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沿拓展：

今年的4月8日，美國著名未來學家約翰·奈斯比特（John Naisbitt）去世，度過了傳奇的一生。1982年，他的第一部作品《大趨勢》一經問世即引發廣泛關注，如今已經在57個國家出版。他還曾在肯尼迪總統任期內被聘為助理教育專員，年近不惑之時又離開政界創辦“城市研究公司”，專注于預測和洞察世界發展的動向，并被埃森哲評選為全球50位管理大師之一。除此之外，他還擔任美國、中國、俄羅斯等多所大學的學術顧問和重要訪問學者。

約翰·奈斯比特（ 1929年1月15日-2021年4月8日），是世界著名的未來學家。1963年，約翰·奈斯比特被肯尼迪總統任命為教育部助理部長，還曾任約翰遜總統的特別助理。主要代表著作《大趨勢》，與威廉·懷特的《組織的人》、阿爾文·托夫勒的《未來的沖擊》并稱“能夠準確把握時代發展脈搏”的三大巨著?！洞筅厔荨芬粫谌蚬蹭N售了1400多萬冊。

足跡橫跨政、商、學界并都收獲了相當的成功，奈斯比特的經歷在某種程度上說明了“未來學家”（futurologist）這個群體曾經的炙手可熱。自20世紀早期始，這群腦洞奇崛的人們“降臨”在一個宗教與巫術被祛魅的時代，以一個個振聾發聵的未來預言化身現代的先知。他們中的許多名字如雷貫耳：奈斯比特、阿爾文·托夫勒、凱文·凱利、理查德·巴克敏斯特·富勒……而他們提出的諸如“第三次浪潮”、“數字化生存”、“地球村”、“大趨勢”等潮流概念，更是成為時代的一個個界碑。

之所以稱其為界碑，是因為如果在如今的社會翻看他們中很多人的作品，我們更會覺得在看歷史書，而不是什么未來學的作品。畢竟，對于Z世代的年輕人來說，“數字化生存”仿佛是出生就注定的命運，并無什么新奇之處。這是一個連《黑鏡》的口碑都會逐步掉落神壇的時代：科技進步的速度已經無限逼近人類想象力的閾值，高速更新迭代的社會讓一切所謂對未來的預測，仿佛都只像是對現實的描摹。除了感嘆時代變化得實在太快，我們難以苛求這些幾十年前做出預測的未來學家們。

著名科幻小說家、曾寫作《神經漫游者》的作家威廉·吉布森曾講過這么一句話：“未來已來，只是尚未流行”。這句話被在中國大火的未來學者凱文·凱利奉為圭臬，也可以用來形容當初未來學家們的事業。時至今日，虛擬現實、人工智能、大數據的發展方興未艾，“未來”不僅已來，似乎也已經開始流行，我們又該如何看待未來學家在時代中的位置？那些曾經圍繞未來學者們的爭議與批駁，又是否依舊持續？這期讀刊向大家分享與這些議題相關的有趣觀點。

撰文丨劉亞光

現代先知：捕捉未來的“信號”

生前，奈斯比特曾與中國結下過不解之緣。1996年，中國領導人曾于北京會見奈斯比特，與他交流與中國相關的許多大問題。在創辦自己的“城市研究公司”后，奈斯比特還在中國的天津市設立了一個中國研究院，并于2009年專門以中國為重心寫作了《大趨勢》的后續《中國大趨勢》。2013年，奈斯比特獲得中國政府頒發的友誼獎。

左圖為約翰·奈斯比特的英文版《大趨勢》，右圖為新華出版社1984年出版的譯本。

事實上，正在經歷朝氣蓬勃改革的中國，一時間吸引不少類似的專家到訪。未來學家天生與“前進”、“前沿”掛鉤的氣質，與改革開放的精神不謀而合，雙方可謂一拍而合。雖然未來學家們正式登上歷史舞臺一般被認為是在20世紀20年代左右，但作為某種思想先聲的“未來主義”則出現于更早的時代，19世紀英國教會將其作為一種神學學說提出，并在20世紀早期由思想界、藝術界發揚光大。他們認為過去并不如未來重要，“時代不斷向前”的價值觀，烙印在未來學家精神氣質的深處。

