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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國強的左臂上，文著“1994.11.17”的字樣，時間久遠，當年的紋路已成青綠色。他說，那天是他走進派出所接受調查的日子，刻骨銘心。

何國強的左臂上，文著“1994.11.17”的字樣，他說，那天是他走進派出所接受調查的日子。新京報記者 苑蘇文 攝

那天開始，何國強被羈押，他被控參與殺害了兩名出租車司機。

兩名出租車司機被害于1994年7月30日和8月16日。在上個世紀90年代的河北承德，此案影響巨大。承德市警方在偵查中認定，嫌疑人是大石廟鄉莊頭營村的青年陳國清、何國強、楊世亮和朱彥強。

之后此案經歷了長達10年的”馬拉松”審理。承德中院三次以”搶劫罪”判處四人死刑，河北高院三次以”證據不足”等理由駁回四人的死刑判決，第四次，承德中院判處陳國清和楊世亮死刑立即執行，何國強死緩，朱彥強無期徒刑。2003年，河北高院二審將陳國清、楊世亮改判死緩。

在獄中，四人一直堅持申訴，稱自己無罪。媒體以”四次死刑，四次刀下留人”為題對此案進行報道，此案甚至作為”疑案”案例，進入了大學課堂。

被判死緩的何國強在前后減刑5年11個月后，于2021年3月3日刑滿釋放，其他三人仍在獄中服刑。

何國強算著日子，他共被關押26年3個月14天，從22歲到48歲，從青年到中年。

出獄后的何國強變得沉默寡言。他認為自己冤屈，但情緒已經不強烈。他說，申訴是他的終生目標，他還要融入社會，娶妻生子。

出獄不到一個月的現在，他在努力適應現代生活。

歸家

由于城中村改造，何國強的老家莊頭營村在2010年消失在了地圖上。回遷房在去年分了下來，但何國強的父母沒住進去，總想盼著兒子回來再說。目前，他們暫住在山上的三間臨時工棚里。

出獄后的何國強光頭，眼角有明顯的褶皺。他中等個頭，大臂粗壯，習慣性地挺直腰背，胸肌顯露出來。

剛回來那幾天，何國強堅持晚上要和父母睡在一間房里。他說自己回家20多天，每天晚上都睡不好，”每晚得醒四五次，心臟也不好，感覺就是心口扎得慌，刺痛。”

他現在仍保留著監獄里的作息習慣，每天6時30分起床，之后就繞著山跑步。”恢復恢復體力，越不鍛煉就越沒勁。”

出獄后的體檢查出高血壓，他一直沒吃降壓藥，因為”一吃就不能停。”他琢磨著，跑步興許能降血壓。

“我的身體內臟，各個部位和關節，都有點跟不上節奏。”他說自己走路時，小腿肚子和腳腕子就發疼，”在監獄里呆了26年，太虛了。”

右腦蛛網膜囊腫則是老毛病。何國強回憶，初次發現腦殼里長了”水泡”，是有天他昏倒在廁所，送去醫院查出了囊腫，已經壓迫到血管。出獄之后他去復查，這個”定時炸彈”依然在，而且由于靠近血管，做手術也有風險。

失去自由那天，何國強虛歲22，婚房剛蓋妥，還沒成家，是父母眼里的孩子。出獄的時候，何國強48歲了，孑然一身，在父母眼里，仍然是孩子。母親付玉茹要求兒子出門帶著她，”就像孩子丟了27年似的，好不容易找回來了，我得盯緊他。”

山上風大，何國強喉嚨發炎，用手在脖子上揪出紫紅色的痧，付玉茹就趕緊給女兒打電話，讓她帶藥上山。

中午陽光正好，何國強罩上有年頭的藍工裝，給父親何占一染白頭發。何占一圍上舊床單，低頭坐在兒子面前，常年皺著的眉頭舒展開，表情順從。

何國強給父親何占一焗油理發。新京報記者 苑蘇文 攝

工棚在燕山腹地，窗外貼著防風的塑料膜，三月氣溫回暖，陽光照進破木板圍成的小院里。

常年的風吹日曬，令何占一的臉變成了灰棕色，眼睛遇到風就會流出淚水。兒子離開的這些年，他常常借酒消愁，整個人瘦得像干柴一般。

焗油染發的手藝，是何國強在監獄里練出來的。他回憶，剛進去時，他年輕，學東西快，就給老干警理發。很快他就能用推子理寸頭了，后來染發焗油都不在話下。

何國強熟練地拿起推子，把父親后腦勺和耳旁的頭發打薄，把頭頂的頭發梳成偏分。

大妹在一旁看著，建議哥哥去理發店打工。

但何國強對進入社會還沒有信心。”自己與社會太脫節了，一兩年之內應該干不了啥。”他說，熟悉的地點現在已經物是人非，”以前都是小瓦房或者小草房，房子里自己生爐子或者生大灶子，現在都住樓房了，給我領到我們老家那里，我都不知道哪兒是哪兒。”

