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沿拓展：

本文系“澎湃·鏡相”非虛構寫作大賽參賽作品

大賽由澎湃新聞主辦，復旦大學、今日聯合主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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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張若水，圖 | 視覺中國

（一）

“我們離婚吧。”十六年未見的丈夫如是說。

姚暮美放下手中的筷子，看著眼前這個也老了許多的男人，欣然同意了她十六年等待的結果。她什么也沒問，她不想知道他需要別的女人，她不想知道他對她怎樣好，至少，不想從他嘴里知道這些。從此，暮美不再稱呼他為“我老公”，他失去了姓名，成為暮美口中的“這個男人”或“那個男人”。

姚暮美和那個男人相識于1980年的夏季。那天，她和妹妹身著同樣粉色的裙子，從和平電影院出來，碰到一個穿西服的男人問她們要不要小禮物，帶她們去前面的和平飯店拿。姚暮美想大庭廣眾之下，人家應該不會騙她們，就和妹妹跟著去了。

穿西服的男人叫她們在外面等，自己進了旋轉門，不一會，出來一個黑人，遠遠地招手叫她們倆過去。暮美和妹妹嚇得快步走開了，黑人也跟了上來，跟她們說了幾句話，她倆也沒聽懂他講些什么，只想快點甩開他，可黑人擠到她們中間，將她和妹妹分開了。

“儂快點好勿啦！”暮美對走在他們后面的行人大喊道，那行人是她們從電影院出來一直跟著她們的兩個男孩。

兩個男孩跑上前來，與她們并肩同行，黑人識趣地離開了。一開始，他們四人一排走著，然后，變成一男一女前后兩排走著。交談中，暮美得知，與她并肩而行的男孩比她小五歲，在城隍廟當經理。她告訴他，她在服裝廠上班。男孩堅持要送她回家，她推辭不過。離家還有一條街的時候，暮美停了下來，說送到這就行了。臨別前，男孩問她能不能做一套衣服送給他。為了打發他走，暮美答應了。男孩高興壞了，說一周后下午兩點在虹口公園等她。

暮美給男孩做了一套青年裝，算是答謝他的解圍。那時的街頭，已經不時興青年裝了。她在虹口公園門口等了半個小時，沒見到前來赴約的男孩，待她要離去時，男孩大汗淋漓地向她跑來，原來，他們倆一個在正門口，一個在西門口。

緣分，真是奇妙的東西。如果她少等幾分鐘，如果他跑得慢一些，他們彼此就錯過了。在認識他之前，暮美有過一個心儀的對象，是別人介紹的。為此，她乘車去金華見相親對象。到了人家家里，相親對象太忙，叫來自己的弟弟與她相見。回到上海后，她寫信給相親對象的父母，告訴他們，她相中了他的弟弟。這封信，石沉大海。

1975年，暮美從黑龍江農場回到上海后，她開始自學做衣服。1979年，大批上山下鄉的青年都回來了，暮美也弄回了自己的戶口。那時，工廠招人，她考進一家服裝廠。在車間做褲子的時候，因為流水作業，她是最后一個，她不愿意等，常把前面的人的活拿來做。后來，車間的人也懶得做了，她就一個人做。一個禮拜后，廠長拿著記件簿過來問，哪一個是姚暮美，車間的人都指指她。廠長看著她身上的衣服，問是不是她自己做的，暮美“嗯”了一聲。那時的人都很樸素，穿得都是肥肥大大的衣服，可暮美喜歡穿緊身的，所以她就自己做衣服。暮美就這樣進了新服裝廠的技術組，每天晚上去上培訓課，學習裁剪、排版等技術。

那時，常有人給暮美介紹對象，可她不喜歡年紀比她大很多的，又嫌棄對方長相難看的，同事都說她眼光老高了。這樣一晃，晃到了30歲，遇到了這個比她小五歲的男人，長相不賴，工作也不錯，對她、對她家里人都好。

暮美的媽媽也很喜歡他。因為他的母親是蘇州人，所以常給暮美家送來大閘蟹。一次，暮美媽媽說家里的木盆太重了，請他幫忙弄個輕一點的木盆來。第二天，他騎著自行車，帶來大大小小的好幾個木盆。自此，暮美媽媽家里做個晾衣架都要他來做，門口搭個涼棚也要伊來。

