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沿拓展：

上海楊浦區維修馬桶專業服務

一般TOTO都是老式沖落式的，水件一般也都是杠桿原理的，屬于比較浪費水的。漏水原因很多種1、水件問題。用手托起水件水浮到最高處，如果不再進水，說明是水浮設置不夠或損壞。造成無法停止進水，而多余的水會通過防溢空流入座便器管道。 2、水件下部與座便器管道密封不好，造成漏水，這個需要更換了。 3、水箱陶瓷體下部有沙眼造成漏水，需要把所有的水放空并關閉進水管。一般來說水箱下水口邊緣會稍微高于底部。有一小部分存水，撒點煙灰或類似能能漂浮的細小東西測試，如果這部分存水還能造成水流動并漏水，那就只有讓廠家來人了，這屬于產品質量問題。

【編者按】

2018年，中國迎來改革開放40周年。改革開放成就了今天的上海，1990年代上海經濟社會發展從負擔沉重的全國“后衛”，一躍變“前鋒”，實現大變樣。浦東開發的高樓大廈背后，陸家嘴、張江、金橋、外高橋開發的規劃政策背后，開發開放的高速進展背后，有著怎樣的大膽嘗試、奮力進取的故事。澎湃新聞·請講欄目推出“上海改革開放40年”口述系列，中共上海市委黨史研究室采訪了部分上海改革開放的政策制定者、執行者們講述上海改革開放那段激情澎湃的歷史。該文將收錄于即將出版的“上海改革開放40年口述”系列叢書中。

澎湃新聞 劉箏 圖

口述：賀耀祖（曾任市房地產管理局拆遷處籌備組負責人）

采訪：黃金平 汪建強

整理：汪建強

從上世紀九十年代開始，圍繞著“舊區改造”“市政基礎建設”“浦東開發開放”，加快城市建設，至2000年，上海不僅完成了“百萬居民大動遷”，更大大地改善了市民居住條件,優化了城市功能，促進上海經濟社會的發展。

調研中，我看到了上海最艱難的時刻

1991年，組織上安排我去籌建市房管局拆遷處。那時，上海城市積累的發展問題很多，尤其是住房和城市基礎交通問題更為突出。當時，住房問題中的困難戶、結婚戶、特困戶、外地調滬無房的，總戶數達到6.9萬戶。還有急需解決的53萬平方米的危房問題，98萬平方米的棚戶問題、214萬平方米的“危棚簡屋”問題。這些時稱“365”危棚簡屋的問題，牽扯到全上海方方面面的精力。而城市的基礎交通，也是被等同于“365”危棚簡屋、讓上海撓頭的問題。我印象中有份統計報表稱，那時上海市中心區域人口密度達每平方公里4.5萬人，車輛發生交通事故每年每萬輛汽車，一年死亡人數就達到了42.5人。當時，上海不僅城市人口密度全國最高，而且建筑密度也高達56%，按人口平均計算，每人擁有道路只有1.57平方米。說起來好笑，人均綠化面積只有一張報紙那么大（0.47平方米）。建筑之密，廠房之擠，道路之狹，綠化之少，均是全中國大城市之“最”。我記得《解放日報》曾有篇討論文章說，上海有五項指標全國創“倒數第一”。

其實，對于這“五個倒數第一”所有經歷過那段歷史的人都知道。當時走進閘北，也就是現在的內環內，放眼望去，幾乎閘北的每一寸角落都被棚戶簡屋所覆蓋。看看整個閘北區，好點的房子是在七浦路附近，也就是現在人們所說的西藏北路以東，河南北路以西，天目路以南，蘇州河以北的那個地塊。