何國強回家后，山腰上的棚屋熱鬧了起來。不時有親戚朋友登門看望，何占一在圓桌上擺了過年時才啟用的黃銅火鍋，付玉茹忙里忙外準備餐食，何國強幫助打掃，在席間，他為客人倒酒，主動碰杯感謝，努力做到周到。

親戚送給何國強一臺蘋果手機。用了兩個星期，何國強學會了用微信接打電話。但仍記不牢自己11位的手機號碼。

何國強不習慣用手機鍵盤敲字，就用手寫打字，智能手機對何國強來說仿佛科幻。他回憶，1994年自己”進去”之前，固定電話都很少見，BB機是新潮和有錢的象征，”掌中寶”和”小靈通”更是聽過沒見過。

何國強掏出一副黑框眼鏡戴上。“眼睛都花了，這150度的。”他語氣中帶笑，像在自嘲。”現在是眼睛也不好使，腿也不好使，出門就絆跟頭。”他把手機舉到眼鏡前，這才看得清字。

何國強戴上了老花鏡看手機。新京報記者 苑蘇文 攝

眼花是中老年人的普遍癥狀，但他堅持認為，如果不是總在光線不好的屋里關著，他不會眼花。

他把手機的字體調到最大。劃開微信，點開與妹妹的對話框，那里有一段給小外甥女錄的視頻。小姑娘看著鏡頭，喊著”大舅”，與他”嘮嗑”，憨態可掬。何國強看著看著，忍不住笑了起來。

遺憾

夜晚，何占一在家門口亮起紅燈籠，寓意未來的生活”紅紅火火”。 生活的色彩吸引著何國強，他很少主動提起那些灰暗的日子。

何國強關滅手機，輕輕地說，被羈押時，”想法簡單，只是想喊冤”。

“看守所就是個倉庫。”何國強說，作為被判死刑的重刑犯，他單獨關押在監舍里，只有被提審時才能見到人說話。那是被時光固定住的10年。

在監獄的16年，則”像是進了工廠”。他成了監獄里的技工，賺積分，贏得了7次共5年11個月的減刑。他還做過勤雜工，給辦公室打掃衛生，幫助食堂開飯。

“那飯桶100來斤，我們倆人一抬。”他展示粗壯的大臂肌肉。

在旁人看來，近27年的牢獄時光，把何國強”磨平”了。這或許也是他”積極改造”的結果。但至今，何國強仍不認罪，他認為，這場牢獄之災成了他整個人生的遺憾。

“多大的遺憾啊你說。我本身就是守法的公民，背著一個沒犯過的罪，你琢磨琢磨，一般人體驗不到這種地步的遺憾。”

他稱，自己當時被迫認罪，試圖自殺了好幾回。

2003年在河北高院終審開庭時，四名嫌疑人均堅稱被刑訊逼供，法官同意了四人當庭驗傷的要求，但在最終判決時，未認定有刑訊逼供。

何國強脫下褲子，給記者展示大腿上的傷疤。經過歲月的打磨，那些一條條、一塊塊的疤痕已經變淡，如浮雕一般凸起在皮膚上。

當年的破案報告記載，警方在陳國清家中提取了一把自制單刃匕首，匕首刀把上殘存著一粒米大的血痕。血痕檢驗與其中一名被殺司機的血清型相同。警方又在另一名被殺司機的出租車中找到了一截煙頭，鑒定出上面唾液斑與楊士亮的唾液是同一個體的準確率為99.06%。

這些鑒定報告及認罪供述，成為四人被判有罪的主要依據。

陳國清的辯護律師呂寶祥已經年過八旬，他告訴記者，每次河北高院發回重審，都會給承德中院列一份《發還提綱》，里面列舉了此案的疑點，三份《發還提綱》列出的疑點不下20個，其中包括對贓物下落不明、有無作案時間、被告人翻供、出租車上遺留財物去向、在押犯揭發說疑似作案兇手等情況的疑問。

