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爾頓燃氣灶維修點在大連(朗諾燃氣灶大連維修點)

發布日期：2022-09-16 11:39:04 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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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翰笙(1897~2004)，中國著名的農村經濟學家，社會學家，歷史學家，社會活動家。上世紀30年代，中國農村經濟研究會創始人。20年芝加哥大學碩士，24年柏林大學博士，46年華盛頓州立大學特約教授。1925年國民黨員，介紹人李大釗。1935年的中共黨員，介紹人王明和康生。他更是一代情報大師，佐爾格領導的佐爾格小組(上海&東京)中的二號人物。二戰中日本首相近衛的私人顧問尾崎秀實就是經其介紹加入了拉姆扎小組（左爾格東京小組）。

陳翰笙時任國立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社會組主任。但在開展秘密工作時便化名王如卿，偽裝身份是新加坡商人。以至于后來佐爾格在東京被捕后寫的經歷中，對陳翰笙的工作還是推崇有加。他說：“在上海，我主要是和王（即陳翰笙）一起工作，只有在例外的情況才找其他成員。王把各種不同來源的資料和情報帶來，我們便一道討論。如果交來的情報和資料有必須加以說明或是補充報告的，便由他和我一起同提供者談。我有關于情報收集的指令和要求則通過他轉達。”

1931和1932年整整二年，佐爾格的中國小組每周總有一個下午在上海的霞飛路1464號（現淮海中路1676號，目前是美體造型咖啡體驗店） 一位叫魯特.維爾納的德國女士家中開會。據維爾納女士在她晚年所著《諜海憶舊》中回憶，當時來開會的幾個人中總有佐爾格和陳翰笙。蘇聯紅軍四局共產國際情報處和國際聯絡處的佐爾格奉命到上海建立情報網，大致可分為兩類：一是國際組，一是中國組。中國共產黨還應共產國際之邀，派遣了一批自己的黨員充實情報隊伍，以協助其工作。

國際組包括軍事顧問、愛沙尼亞人保爾·里姆；無線電報務員、德國人馬克斯·克勞森（約生于1899年，是德國漢堡一個店員的兒子，1917年入伍擔任德軍無線電報員，后加入德共，到蘇聯接受訓練，成為總參謀部四局的成員。1928年10月，從漢堡乘坐火車經西伯利亞到達哈爾濱，然后到大連乘船來到上海。一天，他來到匯中飯店（今和平飯店南樓），左手拿著一份《字林西報》，右手持煙斗，與一個名叫吉姆的人接上了頭。后來他擔任左爾格的報務員，租賃了當時法租界的一個單元房屋。為遮人耳目，克勞森像其他外國人一樣，搞些賺錢的買賣，他在所住的虹口開了一個帶車庫的摩托車行。克勞森設計和組裝發報機，建立了電臺。在左爾格的撮合下，克勞森與住在同一樓的芬蘭女郎安娜結婚了，安娜是上海一家醫院的護士。后來，克勞森奉命隨左爾格前往日本繼續情報生涯，并成為二戰情報戰中的著名人物。）；攝影師、波蘭人約翰，稱為格里沙；電報譯碼員、愛沙尼亞人克爾曼；聯絡員、德國人魯特.維爾納(女，德國經濟史學大師于爾根·庫欽斯基的胞妹，共產國際功勛女間諜，世界著名作家。出版情報史文獻級回憶錄《索尼婭的報告》，我國譯名《諜海憶舊》）等。維爾納在法租界的家一直是左爾格與特科的合作人聚會、交換情報的隱蔽場所。1933年進入蘇區任軍事顧問的德國人奧托·布勞恩(中國名李德)就是屬于這個顧問組的。

佐爾格小組活動據點之一，匯中飯店（今和平飯店南樓）

中國組包括方文，左爾格在《獄中手記》提到的，在上海時一起工作的“王君”，即方文，又名張放、劉進中，是左爾格和史沫特萊去廣州時經董秋斯介紹認識的第一個中國得力助手。燕京大學畢業，中共黨員。時任廣州東山美國教會女子中學語文教師。隨后，他把進步學生柳憶遙、肖炳實也發展為小組骨干。因他們精通英語，平時在小組里做中譯英工作。方文夫人魯絲也是小組成員，后來協助丈夫去南京建立新的情報網。

