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沿拓展：

?“于歡案”背后的主角，其實是母親蘇銀霞。她是這個家庭的“夢想家”。“夢想”既可能通向財富，也可能招來厄運。牢獄之災后，她心中希望的火沒有熄滅。

記者｜駁靜

編輯｜陳曉

2020年11月，蘇銀霞接到司法所打來的電話，讓她立刻去高速路口。路口就在她家工廠身后，一公里遠。等蘇銀霞和女兒于家樂接上所有人，包括于歡的姑姑于榮秀、姑父，還有一個叔叔和舅舅，已是半個小時后。六七個人，兩輛車，開到了高速路口。

這是全家人迎接于歡出獄的陣仗。電話那頭別的啥也沒說，不過幾天前也打過電話，讓他們去監獄給于歡送過一趟衣服，這一般就是出獄前兆。一家人就靜靜地等著通知他們去監獄接人，沒想到人被徑直送到了高速路口。于歡看到路邊站著的親人們，嘴邊盤旋一句話：“我回家了。”一下車，大家圍上來，開場白被于家樂搶了，她喊：“弟弟你可回來了。”

姑姑于榮秀說于歡剛出獄時“更憨了”（王旭華 攝）

于歡，25歲，結束4年零7個月服刑，回到家鄉山東省聊城市冠縣。

2016年4月14日，因無法償還高利貸，于歡和他的母親蘇銀霞，被11名催債人圍困在自家公司的接待室，極端侮辱之下，于歡用一把水果刀，刺傷4人，其中1人（杜志浩）因失血性休克死亡。為此，于歡以“故意傷害罪”被判無期徒刑。

媒體報道以“刺死辱母者”為題，直指“量刑過重”。“辱母”作為關鍵詞，天理、國法、人情，引發各界對“正當防衛”的討論，猶如一堂全社會的法制公開課。2017年6月，山東省高級人民法院對于歡案進行二審，改判為5年有期徒刑。于歡和“于歡案”，成為那一年中國法制的重要人物和事件。

出獄后的于歡，講話慢條斯理，邏輯順暢，張嘴前，話語先在頭腦里過一遍。逢人喊哥喊姐。事發前，高中畢業生于歡沒出過山東省。出獄后兩個月，他已經跑了一趟青島、一趟河北、兩趟常州、一趟北京。去常州是見他媽媽原來的客戶，第一次由媽媽領著，第二次就獨自前往，替媽媽討回兩筆陳年貨款。他主動見記者，見律師，見遠方的長輩，像一條章魚，廣伸觸角，盡力接觸社會。

他現在長了不少白頭發，混在黑發里，很醒目。他整個人在冠縣都挺醒目。跟我在奶茶店里坐一會兒，有位嬸嬸認出他來，喊他“歡歡”。走在街上，會有人過來問：“你是于歡嗎？”在冠縣的飯館里，背后的過道里一有動靜，他都不自覺地回頭看。冠縣太小了。他已經出獄，卻仍活在眾目睽睽之下。

他原來是個挺不起眼的男生。從小在媽媽開的工廠長大，高考考上大專，沒去讀，就地到媽媽的工廠干活，盡早把廠里的生產流程都走一遍，工廠的活兒臟、亂、累，衣服包裹不到的地方全是黑的，指甲縫里也是。有時也不情愿，但一旦有工人請假，于歡就得頂上，不可能因為缺個人停下整條生產線。

如果不接廠里的活兒，他以為最理想的工作是有雙休日的那種工作，穩穩當當過一生。出獄后，他知道小時候以為的那條路沒有了，他得出去闖蕩。

于歡屬于“超生”，身份證上寫“1994年”，實際出生在1996年，2016年事發時，他未滿20歲。事發第二天，他被帶去看守所，發現自己是里面年紀最小的。那會兒，他不知道看守所是什么。上小學時倒經常路過，大人說這是監獄，管它叫“西街大獄”，沒想到自己會在“大獄”里過20歲生日。看守所有窗，但窗外延伸出去一大塊兒窗沿，陽光只能在特別熾烈的時候照進來一點。經常吃咸菜，后來學會嘴里吃咸菜，自己腦補從前吃過的美味佳肴。偶爾站在陽光下，別人告訴他，他的臉是泛白的菜色。