呂寶祥還提到，陳國清先被抓獲，然后”咬”出了何國強、楊世亮和朱彥強。”陳國清招了一、二十人，警方在他們村抓了幾十個人。為什么其他人線索都斷了？”

“這些疑問都無法排除，所以最后的判決也留有余地。”呂寶祥認為，此案應當”無罪推定”，”疑罪從無”。

在中國人民大學的課堂上，教授何家弘曾帶領學生們討論此案證據中的疑點。

“在陳國清等人涉嫌殺人案中，我們確實可以看到有罪推定的痕跡。”何教授指出，如果價值取向是打擊犯罪，那就會確立有罪推定原則；如果價值取向是保護人權，那就會確立無罪推定原則。

何國強說，自己一直堅持申訴。

何國強和父母在一起。從他被羈押開始，家人就踏上了信訪和申訴之路。新京報記者 苑蘇文 攝

付玉茹說，從兒子被羈押開始，她和另外三家的家屬就踏上了信訪和申訴之路。

“火車票都那么高一摞。”付玉茹用手比了個和視線齊平的高度。她說，為了省錢，住十元錢的床位。”回家一脫衣服，黑秋衣上白花花的全是跳蚤。”

付玉茹說，令他們家人遺憾的是，在2020年12月28日，即何國強刑滿出獄前兩個月，河北省人民檢察院出具了一份不予抗訴的決定。此前，最高人民檢察院將此案交辦河北省人民檢察院立案復查。 河北省人民檢察院決定稱，經復查認為，此前終審判決”在認定事實、適用法律、審判程序及量刑上并無不當”，”本案不符合抗訴條件，本院決定不予抗訴”。

空房子

2004年3月26日，河北高院作出終審判決那天，一名記者拍下了何國強被押在警車內的照片。何國強當時32歲，已經被羈押九年半，他頭上還有黑發，臉龐尚且圓潤。他從警車內望向窗外，滿臉迷茫。

今年，何國強48歲了，迎來了本命年。按當地風俗，本命年要小心行事。付玉茹給兒子置辦了一套黑衣服，還決定讓兒子在未來一年待在家里，”不要太折騰了，好好恢復身體。”

出獄后第三天，何國強去給爺爺上墳，他擺上家人準備的水果，燒了厚厚一沓紙錢。

何國強的爺爺有三個兒子，六個女兒。何占一是長子，負責贍養老人。何國強跟著爺爺長大，祖孫倆睡同個被窩，在一個盆子里洗頭洗腳。

何占一說，父親是一級廚師，退休后，有著穩定的退休金。而他自己年輕時在農業研究所打過工，掌握種菜的技術，和妻子付玉茹經營兩個蔬菜大棚。”別人種菜一般兩季，但我能收三季”。

拆遷之前，莊頭營村靠近農貿市場，何占一種的黃瓜比別人更早上市，銷路也好。他記得1994年夏天，也就是兒子出事那年，黃瓜豐收，他們全家沒日沒夜地摘黃瓜，”怕爛在地里，我們天不亮就起來，拿著手電筒，一上午能摘200斤。”按一塊多一斤的批發價，他能賣200多元錢。

何國強和父母如今住在山腰的臨時棚屋里，周圍是一片工地和工廠。新京報記者 苑蘇文 攝

根據警方調查，歹徒殺害兩名出租車司機后，共搶走了幾百元現金和兩個BB機。何占一至今不相信何國強犯案，因為這些財物價值不及他家幾天的收入。

也是那一年，何占一花五萬元蓋了新房，準備給21歲的兒子娶媳婦。他說，那是”非常豁亮”的4間平房，地下還有5間儲藏室。房子蓋好了，正在張羅裝修，”從唐山運過來的小瓷磚剛貼上”。