20世紀40年代，德國社會學家弗萊希泰姆（Ossip K. Flechtheim）曾被一些學者認為是現代未來學的創始人，他用模型來預測社會發展走勢的思想特點，也被后續許多未來學者所繼承。不過，在更早的1921年，由凱根·保羅（Kegan Paul）等編寫的《今日與明天》（To-day and To-morrow）在某種程度上就已經勾勒了未來學的輪廓。未來學初具輪廓的主要特點，是人們對未來的暢想雖然依舊充滿著天馬行空的色彩，但逐步從對神秘敘事的依賴回歸科學話語。

這套書記載了許多當時的學者關于未來的精彩暢想。例如，作者之一的遺傳學家霍爾丹就直接預言能源危機的到來，提出太陽能將在未來的能源政策中發揮至關重要的作用。此外，他還在那個年代就預言了基因編輯技術。

Conservative的一篇專欄文章也記載了散見于20世紀早期的許多有趣的未來學預言，例如一名叫伯納爾（Bernal）的作者在作品中非常詳細地描述了一些人造器官的設計過程，包括能用于“看到”無線電和X射線的眼睛、能聽到超聲波的人造耳朵。除此之外，伯納爾還用一個思想實驗闡明了類似希拉里·普特南提出的“缸中之腦”的思想，認為人類的意識有可能脫離身體活動。

可見，早期的未來學者中的許多人其實更接近發明家。他們的思考重點聚焦于某些超前的具體技術，構想的細節也比較豐滿，這和后來名聲大噪的許多未來學者也判然有別。因此亦有中文媒體將未來學者按照思考重點的不同，劃分為狹義的未來學者與廣義未來學者兩種。相對于前者，后者對于未來的預測不僅更為天馬行空，而且往往在格局上十分宏觀，從具體的技術設計直接上升到對社會結構、文明進程的論斷。

電影《水晶美人》（1943）劇照。未來學家并非是一個新興職業。在科技還未發達的年代，很多人相信，那些有特殊能力的人士能夠透過水晶球或塔羅牌來預測將要發生的事情。

EDUCAUSE雜志的一篇由當代未來學研究機構撰寫的文章曾列舉“像未來學家一樣思考”的5步指南，其中很關鍵的一步被命名為“專注于信號（signal）”。所謂信號是潛藏在紛亂瑣碎事實下的潮流——套用奈斯比特著作的名字，某種“大趨勢”。比如1995年eBay的出現看似只是一款新的交易平臺產品問世，而在未來學者眼中，這背后的“信號”則是“在線聲譽成為新的社交貨幣”。如果說現象的變革局限在某一個領域，商業或是教育，那么信號的變革則可能意味著社會關系的全面重塑。文章寫道：“這不僅是交易工具的變化，也是人與人之間關系的根本變革。從小我們被告知不要和陌生人一起上車，而現在，我們與完全陌生的人一同進入Uber則完全不會三思而后行”。

這批未來學者這種透過現象看本質的思路，加之對未來社會進行總體預測的偏好，使得他們的言說中常常充滿了高度概括性的隱喻。在阿爾文·托夫勒那里這個隱喻是“浪潮”，他認為在“第二次浪潮”席卷而來時，人們的勞動因時間的標準化而趨于一致，工業和商業走向集中，核心家庭逐步分解，社會生活的每一個方面都會被波及，任何單一具象的詞匯仿佛都難以比浪潮更好地概括這樣的變化。而在被許多媒介學者也當作未來學者一員的馬歇爾·麥克盧漢那里，這個隱喻則是“地球村”，這個因電子媒介的發展而讓人類實現縱橫寰宇的信息共享與充分溝通的美夢，已經基本成為現實。

