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沿拓展：

環境史研究的直接目的是了解當今環境問題的來龍去脈，透過時間縱深查問病根病史，為理性認識和妥善應對生態危機提供歷史借鑒，其根本任務則是揭示人類系統與自然系統相互影響、彼此因應和協同演變的歷史過程、機制和規律，探尋合理、永續的“生生之道”。

應嘗試建立一種生態學的近代敘事

近代中國，人與自然關系變遷可謂天翻地覆，而無論運用革命史還是現代化范式都主要考察人類系統和社會關系，很少兼顧自然系統和人與自然關系。

我們或應嘗試建立一種生態學的近代敘事、論說方式。它并非否定或取代“革命史”“現代化”范式下的民族、階級、社會、經濟分析，而是要增加一個新的視角（生態系統變遷視角）和維度（人與自然關系維度）。不論在宏觀還是微觀層面，只要選題合理，方法得當，環境考量和生態分析都有可能為解說“革命史”“現代化”問題提供助益。

舉例來說，關于近代中國經濟變遷，除人口、產業、資本、技術、制度等社會性因素外，自然資源、環境條件、生態壓力都是很重要的支撐、塑造或者阻滯、脅迫力量。相信隨著相關研究持續深入，人與自然關系的歷史前置性和基底性都將得到確認。

人們將會發現，近代中華民族不只遭受“三座大山”的殘酷壓迫，而且背負資源匱乏、生態退化的沉重壓力；進而發現，大清王朝走向土崩瓦解，古老中國陷入半封建半殖民地深淵，既是空前未有的社會危機，也是日益深重的生態危機，兩者形成惡性耦合和疊加；人們還將發現，在遼闊山川大地、海陸疆域上發生的幾乎所有近代中國故事——不論民族覺醒、政治革命、經濟變遷還是社會轉型、文明更化、精神重塑……都直接或間接關聯著廣泛而深刻的人與自然關系變化，復雜多樣的自然環境并非寂然不動的僵硬舞臺，許多自然要素和環境問題曾經能動介入、參與了近代歷史故事情節。

環境史研究將著重揭示，近代工業、城市、交通的興起，經濟生產和物質生活的嬗變，以及其他方面的歷史變化，同時伴隨著各種環境條件和生態因素的廣泛重組。

怎樣展開近代環境史研究

近代環境史研究既是為了追溯當今環境問題的近代根源，歷史理性地認識現實生態危機，也是為了重審、重構社會歷史，揭示自然環境如何為近代政治、經濟、社會和文化運動設置舞臺、提供條件和造成限制。

自然環境的基本面貌、生態系統的主要類型及其結構性要素的顯著變化，是近代環境史敘事的基礎內容。氣候、土地、河流湖泊、森林草原、野生動物等各種結構性的生態系統要素，農區、草原、漁場、城市、港口、工廠、礦山等各類生產場所、生活空間的景觀變化，自然營力、人類活動和兩者協同作用造成的水土流失、沙漠擴張、生物入侵、物種減少、能源短缺、環境污染、水旱災害、火災礦難、烈性傳染病……各種生態破壞和環境災害，都有許多需要講述的故事和值得探究的問題。由外國列強通過武力侵略攫取各種特權，瘋狂掠奪和無恥盜取中國寶貴的礦山、森林、珍稀生物和其他自然資源；唯利是圖、貪得無厭的洋人、官僚、買辦資本家和封建地主，都對中國山川大地和萬物生靈犯下了罄竹難書的罪惡；在戰爭、災害、疫病等重重打擊下，近代中國深陷經濟與生態雙重貧困。

近代中國人與自然關系變遷，既具有內生的動力，亦緣于一系列外源性因素的刺激、碰撞和嵌入。從世界范圍看，中國近代正值第一、第二次科技和工業革命時期（從蒸汽機到電氣化）。那時，化石能源逐漸替代生物能源成為驅動社會運行的主要能量基礎；資本家、雇傭工人、新式企業和大機器構成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不斷瓦解并取代小農經濟和家庭手工業；汽車（公路）、火車（鐵路）、輪船（港口）和電燈、電報、電話、電唱機等改變物流、旅行、通訊方式，改變天空、大地、江海景觀，甚至顛覆時空觀念和情感模式；自來水、抽水馬桶和城市供排系統，則啟動至今仍難評估其巨大而深遠生態影響的新陳代謝革命。諸多“現代性”因素相繼輳集，協同驅動生態環境加速變遷和人與自然關系全面重塑。