中共情報界傳奇女性，隱埋至今導師級間諜吳仙青(女)，時年29歲。1928年至1930年在莫斯科東方大學深造時，就參加了共產國際的工作。她受總參四部別爾津將軍的青睞，曾在莫斯科接受過正規特工訓練。她組織能力極強，參加小組不久，便在華東、華南建立起20多個網點，并發展了沙文漢(解放后任浙江省省長)、陳修良(沙文漢妻子，曾任南京市委組織部長、市委常委、上海市委基層工作委員會副書記、上海市委組織部副部長、浙江省委宣傳代部長)、沙文威(解放后任全國政協副秘書長)等人入黨。中共情報界許多老一輩都尊稱吳仙青為“巾幗英雄”、“遠東第一諜”。

蔡叔厚，早年是共產黨人，留日學生(機電專業)。1928年秋，中央決定在上海設立黨的秘密電臺。周恩來把任務交給特科的李強，并調蔡叔厚協助他。時過一年半載，1929年夏，黨的第一個電波便從法租界蔡叔厚寓所傳出。周恩來聞訊后仍決定，將第一臺無線電設備送往江西根據地，從此溝通了上海黨中央和蘇區的無線電通信聯系。1932年，蔡叔厚被左爾格看中，也成為一名紅色國際特工。截止到1932年8月，左爾格在中國的情報網包括上述國際組和中國組，已發展到近百人，其間還向蘇聯保送了一大批青年學生學習情報技術。

1933年秋，劉思慕回國，在上海得到友人介紹，進入共產國際遠東情報局從事地下革命工作，先后在上海、武漢、南京打入國民政府的機關，搜集情報，譯成英文，提供給第三國際情報局和中共有關部門。 1935年４月后，因交通員被捕叛變，劉被特務追捕。但他早已和家人離開武漢，奔逃于上海（曾在吳景崧家中住過一天）、蘇、魯、晉各省之間，最后到了泰山，得到一位在馮玉祥部下任職的朋友向馮伸說，才得到馮玉祥的掩護，于1936年春逃往日本。

佐爾格情報小組核心成員名單

共產國際遠東情報局“佐爾格情報系統”負責人：佐爾格（蘇聯）

情報系統中國助手：吳仙青（女）

聯絡員：蔡叔厚張文秋（女，毛澤東的親家母）老常同志

情報收集組：張文秋吳照高

譯報組：方文柳憶遙肖炳實陸海防

華南站：董秋斯蔡步虛（女）

南京站：方文魯絲（女）

北平站：張永興于毅夫張樹棣

武漢站：劉思慕(燧元) 、黃維佑(君玨)、曾菀、陳紹韓、關允南、汪默清、胡克林、俞瑞允、蔣俊瑜

諜報員：約翰（波蘭）

報務員：塞帕.魏騰加爾（德國）馬克思.克勞森（德國）

情報員：克拉斯.塞爾曼（愛沙尼亞）柳芭.伊凡諾夫（蘇聯）安娜烏爾蘇拉.漢布爾格（德國）尾崎秀實（日本）

方文（即王君，中國）常同志（中國）

張文秋（1903-2002），又名張一萍，另有李麗娟、陳孟君、羨飛、秋萍等。1903年12月出生于湖北省京山縣孫橋鎮青樹嶺村謝家灣。她1919年參加了“五四”運動，1922年參加了湖北女師學潮，1924年3月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1926年1月轉為中共黨員。1929年因叛徒出賣，與丈夫劉謙初（時任中共山東省委書記）相繼被捕，1930年1月由組織營救出獄（劉則于1931年4月英勇就義），嗣抵滬，任中共中央局交通員。1932年2月起，由周恩來親自介紹（委派），進入佐爾格上海小組，即上海國際遠東第四局情報部做國際情報工作，負責搜集和閱讀上海、南京、北平等大城市的報紙，將其中的軍事、政治、經濟、文化和外交等方面的報道分門別類摘錄出來，整理成文字資料，交給佐爾格處理，佐爾格審定之后，譯為密碼或作縮微、化學等技術處理，陸續發往莫斯科。由于工作的出色表現被任命為遠東情報駐華南方站戰長，后第二次重返共產國際情報組織工作時，擔任華爾頓（怪西人案主人公）主要助手，曾任華北站站長。結束共產國際工作后，在江蘇省委組織部、上海浦東區委做機要工作。中共建立政權后，她先后任中國銀行人事室副主任，中國盲人福利會總干事。

