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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楊金田

作者簡介：楊金田，男，1955年1月生，桐鄉市河山鎮人，湖州師范學院退休教授。曾編著、主編《生活的化學》《材料科學與技術》《無機化學》等書12部，發表化學學術或教研論文80多篇，獲省教育廳優秀教學教育成果一、二等獎，省自然科學優秀論文二、三等獎，市自然科學優秀論文二等獎、市科技成果轉化三等獎等10多項獎勵和全國高師院校優秀教師、省高校優秀黨員、市學術技術帶頭人、區校企合作技術帶頭人等榮譽稱號。

所謂“街上人”（讀“街廊寧”）指居住在城鎮，以經商、務工等為業，住單位分房、靠工資吃飯的人，簡稱“居民”；所謂“鄉下人”（讀“鄉屋寧”）指居住在農村，以種田、務農等為業，由自己建房、靠農耕吃飯的人，簡稱“農民”。

我原是一個地地道道的鄉下人。20世紀50年代出生于浙江桐鄉西北部農村的一個叫洗馬莊的村子里，在鄉下度過幼年、少年直至青年。通過1977年上大學讀書才轉變為街上人，一身兼有鄉下人和街上人的雙重烙印。我的小家在城市，老家在鄉下，父母、鄉親都是鄉下人。

幾十年來，我奔波于鄉村和城鎮兩端，親眼目睹了我國城鄉翻天覆地的巨變，親身享受了鄉下人和街上人的不同待遇，親自品嘗了鄉下人和街上人的不同滋味。

我國的城鄉差別由來已久。江蘇吳江籍的著名社會學家費孝通先生曾說過：“舊社會人分三等，頭等是‘城里人’，二等是‘街上人’（鎮上人），三等是‘鄉下人’（農民）?！?/span>

就拿我們浙江省來說。早在明、清時期，全省下轄11個府（相當于現在的地級市），各府再下轄數縣。以錢塘江為界分為“上八府”（寧波府、紹興府、臺州府、溫州府、處州府（麗水）、金華府、嚴州府（建德）、衢州府）和“下三府”（杭州府、嘉興府、湖州府）。府有府城，縣有縣城，筑城墻而圍，開城門進出。

城墻內的人，叫做“城里人”。府城、縣城之外的廣闊田野，稱為鄉村。其中的交通匯合之地，逐漸形成商業街道和集鎮，吸引了一批沿街經營、居住之人，叫做“街上人”。在集鎮之外，便是曠野耕地，散居著沒有進城鎮的人，聚居為村，以農耕為生，叫做“鄉下人”。

1949年新中國成立后，拆除城墻，政權下鄉，市鎮撤并。大鎮保留建制，小鎮降為集鎮。對民眾身份，仍按舊時主業劃定。城里人和街上人統一編為城鎮戶口（統稱為街上人），鄉下人編為農村戶口，形成了計劃經濟時代的城鄉二元結構。

從此，民眾變成了“街上人”“鄉下人”兩種。那個年代，“街上人”的福利遠好于“鄉下人”，“城里人”的福利又優于“街上人”。因為城里多全民企業，鎮上多集體企業。

在我的記憶中，當時的鄉下人生活很苦。

一是住房條件差。絕大多數鄉下人住的是低矮破舊的瓦房或草棚。晴天漏光，雨天漏水；夏天蒼蠅、蚊子成群，冬天北風、雪花進房。偶遇臺風暴雨，降臨災難，屋倒人傷。

二是勞動強度大。農業生產是露天工廠，靠天吃飯。每年7~8月，高溫酷暑，大戰“雙搶”（搶收搶種）。

凌晨摸黑出工，下田拔秧。白天頭頂烈日，揮汗如雨，捉稻、翻田、挑塘泥、平田畈。傍晚插秧，直至黑夜。臉上蚊蠅叮咬，腿上螞蟥吸血。雙手指間潰爛，腰里酸痛難忍，渾身精疲力盡。冬天農閑時，迎著寒風呼嘯，搖船去河港里“罱河泥”，去城鎮上“扒垃圾”。

一年四季，苦累交加。三是經濟來源少。在那計劃經濟時代，農民只允許種植水稻等糧食作物。一年到頭辛勤勞動收獲的糧食，大部分須上交作公糧。少部分留下來，集中儲存在生產隊的倉庫里，以家庭為單位按勞分配。許多家庭糧食不夠吃，只好用南瓜、紅薯、野菜補充。

無論是生產隊集體，還是農民家庭都缺少經濟收入，因為不允許農產品進入市場交易來獲取現金。特別是那特殊十年期間，幾乎不允許農民飼養豬羊雞鴨，一旦發現就被當場沒收、宰殺，美其名曰“割資本主義尾巴”。

