解決新疆基層患者看病難問題,當務之急要培養一大批本地醫生,各民族的都要,各地區的都要

60年來,何秉賢培養了一大批少數名族醫療骨干,有維吾爾族、回族、蒙古族、柯爾克孜族等等,這些學生現在已覆蓋全疆各縣市醫院,甚至鄉鎮衛生所

新華每日電訊記者何軍、白佳麗、王菲/郭燕、宿傳義、胡虎虎

蹬著自行車來到眼前的這個人,目光中透著犀利,握手時熱情有勁,精神頭瞧著完全不像一個85歲的老者。

鎖好車,摘下鴨舌帽,他領著記者去辦公室。路過導醫臺,他放緩腳步,扭過頭來叮囑值班護士不要限他的診號,說基層病人大老遠來不容易。

走進新疆醫科大學第一附屬醫院第二住院大樓二樓拐角處的一個小房,不足10平方米的地方摞滿了書本和醫學雜志。退休后的20多年里,他把大部分時光耗在這里,堅持攻克醫學難題,發表了大量學術著作。

老人叫何秉賢,是知名的心血管病專家,中國第一代援疆人中的一員。

上世紀50年代,大學畢業的何秉賢主動請愿到新疆工作,把青春活力播撒在鄉村牧場,在心血管病領域成名之后,他又決定畢生扎根邊疆為基層各族群眾問診看病,至今仍堅守在崗位一線。

60余載行醫生涯中,何秉賢精心培養出一大批各民族醫療骨干,他的弟子遍布天山南北,覆蓋新疆各縣市醫院,有效緩解了當地少數民族聚居地區心血管病醫生緊缺的狀況。

“到最艱苦的地方去”

如今,何秉賢仍往返于單位與家之間:每周二、五雷打不動上門診,平時帶隊查看病房,會診疑難病癥,有空時就給年輕醫生講課、作報告。

在第二住院大樓前,一輛總是停在大門旁邊的白山牌“二八式”自行車尤其惹眼,車子很多地方掉了漆生了銹,活脫一個老古董。

何秉賢每天騎著這輛車上下班,他笑著對記者說:“這車跟了我30多年,和我一樣都是勞碌命,我不退休,它也別想退休。”

熟悉何醫生的人也都知道他愛騎自行車,來看病到樓下先看自行車在不在,車只要在,人就肯定在。

老人一輩子共買過8輛自行車,6輛被偷,1輛騎壞了。現在這輛舊車跟著他的年頭最長,留著他大半生奔波忙碌的痕跡。

何秉賢出生于浙江,18歲時在上海參加解放軍,同年隨軍支援大西北,擔任部隊的文化干事。因為有文化底子,他參軍一年后在西北地區統一考試中考上了蘭州大學醫學院。

5年美好的大學時光轉眼即逝。“到最艱苦的地方去”“服從組織分配”,這是何秉賢在“大學畢業志愿書”上留下的兩句話。

按照當時的表現,加之原就是浙江人,他完全可以回到“江南水鄉”,回到自己出生的地方去工作,但他最終卻與13個同學一起踏上了奔赴新疆的漫漫長途,在那遙遠的地方一待就是一輩子。

他說:“得知分配到新疆的消息非常興奮,我認為是很自豪很光榮的事,說明黨組織信任我,才會讓我到艱苦的地方去。”

西出陽關,千里遠行,何秉賢拎著一個行李包就上路了。火車換貨車,貨車換驢車,越往西越荒涼,一行人走了7天7夜才抵達烏魯木齊市。

“那個時候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剛剛成立,首府烏魯木齊還很落后,現在大家都知道的地標西大橋,就是一座小小的木頭橋。”

安頓下來后,同學們各奔東西,他被分配到新疆醫學院附屬醫院(即現在的新疆醫科大學第一附屬醫院)。

當時整個新疆只有10多個正式的科班醫生,醫療設備非常落后,缺醫少藥情況嚴重。“緊張的時候一張病床橫著躺幾個病人,連腳都伸不直。”回想當時的情景,他記憶猶新。

在這樣艱苦的條件下,何秉賢開啟了自己的行醫生涯,一步步走向心血管病領域專家行列的金字塔尖。

剛到醫院的時候,工作量很大,門口總站著看不完的病人。從小就能吃苦的何秉賢經常會加班加點,有時連上廁所的時間都沒有。護士都去吃飯了他還在看病,餓了就啃一口自己帶的馕。

在妻子魯世元眼中,何秉賢是個掐時間過日子的人。從沒有周末或假期,每天總有干不完的事情,上班時這樣,退休了以后也這樣。

“年輕時他有很多愛好,以前總說退休了要寫寫字、唱唱歌、跳跳舞,出去走一走,到現在一個都沒兌現。”

何秉賢有3個女兒,她們從小很少有與父親相處的時間,魯世元說,丈夫最近一次陪小孩逛公園已經是40多年前了。

醫院的同事都說何秉賢身上有一股倔勁兒。看病時,遇到再棘手的病人也不輕言放棄,研究起學問來,一頭扎進去不管不顧,就像著了魔。

“文革”期間,不準醫生看書、搞科研,翻閱外文書籍尤其是大忌。何秉賢冒著被打成“走白專道路”的風險,找關系從圖書館借來英文版的醫學書籍,偷偷躲在一間陰暗的地下室里翻閱,默默記錄筆記。