在現今的未來學家中，凱文·凱利可能也是最擅長使用隱喻概念的人之一。在《必然》一書中，這位《連線》雜志的創辦人一口氣提出了12個預測未來的濃縮關鍵詞，他用“形成”（becoming）形容科技永無止境的變化，用“重混”（remixing）形容一切事物都具有重新拆分并重組的可能。每一個詞都難以對應一個具體的所指，但又都能找到其所指。不得不說，這確實有一些“先知”的氣質。這些似是而非的預測常常令人不明覺厲，但又很難挑出毛病，時不時也確實能精準命中未來的具體走勢。

電影《安德的游戲》（2013）劇照。

“江湖騙子”：預測未來是一門生意？

隱喻，或者說語言的威力是巨大的，它設定了我們思考世界的框架，而關于未來的隱喻則形塑著我們有關未來的行動選擇。未來學者Sohail Inayatullah就認為，在對未來進行分析的思考框架中，“神話”和“隱喻”是整個框架的基石，有時候，唯有質疑基礎性的隱喻本身，“我們才能想象另一個未來”。RSA的一篇寫于2020年的專欄文章以疫情期間的“軍事”隱喻對這一觀點進行了評述，作者認為，當我們選擇更多將病毒形容為軍事上的敵人時，我們會在未來的行動中更注重政府的動員、民眾的服從與執行力。而當我們“使用植根于生態學的隱喻來代替戰爭隱喻”，則可能更將病毒的出現視為一個“自然與文化的諸多方面面臨失衡”的信號，從而在未來的行動中更多注重諸如對森林砍伐、氣候變化問題的遏制。

在商業領域，未來學家們提出的隱喻同樣具有強大的力量。凱文·凱利在《必然》中提出的12個關鍵詞中還包括“共享”（sharing），如今這個概念已經深入人心，形形色色的共享經濟形式幾乎組成了我們生活的基礎設施。然而近年來亦有許多學者已經指出這一隱喻的欺騙性，在網約車等典型的冠以“共享經濟”之名的行業中，平臺資本主義借助“共享”的隱喻讓勞動者和消費者認為自己是在與資本平等分享各種便利，然而平臺依然擁有著絕對的主動權，攫取著超額的利潤。

《必然》，[美]凱文·凱利著，譯言·東西文庫，電子工業出版社 2016年1月。

隱喻的這般魔力讓未來學者們常常能名利雙收，據說麥克盧漢在聲名鵲起的年代成為電視上家喻戶曉的明星，讓傅拉瑟等同時代媒介學者甚至不得不特地給自己的理論重新更換說法以避開與他相似的部分。這些未來隱喻具有的魔力，讓未來學者因此也常常與商業走得很近。

與商業的親緣關系也常常成為人們批駁未來學家的靶子，畢竟，用這些玄妙的隱喻來做巡回演講，看起來十分像一些拼命炒作概念的創業公司的套路。2016年就曾有一篇名為《洋忽悠凱文·凱利中國瘋狂走穴》的文章引發關注，刺猬公社公眾號也刊登了互聯網研究者方興東對凱文·凱利的批駁。文章指出，相較于麥克盧漢、喬布斯，凱文·凱利的思想從未真正在硅谷引發革命性的影響，所以他在硅谷其實被邊緣化，卻因為恰好迎合了互聯網在中國初創時期的熱潮而被馬化騰等中國商界領袖追捧。凱文·凱利頗負盛名的《失控》強調了社交網絡的巨大潛力，互聯網企業將未來學對“更新換代”的歌頌作為精神氣質進行自我標榜，聯手打造了凱文·凱利與其《失控》的神話。耐人尋味的是，在一篇《Tech in Asia》的專題訪談中，凱文·凱利確實承認自己的《失控》在中國的粉絲“一定比美國多得多”。