于歡進看守所是2016年4月，開庭在12月。開庭當天早上，他媽媽趕到看守所，又陪他到法庭，然后也被警察帶走了。因為另一樁案子——蘇銀霞做鋼貿生意，資金最緊迫時除了借高利貸，還和丈夫、女兒在濟南成立投資公司，面向社會融資，后來被定性為“非法吸收公眾存款”。早一周姐姐于家樂就在濟南被捕，當時罪名是“私刻公章”。

姐姐、媽媽都被關進看守所，爸爸還不知道下落，一家人落到了這種境地。于歡一審被判無期后，決定放棄上訴，他告訴律師：“你走吧，這是我們最后一次見面。”如果家庭正常運營，或許能拿得出錢來給他打官司，現在這種狀態，他認為不可能拿幾十萬塊錢去打水漂、賭結果。

于歡的姑姑于榮秀（右），于家出事后她一人承擔起找律師、探監等責任（王旭華 攝）

姑姑比他執著。于歡家出事后，主要靠她在外奔走。

第二天一早，律師又來了。他告訴于歡，他姑姑就在外頭。那是2月，天很冷，還下著雨夾雪。“你姑就在外頭淋著，你不（在上訴書上）簽字她就一直淋著，你姑的脾氣你也知道，說不走就絕對不走，她這個年齡就別讓她遭這個罪了。”律師又說：“爭取用最小的代價，換最好的結果。”這些場景，包括最后簽字那個瞬間，都刻在于歡的腦中，“真的忘不掉了”。

事發當晚的事，更加刻在腦海。案發細節，母子二人已向法庭多次講述過。關注過這樁案子的人，經過當年媒體的報道，也都很難忘掉一些細節，尤其是這樁案件受人矚目的核心元素——辱母。

2016年4月14日那天，天氣不錯，挺暖和，日頭高照時于歡只穿了件條紋半袖，傍晚才把夾克套上，牛仔褲配運動鞋。他記得一清二楚，是因為后來這幾件衣物成了證物。

那伙人是14日下午4點出現的。當時蘇銀霞在辦公樓三樓，收拾東西。要收拾的東西太多，就在前一天，她的債主吳學占，拉來兩車家具家什，都是從于家搬出來的，意思是房子歸他了，東西還給你們。

來了四輛車，至少有兩輛沒牌照。沒牌照的車，蘇銀霞從前也見過，地痞流氓，開個“豪車”，不掛牌照，亂闖紅綠燈，這些事從前在冠縣也有。四輛車、十幾個人，露著胳膊，胳膊上露出文身，發型也挺悍的，也沒人敢上去詢問。他們不是空手來的，帶來了做燒烤的家伙，一個燒烤架，半米長，10厘米高寬的立方體，上面開蓋，街面燒烤攤常見的那種，烤串、蔬菜和啤酒，東西挺全，仿佛經驗豐富的路邊攤攤主，攤子就架在辦公樓抱廈臺，擺開架勢，流露出長久駐扎的意思。那個燒烤架后來被人遺忘，現在還擱在院子里，生著銹，歪在一堆雜物里，跟一臺掉了腦袋的電風扇挨著。

駁靜 攝

杜志浩晚上8點左右到的，30歲出頭，1.75米左右，塊頭雖然不是很大，但練過武術。他是這伙要債人的頭目。4月初，蘇銀霞就和他打過交道。那會兒他和債主撬鎖進了她家，將蘇銀霞反手按住，腦袋按到馬桶里，動彈不得。杜志浩還威脅說，要讓人拉屎，所幸沒有發生。

我問蘇銀霞，那時候哭過嗎？她說，沒有。又問她，那腦袋被按到馬桶里，害怕嗎？她說：“那個時候也不害怕，就是拉屎我也不害怕，他要是拉屎我就帶著屎出來，他侮辱我，我也不丟人，我是欠他的錢，又不是別的。”