“我把醫學書本放在抽屜里,桌子上放著一本《毛澤東選集》,平時把頭塞到抽屜里看書,門口要有動靜就把抽屜一關。”他說。

那段時間,何秉賢在心驚膽戰中參閱了大量國內外心血管病醫學資料,總結積累了許多有價值的素材。之后,他將所學知識與臨床經驗結合,撰寫出了一部50多萬字的著作——《臨床心電向量圖學》。

這是我國第一本自己的心電向量診斷教材,至今仍被視為權威在沿用。

“文革”結束后,何秉賢帶著這本書參加了我國首屆醫學科學大會,被大會授予先進個人榮譽稱號。

“新疆需要我,那里的病人離不開我”

改革開放帶來經濟社會快速發展,中國醫療事業也蒸蒸日上。此時的何秉賢在國內心血管領域已頗具知名度,不僅發表了大量有價值的學術論文,還多次應邀到英、法、澳大利亞、日本和新加坡等國講學。

期間,他幾乎囊括了“黃宛心電學獎”等心血管領域的重要獎項。

有了名氣,國內外不少醫療機構以優厚條件邀何秉賢前往工作。那個時候,各方面落后的西部省區留不住人才,“孔雀東南飛”現象很普遍。新疆醫科大學第一附屬醫院干部一科主任周曉輝說:“對技術人才而言,選擇去內地或國外,不光是待遇高,更重要的是科研條件好,個人水平提升快。”

何秉賢一一回絕了來訪的人。他說:“我在新疆習慣了,離不開,況且新疆需要我,那里的病人離不開我。”

身邊的人都清楚,他親歷了新疆醫療從一窮二白漸漸發展到現代水平。年輕時“讓各族群眾病有所醫”的理想,已經成為何秉賢畢生奮斗的目標。

早在上世紀50年代末,何秉賢被衛生部調撥至中國心血管病的殿堂——北京阜外醫院進修。當時,由于糧食分配與戶口掛鉤,他的戶口和組織關系也被遷到了北京。

一年時間里,師從中國心電圖權威黃宛等名師的何秉賢學到了許多先進的醫學技術和知識,他也因為刻苦勤奮深受大家的喜愛。

進修期滿,包括阜外醫院院長吳英愷院士在內的醫院領導和導師們都竭力勸他留在北京工作,他都婉言謝絕了,硬是將自己的戶口和組織關系遷回新疆。

后來,有朋友替他惋惜,“要是當時留在阜外醫院,你很有可能早就評上院士了。”但他心里最清楚:回到新疆,自己從未后悔過。

何秉賢之后又陸續前往英國、美國、日本學習,這些國家的當地政府都曾希望其攜夫人留下工作,還承諾高薪、解決國籍,他仍舊堅持回新疆。

在何秉賢心中,新疆早已是他難以割舍的故土。他最愛吃老伴做的拉條子和抓飯:“三天不吃胃里抓得很,不美美吃上一頓真受不了。”

直到今天,女兒幾次想讓父母去杭州養老,但都沒能說服。“現在還有不少人找我看病,再說其他地方的面粉,做不出新疆拉條子的味道來。”他笑著說。

他珍惜所有人的命,自己卻玩命在工作

在何秉賢的門診辦公室里,放著一盒自己訂制的特殊的名片。護士告訴記者,何醫生所在的特需門診掛號費要100元,他擔心病人負擔重,專門找到醫院領導要求降低費用。經醫院同意,他自己做了名片,病人拿著名片來復診只要10元掛號費。

“好多來找我看病的人條件并不好,我少拿點提成沒關系,一定要讓他們看得起病。”

行醫生涯中,責任與溫暖交織,病人從來都是他心里牽掛的親人。

魯世元說,何秉賢坐診有一個習慣,就是要提前一個小時出門。“他覺得病人從遠處來,不能讓他們等。”

一次遇到住院病人病情加重,當時家里沒有電話,怕接不到醫院的通知,耽誤對患者的治療,何秉賢干脆看護在病房中,三天三夜沒有回家。點點滴滴,病人年齡尚小的兒子看在眼里,銘記在心中。

多年后的一天,何秉賢走在街上,突然有人叫住自己,熱情地招呼他到家里去喝茶吃飯,他覺得眼前這個人臉生,頓時納悶。

一陣攀談之后,何秉賢得知邀請他的人正是當年那個患者的兒子,此時患者雖已去世,但是孩子長大后依舊記得那三天三夜的守護。

“那次偶遇,讓我既欣慰又感恩,自己只做了該做的事而已,別人卻烙在了心里。”何秉賢說。

十多年前,一位來自新疆米泉市的60多歲農民走進了何秉賢的辦公室。老人顫顫巍巍地坐下來,說自己得了高血壓,看了很多醫生也沒能治好。這讓人頭暈、腦漲,干不了重體力活的病,使老人家的經濟狀況越來越差。

