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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朝興盛，海軍必強；王朝沒落，海軍亦將由盛轉衰，這一規律清代得到了充分驗證。清代前期，中央政府比較重視發展水師，水師也保持著很強的戰斗力，不然不可能在同鄭成功水軍的作戰中取勝并進而統一臺灣，然而自嘉慶朝開始，水師素質便出現大幅下滑，漸漸淪落為內河和近海巡邏治安部隊，完全喪失了當初在海上叱咤風云的雄姿。

鎖國政策并非源于清代，從明代中朝起，朝廷就明令禁海。清代只是出于防范鄭成功等原因，延續和強化了這一政策，與此同時，為了利于水師巡查，國家還對民船的航速桅高等加以控制。它們客觀上阻礙了海軍技術的更新和進步，在中日露梁海戰后的兩百年時間里，水師不僅沒有發展，甚至連過去的規模也沒能保持下來。

當中國海軍不進則退，從一流海軍的行列中退出時，世界海軍的發展速度和步伐卻陡然加快。進入十九世紀，伴隨著工業革命的浪潮，西方海軍的軍艦性能較之以往有了質的飛躍，木制艦帆漸為蒸汽鐵艦所代替，這使得歐洲各國得以率先告別槳帆時代，跨入了蒸汽裝甲艦時代。

清道光十九年，即公元1839年，英軍從海上入侵中國，挑起第一次鴉片戰爭。此時的英國是世界第一海上強國，英國海軍投入此次戰爭中的部分軍艦即為當時最先進的蒸汽裝甲艦，英艦上裝備的艦炮威力猛，射程遠，最多一艘的裝有七十四門火炮，有效射程為一千至兩千米。清軍水師的巡海戰船卻多為質量低劣的單桅小船，“薄板舊釘，遇擊即破”，火力方面也很差，一般戰船僅有兩至四門火炮，且炮彈基本是實心彈丸，威力有限。在交戰中，清軍水師戰船雖曾多次命中英艦，但始終未能擊沉敵方任何一艘正規軍艦。

中國毫不意外地戰敗了，它本身具有雙重作用，一方面，英軍憑借船堅炮利轟開了中國閉關鎖國的大門，給中國社會造成巨大震動，被當時的國人稱之為“三千年未有之禍”，或“古今一大變局”，另一方面，中國人從此知道了何為近代海軍以及本國海軍與世界先進水平的差距，如果整個國家能像當年落敗于唐軍的日本那樣，知恥而后勇，得其道而順用之，完全可以變大害為大利，將之作為改革和振興本國海軍的大好契機。

變革需要時間，第一次鴉片戰爭結束后，中國得到了十幾年的機遇期。在這十幾年里，世界范圍內的海軍武器進一步更新換代，木殼軍艦大部分被采用蒸汽動力和螺旋推進器技術的鐵艦所替換，艦上裝備的火炮也由滑膛炮改為射程更遠、精度更高的線膛炮。其間，雖然林則徐、魏源等人提出了“師夷長技以制夷”的口號和主張，并建議仿造西船和創設新式海軍，但國家層面的“師夷”并未能夠付諸行動，可以說毫無作為，一切如舊，本就與西方存在的差距于是更為擴大，十幾年的大好光陰被白白浪費掉了。

浪費歷史所賦予的機遇，勢必要接受懲罰。清咸豐六年，即公元1856年，英法發動第二次鴉片戰爭。第一次鴉片戰爭時，英國海軍的艦隊主要還是由帆艦組成，蒸汽艦僅為其中的一部分，但在這次戰爭中，已經全部換成了清一色的蒸汽艦，帆艦被基本淘汰。

面對敵艦的凌厲攻勢，清軍水師和岸上的陸軍連招架之功都談不上，英法聯軍的艦隊不但可以任意游弋于中國?？冢踔吝€能旁若無人地深入內河。繼第一次鴉片戰爭后，清廷被迫再次與英法俄美等國簽訂城下之盟。經過這次強烈的刺激，朝野上下均大受震動，從恭親王奕訢、文祥等中央的掌權者，到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等握有實權的地方實力派，都決意發動洋務運動，林則徐、魏源的“師夷”思想這才得以從理論走向實踐。

歷史再次慷慨地給予了中國發展海軍的機遇和時間，這次更長，長達三十年！值得慶幸的是，決策者們也順應歷史潮流，基本抓住了這一機遇，而沒有出現以往那樣讓人捶胸頓足、嘆息不已的情況。經過積極努力，1871年，中國近代第一支海軍閩浙水師（即福建海軍）成立，以后又建立了北洋海軍、南洋海軍。至1884年，初步建成的三洋海軍共有艦只四十三艘，總噸位四萬兩千多噸，按噸位來說，與歐洲國家相比，已處于中上水平。