鄉下人兜里缺錢，鍋里少糧，身上穿破衣，出門爛污泥。有的人家兒子長大了需要建房分家，因沒有紅磚、水泥、鋼筋等建材，只好構筑“楝樹梁條竹椽子，泥土打墻草蓬子”。條件好一點的人家，搖船到城鎮的河灘邊、屋基地檢來爛磚頭，或者去挖掘古墓里的舊磚頭，運（挑）回來搭建簡易房。

我們小辰光，鄉下人羨煞街上人。為什么？

因為街上人，住的是單位房，吃的是供應糧，上班在屋里廂。每月領工資，看病有醫院，出門石板路。此外，街上人還有星期天休息、電影院娛樂、公園里散步，小孩子有托兒所，老年人有退休金等。

在鄉村的廊下、田間、地頭，常?？吹嚼限r語重心長地對年輕的后生發出唉嘆：“前世作孽，地里賣力”“前世勿修，田里挖溝”；常常聽到家長苦口婆心地對自己的孩子發出叮囑：“好好讀書，長大后跳出農門做‘街廊寧’”。

當時的鄉下人要想變成街上人，一般只有參軍和升學兩條通道。上世紀70~80年代，當兵穿軍裝一度成為農村青年共同追求的時尚。每年冬天，一旦征兵通知廣播，適齡青年們就爭先恐后報名。誰家有后生體檢合格、穿上軍裝，就引來全村人羨慕的目光。

一旦當兵，不但本人有飯吃、有衣穿，而且給全家帶來“軍人之家”的榮譽，還有可能在部隊“提干”成為國家干部或者轉業回鄉進城工作。我在高中畢業回鄉務農期間，也羨慕過參軍的伙伴和同學。

我曾于1975年冬季征兵時報名參加體檢，可惜因左下肢靜脈曲張而淘汰，從此才斷了從軍之念。幸運的是，我搭上1976年“工農兵上大學”的末班車，于1977年3月跨入杭州大學讀書，1979年8月畢業后分到浙江師范學院湖州分校（現湖州師范學院）教書。

從此，我的戶口相繼從桐鄉鄉下遷入杭州和湖州城里，我的身份從農民變成了居民，由鄉下人變成了街上人。當時的內心別說有多高興，也曾引來許多鄉親的羨慕。

令人遺憾的是，雖然我跳出農門成了街上人，但是那種“開門七件事，樣樣要花錢”的生活并非原來想象的那樣輕松愜意。像我這樣出身農村、只身進城的街上人，不僅與土生土長的街上人有許多差異，而且比其他同樣出身農村通過讀書或參軍轉入城市的街上人有更多難處。

為什么呢？因為我的妻子和兒子是農村戶口。按當時“子女戶籍跟隨母親”的政策，我的妻子是農民，我的兒子出生后也只能是農民。

也許現在的年輕人很難想象，像我這樣由1個居民戶口、2個農村戶口組成的三口之家，在城市里生活會遇到怎樣的困難？

一是妻子就業掙錢難。

農民進場只能到處求人做保潔員、保育員、售貨員等臨時工。所謂臨時工，就是城里最下等、最末檔、隨時可被辭退的人。不但待遇微薄，而且遭人歧視。

苦熬數年后，當我于1995年底按“副教授職稱可允許家屬隨遷”的政策將妻子戶口從鄉下遷來城里時，卻因她年齡超過35周歲而永遠失去了安排工作的資格。隨后又取消了“憑票供應”的政策，好不容易爭取的“城鎮戶口”幾乎一錢不值。

二是家庭無房住宿難。

雖然我已結婚成家，但仍然是只有1個戶口的“單身漢”，沒有資格參與單位分房，只能暫借單位的舊倉庫一角作居所。我的兒子7歲那年該上小學時，因戶口在農村而不準在市區小學報名，急得我像“熱鍋上的螞蟻”。

三是口糧不足吃飯難。

那時候，城鎮居民的生活用品全部按戶口“憑票供應”。憑我一人票證怎能滿足三人吃用？

因此，我經常騎自行車去遠在50多公里之外鄉下的父母家里求助，拿來大米、番薯、南瓜、芋艿等農產品作補充。

四是承包田地耕種難。

父母、妻兒的戶口在鄉下，那里有按戶口劃分的責任（承包）田。

面對年邁的父母、瘦弱的妻子和幼稚的兒子，作為獨子、丈夫和父親的我，理應挑起田間勞動的擔子。我必須在做好教書育人、科學研究的同時，兼顧鄉下的承包田播種、管理和割收。有時星期天，我趁天蒙蒙亮就背一個大水壺騎5個多小時自行車沿鄉間小路回老家干農活。