閘北區有一個丁盛里，初解放時，這里就曾與大名鼎鼎的“滾地龍”番瓜弄齊名，簡屋舊房可以講“幾乎看不到頭”；只是解放后番瓜弄得到了政府改造，但丁盛里卻變化不大。小區幾乎看不到一條完整的小路?！芭谩崩?，沒有一條能夠撐得起雨傘的路；有的路，行走只能側著身子才能經過。小區里有個姓單的老人，1943年就居住在這里。最以前他住的是草棚，以后有了兒子，房子不夠居住，于是便一層一層往上搭閣樓，在壘到三層后再也不能高上去了。為什么？因為他房子的地基只有九平方米。沒有辦法啊，孩子多了要居住要改善生活！于是，建完像碉堡一樣的房子后，他就開始琢磨起“挖地三尺”向地下要空間了……

被稱作“一線天”的弄堂，兩人“狹路相逢”時只能貼墻而過。

那時各個區縣的住房情況都差不多，道路狹窄、交通擁擠、排水不暢、綠化奇缺、煤氣和通訊供應不足等。尤其是居住的房屋歷史欠帳相當嚴重，各區的危棚簡屋都到了不得不重視的地步。楊浦區，危棚簡屋主要分布在控江路、長陽路、平涼路、楊樹浦路，以及江浦路、黃興路、寧國路一帶；虹口區，危棚簡屋以成片分布為主，尤其是虹鎮地區與臨平北路兩側，這樣的危房，多如牛毛；普陀區，危房棚戶主要分布于蘇州河與滬杭鐵路之間，以及中山北路與長壽路兩側。記得我們有次去到普陀區中山北路光新路調查，看到鐵路沿線大量的棚戶簡屋林立；往西走，靠近武寧路附近有個東新村，不僅大多是危棚簡屋，甚至有的人家居然還是木扳搭建的油毛氈房子。令人不可思議的是，這個占地420余畝的“棚棚屋”組成的地塊，竟然居住著8000多戶居民……

“斜三基地”，初創“毛地批租”撬動舊區改造

以前，在市房管局，我的工作性質主要是公租房管理；1991年6月調到拆遷處后，我要面對新的工作——不僅要面對全市的“歷史遺留問題”進行調研，更要吃透“危棚簡屋”改造不違反國家政策法規的規定，還要制定針對動拆遷戶實施具體政策方面的解釋，還要對區縣動拆遷中的“許可證頒證”作指導。當然，我這里面所說的，還包括全市的市政基礎設施建設以及浦東開發開放后，浦東新區動拆遷等。困難是相當大的。

1991年時的上海，市區居民的居住矛盾問題很大，有幾十萬戶家庭的人均居住面積低于4平方米，其中還有三萬戶居民人均居住面積，連2.5平方米都沒有。在我手上有份匯總材料，那時各個區縣上報的材料中不僅有“棚戶簡屋”，而最頭痛的是，在這些棚戶簡屋中，竟然還有墻體呈現裂痕的“危房”；每到開春防臺防汛期間，各地情況頻出；各區居民要求改善的呼聲，那時已達到了“危急”狀態。

3月，市政府召開全市住宅建設工作會議，精神就是：按照疏解的原則改造“危房”改造“棚戶”改造“簡屋”。1992年年底召開的市第六次黨代會上，市委書記吳邦國代表市委、市政府立下軍令狀說，力爭90年代新建住宅超過6000平方米，完成全市365萬平方米的棚戶危房的改造；甚至他還根據上海居民的“80萬只馬桶”，以及“80萬只煤球爐”等問題說，要普及城市家庭的煤氣和基本衛生設備，要讓上海市區住房成套率達到70%。

但是，那時候的上海是真沒有錢。根據當時的財政測算，每年市政府拿出所有的“家底”，只能完成15萬平方米的改造；而且是只有投入沒有進帳的。當時如果按照這個速度來改變上海的居住面貌，有人測算需要等上100年。