她每天晚上下課后，他都來接她，送她回家。談朋友的時候，每個月15號發工資，時間再晚，他都會將工資送給暮美保管，哪怕是賺的外快，也全部交給她。他給她的每一筆錢，什么時候給的，暮美都會記在從廠里領回來的工作手冊上。她想人家是小弟，她是大姐，她要用人家錢干什么，就算以后她不跟他好了，她也會如數還給她。但她也不會讓自己吃虧，他們一起出去看電影、吃飯的錢，就從他給的錢里出，當然，每一筆開銷，她也會記賬。

（二）

“姚暮美，有人找！”車間主任叫道。

找暮美的人，是她喜歡的第一個男孩。他們在黑龍江農場的時候，就很要好。

1966年，暮美家門口貼著大字報，因為她父親成份不好，她父親是上海紡織機械廠的工程師，他們說他欺壓工人。暮美還記得那時抱著父親寫的一堆材料，一家一家地跑，一家一家地說“我爸爸沒有欺壓工人”，請求他們簽名證明父親寫的材料屬實。

暮美的1967屆同學都快走光了，只剩下像她這樣頑固的人還留在上海。本來她想跟同學去安徽插隊落戶，父親不讓她去，說安徽太苦了。她又想跟幾個要好的女生去云南，父親也不同意，說云南一年兩熟，又有蛇蟲鼠蟻，老苦了。父親幫她挑到最后，實在沒有辦法，選了黑龍江農場，理由是日本占領中國的時候，先占領了東北三省，那里鐵路交通發達，這是其一；其二，那里每個月有32塊的工資；其三，那里是一熟。

在農場里，暮美發了她人生中唯一一次的火。一天，不知道是誰的肥皂丟了，一個個排查下來，最后人家懷疑是暮美。寢室里與暮美關系要好的小毛告訴了她。晚上洗漱完之后，她拿著個鋤頭，站在炕上，一邊敲鋤頭，一邊說——“你們誰懷疑我，就請站出來與我對質，我會告訴你——是我還是不是我。”沒人說話。因為她剛剛在身上跳蚤咬過的地方涂完藥膏，那個樣子，著實嚇人得很。

她把小毛叫了過來，“儂講出來，是哪個？”

“我……我我沒有講儂，是……是是人家講的！”小毛嚇得講話都結巴了。

一排炕上睡16個人，暮美就一個個地問，結果沒有人說自己懷疑她，她這才罷休。

12月5號，暮美把剛領的工錢放進包里，跟他們說她要回去了，她想家了。他們以為她瞎講，沒理她。她什么東西都沒拿，穿好衣服，背了一個包，直奔公路上，舉著毛主席像章攔車。

到了火車站，上了去哈爾濱的小火車，車上沒人查票。到了哈爾濱，她跳上去上海的火車。沒坐幾站，有人來查票。那人將她領到列車長辦公室，列車長問她為什么沒買票。

“我要買票的——”暮美掏出包里的所有錢——32塊，跟他說，這是她這個月的工錢，都給他買票。列車長接過錢，從中拿出幾塊錢給她，說是給她吃飯用的，叫她回座位上坐著，到站了會叫她。

快到蘇州的時候，列車長將32塊錢都還給了她。他說，火車有兩個門，讓她不要從站臺門下去，他會幫她開另外一扇門，從那里出去走到火車站前面，買一張到上海的火車票，很便宜。然后，她花了一塊兩毛買了一張車票，到了上海。

摸索著到了家，她敲門，大喊：“爸爸媽媽，我回來了！”

那時，暮美家的燈還亮著，她姐姐正在窗臺邊給她寫信，她打開門一看到暮美，激動得不得了。接著，哥哥妹妹們都跑出來了，說：“儂哪能跑回來了，阿拉以為一輩子看不到儂了！”

暮美從農場逃回來沒幾日，有著高血壓的父親，突發腦溢血走了。父親一走，家里的經濟來源也斷了。本以為可以一直待在上海的暮美，因為父親的離世，不得不再次回到黑龍江農場，那是1970年五一過后。每個月發工錢，她都會往家里寄10塊錢，因為媽媽正等著她的錢養家。