但是，于歡感到恐懼。案發那間接待室，一進辦公樓就是，其中一整面是玻璃，很厚，里面的人說話外面完全聽不到。如今于歡路過總是快步走過，不往里看一眼。

案發現場。現在出租給另一家公司，桌椅沙發全換了。（王旭華 攝）

回想那天，畫面清清楚楚。杜志浩先在外頭吃燒烤，喝啤酒，一個小時后，進入接待室，跟于歡母子對峙。接下來發生的事在于歡案的審判書上寫得清清楚楚：“杜志浩用污穢語言辱罵蘇銀霞，彈煙頭到她胸前，將褲子褪到大腿處，裸露下體，朝坐在沙發上的蘇銀霞等人左右轉動身體。”這個行為隨后遭人勸阻。“杜志浩穿好褲子，又脫下于歡的鞋，拿到蘇銀霞鼻子處，被蘇銀霞打掉。”

“那個畫面我估計永遠忘不了。”他說的畫面，包括從拿起水果刀到最后被警察帶走那幾分鐘。于歡頭腦里曾來回播放那些畫面，愿意或不愿意，它們都曾長期霸占他的頭腦。一審與二審，又與山東省高級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反復回憶，現在，他實在不愿意再次述說，只說，“那天改變了我一生的走向”。

不止是他。繼于歡被判刑后，其余家庭成員也受牢獄之災，母親蘇銀霞、姐姐于家樂和父親于西明，都因“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獲刑，蘇銀霞3年，于家樂3年零6個月，于西明4年。一家四口，現在還剩于西明尚未出獄。

一家人的厄運到底從何而來？每個家庭成員心里，起點或許各有不同，但一定都離不開蘇銀霞的生意。

蘇銀霞是冠縣本地人，1986年初中畢業，到縣里食品廠上班，一開始做包裝，后來制作酥心糖、餅干，沒干兩年，廠子效益變差，她作為技術骨干，一個月都拿不到100塊錢。那時蘇銀霞已經跟于西明結婚。于西明的父親在他17歲那年過世，工作崗位就襲給長子，縣里公職單位比工廠上檔次，兩人就把婚給結了。

怎么開始做生意的？蘇銀霞說是“窮怕了”，需要解決溫飽。她最先發現的商機是賣化肥。娘家沿街有間門面房，在城鄉接合處，經常有農民蹬著三輪車經過，蘇銀霞逐漸知道啥時節進化肥，啥時節賣合適，那個門面房就當倉庫，通過囤貨、賺差價，賺到第一筆錢。后來又開始買賣玉米和棉花。20世紀90年代，這些生產資料掌握在生資公司手里，一般來講，只要拿到貨，就不愁賣不出價錢。做買賣似乎也沒太大技巧，看別人做什么，自己打聽打聽，跟著做就是。

到1995年底，蘇銀霞存1萬塊錢定期到郵政儲蓄銀行，再花600塊錢買了一部電話機，成為他們院里繼縣委職員那家后，第二戶安裝電話的人。從此蘇銀霞的業務范圍為之一闊，她可以打電話到河北等地找更實惠的貨源。這樣生意做了四五年，蘇銀霞又給自己家里添置了一輛奧拓，二手車，花掉3萬多塊，于、蘇兩家有七八口人都憑這部二手奧拓學會開車。如今車早就報廢，但于西明主張留著，權作紀念，仿佛是當年光輝與榮耀的一個證明，蘇銀霞也同意。直到去年出獄，看看這輛舊車，刷過好幾回漆，早已不是20年前的模樣。蘇銀霞心有所感，折成廢鐵賣掉了事。

蘇銀霞生意做得最紅火的時候，家里還有過一輛卡晏，雖然是債主抵債而來，可也是輛200多萬元的豪車。追溯做貿易這20多年，蘇銀霞的確走了挺長時間的上坡路，2000年時她的貿易范圍又拓展到棉花。與前頭做化肥和玉米還有不同，棉花涉及生產，需要添置設備，籌建廠房，小有資本者才有能力投入，蘇銀霞花20萬元買了些二手設備——這顯然比過去倒買倒賣上升了一個臺階。