如何才能把這個“天字號第一”的難題，盡快解決。

鄧小平同志南方談話后，上海想到了一個方式，那就是“按照市場經濟規律，采取土地批租”的辦法來逐步解決。土地批租改變了傳統土地利用模式，變國有土地無償使用為有償使用，提高了土地的使用效率。這種方式探索了一條利用國內外資金加快舊區改造的新路子。而上海盧灣區“斜三基地”成為利用級差地租完成實現舊城改造的第一例。

“斜三基地”在施工。

1992年3月，作為第一塊“毛地”“斜三基地”被列入批租后，初時這塊土地還并沒有現在那么大，地塊只是靠近肇家浜路打浦路的一小塊。但毛地批租后問題來了：肇家浜路這塊毛地給了開發商后，因為地塊偏小，其改造后臨近的徐家匯路，以及附近東面的一個三角形地塊，就會因為“斜三基地”改建后這里成為無人管的“死角”。如果“不管不顧”還按照當初的“設想”將毛地批租，不僅周邊的環境無法改變，甚至會形成“開發”后的徐家匯路附近成“危棚簡屋”新死角。再三考慮，我們最終給開發商擴大了地塊，設置了“以徐家匯路為界的開發紅線”，這樣不僅解決了周邊的環境，甚至連同周邊交通基礎的問題，也能得到徹底改變。

自從有了“斜三基地”第一次土地批租的“級差經驗”后，上海舊城改造尋找到了“利用地塊級差改造”的發展方向。5月，為了配合市政府提出的早日改變舊城面貌的“兩級政府、兩級管理”有關指示，我們市房管局也積極行動放權給各個區縣房地產局，在明確了市房地產局和區縣房地產局的職責后，極大地提高了區縣房地產局的干部“想干事能干事”的積極性。

盧灣區試點成功“斜三基地”后，黃浦區也接著“毛地批租”了71街坊，以后各區都動了起來，南市、楊浦、虹口、普陀、閘北等都加快了舊區改造的速度。

到了1997年，市里總結前幾年舊區改造的工作，對“365”危棚簡屋進行了梳理，發覺這個改造的任務仍然很艱巨。為了保證到二十世紀末完成“365”危棚簡屋的改造，市房管局把這一任務交給了我們拆遷處。我帶領全處同志根據“危棚簡屋”的資料，對整個上海所有的地塊進行了核對、認定。

當時，各區還反映，由于“365”危棚簡屋的地塊都是一小塊一小塊，分散在各地很難改造。為了便于改造，結合實際，我們建議把“365”危棚簡屋連成整片。如“普陀區的潭子灣、潘家灣、王家宅”就是分散開一小塊一小塊的，我們連起來后它就成了一大塊。

“兩灣一宅”連成一大片地塊后，共拆遷37.6萬平方米棚戶簡屋等舊住宅，動遷8800多戶居民，很快就獲得了改造，新建了中遠兩灣城。以后，楊浦區的江浦路上一大塊，南市區在復興東路兩側等等，先后進入了改造階段，由此，“365”危棚簡屋掀起了改造的高潮。

1998年，盧灣區在現今白玉蘭廣場的拆遷基地上，召開了盧灣區完成“365”危棚簡屋改造完成大會；靜安區接著也召開了完成“365”危棚簡屋改造大會。到了2000年底，“365”危棚簡屋改造基本完成，市建委召開了“365”危棚簡屋改造完成會議，并舉辦了“365”危棚簡屋改造完成的展覽會。

“365”危棚簡屋改造告一段落后，2001年以后進入了新一輪舊區改造任務。

俯瞰打浦橋地區。

市政建設，促百萬居民“大動遷”

上世紀90年代初，有人時常形容上海的住房是“鴿棚”，道路是“腸梗阻”。甚至有人形容上海的道路是，“30年代的馬路，70年代的車輛，90年代的人流”。根據我手上資料：1990年，當時上海人均擁有道路僅2.28平方米，每萬人擁有公交只有7.43輛。這是個什么概念？如果按照常規來形容，一輛公交車每平方米最多能站8人，但上海的乘車高峰，公交上竟然每平方米就能擠滿12人。