她有兩個女兒，劉思齊（劉松林），劉少華（邵華）分別嫁給了毛岸英，毛岸青。

節選張文秋先生回憶錄《踏遍青山》片鴻：

“遠東局的工作人員，大多數都精于情報工作和保密技術。遠東局的任務，則是要了解國民黨的各種情況，及時報告給共產國際，以利于共產國際來領導和幫助中國革命。了解情況的方法，主要有兩種。一種是從各種公開發行的報紙上，搜集國民黨在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等各方面的材料。其中有全國各地的所謂‘匪情’和蔣介石的‘圍剿’部署及他們的作戰的計劃和戰略方針等。在在報紙上搜集到的這種情報，要加以分析研究，作出結論后，編寫成資料，交佐爾格審閱后，再翻譯成英文或俄文，然后由佐爾格譯成密碼并拍攝在微型膠卷上，通過上海與哈爾濱的秘密交通線定期轉送給共產國際。如有特別重要情報，也可以用無線電發報機直接發送。了解情況的另一種方式，則是派人同國民黨上層人物來往，打入敵人的內部，從國民黨高級軍政官員那里，搜集敵人各方面的情報，報告共產國際。我的任務是前一種。

“我每天有看不完的報紙，摘不盡的消息，如：上海每日新聞報、上海申報、民國日報、大公報、北京報、南京日報、大陸報、字林西報、世界周報等，要不斷地考慮各方面發生的新問題。同時，因為用不著與中央蘇區聯絡，我又將原先在聯絡處建立的六個通訊地址，改作國際華南站的通訊地址。如：法租界水果店、仁和酒店；英租界的五州書店、商務印書館；北四川路的培英小學、楊樹浦煤炭店等處。南方幾省送來的情報資料和南方同志們前來洽談的問題，也要由我負責處理后，轉告吳照高或佐爾格。除此之外，我還要與房東和巡捕房應酬，作掩護機關的工作，所以，我的工作特別忙碌，有時，一連好多天都抽不出時間去看孩子，思齊基本上完全由保姆照管。吳照高每天都來檢查我的工作，除了看我編寫的材料外，還要看上的消息與之相對照。有一次，他審查完后對我說：‘你整理的資料和從中得出的結論與建議，對我們的工作大有幫助。’我聽了以后，心里很高興。

“佐爾格也經常到我們這里審閱文件，史沫特萊有時也同他一道來。但她只有在房間里才能和我親切交談。因為保密的關系，不讓別的同志知道。但她每次來我房里，都要問‘小寶貝’思齊的情況，還要我帶來給她看看。她曾同我一道去看過孩子多次，有兩次她把佐爾格也帶去了。我的辦公室除了他們兩人來過外，其他人幾乎都不敢來，偶爾來聯系一下工作，也從不談一句題外的話。大家都自覺地遵守紀律，不是自己應當知道的事，誰也不開口探問，不是分配給自己的工作，誰也不去插手擾亂別人。大家都在默默不語地工作，盡管秘書、翻譯、打字員等工作人員都和我同在二樓，但整個二樓仍然是靜悄悄的，鴉雀無聲，有一種神秘嚴肅的氣氛。

“連我也感到神秘的還是三樓。三樓住著一位蘇聯婦女。她只會俄語和英語，完全不懂中國話。我負責掩護她，并且照顧她的生活，每天早晨，保姆煮好咖啡、牛奶和雞蛋，由吳照高悄悄地給她端上樓去。中餐和晚餐，她就吃買回來的面包、香腸火腿，或者獨自出去吃。她換下來的衣服，也由吳照高裝在一個口袋里拿下來，要我交給保姆送到洗衣店去洗。更使我莫名其妙的是，我的這位假丈夫吳照高，除了與我在一起吃午飯和晚飯外，其余時間整天都和那位蘇聯婦女在一起，晚上也就住在那里不出大門。我不知道他們到底是什么關系，是不是夫妻？他們每天在一起干些什么事。根據組織紀律，我又不能問，但是心里總覺得很奇怪。那位蘇聯婦女偶爾也到我屋里來坐坐，但由于語言不通，我們只能握握手，說聲你好，或者微笑著互相點點頭。我有時也到她那里去看看，但經常遇到的，是她在用外語打電話，有時電話一講就是好半天。甚至一兩個小時。吳照高說：‘那就是她的工作，她在談工作情況！’吳照高沉默了一會，最后對我說：‘我是從蘇聯回來的，她就是我的愛人。我們是在蘇聯相識后結婚的。她不僅會俄文和英文，還會打字和發電報。你摘編的中文資料，就是我和她翻譯后，再由她譯成密碼往上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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