臺階之上還有臺階，蘇銀霞未止步于此，她又往上走，走到了鋼材貿易這條路。

冠縣所在的山東聊城是“軸承之鄉”，冠縣也多有鍛造企業，這幾年最好的生意是生產高速路防護欄（王旭華 攝）

有個親戚一直從事軸承鋼生產，大約在2001年左右，親戚找到蘇銀霞，說有個鋼廠銷售找上門。蘇銀霞挺動心，她打聽了打聽，認為這個事兒能干，甚至這生意看上去跟過去賣化肥沒太大差別，靠一點消息、一點資金，就能做起來。

她找到幾個親戚朋友，籌款幾十萬元，從鋼廠進貨，再找客戶。當然也栽過跟頭。2008年，蘇銀霞從沈陽東洋制鋼廠訂4000噸貨，價值1700萬元。訂貨時市場價挺有利，而且眼瞅著還在往上漲，她盤算，這4000噸貨到手一出，穩打穩贏能賺200萬元。沒料到鋼廠遲遲不出貨，在價格最高點，她的4000噸鋼材還沒生產出來。

蘇銀霞現在回憶，認為當時“意識也沒那么高”，滿以為訂貨后能立刻發貨。后來才知道，她訂貨的前后腳，冠洲集團——冠縣最大的企業也訂了3000噸。他們要的這批貨，煉完鋼后，需要先做成方坯，再砸成圓鋼。鋼廠求效率，第一批方坯出來后，等了一等，等冠洲集團要的那3000噸方坯一起砸。因為多等的這一個星期，鋼材價格回落，蘇銀霞眼看能掙著的錢飛了，煮熟的鴨子沒吃著，一進一出，損失了400萬元。

在惹上高利貸之前，這算是蘇銀霞印象中損失最慘重的一回。除此之外，生意起起落落，21世紀前10年，鋼貿生意仍是順風順水，基本上是“只要有貨就能掙到錢”，甚至很多時候買賣鋼材跟買賣化肥確實沒有本質上的區別，生意經可以通用。

蘇銀霞原來做化肥經銷，重要的一點是要“專營”，作為本地的獨家代理，這樣做的好處顯而易見，同款復合肥沒有競價者，相當于小小的壟斷。鋼貿生意最體面的時候，蘇銀霞也做代理，跟不同的鋼廠訂貨，雖然不都是獨家代理，但林林總總，多的時候，一個月買賣的鋼材價值上億元。于家樂說，她媽媽一度是山東省最大的承軸鋼總代理。

武漢人丘輝（化名）2007年入行，做得不錯，現在總共經營兩家鋼貿公司，每月從武鋼走貨5萬噸，另外還有鄂鋼的2萬噸，這些鋼材算下來價值將近3億元。丘輝說，他剛入行那幾年，鋼貿生意確實不難，像蘇銀霞入行更早，賺錢就更簡單，“說白了就是100塊錢進，110塊錢出，賺錢就行”。但賣鋼材跟賣化肥還是有區別，最大的區別在于涉及的資金量。

2009年3月，線材和螺紋鋼兩種鋼材品種正式在上海期貨交易所掛牌交易。丘輝說，原來鋼材市場價格判斷很簡單，今天下雨，就降價30塊（每噸），道理很質樸，因為雨天影響開工；天晴了，當天就漲50塊（每噸），說起來，也是看天吃飯。但現在不一樣，鋼材作為金融附屬品，成為一些期貨公司與機構的炒作對象。原先判斷價格的質樸辦法不再行之有效，而蘇銀霞多年來判斷市場行情的主要信息來源除了“打聽打聽”，就是“我的鋼材網”。在丘輝看來，這方法非常落后。

成為中國最大期貨交易所的掛牌品種后，鋼材貿易對從業者的資金要求更大了。以2021年1月的行情舉例，出貨1噸大約賣4400元，現在市場上，代理商一個月至少做5000噸。按這個數字假設，算下來一個月就需要2000萬元資金。“比較健康的資金利用率是2，意思是一套資金轉兩圈。打個比方，你今天找我買貨，是老客戶，可能過個三四天才打款，算上這些周轉時間，其實需要雙倍的資金才能把買賣做遠。”實際上，很多時候兩倍也不夠，蘇銀霞使用的資金杠桿也遠超這個數字。