再次回到農場的暮美，有了第一次的春心萌動。在農場的五年，因為有他，顯得單純而快樂。

1977年恢復高考，他考上了哈爾濱的大學。暮美回到上海不久，接到了他的電話，說他要回來參加葬禮，他的妹妹自殺了。暮美趕過去的時候，他正在寫挽聯。見暮美來了，他拿起旁邊一個很大的花圈，說要把她的名字也寫上去。暮美不肯，她也不知道當時自己為什么不愿意把自己的名字寫上去。進進出出的親戚見他們為此爭執，都過來勸她。一氣之下，暮美走了。那一刻，綁在他們腿上的那根紅線散掉了。后來想起他，暮美也覺得惋惜，她覺得自家老怪了，人家還送了她一塊手表呢。

這一次，他來找她，是為了戶口的事。他大學畢業之后，留在了哈爾濱。那個時候，在農場的人的戶口可以調回來，在市里的人就不行了。但是，他們未婚妻的戶口在上海的話，他們的戶口就可以調回來。暮美也很想幫他，但是她和那個男人都快談婚論嫁了。

（三）

暮美34歲那年，因為妊娠高血壓，住在醫院里，預產期過了，孩子一點動靜也沒有。一天半夜的時候，羊水破了。她趕緊叫護士，護士說不急，等醫生來，醫生來了后，說摸不到孩子的頭發和頭，要馬上安排剖腹產，問家屬在哪，需要家屬簽手術同意書。

“家屬還沒來呢，簽字我自己簽。”暮美說。

“不行，趕緊打電話！”

護士幫忙給那個男人打電話，但是已經來不及了，暮美掃了一眼手術同意書，就簽了。

趕來醫院的那個男人，正在手術室外跟護士吵吵嚷嚷。

“這同意書上寫的什么‘大人小孩都不保’？！”

“是你老婆自己簽了字進去的。”

護士的話氣得他甩了護士一耳光。這時，手術室的門推開了，只聽見一句“你老婆生好了，是個兒子，七斤六兩。”他趕緊給護士賠禮道歉。

兒子出生的時候，剛好是冬天，她怕冷得很，不想給他喂奶。買奶粉需要報戶口，暮美的妹妹幫她兒子去上戶口，可她還沒想好名字，就叫妹妹報一個“高王兒”。派出所的人一聽，說“哎呦不得了，下次還要弄個公主配配呢”，不給報這個名字。暮美躺在產婦病床上想名字，正好瞅見對面墻上一行字——“不飛則已，一飛沖天”，不如就取名“高飛飛”吧。要么飛上天，要么就不飛，他愛飛不飛。

暮美跟他結婚的第二年，生下了兒子高飛飛。她和他們一家人住在城隍廟的石庫門房里。暮美的小家住一個16平方的灶間，他爸媽住一個16平方的灶間，他哥哥住在后樓，大概9個平方。

雖然住的地方小了些，但那段時間是暮美人生中最開心的時候。她廠里的工作不錯，老公好到她再也找不到比他更好的男人了。他從不讓她掃一下地，或者擦一下東西，家務活都是他做。每個星期天，她帶兒子回娘家，他都會提前叫好出租車。平常，兒子是他媽媽和姐姐幫忙照料。她每天下班回來，婆婆煮好了飯菜等她。

如果非得說對他有什么不滿，暮美能想到的是他工作太忙應酬太多，對孩子不上心。星期天的時候，她想帶著孩子去動物園看看老虎、大象長什么樣。有一天，她就跟他說明天去西郊公園。第二天，他早早地叫了一輛車在家門口等，他告訴她，他不去，他已經聯系了她妹妹，由她妹妹陪他們去公園。然后，又扭過頭囑咐司機送他們到西郊公園，四點半的時候，再去公園門口接他們。付完車費，他才走。

有時候，暮美也會因為他對孩子不上心的事鬧脾氣，抱著孩子就回娘家。她母親從不讓她在娘家過夜，叫她趕緊回去，說他待會就來了。這剛把孩子放在床上，窗外就響起車喇叭聲。

（四）

1988年4月16號——是暮美永遠也不會忘記的日子，她記得那天天氣很好，有很多朋友去送他，包括他之前做財務的同事。從去機場的路上一直到候機大廳，她抱著兒子眼淚不止，兒子也不停地用小手給她擦淚，他一聲不響。他跟每一個朋友家人告別，卻不跟她說一聲“再會”，就走進了安檢的隊伍里。突然之間，暮美抱著兒子朝隊伍奔去，如果她不叫住他，過了這道門，她可能再也見不到他了。

