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楊浦區老板燃氣灶維修點(老板燃氣灶上海電話咨詢)

發布日期：2022-10-21 21:58:33 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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澎湃新聞記者張新燕梁嫣佳航拍張呈君特約記者張洪斌后期張澤紅江勇

1982年，從小在楊浦區長大的教師鄭春花嫁到了虹鎮老街296弄的董家。她沒想到的是，酒席是擺了7桌，但全分在7戶鄰居家。一戶一席，每家人家地方也都很小，菜都放在圓臺面，一桌最多容納十個人。所以新娘敬酒的時候，敬好一圈再出門到另外一家再敬一圈，“很有意思，但那個時候也真的很困難，我覺得我老公很不容易的”，鄭老師笑著回憶說。

2018年5月，鄭春花（右）與董毓明先生在家中。澎湃新聞記者張新燕圖

在當時，有不少人曾質疑過鄭春花的選擇，她是人民教師，怎么會選擇像虹鎮老街這種“流氓窩”出身的人呢？鄭老師笑言是自己單純，但對她來講，更重要的是“對方的人是蠻好的、也蠻單純的”，困難在哪里都是一樣要去克服，“如果深入其中（虹鎮老街），我感覺到我也能夠生存，我一直待到了2004年買房子搬出來，也待了好多年啊。雖然在我的印象當中虹鎮老街并不是那么完美，可是至少我的青春也在那邊渡過的，所以對它還留有一定的留戀。”

董毓明鄭春花夫婦的結婚照。張洪斌圖

時間：2018年5月

地點：寶山區顧村菊泉街寶沁苑

澎湃新聞：您是什么時候嫁到虹鎮老街來的？當時有什么顧慮么？

鄭春花：我叫鄭春花，原來是住在楊浦區的。后來經人介紹我就嫁給了我老公叫董毓明。剛剛嫁過來的時候因為那時候年紀輕，社會閱歷也不多，是很單純的一個人。我們家談朋友呢，是我媽媽先到他們家去，我媽媽說看看你們家什么樣？那時候我們家條件也不好，姐妹四個，爸爸媽媽。爸爸媽媽睡底下，上面兩個床，兩個弟弟一張床，一間房間里面放了兩張床。我媽媽倒覺得如果他們結婚兩個人單獨一間閣樓還是可以。至少我們家四個人在一個房間，你至少跟老公兩個人在一個房間，在我媽媽那個時候工人的想法真的很天真的。叫現在來怎么都不可能的。（董毓明）他人是蠻好的，第一次到我家去，他本來其實是抽煙的，我爸爸看二十幾歲男孩子就給他遞一根煙，他說我不抽煙，我不抽煙。我媽媽就說二十幾歲男孩子不抽煙真好。我爸爸對他印象就很好，我怎么想的呢？也不錯。我不嫁給他總有人嫁給他的，那我嫁給他也無所謂的，我就這樣單純的想的。當然接觸下來還是不錯的，我老公人家都知道，我兒子結婚我告訴你最大的一個優點是什么？他告訴人家我爸爸媽媽從來不吵架的。我們兩個就是有意見不當著兒子面吵的，兒子只知道今天爸爸媽媽不說話了，兩個人不開心了，過了一天沒有了。對吧？所以我們有矛盾不在孩子面前，所以這個家庭一直蠻好的。

1994年5月，虹鎮老街上的一場婚禮。澎湃新聞記者許海峰圖

澎湃新聞：對虹鎮老街最初的印象？

鄭春花：剛剛結婚的時候雖然知道虹鎮老街不好，但是大家沒有違章建筑，我記得很清楚的。我老公的爸爸是開卡車的，開卡車從蘭州開到上海幫我們運點東西過來，車子直接開到門口搬東西。后來人都不好走了，何況還卡車呢。下雨天傘都沒辦法撐。我們家這個房子進門就是一個廚房間，廚房間旁邊就是爐子、水池，再進來一點點，跨了一個門就是一間樓梯，那個樓梯是鏤空的樓梯。