她最開始用銀行貸款。“想發展必須上銀行貸款，不借你也發展不了。”蘇銀霞說，也不是“拆東墻補西墻”，而是想進更多的貨。于家樂回憶，“那時候其實我媽干到最后對數字都沒概念。我當時在財務待了一段時間，她掙錢也沒感覺，賠錢也沒感覺，光知道把鋼訂進來，進多點，賣出去”。

“她就是想做大，結果確實做大了，賠得也更厲害。”

從全國來看，鋼材價格下跌趨勢從2011年就開始了。鋼材貿易講求“快進快出”，囤不起貨，蘇銀霞當然沒有資金支持她“只進不出”。價格持續下跌意味著月月虧損。2012年，蘇銀霞與鋼廠簽訂的月任務是3000噸。她撐了一年，基本沒虧損，心里想的是，不可能一直這樣下跌吧。到年底，該簽合同了，咬咬牙跟鋼廠又簽了一年。

到2014年，鋼材價格竟然仍沒有轉暖跡象。那時流行一句話，“鋼材跌到了白菜價。”“白菜價”不是比喻，而是從業者對現實的辛酸描述：最黑暗的時候，一噸鋼材還沒有一噸白菜賣得貴。難以置信的事成了現實。蘇銀霞手里的資金更緊張了，“基本上家里就沒啥錢了，打款壓力非常大，貨發過來只想著趕緊賣掉，這么大的量，得循環起來”。這一年，她每月進貨壓力漲到5000噸。

沒有資金，又必須給鋼廠打款，她就找“托盤公司”墊付貨款。這是放大金融杠桿的典型手段。她舉例說，通常周五是個關卡，因為得在周末前打款給鋼廠，托盤公司代為支付后，她能緩口氣，周末兩天準備提貨款。這筆款通常是全數貨款的15%～20%，剩余部分，她可以分批提貨付款。當然，她需要支付利息給托盤公司，一般行規是一分二（即1萬元一個月利息120元）。

我問蘇銀霞，資金這么緊張，為什么不放棄？當時另一個貿易商激流勇退，棄鋼廠，保全自己，而蘇銀霞從前掙到的錢，就在這兩年里賠光殆盡。

蘇銀霞的回答倒是簡單：“放棄就是毀約”。如果在危難的時候沒跟鋼廠站在一起，自逃生路，那以后還想重拾關系嗎？

于歡記得“最缺錢”那幾年，尤其是還不上銀行貸款的日子，他媽媽一整天都在打電話借錢，有時第二天就到還款日了，今天還在借錢。于歡從小跟著媽媽，接觸到當地企業的老板們，他對這些本土生意人最大的感受是“借錢還錢”，“所有人都是這樣”，仿佛做生意就是這四個字。

“這是縣城企業發展的通病。”于歡為媽媽開脫，企業之間互相拆借，非常普遍。起碼在冠縣，企業之間都會互相幫忙，大家在同一列快速行進的列車上，互相信任。于歡說，那段時間，在銀行還款日前，假設他媽媽去跟本地企業借200萬元，甚至借條都不用打。

但這種信任的基礎，是寬松的貨幣政策。在監獄里邊聽邊學，于歡對那兩年媽媽做的一些現在看來錯誤的決定有了更多理解。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銀行貸款來得過于容易，他那時跟媽媽出去吃飯，聽那些企業主們談天說地，感覺所有企業都在貸款，并且得來毫不費力，甚至有時不需要錢，也會有銀行主動提供利率合適的貸款。“每天只知道腳下看路，不知道抬頭看天。”2015年，國家開始收縮銀根，信任就地瓦解。

蘇銀霞的危機降臨在2014年。這一年，也是鋼貿風險大面積爆發的一年。

上海是全國鋼貿最集中的區域，早在2011年底，上海銀監會曾兩度警示鋼貿企業的貸款風險。長三角地區大部分銀行對于鋼貿企業貸款到期后，均采取不再新增授信的政策。2013年，上海共受理涉鋼貿的金融商事糾紛案件約3700件，涉案金額230億元。而到了2014年，第一季度該類案件就有1000多件，“風險已進入集中釋放期”。幾千公里外的冠縣，鋼貿商蘇銀霞也被危機追上，導致她資金鏈徹底斷裂的原因，就是銀行抽貸。

