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江府五縣為德化（附郭縣，1914年因與福建德化縣同名改為九江縣，1927年縣城劃出設立九江市，縣治遷往沙河鎮），瑞昌，湖口，彭澤，德安。自宋代江州起至民國廢府存縣，九江所轄地區一向保持穩定。

而九江府與富庶的省內聯系又很少，江西經過多年開發，至宋元已成富庶地區。依靠鄱湖平原、吉泰平原和贛撫平原的南昌、吉安、撫州發展成江右三大支柱；明清時依托發達的手工業積累及水運交匯的地位，著名的“江西四大鎮”形成（即南昌府新建縣吳城鎮；饒州府浮梁縣景德鎮；廣信府鉛山縣河口鎮；臨江府清江縣樟樹鎮）；鄱陽、贛州、南城等也成為江右內部地方性中心。彼時江西已經依托境內水路以及眾多農業手工業生產基地形成了經濟網絡：贛江流域是江西的商品流通的重點區域，贛東北信江流域則是當時江西過境貿易的重要紐帶。但九江過于偏北的環境，使得其與富庶的省內明顯疏離。當時九江僅與長江上的水運商業緊密相關。這些貨船來到九江只是按比例納稅或休整，大部分既不卸倉也不上市，所以九江的繁華只是表象，對自身的發展促進效果極為有限。

此外九江本身又屬要塞，兵災極多，每一次大規模兵亂均導致數十年積蓄毀于一旦。南明時期（1645年）左良玉劫掠了九江全城；而1858年湘軍更是屠戮九江全城，這一次給九江的文化積蓄造成毀滅性打擊，九江全城古跡幾乎全喪，僅殘存鎖江樓塔和大勝塔；而老九江城居民更是幾乎不存，今日九江城居民多為安慶、黃梅以及府屬其它縣居民移民而來，新舊方言融合，形成獨特的淮話黃孝片。

這種地緣在方言中也能得到體現：九江雖屬江西，其府城卻順著長江與下游江淮地區連接成濃厚的官話共同體，明代府志便有九江“文儀言語類金陵而近實”的記載；而距離其極近的湖口則是純贛語區，畢竟湖口在省內水路網絡中有重要地位，受贛語影響極大。

位于鄱陽湖東的湖口縣是九江府中與府城最近的縣，從地緣角度來說，湖口比九江更適合當樞紐，因為這是江西內河水運和長江的聯通處，省內商船沿“贛江——鄱陽湖”水路出省，省外商船通過“鄱陽湖——贛江”入贛均到湖口。這種情況使省內與長江下游聯絡的商船脫離九江鈔關的征稅范圍，明清兩朝多次在湖口設關試圖解決此問題，但均因湖口地形過于險峻而被迫廢棄，最終清朝只能在姑塘（九江城東南，緊靠鄱陽湖的市鎮）設分關以解決此問題。甚至英國人最初也是希望在湖口通商而不在九江，但終因湖口 “風險浪惡、地多亂石”放棄。險峻地形是湖口歷史上未能得到發展的最重要原因。但湖口通過“贛江——鄱陽湖”和江西省內聯系極為緊密，所以這條 “湖口——星子”一線一向是濃厚的贛語區。

于是，長期以來，九江在經濟上的地位，與其在交通、政治上的地位極不相稱。又因特殊歷史地緣背景，其人文風貌在江西內部有相當的獨特性。

這一切，到1861年正式打破了，這一年，因第二次鴉片戰爭戰敗，九江被迫開埠，英國人還占了150畝的租界（城西長江和甘棠湖之間的狹長地段）。

開埠給九江乃至江西全省的影響巨大。傳統的江西商路是以贛江一鄱陽湖為主徑，以信、饒、修、撫四大支流為支路，這個交通網絡造就了省內多個繁華的市鎮；而加之廣州一口通商的策略，“廣東一大庚嶺一贛州一樟樹一吳城一漢口”更成為黃金商路，即所謂“京廣大水道”。

但第一次鴉片戰爭中，東南沿海數個口岸通商，中國對外貿易中心轉移到上海，這使得橫向的長江水路取代早期縱向京廣水道的地位，而九江開埠后，江西境內的核心水道漸漸變為“贛州一吉安一樟樹一南昌一吳城一湖口一九江”的基本框架，1916年，南潯鐵路的完工，使得南昌成為內銷之貨的中心點，而九江為進出口總匯，河口、吳城、樟樹等鎮迅速衰落。 而此時形成的“昌九”格局，也深刻了江西的經濟版圖。

而由于九江是江西惟一的對外開放口岸，輪船接跡，鐵軌交馳，九江迅速發展成省內最繁華，最時髦的城市，九江城區大規模擴大，城市重心向城西沿江發展，九江市區人口在19世紀70年代僅4萬，至20世紀30年代，人口已突破8萬，在省內僅次于省城南昌與瓷都景德鎮。

由于古代人文風貌在太平天國運動中受到毀滅性破壞，今天九江歷史文化街區以清末民國風貌為主。庾亮南路街區有近代西方留下的大量建筑。

同時，西方勢力也深入廬山，廬山除隱士文化和宗教文化外，開始卷入近代歷史風云，自此開始，往后近百年，廬山在中國政治上扮演重要地位，

在近代歷史的顯赫身份，使得九江歷史上又多帶一份近代氣色，但遺憾的是，盡管這段經歷在九江歷史上增加了濃厚的一筆，卻并未助推九江的發展更進一步，九江的繁華僅是曇花一現，到30年代，便一落千丈。