每年暑假，我全力以赴當農民，磨出一手繭，曬蛻一層皮。看到我每年暑假回鄉種田而累得又黑又瘦的丑態，當地的鄉親和朋友、學校的同事和學生都疑惑：“為什么一個大學教師還要做農民？”

五是沒有醫保看病難。

妻、兒是生活在城里的鄉下人，無法享受“勞?！焙汀搬t?！贝?。一旦生病就醫，必須全額自負醫藥費，給經濟拮據的家庭增添心理和經濟重負。當我的兒子降生后，我母親常來照看孫子，一家三代4人擠在一間9平米、朝北窗、無陽臺的舊屋

簡陋的住房、貧困的條件，嚴重影響一家老小的身體健康。兒子剛滿半歲就因貧血和肺炎而被送進家旁的人民醫院救治達半月之久。

因妻子在城里做臨時工而無法繳納“五險一金”，成為“無保障”的老人。幸虧我國政府于2011年7月啟動了“城鎮居民養老保險試點工作”，才讓我有機會于次年11月向“社保中心”一次性給她繳納了養老保險費和醫療保險費11萬余元，才使她基本解除了“無養老保障”的后顧之憂。

1978年的12月，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吹響了“對內改革，對外開放”的號角。同年底，安徽省鳳陽縣小崗村實行“分田到戶，自負盈虧”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大包干）拉開了我國農村改革的大幕。

1985年，城市經濟體制改革推向全國，源自鄉村非農化的“城鄉一體化”由鄉村單向主動推進轉向城鄉雙向互動推進，促使傳統的“城鄉二元結構”發生松動。江蘇省蘇錫常地區率先推行“小城鎮，大戰略”，逐步形成“蘇南模式”向全國推廣。

從此，鄉鎮企業（俗稱“草根工業”）異軍突起，帶動農村集體經濟和個私經濟迅速發展。在世代仰慕街上人的心理作用下，少數鄉下人通過花數千至數萬元錢買“藍印戶口”（因公安機關加蓋藍色印章而得名，俗稱“綠色戶口”）的方式轉為名義上的“街上人”。

不久后，許多聰明的鄉下人，敏銳地看到“街上人”“鄉下人”的命運正在逐漸逆轉的趨勢，“藍印戶口”失去誘惑力。

至90年代中期，鄉村中涌現出不少“泥腿子”出身的“老板”和“企業家”，他們離土不離鄉，辦廠經商，實業興鄉。部分不安分的鄉下人離家進城，打工掙錢。其中的一些優秀分子或能工巧匠逐漸擠身于城鎮成為企業高管或老總。2000年前后在全國范圍出現的國企職工“下崗潮”現象，宣告了街上人“旱澇保收”的優越地位轟然倒塌。

真如俗語所說：“六十年風水輪流轉”。隨著我國“城鎮化”“城鄉一體化”“鄉村振興”和“美麗鄉村”戰略的相繼實施，城鄉差別不斷縮小，街上人與鄉下人的邊界逐漸被打通甚至逆轉。

如今的鄉村，處處錦繡河山，人人喜氣洋洋。鄉下人既可務工也可務農，還享受宅基地、承包地、集體收益分紅、征地補償等收益，生活條件不斷優化。

茅草棚早就消失了，不少農民住上了別墅洋房。泥涂灶改成了煤氣灶，燒飯洗衣有自來水，汏浴沐身有沐浴房。村村通公路，戶戶水泥路，大部分家庭出門開汽車。

更為令人欣慰的是，隨著農村經濟市場化、產業綜合化、集鎮城市化、生活現代化的推進，農業生產機械化、智能化程度不斷提高，農民的勞動強度和艱苦程度不斷減輕。不但是拖拉機、插秧機、脫粒機等機械化基本普及，而且還用直升飛機（或無人機）噴灑農藥和智能化灌溉施肥。

從前是鄉下人羨慕街上人，千方百計把農村戶口轉為城鎮戶口；如今是街上人羨慕鄉下人，城鎮戶口轉到農村難如登天，農村戶口轉到城里易如反掌。即使是農民子女考上大學，也不愿意將戶口遷入城里。有些頭腦活絡的街上人想方設法到鄉下建房安家，享受田園風光和生態美景；部分搶先富裕的鄉下人不僅農村有小洋樓，城里也有商品房，儼然成為“城鄉兩棲”人。

如今回頭看來，我在街上人、鄉下人命運初露逆轉跡象的1995年底將妻、兒的農村戶口轉為城鎮戶口，實在是一件書呆子“埋頭拉車不看路”的蠢事！令人欣慰的是，生活在新農村的年輕人將不再遭受前輩人那種鄉下人之苦！

【來自南湖文學，文學總顧問：吳順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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