1982年結婚，我兒子1983年生的嘛，1990年左右每家人家都在搬。因為每個人對自己的要求都高了，這里的房子又不拆遷，實在沒辦法了。大家都違章搭建了，我們家也是的。因為孩子大了嘛，沒地方了。我記得最清楚的是給水站沒有了，管子通到你家，每家人家一個水斗，這個水斗放在哪里呢？不可能放到房間里，每家每戶就在門口搭了一個。放一個水斗，放一個爐子，爐子還要生爐子。每天早上煙霧騰騰的。后來條件好了才是煤氣灶。

我們兩人后來把尖頂抬高變成二樓，起碼我們可以站得起來。孩子再大一點，就把這個二樓弄了一個水泥板，上面也蓋了一個小閣樓，所以兒子就在三樓上面，我們就在二樓，外公外婆就在底樓。

1997年1月，虹鎮老街日常生煤爐一景。澎湃新聞記者許海峰圖

澎湃新聞：對這里鄰里關系感受如何？

鄭春花：我記得很清楚的， 1982年結婚的時候轎車有的，他用一輛轎車去接我的。接我過來以后先到他們家，他們家就住在外公外婆那邊，給外公外婆敬茶像現在一樣的，然后真正吃酒的時候不在家里，老公辦了七桌酒全部是在隔壁鄰居家里面。每家人家地方都很小，菜都放在圓臺面，最多十個人，你敬好酒一圈到另外一家再敬一圈，到另外一家再敬一圈，不像現在都放在一起的。所以真的很困難，想想那個時候樣樣東西都要票子買，我老公也不容易，爸爸媽媽不在上海本地，他一個人把這些婚前的準備工作都準備好，真的不容易。外公外婆歲數大了，所以結婚的時候就感覺到，我記得很清楚，很多人都來幫忙了。那么多的碗筷要洗掉的，當然不是我做的，都是小董他們隔壁鄰居幫忙的，他們同事。

孩子們在老師的帶領下穿過虹鎮老街的小巷。澎湃新聞記者許海峰圖

澎湃新聞：雖然虹鎮老街在外的名聲不好，但在教育方面，您還是很有自己的一套，這個怎么做到的呢？

鄭春花：他們高中也會在我家里打麻將玩，撞見我回來了，不但沒說他們，反而還支了幾招，這是為什么呢？一個是覺得他們大了，還有一個也是覺得孩子調皮一點是正常的，總有這么個階段，關鍵是怎么去引導。我兒子時常帶同學回來，他為人很好，所以朋友也多。到我們家來，我們都很熱情招待人家的，特別是我老公。我燒的菜比較好還會留他們吃飯的，孩子們都很好的。在教育這件事情上呢，那邊有文化的人比較少，我們也在這方面跟人家接觸不多的，我就把自己的兒子帶進帶出，老公也跟人家話不多，我們每個人的性格脾氣不一樣。所以總之一點什么地方都要人去生存的，好的地方當然對你的成長幫助更大。我想我的兒子如果在好一點環境說不定更優秀，那么在虹鎮老街這個環境我們也不錯，大道理我們也不會講，自己做好自己的事情就可以了。

1994年3月，在街上寫作業的小朋友。澎湃新聞記者許海峰圖

澎湃新聞：不斷往上搭建，但還是有很多不方便的地方。

鄭春花：我們家的房子和人家的房子就是一墻之隔。人家要偷東西從這里就跨到那邊去很方便的，所以還挺危險。有件事情確實蠻典型的，那時候我兒子學習成績不錯的，可是家里地方確實太小了。要高考的那一年，7月份夏天很熱的時候家里也沒空調，他要復習功課。復習功課總是要到很晚很晚的，他在三層閣樓，要開著燈的。燈光從窗門刺到人家對過那邊去，那家人家就天天跟我們講，你們家為什么晚上燈開得那么亮啊？我們這里不好睡覺的。我說我沒辦法，兒子要復習功課不能沒有燈呀。現在的社會還是會更寬容一些。