“你不要走——”她拽住他的胳膊，大聲哭喊著，“你不要走——”。他推開她的手，什么也沒說，暮美大哭。他姐姐跑過來抱走了她懷里的孩子，將她從隊伍里拖了出來，她全然顧不不得圍觀的人群，只是放聲大哭，淚眼朦朧中是他頭也不回地走進了那道門。她想，他在日本賺夠錢就會回來的。

有人形容80年代末的上海，彌漫著這樣一種空氣——認為只要去了日本，就能賺到錢。他聽他從日本打工回來的嫂嫂的弟弟說，那里的鈔票賺起來容易。因此，他也一心要去外面賺錢。他跟暮美說，他要讓她和兒子生活得更好一點，給他們換一套大房子住。他告訴4歲的兒子，他出去賺錢給他買摩托車。他要出去暮美也攔不住，就像她想做什么事，他也攔不住她一樣，所以她同意了。暮美將國債券換成現金，拿出家里所有的積蓄，一共兩萬塊不到，他用這筆錢去了日本。

他走了之后，暮美每天下班回到家，覺得家里全都變了，她看不到他了。她翻出他所有的照片，貼在茶幾上、柜門上、臺子下面，貼了滿滿一屋子。每天晚上，望著睡著的兒子，她流淚到天亮。暮美覺得自己一生的眼淚，都是在這個時候哭干了。

不久后，她受不了家里到處都是他的照片，看不到他的人，看這些照片有什么用。她將所有的照片，還有墻上的結婚照，一一取下，包起來，藏在床底下。再后來，她把他的東西也打包了起來。

每次公共電話處的人喊暮美接電話，她都是滿心歡喜地拿起聽筒，不一會，又失落地放下聽筒。他問的無非是——“你好嗎”，“兒子好嗎”，“吃了嗎”，“你自個注意休息”。有時，她也讓兒子聽電話，可兒子不聽，她就拼命地將聽筒塞在他耳邊。

又過了一段時間，暮美收到了他的幾封信。按理說，這幾封信不應該全部都送到她廠里來，但送信的人叫她幫忙轉交其他幾封信。一封信是給他姐姐的，有幾封信是給他朋友的，還有一封是給她的。她先拆開了自己那封信，沒有什么內容，是一些 “我在日本很好，不用擔心”，“把兒子養養好”之類的平常話。她有些不甘心，想看看他給他姐姐寫的信。她拆看一看，差點氣暈過去。他在信里說，如果暮美要走，就放她走，讓她把孩子留下來，請姐姐幫忙撫養孩子。看樣子，他是覺得他離開了，她就守不住了。好，她就等他回來，看他怎么辦。

但是，她不能任由自己沉浸在過去的回憶里，她要重新開始，她不能再住在都是他影子的灶間了，她決定搬回虹口區的老窩，那里正好空著沒人住。很快，他寄來一大筆裝修房子的費用。她拿著他寄過來的日元去銀行換錢。一個在銀行旁邊走來走去的人，叫住她，說跟他兌換的話，匯率比銀行的高。暮美覺得那挺不錯的，那人說有一張不靈的，給她換一張。她拿著親眼看對方數對的數目，去了華僑商店，買了兩件羊絨衫，一件送給兒子的老師，一件自己穿。一件羊絨衫180塊，付錢的時候，暮美才發現錢的數目不對。被騙之后，再要換錢，她都直接去銀行了。后來，他不直接寄錢給她了，而是寄到他姐姐那里，再由他姐姐轉交給她人民幣。他每年給她寄一萬二，一個月一千塊錢。后來，她才明白，那是他給她養活兒子的錢。

（五）

搬到虹口區之后，暮美與他家里的人來往得少了，但每個星期還是會帶孩子去看他奶奶。她覺得應該體諒奶奶，畢竟人家兒子在國外，人家要看孫子總不能不讓她看啊。

一天，弄堂口管公用電話的阿姨喊暮美接電話，一開始她以為是他的越洋電話，可電話那頭傳來的是一個女人的聲音。她問儂是啥人。女人先說了這個男人的名字，然后說，她廠里有個女人天天說我男人在日本哪能哪能。女人給了她廠里的地址，叫暮美中午過來一趟，因為那女人今天剛好上中班。暮美告訴對方她沒空，掛了電話。