《失控》，[美] 凱文·凱利著，譯言·東西文庫｜新星出版社2011年版。

更尷尬的是，如果未來學家讓大家付出了時間、金錢聽自己宣講神秘的概念,卻又讓大家的期待落空，則更是難逃“江湖騙子”的罵名。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雖然做出了很多成功的預測，但他沒說對的事情同樣很多，比如人們最終會拋棄城市生活的方式。而早在2002年，大名鼎鼎的社會學者曼紐爾·卡斯特就在《紐約時報》的一篇文章中批評未來學者：“我不相信未來學有任何科學基礎”，在他看來，未來學只不過是“商業炒作與時髦社會學的混合體”，預測未來純靠運氣。

《第三次浪潮》，[美]阿爾文·托夫勒著，中信出版集團 2018年7月版。

這篇文章還記載了一個耐人尋味的故事。1998年，肯尼·赫希霍恩（Kenny Hirschhorn）在摩托羅拉公司工作17年之后辭職了，年輕的英國手機公司Orange PLC給肯尼提供了一份“未來學”的工作,負責對公司整體的戰略方向進行創新性的預測。退休后，肯尼曾向媒體表示，他的工作無法被量化，因為“夢想的愿景永遠不會被量化”，同時，他也不對任何具體的發展方針進行價值判斷，因為他只專注于那些可能被埋沒的、另類的技術可能性。一家公司是否應該聘請未來學家？許多企業家和學者都曾爭論不休,大家的擔憂確實有幾分道理，畢竟，講一個有關未來的故事很迷人，但確實很難驗證，請來的是騙子還是先知，誰也說不準。

英劇《黑鏡》劇照。

樂觀年代：期待未來學家，是因為期待未來

在2021年談論未來，“后疫情時代”是繞不開的關鍵詞。在去年疫情兇猛時，當代的一些未來學家們同樣沒有閑著，紛紛對疫情結束后的世界出謀劃策。其中不乏一些有趣的預測，例如未來學家Shara Evans就在去年接受訪談時提出了“黑天鵝場景規劃師”和“隱私保護人”兩個新職業崛起的可能性。前者指的是企業或政府聘用專人對大規模的不確定事件進行底層應對方案的設計，應對范圍包括諸如病毒大流行、大型天文災害等。至于后者，Evan認為，疫情防控融入日常使得人們隱私的邊界將不斷萎縮，隨著世界各國對新冠病毒傳播擴散路徑的監控逐步完善，公民隱私被監視的風險需要被更為系統的保護。除此之外，Evans還提出了使用專業工具對房產進行遠程資產檢查的“虛擬現實房地產專家”、給個人定制個性化免疫增強服務的“免疫顧問”等職業興起的可能。

未來學家Shara Evans。

不過另外的一些未來學家的預測多少會讓人有些失望，比如有未來學者預測在線辦公配套服務的興起，給人一種你鄰居家稍有生活閱歷的老大爺都能預測到的感覺。這種面對未來學家預測的乏味感也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未來學家在當下的處境。學者Jenny Anderson在研究未來學家的專著《The Future of the World》中就指出，未來學家在當代發生了一次轉型，未來學對未來的預測逐漸從充滿激進與夢幻色彩的個人暢想變為由計算機主導的系統工程，它用復雜而精密的計算機模型褪去了夢想的恢弘，同時也回到了一些具體的技術方向的預測中。

Medium雜志的一篇文章同樣提到了類似的觀點，同時指出，這背后反映了更深刻的時代情緒。作者認為，上世紀中后期、尤其是世紀之交時的未來學者普遍具有極為強大的樂觀主義情緒，他們更多將技術視為解決方案。前文提到的伯納爾曾描繪過通過增強人類智能實現“無線感覺傳遞”的機制，認為藉此人們可以搭建全球范圍的“思維蜂巢”，讓人們的智慧能夠隨時互通。美國的天才未來學者理查德·巴克敏斯特·富勒更是在《關鍵路徑》中提出了“地球鏡”的設想，通過制造一個能讓人隨時觀測地球表面各地數據的儀器實現人心理視野的拓展，他認為，人類會在地球鏡的啟迪下自然地用“全球主義”的視角看待世界和自我，“自然而然地消除民族主義思想”。如此信仰著人與人之間能心意相通，不能不說是一種近乎奢望的樂觀。反觀當下，人們對未來的想象常常充滿著小行星碰撞、海嘯、氣候變化、基因危機等風險和威脅，技術從解決方案，變成某種焦慮的來源。