問題在于，新的三十年不光有機遇，還有挑戰。1884年8月，福建海軍在福建馬尾港遭到法國遠東艦隊的襲擊。法國的海軍力量僅次于英國，參戰的裝甲巡洋艦“凱旋”即有四千噸，其它艦船也多在兩千至三千噸級。福建海軍的實力雖列于三洋海軍之首，但大多是小型炮艦，連旗艦“揚武”都不到兩千噸。

馬尾一戰，福建海軍全軍覆滅，這對中國既有的海軍發展模式提出了嚴重警告。就當時的現狀來看，三洋海軍皆自成系統，指揮不能統一，易于被敵國各個擊破，單個分開來力量更加虛弱：北洋海軍尚不及福建海軍，僅擁有旗艦“超勇”和姊妹艦“揚威”兩艘快船，亦僅一千三百多噸，而且是外包鋼板的木質結構，防御能力非常弱；南洋海軍比北洋情況稍好一些，但也強不了多少，同樣不能指望它在對外防御中起多大作用。

面對這一局面，中央政府吸取教訓，決定收回海軍的統一指揮權，遂于1885年10月設立海軍衙門。海軍衙門成立后，實際大權掌握在李鴻章之手，他利用海軍衙門“整頓海防”的名義，優先發展北洋海軍，從而把北洋海軍的建設推向了最高峰。

從1885年至1888年，四年間，北洋海軍共添置新艦艇十四艘，這些艦艇除少數自造外，多數購置于英德兩國，其中包括兩艘鐵甲艦、五艘快船、一艘魚雷艇，這使得北洋海軍無論在數量上還是裝備質量上都有所提高。至1889年9月，北洋艦隊正式成軍，此時已擁有大小艦艇近五十艘，總噸位約五萬噸，其實力居于遠東之首，為各國所刮目相看。

這個時期中國海軍所遭遇到的挑戰者，不光有西方列強，還有東鄰日本。前者雖然早已存在，但隨著時間推移，染指遠東的各國列強在相互角逐中已逐漸形成制衡，后者開始成為中國最主要的威脅。

三十年的發展機會對于東亞所有國家來說都是平等的。十九世紀六十年代后期，利用遠東相對穩定的狀態，日本搞起明治維新，并且也學習西方，著手發展近代海軍，中日兩國無形之中等于展開了軍備競賽。

頭二十年，中國領先于日本。至北洋艦隊成軍時，日本只有十七艘軍艦，能夠作戰的兩千噸級以上軍艦僅五艘，總共不足一萬五千噸，而且其中三艘還比較陳舊，速度遲緩。北洋艦隊則擁有兩千噸級以上軍艦七艘，共兩萬七千多噸，差不多是日本的兩倍，特別是“定遠”、“鎮遠”兩艘七千噸級的鐵甲艦，為日本海軍所未有，日本人畏之“甚于虎豹”。

在已將對手甩下老大一截的情況下，中國軍政界出現了明顯的虛驕心態。李鴻章在海軍經費的使用上遭到各方攻擊和掣肘，許多人都認為北洋海軍聲勢已壯，可以高枕無憂，無須再進行投入，他們指責李鴻章繼續購買鐵甲艦的建議過于糜費，幾使“東南巨款悉數投擲外洋”。

相比槳帆時代，蒸汽裝甲艦時代的投入確實驚人，而且呈現出逐年猛漲之勢。1861年，中國即使要購買一整個小艦隊，也只需花費一百五十萬兩白銀，而到八十年代，這筆錢拿來買艘鐵甲艦都不夠——僅僅一艘七千三百噸級的鐵甲艦，費用便高達一百八十多兩！

北洋艦隊的兩艘鐵甲艦再加上新式快船“濟遠”，代價是四百萬兩白銀，這筆經費國家拿不出，是臨時多方籌措出來的，籌措渠道除了海防經費外，還有輪船招商局所償的貸款、皖南鹽商的捐款等。

中日原本都缺乏資本原始積累，發展近代海軍確實困難重重，但再困難，只要有決心有魄力，總能想出辦法。日本就是這樣，為了擴建海軍，日本政府發行了巨額公債，天皇睦仁甚至節省宮中費用，撥內帑以為造艦經費。1888年以后，日本平均每年增加兩艘新艦，日本海軍還以打敗“定遠”、“鎮遠”為目標，專門訂制了四千噸級鐵甲艦“橋立”、“松島”、“嚴島”，號稱“三景艦”，三艦的艦炮口徑、艦速都超過了“定遠”、“鎮遠”。