累積沉重的歷史欠賬，使上海的住房和道路交通建設，到了非改革不可的程度。

1993年6月，市第三次規劃工作會議在上海展覽中心揭幕，黃菊市長在會上發表了題為《為新世紀的上海規劃新藍圖》的長篇講話。他其中說到：城市總體規劃的修訂，必須著眼于上海城市布局正在發生的深刻變化。我們的規劃不能囿于過去那種傳統的上海城市的概念，必須樹立大上海的整體觀念，把視野擴展到6300平方公里的整個上海。

黃菊市長的長篇演講內容是有所指的，上世紀九十年代以前，上海的道路基礎設施嚴重欠賬，道路主要靠地面，拓寬道路是必須的，但仍然不能解決道路交通問題。其實，在1985年開始，上海的城市規劃部門就針對城市道路網存在的各種缺陷，組織過各方專家著手研究制訂上海城市高架汽車專用道路系統的調研，規劃出了一個占用土地少、交通效率高的城市高架快速交通體系，以提高中心城區路網交通的能力，并為開發開放浦東創造良好的投資環境經過反復論證比較，最終他們形成一個“環”加“十”字的“申”字型高架道路系統，那就是：內環線、南北高架和延安路高架。

在摸到了上海交通存在的問題癥結后，上海迅速行動，那就是先內環后貫通城市南北的大道——成都路高架的建設。

建設內環高架和成都路高架，首先要進行房屋拆遷，市委領導很重視，親自召開會議研究成都路高架的拆遷，會上，市委領導明確指示要依法拆遷，要建設單位申領房屋許可證。這一工程涉及盧灣、黃浦、靜安、閘北等多個區，為了統一協調部署，市里專門成立了市高架指揮部，幾個區也都成立了區高架指揮部，除了資金，還要籌措動遷房源。

成都路高架工程拆遷面廣，為了保障房屋拆遷順利進行，市高級人民法院行政庭專門召開會議，從法律上支持房屋拆遷的進行，依法拆遷，要求各區法院要參加到各拆遷工作中去，平穩順利拆遷，解決拆遷中的一些矛盾。

動遷居民搬家。

成都路高架，是一個涉及1.8萬戶近10萬人搬遷的工程。它不僅要求沿線1000多家單位、18000戶居民忍痛搬出家園，更還在搬遷時間上作了“硬性”規定。由此開始，上海開始了一場歷史上從沒有發生過的“抓時間、趕速度”的近10萬居民大動遷的工程。

成都路高架，1993年年初摸底調研，三個月后組成專家組進行討論。1993年8月開始成都路高架拆遷工作，到1994年4月，拆遷就完成了。1994年6月工程就試點動工；以后又不斷改進，將最初設計的4車道路變更為6車道。

那時，上海的動遷新房來不及供應。為了能夠讓這1.8萬戶近10萬動拆遷居民盡快住上“新房”，上海利用外資批租舊區改造地塊、開發經營外銷商品房取得的經驗，于1993年12月適時批準發布了《上海市利用外資開發經營內銷商品住宅暫行規定》。

這個暫行規定，通過制度創新，使上海的房地產業有了進一步的發展。

對于成都路高架的動工，上海人民是舉雙手支持的。

在此次成都路高架動拆過程中，涌現出許多老百姓為政府考慮，政府為老百姓“謀幸福”的感人事件。

成都路高架的動拆遷，是一個涉及到全上海四個區、千家單位、近十萬人動遷的重大工程，它的拆遷不僅僅是一個趙洪海那樣的老人的問題，關系到方方面面形形色色，但政府為人民謀利益，群眾又怎能不考慮政府的情況。