《關鍵路徑》，[美]理查德·巴克敏斯特·富勒著，理想國｜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20年10月。

這或許也能解釋Anderson提到的未來學轉型。在書中，Anderson曾提到，上世紀末的許多未來學組織十分青睞劇變后的東歐國家，而他們同樣也對未來學的進駐抱持歡迎的態度。Anderson認為，這些國家“重起爐灶”的境遇在未來學的視野里意味著可塑性，新生、未來，這些在未來學看來永遠是大展宏圖的契機。或許，在一個經受過疫情沖擊的世界，日漸不穩定的文明與自然讓未來學也無暇顧及暢想宏偉的藍圖，而逐漸將想象力收束到具體問題的應對。

與之相對的，是“爺青回”的刷屏，“復古風”的崛起，在現在的人們心中，對過去的興趣似乎比未來濃厚的多。Conservative的一篇文章甚至指出，我們如今的許多“未來技術”，反倒是用來保存過去——它們帶來了更先進的檔案館和博物館。某種意義上，奈斯比特的離去，帶走的也是曾經于世紀之交涌現的那份對新千年的樂觀憧憬，那股洋溢于上世紀的“前進”的沖動。這或許也是一種更為務實的選擇，未來學收斂鋒芒，收起想象的激越，但也收起了空想的不切實際。

未來學家對后疫情時代平淡的預測讓我毫無關聯地想起了第一次觀看賈樟柯的電影《天注定》時的感受——那是一部以四個真實新聞事件為藍本改編的電影。當現實遠比劇本魔幻,電影如何自處？這可能是電影在當下面臨的挑戰。從某種程度上，未來學家在當下遭遇的挑戰十分類似：當現實比科幻更科幻，我們還能期待他們給出怎樣奇崛的想象？

電影《天注定》劇照。

不過，更大的挑戰還是來自于我們對自己、對人本身的信心。未來學者依舊是重要的，對他們的期待猶存，意味著我們依舊相信未來而非沉湎于過去。而從一個更長遠的尺度上看，對看似天馬行空，但具有顛覆性的情境的思考，可能終究有一天會幫助我們應對文明的僵局。面對疫情帶來未來的高度不確定性，真正的危機永遠來自于想象力的喪失。

參考鏈接：

https://www.bbc.com/ukchina/simp/uk_life/2010/12/101224_life_futurology_trick

http://www.caiep.net/forum/content.php?id=64964

https://zh.m.wikipedia.org/wiki/%E7%BA%A6%E7%BF%B0%C2%B7%E5%A5%88%E6%96%AF%E6%AF%94%E7%89%B9

https://www.personneltoday.com/hr/futurology-check-out-the-small-print/

https://www.abc.net.au/news/2020-04-19/the-role-of-a-futurist-amidst-a-coronavirus-pandemic/12159952

https://www.ispo.com/en/trends/futurologist-horx-corona-changes-megatrends

https://digitalfuturist.medium.com/futurology-predicting-todays-world-a-century-ago-bc6563cef627

https://theconversation.com/futurology-how-a-group-of-visionaries-looked-beyond-the-possible-a-century-ago-and-predicted-todays-world-118134

https://www.techinasia.com/talk/wired-co-founder-china-future-unique-connection-asia

https://er.educause.edu/articles/2019/3/five-principles-for-thinking-like-a-futurist

https://www.spiegel.de/international/world/interview-with-john-and-doris-naisbitt-china-is-a-country-without-an-ideology-a-675615.html

作者 | 劉亞光

編輯 | 李永博；王青

校對 | 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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