山東聊城人劉廣志（化名）今年不到50歲，離職前曾在浦發銀行的信貸部門工作多年，經常與中小企業打交道。2014年，他曾去冠縣一家叫作“永信紡織”的公司做貸后管理，他發現，因為這家企業被濟南一家銀行抽貸，資金鏈斷裂，與它有擔保關系的20多家企業牽連其中，就像多米諾骨牌，對整個冠縣的中小企業都造成了影響。他判斷，源大工貿后來被抽貸，也是受此波及。“行業內部有個說法，外地商業銀行都是小情人，看你行就跟你做一把業務，一看不行，跑得很快，抓緊就抽了。”

蘇銀霞還在“迎難而上”。2009年，在鋼貿生意外，她花將近1000萬元，買下冠縣產業園的100多畝地（后來轉賣出一部分），建起“山東源大工貿有限公司”，又陸續購入生產設備。本意是貿易與實業相互支持，結果是政府銀根緊縮時，兩門生意都陷入財政困境，但她一直都沒舍得撒手。

駁靜 攝

2015年初，她還了北京銀行的500萬元貸款。5月份，又還了濰坊銀行的500萬元，還欠工商銀行1000萬元，也要求還款。那時候已經沒錢了，作為擔保企業，當地的賽雅公司代她還上這一筆，再借出來就只有760萬元，被抽掉了240萬元。到了7月份，工商銀行有筆300萬元的貸款到期，她把錢還上后，只貸出來240萬元，被抽掉了60萬元。

根據《山東源大工貿有限公司、于西明非法吸收公眾存款二審刑事裁定書》，蘇銀霞曾向法庭供述，2014年6月，丈夫于西明、女兒于家樂和她商量，在濟南成立一家投資公司從社會上融資，用于源大公司經營。當時公司經營困難，每月支付利息就高達50萬元，資金周轉不過來，正好需要從社會上融資。按審判書，融資金額在2000萬元。蘇銀霞、于家樂和于西明，一家三口都為此入獄。

冠縣工業園區一位企業主評價說：“蘇總當時，說到底是步子邁大了。”

源大工貿所在的冠縣工業園區，距縣城中心車程不到20分鐘。園區內占地最大的賽雅公司有些樓了一半，停了，空置好幾年，整個園區也蕭條不堪。

源大工貿廠區占地50多畝，光是生產廠房就有三大間，平地起的，鋼筋搭骨架，三層樓高，棚子巨大，四面都有卷簾門。現在兩間租出去，別人在里面生產高速護欄配件，沖床“叮咣叮咣”響，鋼制品刷成紅色、綠色，整整齊齊地摞在路邊。得益于此，廠子沒有徹底破敗，每天仍有卡車出入，工人偶爾從車間出來，穿過辦公樓，以及一截圍墻的門洞，去吃工作餐。生機還在。

但這生機不屬于蘇銀霞。她自己的機器設備盡數窩在最頂頭那間廠房里，摩擦壓力機、數控沖床，大大小小十多臺。最高那臺重4000噸，是臺摩擦壓力機，大概10年前花400萬元從青島一個機械廠買的。運來的時候氣勢恢弘，五六輛卡車組成車隊，拉來部件，就地組裝，像造房子，先打地基，27車混凝土做基底，將機器種在地上。一旦動起來，地面“突突突”，像小型地震。

這是鎮店之寶，整個冠縣沒有第二臺，龐大的機器樹立起信念，它意味著成本優勢與長遠未來，蘇銀霞曾對它寄予厚望。

蘇銀霞在她的生產車間（王旭華 攝）

講起這些機器設備，當年三條生產線集體開動時的光景，她眼中有光，神采奕奕。車間里機器轟隆作響那些年，她常年累月在車間待著，看工人干活，“我就看著也覺得舒服”。

她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閑過。2019年底，蘇銀霞服完3年刑期，從山東省女子監獄回到冠縣，接她的是她的老母親，她丈夫于西明、兒子于歡、女兒于家樂，仍在服刑。她回到冠縣，回到工廠，過去四五年，這一家四口第一次有了一個自由人。