還有安全問題，有一天突然消防員從我們家屋頂上面跑過去，去找著火點，當然不是我們家，是前面房子。那次太可怕了，燒得一塌糊涂，所幸還只燒掉一家。而且附近每家人家講話其實都聽得見的，要輕一點。小夫妻倆聽得見，隔壁鄰居吵架聽得見。只要聲音一大，大家耳朵都豎起來他們在吵什么。

后來我們2005年的時候搬出來了，聽說有些人家改善了一下，房子造了四樓五樓，家里做了一個電動馬桶，把那個廢水全部排在小水溝里，那也不對，你說對吧？像我們現在知道的，兩個下水道一個是污水一個是生活用水。后來聽他們說，都不愿意去倒馬桶，怎么辦？做一個電動馬桶廢水都排下去。那還是大家倒霉。

1994年3月，虹鎮老街當街小解的小朋友。澎湃新聞記者許海峰圖

澎湃新聞：你們中間有沒有機會或者想要搬出去？

鄭春花：那個時候房價雖然很便宜，雖然錢不多也沒有錢，真的沒有錢。我記得很清楚，人家買房子四五萬就買一套房子了，但我們真的沒有。等到我手上有一點錢了，房價也已經不止四五萬了。等了兩年，政策變了，錯過了福利房，我自己又下定決心一定要新房。錢不多還挑挑揀揀，確實等了很久。好不容易看好區域，樓層價格都錯過最好的，隔一天就多好幾萬，要借銀行的錢。算了算了，我想來想去總比虹鎮老街房子好。只要改善虹鎮老街的房子就可以。所以就這么先搬出來了。

1996年，路上搬運米面的行人。澎湃新聞記者許海峰圖

后來經歷了兒子畢業、結婚，我們居住從買的到租的，還是有幾次變動。動遷下來以后，我們同事都說你怎么分到這么遠？我們這批七號地段的大概基本上都分到這里，就是到寶山的都在這一塊，好一點就在彩虹灣，彩虹灣的價錢是兩萬塊一平米，這里是九千塊一平米。如果我們家要拿彩虹灣正好拿一套，因為只有這點錢。那不能解決問題，舅舅他們一家怎么辦呢？所以我們就拿到這一套，相比較還是比較好的。我想想我們兩個人，住新房子了，老公會開車，買一個車子開著還挺方便的。遠就遠一點。雖然離親戚朋友很遠，鄰居還可以，車子一開還可以，總之來講還算方便。

后來我跟我老公也說，人家好兒女志在四方呢。他爸爸媽還到外地去呢，我只不過到寶山。

2018年5月，航拍寶山顧村動遷安置小區。澎湃新聞記者張呈君圖

澎湃新聞：現在對虹鎮老街的感情是什么樣的？

鄭春花：我在那邊都二十幾年了，走通了，熟悉了這些小街小巷就知道了。你在后面看不出這里可以拐彎，你要走到那邊才知道還有一個小巷，小巷再轉過去，再轉一個彎要這樣走。所以第一次到虹鎮老街的人家來，一定要帶人家的，你講多少號人家找不到的，永遠找不到，又不在路口，在路口里面巷子里面，對吧？所以一定要外面去，和平公園哪個門口等，我來接你，把人家帶進去。人家一邊走一邊說太小了，太小了。兩邊有通道，這邊是一家人家，那邊是一家人家，你走進去兩個人不能并排走的，只能單行道，一路縱隊，一個一個接著。旁邊都可以看見，家里在做什么都知道的。當然，我還是很懷念和老公在這里住過的日子。我們小家家庭和睦，對孩子們包括他們現在的家庭也是很有影響的。

虹鎮老街終于拆遷了，真的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