她不知道打她電話的女人是誰，也不知道她是怎么找到她虹口區的電話的，對于她口中的那個女人更是無從得知了。暮美想起他還沒去日本時，有人跟她說，他和城隍廟的財務關系很要好。那時，她覺得他是經理，跟同事關系好是正常的。這個財務，逢年過節時還給她兒子送皮鞋送衣服，偶爾還上她家里坐坐。她那時，不信閑話的。

這一天，她又接到了一個電話，是兒子的老師打來的。老師在電話里說，高飛飛昨天沒把飯盒帶回家，今天午飯用沒洗過的飯盒盛飯。

下午去學校接兒子的時候，暮美帶了兩件廠里做的女式襯衫。

“老師，以后你幫我們洗飯盒。”她把襯衫送給老師。從那以后，兒子的飯盒就是老師幫忙洗了。因為老師常跟她告狀，她沒少給老師送禮物。

有一次放學，暮美去學校接兒子。老師問她是不是從來不打她兒子的，她說是的。老師又問她是不是從來不罵她兒子的，她說是的。

“你今天回去一定要打打你的兒子，他上課一直搞小動作。”

“好的。”

暮美將兒子放在自行車后座，跟他說，她今天一定要打伊的，兒子說好的呀。

回家之后，她囑咐兒子去房間，脫了褲子，趴在床上，等她來打他。兒子進屋后，她開始生爐子準備晚飯。

“媽媽，我準備好了，儂好進來打了呀！”

“儂不要急，等媽媽生好爐子，再進來打儂！”

忙著忙著，她就把這事給忘了。進屋一看，兒子的小屁股趴在那里，他把里面的棉毛褲都脫了下來，這樣是要生病的，她叫兒子趕緊穿好。

吃完飯，給兒子輔導完功課，她跟他說，如果以后老是這樣皮，媽媽就不要他了。她讓他整理完書包，就進屋睡覺，她去幫他鋪床，一個轉身的功夫，兒子不見了。她在門口喊了兩聲，無人應答。

暮美騎上自行車，大街小巷到處躥，她大聲喊——“飛飛，儂回來呀”。騎了好幾條馬路，終于在一家水果攤邊上看到兒子小小的背影。昏暗的燈光照在兒子的身上，她的心，在那一刻軟了下來。她將自行車停在遠處，不敢喊他，怕他又跑了。她慢慢走過去，說：“飛飛，阿拉回去好吧。”

兒子回過頭，一下子抱住她，“媽媽，媽媽。”

她問他為什么跑出來。

“儂講不要我啰，爸爸也不要我啰，儂再不要我啰……”

（六）

兒子這天背著書包準備去上學，暮美告訴他，待會她有個中學同學來看她。兒子馬上停下腳步，問是男的還是女的，她回答說是男同學。兒子放下書包，說他今天不去上學了，“儂不是有男同學到我家來嘛。”

暮美叫兒子放心去學校，她會打電話給阿姨，叫她來陪她。

“真的，儂要叫阿姨噢。”

她說她不會騙他的，兒子這才拿起書包去學校了。那次，她真的把阿姨叫來陪她了。暮美沒想到兒子這么小，會這么敏感。

一次暮美在家洗衣服，一群小朋友涌了過來，兒子的手包著一塊床單，還有血往下滴。原來是他打球的時候，不小心擦到玻璃了。

她騎著自行車，把兒子帶到醫院。醫生給他的傷口縫了七八針。從醫院回來，她去找兒子扯下來包扎傷口的床單是誰家晾曬的，找到了，賠給人家。拆線的時間到了，她沒時間帶兒子去醫院，就給他拆了兩針。第二天老師打電話來，說高飛飛上課的時候拆線。她一開始還納悶，經老師解釋，方才想起。等她去學校接他，兒子告訴她，一點都不痛，一下子就拆掉了。“儂老勇敢了”，她表揚他。

