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沿拓展：

首先要平反，平反以后，那我該干什么，我自然會選擇。

——顧雛軍

文 / 巴九靈

2022年1月7日，顧雛軍終于迎來了國家賠償43萬元，返還罰金8萬元及利息。

此時，距離顧雛軍2012年出獄后頭戴“草民完全無罪”的紙糊高帽提出申訴，已經過去了3400余天。

時間倒退到20多年前，顧雛軍是“格林柯爾系”創始人，手中掌握著“顧氏制冷”技術，曾是5家上市企業的老板，通過資本運作收購了科龍和美菱等冰箱品牌，這占據了中國冰箱市場半壁江山。

彼時，顧雛軍可謂風光無限。直到“郎顧之爭”爆發。2004年4月10日，郎咸平發表了題為《格林柯爾：在“國退民進”的盛宴中狂歡》的演講，重點剖析了科龍電器被格林柯爾收購前后詭異的財務處理，直指國有資產被賤賣了。

“朗顧之爭”引爆了一場“國進民退”和“國退民進”的大辯論，同時引起監管層的注意。2004年12月，顧雛軍收到了廣東證監局的詢問函，此后公司被立案偵查。

2005年7月，顧雛軍正式被捕。

2008年1月，顧雛軍被佛山市中級人民法院以犯虛報注冊資本罪、犯違規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犯挪用資金罪數罪并罰，判處有期徒刑十年。

隨著顧雛軍的身陷囹圄，格林柯爾系的上市公司體系也分崩離析。

2012年，顧雛軍出獄后，馬不停蹄召開媒體見面會，頭頂“草民完全無罪”的帽子，為自己伸張正義。

2019年4月10日，顧雛軍終于等來了審判結果，最高人民法院第一巡回法庭，對顧雛軍等人虛報注冊資本，違規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挪用資金再審一案進行公開宣判，對顧雛軍所犯兩項罪名予以撤銷，對第三項罪名挪用資金罪改判有期徒刑五年。

2021年1月，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依法受理顧雛軍提出的國家賠償申請。

2022年1月7日，顧雛軍終于等來了國家賠償：

1. 人身自由賠償金28.7萬元。（我國對人身自由賠償金采用統一標準373.1元/天，顧雛軍監禁期限超出再審判決確定的刑期771天，因此賠償顧雛軍人身自由賠償金287660.1元，即771天×373.1元/天。）

2. 精神損害撫慰金14.3萬元。（綜合考慮錯誤刑事裁定給顧雛軍的家庭、工作、精神以及社會評價造成的損害和影響。）

3. 返還罰金8萬元及利息。

對此，央視財經評論：從被判“三宗罪”，到改判部分無罪，再到如今獲得國家賠償，十多年的堅持與等待，顧雛軍終于“要回了失去的東西”。

但實際上，這43萬元的賠償，距離顧雛軍提出的賠償申請相差巨大。他本人提出的賠償要求，涉及上市公司股權、土地及建筑、在北京銀行的股權、兩處北京房產，以及精神撫慰金等，價值過百億。

但法院認為，顧雛軍提出的這些財產請求，缺乏事實和法律依據，依法不予支持。

為此，顧雛軍本人前幾日在騰訊新聞和新浪微博上分別發聲，其中，他在騰訊新聞上寫道：對我和格林柯爾公司遭受的數百億元人民幣的財產損失的賠償申請不予支持，喪失了給冤案當事人提供最后救濟的應有之義。

那么，顧雛軍獲得國家賠償，有何正面意義，整個案件給我們什么啟發？顧雛軍提出的超百億訴求，是否還有賠償可能？針對這一系列問題，我們來看看大頭的分析。

43萬元的國家賠償，是國家層面的態度，對遭遇錯誤裁決的顧雛軍是一種心理上的安慰。但從顧雛軍最近在社交媒體上傳遞的信息可以看出，他并沒有感到喜悅，甚至還覺得有些悲涼。這些年因判決帶來的上百億損失并沒有被糾正。

從這個角度，無論是對他本人，還是更多的民營企業家而言，這個心理關還沒有過。

關于顧雛軍事件，我印象深刻的是顧雛軍被批捕后，我曾在2006年和一幫朋友參與創辦了光彩49集團，這個集團由中共中央統戰部、中華全國工商業聯合會和中國光彩事業促進會牽頭，共40余家民營企業集團參與設立，職能之一是配合政府建立市場化的民營企業綜合服務與危機處理機制。

當時，我們曾經聯手全國工商聯要去拯救格林柯爾，知道顧雛軍堅信自己是被巧取豪奪而表示絕不低頭認罪。另一方面，我們也曾跟格林柯爾所在的地方政府領導提出了一些意見，認為這樣對待民企不公正，但最終我們的意見沒有得到回應，也沒能改變這件事的走向。

顧雛軍出獄后，2017年北大光華管理學院舉辦過一個分享活動，我、顧雛軍、著名律師賀衛方等人，一起從學術的角度討論了這個話題，當時顧雛軍也真實客觀地陳述了整個事件。

這件事情前前后后十多年，從我們當時的交流探討中，得出幾個結論。

第一，民營企業的生存環境仍有改善的空間。

第二，顧雛軍很愛國，既是科技型人才，又能經營好企業，能兼具兩者的成功企業家不多見。同時，他為人直爽，遇事不懂得以更委婉的方式處理，剛直的性格可能得罪了人。此外，他出獄至今堅持伸張正義，堅韌不拔，十分不容易。

第三，最高人民法院雖然糾正了部分錯誤裁決，但錯誤裁決對格林柯爾系公司造成的巨大損失，未能得到挽救。這不僅關乎顧雛軍個人的利益，也關乎所有股東，以及上市公司所有股東的權益。