“當時他連每周數十塊錢的醫藥費也無法承擔。”何秉賢回憶。

經過檢查,何秉賢根據老人的病情開了一瓶尼群地平片,這種售價2塊錢的藥,老人可以吃幾個月。

一年后的一天,老人手里拎著一袋蘑菇出現在何秉賢的辦公室。“我吃了藥,病都治好了,還開始種蘑菇,家里慢慢富裕起來啦!”原來老人是專程來感謝何醫生的。

見何醫生不肯收下自己的禮物,老人不樂意了:“你不收,就是看不起我,這可都是我親手種的!”何秉賢笑了,這兩斤蘑菇是他收到過的最難忘的禮物。

行醫60年,何秉賢看過的病人不計其數,他珍惜所有人的命,唯獨除了自己。

一天早上,何秉賢突然覺得胸痛,但因為要上門診,他對妻子嘀咕了一聲便出門了。中午的時候,魯世元接到一個電話,說丈夫住院了,檢查出肺部有一個腫塊,正在病房抽取積液。

魯世元飛奔過去,老伴表情輕松,還笑著安慰她。丈夫所在科室的負責人告訴她,坐診的時候,何秉賢疼得臉煞白,還在堅持看病,最后科里幾個人硬是把他拽出來檢查。

“最后檢查出來是肺栓塞,這種病救治不及時是要命的。”魯世元現在想起還很后怕。治療沒幾天,感覺舒服了一點的何秉賢又吵著要出院,害怕耽誤了上門診。

“走到哪兒都有學生,是一輩子最驕傲的事”

在農牧區巡回診療中,為了解決治療過程中的語言障礙,何秉賢一邊看病,一邊學習少數民族語言,同事、患者都是老師。

“只有能和患者交流,才能贏得信任。”短短數年,他開始能用維吾爾語、哈薩克語直接會話。

可是,幾次從基層巡診回來的何秉賢意識到,光克服自己的語言障礙不行,解決新疆基層患者看病難問題,當務之急要培養一大批本地醫生,各民族的都要,各地區的都要。

60年來,何秉賢培養了一大批少數民族醫療骨干,有維吾爾族、回族、蒙古族、柯爾克孜族等等,這些學生現在已覆蓋全疆各縣市醫院,甚至鄉鎮衛生所。

他逢人總是講:“在新疆,走到哪兒都有我的學生,這是一輩子最值得驕傲的事。”

“現在我的身體還硬實,可以再干幾年,即便哪天干不動了,還有我的學生們在,他們接著干。”

今年81歲的肉孜·阿吉是何秉賢最得意的門生。兩個人住在同一棟樓里,走著同一條路去同一個地方上班。會診、搞研究、嘮家常……亦師亦友的兩個老人幾乎形影不離。

“學習的時候何老師教我,工作的時候又是何老師教我,他是我一輩子的老師。”聊起何秉賢,肉孜·阿吉欽佩又感激。

1956年10月,肉孜·阿吉寒冬里從喀什坐了10天的卡車到烏魯木齊上學,成為何秉賢教的第一期學生。剛開始,肉孜·阿吉和其他一些少數民族學生漢語不好,何秉賢經常開小灶幫他們補習語言和專業課,周末還叫到家里面學習,學習完就留下來吃拌面、抓飯。

肉孜·阿吉勤學好問又有悟性,深受老師喜歡。何秉賢英語好,自己閱讀英文醫療書籍時仔細做筆記,借給這名學生看,下鄉時還經常帶著他。

畢業后,肉孜·阿吉留在了新疆醫科大學第一附屬醫院,分在了何秉賢所在的內科。工作之初,何秉賢手把手教他寫病歷、分辨心臟雜音,后來還經常推薦他到內地甚至國外進修學習。因為互助互學,兩人還被評為新疆民族團結“一對紅”。

在何秉賢的培養下,肉孜·阿吉迅速成為新疆著名的心血管病專家,手下還帶了不少門生。配合默契的兩人長年在少數民族聚居區蹲點調研,完成了維吾爾族、哈薩克族等少數民族群體心血管發病情況調查,填補了國家在這方面的空白。

何秉賢還經常資助少數民族貧困學生。新疆醫科大學第一附屬醫院心衰科副主任醫師出生在南疆農民家庭,上學時生活拮據,何秉賢經常會把家里的大米、油拎給她,時常還會買一些學習用品。她回憶:“老師那時要養三個孩子,生活并不寬裕,嘴里省下一些就拿來幫助有困難的學生。”

退休后,何秉賢堅持帶研究生、博士生,還定期到學校講課,他還自掏腰包制作印發心血管病教材,幾十年來免費給基層的醫生發放。

“新疆少數民族愛吃肉、好喝酒,是心血管病易發高發地區,醫生的數量目前無法滿足需求,培養人才還任重道遠。”他說。

天山有雪蓮,常年在零下幾十攝氏度的嚴寒中傲霜斗雪、頑強生長,當地少數民族視之為奇珍藥草。在他們眼里,何秉賢猶如一朵不枯的雪蓮,60年扎根天山,60年默默綻放,60年散發芬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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