一個平常的周日，暮美加完班回到家，在老虎窗口收衣服。一個警察在樓下叫她，說她兒子在派出所。暮美一聽，手里的衣服全都掉了，趕緊奔到派出所。原來，每個星期天，孩子們都會翻墻進一所中學里打球。那天，為了教訓他們，學校的人就將孩子們送到派出所了，大部分孩子都跑掉了，只有她兒子和另外一個小朋友沒跑掉。人家小朋友打電話叫爺爺奶奶給領回去了，她兒子不知道她廠里的電話，才留到了現在。

那段時間，暮美廠里特別忙，有時候還需要她出差。可她不在家，孩子就沒人管，她只得跟老師請假，帶著兒子一起出差。

一次去寧波出差，兒子在車間里也是很招人嫌。快下班的時候，她沒找到他，全廠的人都幫忙找孩子，愣是沒找著。

“姚師傅，你兒子在河邊！”

她跑出去，喊他的名字，他也不理她。兒子坐在河邊的石頭上，手里拿著根棍子，正撩撥河里的鴨子。

還有一次去安徽出差，因為他們去的時候穿的單薄，兒子感冒發燒了。廠里幫忙給孩子做褲子做衣服，還給他買了保暖鞋。兒子怎么都不肯穿保暖鞋，氣得她要動手打他，這下倒好，他在車間里跟她兜圈。

乘火車回去的時候，他們買的是軟臥上鋪。晚上睡覺時，暮美一轉身，一個男的正赤身裸體地躺在對面床鋪上，嚇得她不敢作響，馬上下來去找乘警。乘警過來查看完畢，給他們換了一個床鋪。

那個時候，那個男人除了寄錢回來，也會給兒子寄衣服回來。沒有給兒子買摩托車，給他買了一輛捷安特自行車。沒兩天，自行車就被人偷了。不過，因為那個男人給車上了保險，他們也拿到了賠償金。再后來，兒子的電腦也是他給買的。

（七）

暮美出去買東西，從提籃橋走回來，經過下海廟的時候，一個算命先生朝她看了一眼，問她要算命嗎，她說不算，因為她媽媽告訴過她，命是不好算的。在暮美抬腿要走時，那算命先生說：送你一句話，你是一個自由人。

一轉眼，暮美50歲了，她在2001年退休了，每個月的退休工資一千塊不到。廠長說給她每個月1300，叫她再多做幾年。當時她也想繼續留在廠里，轉念一想，這些年她已經夠苦了，就沒去上班，過上了退休生活。

每天午飯結束，暮美將家里收拾干凈，將晚餐所需食材準備妥當，她會去公園跟老師學交誼舞。有時，她也去舞廳里跳，但她不是很喜歡舞廳里的氛圍。比方說，51歲的暮美不可能找到50歲以下的男性來跳舞的，只有比她年紀大的人來找她，可她并不想跟一個60歲的人來跳。舞廳里每個人都有舞搭子，如果對方的舞搭子沒來，可以邀請她跳。一次，一個男的邀請她跳舞，跳到一半，就把她扔下了，原來是人家的舞搭子來了，她覺得真是怪嚇人的。還有一次，一個年紀比她大的男的想跟她跳，不想跟他以前的舞搭子跳。他跟她說，他帶她出去跳專場。她想她才學不久，出去跳專場蠻好的，正要答應人家，另外一個男的悄聲告訴她，跟那人學跳舞，要每天給他一包煙，跳好舞出來，要請他吃一頓飯。

她很是生氣，從此，就不去舞廳了，換成搓麻將了。去舞廳的人，會打扮得漂漂亮的去。而麻將室呢，是一個三教九流的地方，可以穿拖鞋、短褲去，天熱的時候，男人可以赤膊，香煙吃吃。上海有一種吃吃蕩蕩的人，他不工作，整天拿個杯子東晃西晃，站在邊上，看別人打麻將身體都不帶動的。暮美搓完一局，他也看完了，真是老挫氣了。

（八）

那個男人回來的那一年，是2006年。

他先去見了兒子，那時，高飛飛在鼓巷大酒店上班。聽見他爸爸在咖啡廳等他，興沖沖地去了，在他對面坐下了。這些都是高飛飛下班回來后告訴暮美的，他跟他媽說，他們沒聊什么。暮美以為這個男人見到兒子的時候，會給他一張銀行卡，跟兒子說喜歡什么東西自己去買。她想她是電視劇看多了，這個十三點的男人，十六年沒見兒子，卻一點表示都沒有。難怪會面之后，兒子不開心。