九江衰落的原因有很多，但根本原因仍和歷史上一樣：經濟結構不合理。歷史上九江作為長江流域的節點，卻因自身的貧瘠難以借此發展成重要商埠；而開埠后，九江同樣過分依賴外貿商業，工農業發展提升極為有限，這使得九江的繁榮帶有一種畸形色彩，買辦性質的商業活動使得其難以轉向近代工業企業，而只能充當商品集散地和中轉站，而不是商品生產基地。

而江西省本身也難以給予九江支持，一方面由于太平天國運動使得江西本省實力受到極大打擊，薄弱的經濟難以給九江提供經濟腹地；而江西在政治上的弱勢又使得九江難以像漢口一樣能有重臣進行完整的工業規劃，反而深受厘金制度剝削。九江本身歷史上就非繁華大城，當長江流域其它港口興起后，九江作為承上啟下的中部港口，受到的擠壓態勢愈發明顯。

1935年江西城市人口排名，九江鼎盛時期也僅8.5萬

若要給九江的衰落選一個標志性的事件：可選贛皖鄂三省劃界：

如今贛、皖、鄂三省的邊界以長江劃分，清清楚楚，但在清代，這三省的邊界卻是犬牙交錯，極為復雜，至清末民初三省邊界如圖所示：

從此圖可看出，九江德化、彭澤兩縣均跨在江北有大量屬地，湖口至彭澤一段，長江已成江西內河。德化縣在江北有封郭洲（今湖北黃梅小池）、桑落鄉（安徽匯口鎮）；彭澤縣則有江北沿江灘地以及著名的小孤山。出現這種情況主要與歷史上河道的反復變化有關。以封郭洲為例，此處原本為江心一沙洲，但隨著長江曲流汊道的逐漸演變以及人工堤岸的修筑，逐漸被固定成沃土，由于最初長江主道尚由北面繞經封郭洲，其在行政上一直屬九江德化縣，但隨后長江航道南移，封郭州變成江北，清代以來，湖北駐軍亦在此軍墾，故有部分地區的財稅收入屬湖北黃梅，而重要港口小池鎮，因為地位重要，也是由德化和黃梅兩縣各占一半。

小孤山，長江中的一座石嶼，被譽為 “長江絕獨”、“江上第一景”，舊屬江西彭澤，今屬安徽宿松

歷史上的由來難以分清，但現實中三省錯綜復雜的現狀使得管理支離破碎，1931年，1935年連續兩次長江大水使得問題更突顯；1935年9月，國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長孔祥熙提議整理三地省界。而最后確定的劃界方式非常簡單：沿江為界。

這次劃界使九江江北屬地全喪。當時九江居民對此十分不滿，江北民眾尤甚，因為從地理上來說，這些地區距離江南的九江府城和彭澤縣城很近，劃分至鄂皖給當地居民帶來極大不便；而在歷史歸屬上，當地人也早已形成以九江為政治、經濟、文化為核心的生活習慣。據說當時九江士紳還聯系上孔祥熙小舅子宋子文妻張樂怡（九江廬山人）出面游說，但最終仍不了了之。

關于此事還有下文，由于建國后九江重新發展成實力較強的中型城市，尤其是長江大橋的修建，九江城對于江北的輻射反而加強，尤其是黃梅沿江小池鎮等地區，距離九江核心城區僅一橋之隔，現如今幾乎與九江城融為一體，九江17路公交車甚至成為全國第一條跨省公交；而安徽的匯口鎮則依然保存“德化路”的地名，或許是對于舊屬縣的一份懷念。

站在客觀角度來說，這種劃界方式也并非全然沒有道理，但從另一個角度來想，若是當時九江仍是極具地位的都會大邑，這種劃界方案自然也不會通過，故這也能側面說明九江的衰落。

直至改革開放后，九江的發展才重新有了起色。

回顧2200年的歷史，九江這座城市的命運和氣質卻總有些錯位。

山川秀麗，是千年來文人墨客筆下的桃源之地，但自孫劉柴桑一議起至廬山會議，這里卻多次成為中國最關鍵的政治舞臺。

廬山會議舊址

士高氣清，是無數風流雅士鐘意的隱居修行之所，卻能夠培育出心憂家國天下的傳奇名士。

袁隆平，雜交水稻之父，九江德安人。袁老曾表示：童年時九江米市的稻香給予自己深刻印象，成為其研究水稻的緣由

山清水秀，卻常處風口浪尖；名士風流，掩不住魚肥稻香。風雅卻時髦，秀氣又英武，山水風月，溫柔依舊。潯陽天下眉目之地，名不虛傳。

陳漢定都，景泰開關，清末開埠……九江城在古代多次有過機遇，卻總歸遺憾錯過，風風雨雨，一言難盡。

而今日的九江，新的機遇又在到來。

九江古代受限于山江湖，城市輻射力有限，而今日由于鄱陽湖大橋和長江大橋的修建，以及京九、銅九、合九等多條鐵路，九江輻射力增強，湖口、瑞昌、星子乃至江北小池，幾成九江的衛星城市。今日的九江，與明清九江府相比，面積擴大竟有一倍以上。

九江以水聞名，這既帶來魚米之利、舟楫之便，卻又使得水災頻繁，1400余年前正是因使得九江城東遷，而今日的九江又開始西拓，走向“八里湖——賽城湖”新兩湖時代，仿佛歷史的輪回。

2021年，九江港首次進入全球50強。

這一次，我們有理由相信，九江不會再錯過，政策支持，交通表里，人杰地靈，天時地利人和皆備，九江的前途，一切光明。

作者：云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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