從更高層面來說，這也是國家經濟和社會的損失，因為這讓原來的格林柯爾系公司失去了更好的發展機會，也間接失去為國家納稅和提供就業崗位的機會。雖然公司不是人，但也是有生命力的組織。

顧雛軍案件的起源，跟郎咸平發表的“國退民進”的觀點有關，時至今天，也依然有人過分將民營資本放到國有資本的對立面。我認為它們都屬于國家資產，不應該被對立區分和對待，當民營資本被放到對立面，將傷害民企的投資意愿度和民營企業家的參與貢獻度，最終將造成整個社會市場效率的下降。

我讀了近日顧雛軍在微博上的發文：他們到底羞辱了誰？（目前此篇微博已刪）

顧先生的憤怒情緒溢于言表。然而我認真讀過廣東省高院的賠償決定書后，卻有了一點不同的看法，說出來共同探討。

企業家與其他的公民一樣，遭受到冤案是值得同情的，也是需要依法糾正的。但是，國家賠償的問題，還是要按照相關法律規定的程序來進行。

顧雛軍這篇“他們羞辱了誰？”的文章，外行看熱鬧，而內行則可看出他目前維權的門道不對。

從顧雛軍先生的文章與法院判決書、賠償決定書所反映的事實與法律來看，顧先生以及他的團隊沒有分清刑法和行政法的區別，也沒有分清行政賠償和刑事賠償的區別，二者一鍋煮成一味，以嚴厲的語言憤怒地指責廣東省高院的賠償決定書，除了輿論上造點聲勢之外，法律上沒有太大的意義。因為根據現行的國家賠償以及相關的訴訟制度，廣東省高院的賠償決定書并沒有大的毛病。

誰是賠償的義務機關，這是賠償案件首先要理清的問題。我們看到顧雛軍先生的確蒙受了很大的經濟損失，但他的經濟損失不是由一個甚至不是一類的案子造成的。

在該索賠案之前，最高法院的再審沒有對顧先生的被刑事追究和行政執法等問題合并進行審理作出判決，只是對其之前的刑事部分作出再審判決，糾正了過去的部分罪名的有罪判決。因此，之前法院在該相關罪名下的刑事追究范圍內的財產處理的依據已經喪失，顧雛軍先生可以要求當事法院執行回轉。

而其他涉及地方政府的違法行政造成的損失，則應該是通過行政賠償來解決。顧先生可以向當事的地方政府申請賠償，申請沒有效果，或者沒有合理合法的賠償，可以走行政復議乃至行政訴訟的道路。

應該講，廣東省高院前天送達的判決書，為顧先生今后分別找準被告去索賠奠定了基礎。也希望顧先生的律師團隊認真地做好指導工作，按照廣東省高院的這個判決和最高法院之前的再審判決，依法繼續維權，以維護其合法權益并且推動中國的法治進程。我的讀后感也只是講了一些刑法與行政法、刑事訴訟法與行政訴訟法上的常識，希望能對顧雛軍先生的維權有所幫助。

需要重視的是，顧雛軍的微博文章出來后引來了許多人（其中也有法律人）叫好，卻沒有人告訴他現在的維權方法是存在爭議的，至少不是最佳的路線。

說不同的聲音可能得罪人，但我想為了對法治有利，就應該說出來。至于顧雛軍先生聽不聽或者聽得到聽不到我的意見，那不是我考慮的事，但我要謝謝讀者閱讀我的觀點。

對于顧雛軍來說，他獲得的人身權的賠償金額43萬元，相對于他在產權賠償方面的數百億財產賠償請求而言，心理落差是很大的。

在2019年，最高人民法院第一巡回法庭撤銷對顧雛軍虛報注冊資本罪，違規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的定罪量刑部分和挪用資金罪的量刑部分。到今天獲得國家賠償43萬元，頗具象征意義。

站在今天，全球疫情蔓延，外部環境復雜，中國經濟增長與向高質量發展轉型的壓力將持續存在，無論是穩增長，保就業，還是創新驅動向高質量發展，都離不開民營經濟。

要發揮好民營經濟和民營企業家的重要作用，鼓勵民營企業家精神，就要為民營經濟營造良好的營商環境和平等保護環境，而法治就是最好的營商環境。

時間線拉回2008年顧雛軍鋃鐺入獄之前，如果當時格林柯爾集團在并購科龍等公司的過程中，如果能注重合規論證，并對此進行突破，說不定還能成為改革的經驗。畢竟民營企業收購國有資產，不是憑膽大就能做的。

但當時的民營企業家普遍沒有這份意識，若要找出有這份意識的人，曹德旺算一個。這兩者之間的差別就在于，是否有敬畏心，尊重規則，按規則辦事。

因此，在改革開放過程中，一方面，民營企業家法治觀念淡薄，合規經營意識不強；另一方面，改革過程中制度與規則不健全。這導致了有的企業成立時就是踩踏著制度與規則的紅線，因此是存在原罪的。

那么，如何破解原罪論，或許由最高人民檢察院主導推進的合規改革工作，通過進一步深化機制設計，可以給那些在改革發展中存在原罪的企業通過自愿披露與合規整改的機會。

因此，最高人民檢察院推進的合規改革工作，在探索對涉案企業合規不起訴或合規從寬處理的同時，還可以建立鼓勵企業對違法行為的自愿披露機制，和對企業內部人舉報企業違法行為進行保護的舉報人保護機制。

如此一來，有助于為企業創造良好的制度環境，也讓企業做好合規整改，獲得輕裝上陣或重生的機會。

作者 | 李夢清 | 當值編輯 | 范程遠

責任編輯 | 何夢飛 | 主編 | 鄭媛眉 | 圖源 | VC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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