閘北區芷江西路220弄臨街住的孟定根夫婦，他們曾是居住在南京路附近的居民，成都路高架拆遷到他們居住的地方，需要他們讓出自己的居住小屋。看到拆遷辦的同志，這對夫妻煩惱不已。原因是，這對曾經居住在南京路的夫婦，為了上海的城市建設已經搬遷了三次。假如這次搬遷，數數手指頭就是第四次了。說心里話，他們已經被搬遷搬怕了。因為前三次的搬遷，每次都不是馬上就安排他們住新房，都需要他們在外自己尋房自行過渡，這種居無定所的“大篷車”生活讓他們厭煩不已。而這次好不容易剛剛定居，而且，他們也將自己的全部積蓄拿出來給房子作了裝修，沒想到沒有半年，成都路高架動遷又來了。但深想想政府的行動是為了大家；再想想自己居住在閘北，上班的地方是現如今上海人說的新黃浦區所屬的盧灣地區；每次自己乘車時，碰到在車上“挨時間”的許多“乘車煩事”內心也堵，于是，為了大局，為了上海交通的明天，最終他們夫妻顧全大局作了第四次搬遷。

南北高架、延安高架立交。

1995年，當成都路高架終于修建完成后，上海沸騰了。

成都路高架，這條宛如蒼龍橫臥在中心城區的南北大道，其建設成功的意義已遠不僅限于“城市基礎建設”那么簡單。從此以后，一條南起中山南一路，經魯班路、重慶南路連接成都北路，在跨越蘇州河、天目路及其鐵路后，循共和新路迄于老滬太路，全長8450米的南北大動脈開始就此建成。它為上海城市交通的三縱三橫，以及日后貫穿上海市東西南北中的“田”字道路格局，為徹底改變市區交通擁擠堵塞，完成上海高架的上出天、下出地“申”字形大格局，就此開啟了新的征程。

跨越浦江，“百萬動遷”擂響“東進序曲”

今天有人說起上海，說起黃浦江對面的浦東新區，或許一些人并不那么“感冒”了。但回憶“寧要浦西一張床，不要浦東一間房”的那段歷史，我仍然會有很多感慨。因為當年的浦東，除了一小部分沿江地帶屬于黃浦區，屬于原存在的南市區、盧灣區，其他地方都是郊縣。但盡管浦東屬于上海，但黃浦江連接浦東浦西市區段，卻沒有一座跨江大橋。過江只能乘輪渡再換乘公交汽車，交通極為不便。1987年11月，“陸家嘴輪渡線慘案”，踩死16人，重傷30人，近百人被擠傷，這是那時上海的典型案件。

上世紀90年代左右，陸家嘴地區并沒有現在那么繁榮。每次人們說到陸家嘴，就會想起那里有條叫“爛泥渡路”的地方。

“爛泥渡路”，其實就是我們現在時常說的“小陸家嘴”地區。這里是上海灘上有名的危棚簡屋區域，其名聲之爛，在上海那些年的市區里排名應該說是靠前的。每逢暴風暴雨，幾乎家家都是“水漫金山”，戶戶都能積水積到膝蓋。比起上海的眾多棚戶區，這里的環境惡劣得“有過之而無不及”。

1990年4月18日，當國務院總理李鵬在上海代表黨中央、國務院正式宣布，中央決定同意上海市加快浦東地區開發，在浦東實行經濟技術開發區和某些經濟特區的政策后，整個浦東沸騰了。浦東開發這個信息，不僅讓世界矚目，更鼓舞了很多居住在浦江兩岸棚戶簡屋里的浦東浦西人。

5月3日，浦東開發實質性啟動。下午，在浦東大道141號上海黃浦區文化館，一個二層舊式樓房舉行掛牌儀式，據說，有位來自閘北經貿系統的同志，在聽到浦東改革開放“掛牌”的信息后，硬是乘著渡船來到浦東141號門口，他希望能夠加入到浦東開發的行列中。一位家住浦東新區的村民，也來到浦東開發辦，表示要捐出家中的幾畝地和一棟房子支持浦東開發；更還有部分共產黨員把黨費集中起來，捐到了浦東開發辦。