環境史研究不是單純考察自然，還要重新認識社會。人與自然關系和人際社會關系始終相互制約、彼此中介，在近代中國也不例外。一方面，生態系統退化、環境資源壓力脅迫社會轉型、經濟變革；另一方面，資本、科技、工業、市場逐漸成為環境變遷的重要（甚至主要）社會驅動力，不斷以新的方式、情態、規模和速率驅動資源開發、環境改造并且造成新的生態問題。因此，近代史上的許多問題需要引入生態-社會系統分析方法進行探究。例如，以生態學視鏡觀察近代城市可以發現，這種完全不同于荒野、鄉村的新型人類生態系統，擁有特殊的物質變換、能量流動和信息傳遞機制。近代城市興起，加速改變人口分布格局和資源配置關系，改變地理景觀、生活方式和經濟關系，形成新的社會形態構造。

近代環境史研究中應當特別注意的若干問題

與其他歷史研究相比，近代環境史下列幾個問題值得特別注意。

一要區分“近代環境問題”和“近代性（現代性）的環境問題”。近代中國處在農業文明向工業文明過渡階段，同時深陷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困境，新老環境問題層壘疊生，歷史情形錯綜復雜。森林破壞、物種減少、水土流失、災害疫病……這些老問題非但沒有減緩，反而持續加劇，依然不可忽視。當然，更應重點考察那些具有“現代性”的新問題，如工業和城市環境問題。迅速加劇的生態危機要求我們盡快展開對工業時代諸多“現代性”文明弊端和生態惡果的省察和批判。

二要關注環境問題的歷史繼承性和延續性。許多環境問題既具時代共性亦具歷史延續性。中國近代歷史約有110年，許多問題需要上下追溯方能看清前因后果。具體來說，近代環境從古代承繼而來，許多難題早在農業時代即已產生甚至相當嚴重，直到現代還在累進；許多禍患肇端于近代，但直到20世紀后期才迅速積聚和質變，導致環境災害群集發生，生態危機全面加劇。

檢討中國環境問題，每指其具有結構性、疊加性、壓縮性和復合性等諸多不利特征，因發達國家在幾百年中陸續出現的各種問題，在當代中國數十年中迅速集中出現。不過，倘若透過時間縱深逐一溯源追蹤，不難發現許多問題早在近代甚至古時就已發生，至少已經萌生。新中國以空前規模和速度迅猛發展，擺脫貧困，走向富強，現代化、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無比急促，環境問題驟然凸顯，人民群眾的心愿也從“求溫飽”轉向“要環保”。這些快速而巨大的變化，需從近代開始進行理性、辯證的歷史考察，以便充分認識中國環境保護和生態文明建設的內在需要、內生動力，及其現實必要性和歷史必然性。

三要采取全球歷史視野探察近代中國與外部世界的生態關聯。近代中國與外部世界的聯系也包括不斷增進的生態關聯。進入近代，在眾多“現代性”因素共同作用下，曾經被大洋、荒漠和高山嚴重阻隔的中外生態聯系不斷擴大和加強：由外而內，更多種類的動物、植物及其培育品種，更多“洋貨”，還有細菌、病毒，隨著人流、物流不斷擴大而加速傳播，進而造成社會生態影響；由內而外，雖然絲綢、茶葉等傳統產業優勢相繼被日本、印度侵奪，但更多產業如棉業、煙業、蔗糖業、林業、礦業……不斷被卷入世界經濟體系。此時，較之倫敦茶館，紐約股市和東京期貨交易所對中國城市、鄉村、森林、礦山生態環境的影響更為顯著。所有這些，都不是單純的經濟現象，而是廣泛且緊密地關聯著人與自然的物質變換、能量流動、信息傳遞和社會-生態系統的新陳代謝。

20世紀以來，隨著環境資源危機逐漸顯現，某些曾經被視為先進的“洋貨”，如人類中心主義、資本利潤至上、物質主義、消費主義等，在西方思想界逐漸遭到批判，而中國傳統自然觀念、環境知識和生態智慧或可提供一些有用的“醫心方”。在考察近代自然科學思想知識本土化的同時，對經歷“歐風美雨”沖刷和近代歷史檢驗的本土生態思想、環境知識進行“返本”“歸境”的再審視和再詮釋，積極發掘其當代生態文明價值，也是近代環境史研究的一項重要任務。

（作者為南開大學歷史學院暨生態文明研究院教授。本文更多詳情請參見《近代史研究》2022年第2期）

拓展知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