何國強初中上了幾天就輟學，之后跟著古建隊學手藝。何占一說，新房子的門窗是兒子親手打的，他記憶尤為深刻的是，剛把門窗的玻璃裝上，就”出事”了。

“新房一天沒住上。”何占一說，兒子被帶走后，老兩口把新房住成了舊房，2010年，雙橋區城中村改造，莊頭營村和農貿市場都拆遷了，他們就搬到了山上的棚屋。

由于耕地也被征用，何占一和付玉茹每月有2000元養老金，他們花100元在棚屋旁租了一塊空地，自己種了玉米，還有葫蘆、黃瓜、土豆、韭菜等蔬菜，他們還養了四只母雞、五只公雞和幾頭羊，在吃飯上自給自足，把花銷控制到極少。

這些年，城市變化巨大，堵車、高樓、高架橋，甚至暖氣片都讓剛出獄的何國強感到陌生。但回到山上，他有了熟悉的感覺。

何國強父母用的家具全是舊的，何國強爺爺傳下的家具仍然擺著。新京報記者 苑蘇文 攝

因為節儉，這近30年的時光里，老兩口的生活凍住了。家具全是舊的，何國強爺爺傳下的家具仍然擺著，那是一臺抽屜松動的木桌，和兩口磨出釉面的大箱子，而一旁的老衣柜玻璃已經全碎，用棉布包著，也是上個世紀的物事。

拆遷后，何占一家分了五套回遷房。他給兩個女兒每人一套，給自己老兩口和兒子留了三套。

回遷房在高檔小區里，有個復雜洋氣的地名，老兩口沒張羅裝修。他們空著新房子，總算把兒子盼了回來。

婚事

剛回家時，何國強哭了幾場，后來他總是眉頭鎖著，看起來心事重重。

他經常忘記自己要做什么。一天早晨，他自告奮勇要拖地。涮拖布時，本應用院子里清洗拖布的水桶，他卻隨手把拖布放進了澆菜用的大水缸。

付玉茹翻出了何國強的信件，里面有過去的朋友寄到看守所的，也有他在獄中寫給父母的。何國強讀了一會，就把這些信都扔到灶臺里燒了。

何國強讀完被羈押時的信件，把這些紙扔到灶爐里燒了。新京報記者 苑蘇文 攝

對自己的案子，何國強總是敷衍地說”時間太長，記不清了。”付玉茹陪在一旁，忍不住替兒子表達心跡：”在看守所時，他恨不得提前開庭，把冤屈說給法官。”

但現在，何國強記憶里只剩下失望的感覺。”要不就是開庭，再發還，再開庭，再發還，總是給點希望，然后又破滅，給點希望又破滅，一直到我出監。一直這么著。”

他說還是要繼續申訴，但在青春耗盡的當下，他更多的動力是為了下一代。”等我有了孩子以后，人家再說他爸爸是殺人犯……”他停頓了下，似乎又有點不確定，”你說我背著殺人犯的名聲還是會影響下一代，是不？”

付玉茹說，兒子回來后，總是在床上一坐就是半天，問他在想什么，他又說不出，”好像整個人是空的”。

何國強提起，同齡人都有了第三代，自己被耽誤了。

“如果不坐牢，你的生活會怎樣？”記者問。

“會過上平凡的生活”，

“什么是平凡的生活？”

“有家庭有孩子，有一份體面的事業。”

為了給唯一的兒子何國強成家，他的老父母把這些年的養老金都存了起來。

但在當下，婚事還需要時間。

兩年前，何國強還在獄中時，一名離異的女士開始與他通信。出獄那天，這位女士去接了他，兩人確立了戀愛關系。

這位女士今年39歲，兩人通信時的感情真摯而熱烈。何國強把手機屏保和微信聊天背景都換成了她的照片。

女士提出訂婚，這難倒了何國強的父母。

“我們欠了幾十萬的外債，裝修房子的錢都得借。”付玉茹不敢當著何國強的面討論這樁”喜事”。按習俗，訂婚時要給女方6萬彩禮，還要準備”三金”。

老兩口盼著何國強結婚，但問題也許出在”幸福來得太突然”。付玉茹擔心，何國強剛剛出獄，兩人都還不夠了解。

但何國強堅持認為兩人合得來，并勸母親”我這樣的也找不到別人了。”于是，付玉茹只好一邊建議”再處倆月”，一邊借了錢讓何國強裝修房子。

和女朋友聊天時，何國強的話就多了起來。吃完午飯，山上陽光正好，何國強把手機端在耳旁，在院子后面溜達著和女友通話。他眼睛里有了神采，語氣溫柔。

記者 苑蘇文 實習生 梅云秋 編輯 胡杰 校對 盧茜

來源：新京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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