中央批準開發浦東，不僅讓浦東浦西人民歡呼，更讓早已為上海“東進”浦東謀篇布局的市委、市政府興奮不已。因為，開發黃浦江東面太重要了！成功，意味著未來的上海，不僅將誕生一個等同浦西那樣的“新上?！薄Ｎ疫@里先不說別的，只說當時上海規劃在黃浦江上建設“南浦大橋”“楊浦大橋”的事。

南浦大橋，是一座1988年12月15日建設、連接浦東南碼頭和浦西陸家浜路上的斜拉橋，它的開工日期要早于李鵬宣布浦東改革開放正式誕生日。要知道，1988年上海的財政，連老百姓的“365危棚簡屋”都“咬著牙”難解決，更還不要講民間老百姓“敖敖叫”的“80萬只馬桶”和全市近百萬只“煤球爐”了。

然而，就是在這樣“捉襟見肘”的財政情況下，為了上海的明天，市委、市政府硬是在“咬牙跺腳”的財政上，拿出“老本”，在黃浦江西段建設起了連接浦東浦西的南浦大橋。因為，上海如需發展，浦東浦西沒有橋的連接，發展就是空話；沒有橋的溝通，“寧要浦西一張床，不要浦東一間房”，就永遠沒有辦法解決。

1991年這年，上海很熱鬧。年初過后的4月29日，市委、市政府對外宣布，將在黃浦江東段，建設一座連接黃浦江兩岸的“世界第一斜拉橋”——楊浦大橋。同年11月，被人們譽為“世界第三大疊合梁斜拉橋”的南浦大橋，也徹底竣工通車。1993年10月，黃浦江東段的楊浦大橋經過兩年的建設建成通車。

那段時間，我們市房管局拆遷處的壓力很大。一邊是如何適應市委、市政府“大踏步向前邁進”的步伐，一邊是上海大量的被動拆遷后的居民急需住房問題，一邊是各個區縣需要我們指導審批各地的土地使用情況等。

當時，不僅上海，全國各地的城市建設，包括基礎建設、舊城改造的量都逐漸大了起來。如何才能在有效規章制度下完善城市的動拆遷？當時，對于城市動拆遷，全國并沒有一個完整的“大法”，各地都在利用自己的“土法”開展工作。1991年7月，就是我剛剛到拆遷辦后的一個月，上海出臺了《上海市城市房屋拆遷管理實施細則》，將城市房屋拆遷工作納入了法制化軌道。這“細則”的出臺，對全國都具有積極的引領作用。

為了能夠嚴格執行這個規定，我記得我們市房管局做了三個動作：

第一個動作就是放權各個區縣，從行政、組織方面理順上下關系。以前我們市房管局的拆遷處人員只有五、六人，不僅要完成上級布置的各項工作，還要完成動拆遷等相關問題，人手非常緊張。此后，根據上級精神，我們在各個區縣設立了拆遷科。這樣，我們不僅擴大了隊伍，更組建起了一支精干的區縣動拆遷隊伍。

第二個動作是進行法規的學習。具體就是，把參加拆遷管理的區縣同志組織起來，集中學習熟悉相關的法規、精神，讓大家做到心中有“一本帳”，使他們能夠在未來的時間里對拆遷公司，以及動拆遷經理給予正確的引導。

第三個動作就是讓各區縣成立拆遷公司。拆遷公司成立的目的，就是今后所有的拆遷都由各個拆遷公司給予解決，行政部門主要起監督指導作用。

這以后，每個區縣都成立了好幾個拆遷公司，有的拆遷公司就是區縣房地產局所屬單位給予轉制過去的。

建設南浦大橋需要的地基上的動拆遷居民，當時初步定向遷往浦東各個新建的居民小區，其中有部分人員被定向置換到了金楊街道。記得那時，各個區動拆遷都會有定向分配：靜安區主要是去閔行的“靜安新城”，盧灣主要是搬遷到閔行的“高興花園”。由于動拆遷后新居的路程離市區遠，由此有的地方甚至被人們玩笑為“新馬泰”地區，這都是后話了。