出來后第一件事，就是打掃車間。好些機器的電纜被人絞了偷走，斷口處灰暗無光，應是斷裂已久。有個廠子當年跟她借了120萬元，現在打電話過去要債，人家翻臉不認，第一次還給她1萬元，第二次只給她2000元，情面不存。也有好消息。去常州拜訪老客戶，客戶說沒問題，只要生產起來，貨他們能要。她又打聽了打聽，現在這個市場，生產鍛件不錯。

但沒想到一年過去，工廠還沒活起來。蘇銀霞站在車間里，仰望那臺摩擦壓力機，機器回以靜默。車間棚頂幾個排風扇“嗡嗡”作響，時間“嘩嘩”流逝，蘇銀霞從一頭兒走到另一頭兒，撿起一條銹跡斑斑的大鐵鉗，又放下，折返回來，甩甩手，走回辦公樓去。

駁靜 攝

她走進財務室，坐到電腦前，搗鼓兩下，又打開抽屜，翻出一打票券收據，擺到桌上，厚厚一摞紙中夾了一張丈夫于西明的照片，但她看都沒看就擱到一邊，繼續翻看兩下，又塞回抽屜。目光回到舊電腦，嘆一口氣，轉頭跟女兒說，你來弄，“我真是躁得慌”。

重操舊業，東山再起，這兩個詞才能真正點亮蘇銀霞。她剛出獄時滿頭銀發，其實不到50歲，看上去卻有60多歲。她染黑頭發，穿上皮鞋、牛仔褲，顏色溫柔的毛衣，黑亮的皮外套，恢復當年的神采。她做好了重當“蘇總”的準備，只是還沒找到錢。

我問蘇銀霞，以后還干貿易嗎？她眼前一亮，點頭，“也想干，有錢就干”。又說：“但是再干的時候就有教訓，沒錢的時候不接活兒了，一看行情不好就撤。”

說到貿易，蘇銀霞談興大增，談起生意能“嘿嘿”地笑，冒出雙下巴，憨態讓人想到兩個詞，萬事平和，心無掛礙。她興致勃勃地舉例說：“只要手里有錢，你好比說現在我手里有500萬，車間生產能用300萬元，剩下那200萬元就想做點貿易。我又不想做零售這種特別小的，我還想在鋼廠拿貨。只能等著行情差不多了，我再找一下托盤公司。”于家樂接過話茬兒說：“有種賭博的感覺，你知道，輸光了，但還想再試一把。”但于歡更謹慎，他輕輕攔住姐姐和媽媽的談興，評論說：“當時就是杠桿用得太多。”

蘇銀霞仍然躍躍欲試。不久前，來了一個男人，自稱老家在衡水，南下去廣東，路過此地，聽說冠縣有個女企業家蘇銀霞，特來拜會，如果愿意，邀她去廣東湛江一聚。那邊有個老板，姓王，能給她的廠投錢，還不參與管理，非常美好。男人走后，一直微信聯系，力邀蘇銀霞南下。蘇銀霞讓女兒趕緊給她訂票，去廣東，“瘋了似的”，說要抓住這個投資機會。

于家樂勸她不要去，一來被限制高消費，不能坐高鐵、乘飛機，要去只能坐綠皮火車，兩天兩夜才能到；二來一般人要投資工廠，怎么不得上車間看看設備，此人來到廠里，光在辦公室跟蘇銀霞聊，兜售美好愿景，像個夢想家——也是典型的傳銷話術。于歡在監獄里跟搞傳銷的人聊過，他媽媽的故事——一個曾經成功過的女企業家，后來失敗了，又被媒體大肆報道過——這是傳銷學員課上的完美講師人選。

騙局被揭穿時，男人說，我也不是成心騙你，我和王總也是費了很大的心思，考慮用什么樣的理由說服。想來想去，說給你投資，其實是為你好。男人最后給蘇銀霞手寫了一封信，信里寫道：“這確實是一個好項目，我們能打造一個中國夢。”

（本文刊載于《三聯生活周刊》2021年7-8期，實習記者申三和孫小野對本文亦有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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