中國完全相反，北洋艦隊成軍后，中央政府即決定停止添置新艦，而且不許艦上更新裝備。總理海軍事務的醇親王奕譞為了討好慈禧太后，趁機挪用海軍經費大修頤和園，據不完全統計，這筆款項起碼在兩千萬兩以上，如果用來買“定遠”這樣的鐵甲艦，可以買十一艘，用來買“致遠”這樣的新式快船，可以買二十四艘！

外界恐怕打破腦袋也想不通，為什么北洋艦隊成軍之日，竟成其停止發展之時。1888年后，北洋海軍既未添置一艘新艦，又沒更新一門火炮，就是彈藥也不合格。在后來的海戰中，敵方軍艦多艘中彈累累，甚至有炮彈穿過鐵甲而落入機器艙的，但卻沒有一艘爆炸沉沒，可見北洋海軍的彈藥之劣已到了怎樣不堪的程度。

在大限即將到來的后十年，中日海軍猶如寓言龜兔賽跑中的兩個主角，一個中途呼呼大睡，失去了本已掌握在手中的大好優勢，另一個則在持久不懈的逆襲中得以后來居上，全面反超。

1894年爆發的甲午戰爭，是世界近代史上一場典型的“海軍制勝”戰爭，也是對中日三十年機遇期成果的最好檢驗。北洋艦隊在戰爭中初受挫于豐島，再遭創于黃海，最終全軍覆滅于威海劉公島，從而徹底鑄成了中國在甲午戰爭中的大敗局。

甲午之敗給國人心理造成了極大震憾。自第一次鴉片戰爭以來，中國雖然在海上幾乎逢戰必敗，但對手都是英法等歐洲海軍強國，日本即便被視為假想敵，在當時人們心目中也仍然是“蕞爾小邦”，有幾個人設想過有一天也會慘敗在它的手下呢？

遙想戰前，稱冠東亞的北洋海軍駐兵劉公島，舳艫相接，旌旗蔽空，看上去何等興盛，不料轉眼間檣櫓灰飛煙滅，只留下“故壘蕭殺大樹凋，高衙依舊俯寒潮”的凄慘景象。這一結果表明，中國在此前的三十年里其實并未能夠真正抓住機遇，許多有識之士曾為創建海軍所付出的巨大辛勞和努力，至此也完全付諸東流。

甲午戰后，中央政府雖有重整海軍之念，但據估計，僅啟動經費就需一千八百萬兩，常年經費還要兩百萬兩。當然，若拿這筆巨款與甲午賠款相比，尚不及后者的一個零頭，如果朝野上下都有臥薪嘗膽的決心，也不是不能辦到，所以關鍵不是這個，而是中國在屢次錯過百年難逢的歷史機遇之后，發展海軍的大好環境和條件已經一去不復返了！

1897至1898年，列強掀起瓜分中國軍港的狂潮，中國沿海的重要港灣被侵占殆盡，已經找不到一個海軍停泊的基地，在這種情況下，又何談重建海軍？1900年，八國聯軍進犯京津，中國剛剛從海外購得的六艘艦艇遭到聯軍劫掠，更使重建海軍的進程雪上加霜。

當中國海軍的重建基本處于停滯狀態的時候，列強海軍卻進步神速，軍艦的數量和噸位都在成倍增加。作為甲午戰爭的勝利者，中國的宿敵日本以“稱霸東洋”為目標，從中國索取的數億元賠款被他們大部分用于擴充軍備和發展海軍，截止1900年，按照艦隊規模和總噸位，日本已居于世界第六，僅次于英、法、俄、美、德。1904年，日本聯合艦隊在對馬海戰中將排名第三位的俄國太平洋艦隊打到落花流水，日本海軍也憑借此役從第二陣營躍入第一陣營，成為太平洋上的海軍強國。

直到1909年，受益于預備立憲等政治改革運動，清政府才正視海軍停滯的現狀，做出重新興復海軍的決定。當年2月，中央政府設立籌辦海軍事務處，并制定了海軍發展七年規劃，按照規劃，從1909年到1915年，國家將以七年為限，添造頭等戰艦八艘，各等巡洋艦二十余艘。

“七年規劃”實施不久，就中斷在了武昌起義的槍聲之中，但其實就算武昌起義不發生，限于內外形勢的變化及各種條件的制約，“七年規劃”也不可能實現。

對一個國家來說，歷史機遇并不常有。從第一次鴉片戰爭開始，中國曾先后兩次得到發展海軍和把海軍搞上去的機會，但不是失之交臂，就是沒有真正抓住，及至機遇喪失再想去追逐，已經是望塵莫及，悔之晚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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