其實，在浦東開發開放之初，浦東新區主要的動拆遷是陸家嘴金融區，金橋出口加工區，外高橋保稅區，以及張江高科技園區，這四個區域的建設項目多，房屋拆遷量也很大。除了這四個區域外還有房屋拆遷安置房，這主要是在當時的金楊地區，三林地區，六里、外高橋、塘橋等地，花木地區的建設，主要包括行政辦公，世紀公園等，這些地區的房屋拆遷量要占到全市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拆遷量。

這里說說金楊街道，這是個8.02平方公里的新建小區，它是浦東36個街鎮導入人口最為典型的街道，也是屬于浦東面積大人口多的地區之一。上世紀90年代建立街道時，18萬常住人口中，有70%是從市區動遷至此安家的，多數為原陸家嘴拆遷的居民，加上20%的原住居民，還有4.5萬流動人口，組成了一個新的社區。說起這個街道，這里我想重點強調的是，因為外來的他們，使得當地的“人文狀態”得以改變。當然，改變還包括當地的生活習慣等。浦東類似街道很多，這只是眾多當時人文情況改變的其中之一。

陸家嘴金融城。

通過動拆遷，不僅改變了浦東當年的“人文生態”，更改變了當地的交通基礎建設?，F在你們看到的世紀大道，全部都是動拆遷后建造出來的。以前，浦東的公路建設都是以黃浦江渡口為道路延伸走勢，但世紀大道的建設卻第一次從陸家嘴開始，一直延伸到浦東新區行政文化中心。當行人行走在世紀大道上，他們就會看到這樣一個景象。那就是：世紀大道筆直大路與浦東原本的眾多道路，在交叉口形成的斜交路口，并使其成為浦東類似法國大街的一景。由此，橫亙在浦東街道上的“世紀大道”被人們親切地稱作：“東方的香榭麗舍大街”。

據不完全統計，1991—2000年，上海全市共拆除各類舊房屋2800萬平方米，動遷居民約64萬戶。其中，拆除二級舊里房屋1720萬平方米（約34萬戶），簡屋580萬平方米（約16萬戶），動遷企業6000家左右。這枯燥的數字后面，包含著老百姓、政府和動拆遷工作人員多少心血！

其實剛開始的時候，我們沒有想到動遷的量會有那么大，到了1997、1998年動遷的居民數就達到一百萬了?？梢哉f，在不知不覺中創下了奇跡。于是，當時就有了“百萬居民大動遷”這樣的提法。新世紀初，徐匡迪市長在一次會議上，講上海有兩個一百萬：一百萬職工的下崗，還有一百萬居民的動遷。在講到一百萬居民的動遷時，徐匡迪說，上海現代化都市風貌日新月異，城市交通便捷順暢，公共綠化迅速擴展，市民居住條件和生態環境大為改善等等，這些巨變的背后得到廣大人民的全力支持。連年來上海有百萬居民為大家、舍小家，他們懷著“為上海的明天讓路”的襟懷，從市中心“黃金”地段動遷到周邊地區，“讓位”于路、橋、軌道交通和城市綠地……

現在回過頭來看，我們這一百萬居民的動遷工作則為上海城市建設的飛速發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口述人簡介】

賀耀祖，1944年11月生。1967年從部隊復員到市房地局工作，長期從事房地產管理工作，曾任市房地產管理局拆遷處籌備組負責人，1991年后任市房地產管理局房屋拆遷管理處副處長、處長，參與了上海動拆遷實施細則的制定，是20世紀90年代上海百萬居民大動遷的見證者、組織者和實施者之一。

拓展知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