兩三天后，他打電話約暮美在一個小飯店見面。

菜上了一盤又一盤，他卻沒動筷子。終于，他開口了，說——“我們離婚吧”。

“嗯，我同意。”

暮美想自己一個人將他兒子從5歲養到21歲，就等來他這一句話。這16年來，他不可能一個人在外面的，她愿意和他離婚。她告訴自己，她和他從戀愛到結婚的時間加起來也就8年，怎么比得過他和那個女人在一起的16年，她放他走。暮美回來后也是這么告訴兒子的，兒子什么話也沒說。

接著，她去咨詢法律顧問，是通過法律途徑離婚好還是協議離婚好。法律顧問建議她協議離婚，他說：“如果你要告他，你們已經16年不在一起了。像他們這種回來的人就是無賴加流氓，他可以說他一分錢也沒有，他說自己在那里吃人家住人家的，沒錢！就算調查他的財產，也是查不到的，他可以將財產轉移到對方的賬戶里。”

過了幾天，那個男人又來找她，他贊成他們協議離婚，說他們之間沒有財產糾葛，兒子也成年了毋需爭奪撫養權。

“兒子長大了，沒有結婚的房子，你要給他預備好，還有結婚的錢，就這兩樣。”暮美說，至于她自己，她不需要什么精神損失費。

他說可以的，會有的，以后虹梅路的房子就是兒子的。虹梅路的房子，其實是那個女人媽媽中山公園的房子拆遷后分的房子，那個女人的媽媽死了之后，他們一回來就住進那里了。可他當時卻騙她說住在賓館，實際上是跟那個女人一起回國的。

在民政局離完婚以后，他們去了對面的銀行。他拿出一張金卡，要給她轉錢。他說，這張卡的賬戶名不是他的，是雯雯的。原來，那個女人的名字叫“雯雯”。

后來，暮美才知道那個女人有一個同她兒子一般大的女兒。同樣，兩個孩子在上學，人家的孩子早早就送去新加坡讀書了，她兒子卻不知道在什么破學校讀書呢。

離婚一年后，他在閔行區買了一套三室兩廳的房子。他是這么分配的，他們夫妻一間，他女兒一間，兒子一間。暮美也不是霸道的人，就叫兒子住到他們那邊去，跟他們搞好關系。兒子也聽話，下了班就去了。沒想到，兒子第二天就回來了。

飛飛說，晚上吃飯的時候，看著爸爸，還有別人的媽媽和孩子，他就在想，如果是爸爸媽媽和他在一起就好了。第二天是星期天，那個女人在飛飛起床后，叫他明天洗澡先把自己的襪子褲子洗掉。可飛飛哪里懂得洗衣服，他從來沒洗過這種東西的。暮美后來反思，是自己太溺愛兒子了。可兒子缺失了這么多年的父愛，她是想盡可能多地給他一些母愛，所以，才什么家務活也不讓他做的。她覺得她做的東西都讓他看到了，船到橋頭自然直，他自然就會了。

（九）

暮美站在窗口，一手拿著離婚證，一手拿著醫院小結，她想跳下去，一了百了。

那是2008年年初，暮美確診為乳腺癌中晚期，肺積水，肝臟旁邊有囊腫。她想跳下去，上天對她實在是太不公平了，她真的過不下去了！她想到了兒子，還未成家的兒子，若她走了，就沒人照顧他了。她要活下去，她要把病治好！

在去新華醫院開刀之前，她叮囑兒子不要來醫院看她。

她躺在手術臺上，醫生叫家屬簽字。她說沒有家屬，我自己來簽。

那個男人來醫院看她，給了她一萬塊錢，走了。兒子來看她，問她疼不疼。

“不疼的，有止痛針的，儂明天不要來看我了。”

暮美不想兒子來看她，她覺得他會受不了的。但在飯店工作的飛飛，不時地會帶些甲魚湯來給她喝。

開完刀以后，要做六個療程的化療，她的頭發都掉光了。每次化療的時候，她找中午的時間過去，晚上在醫院住一夜，第二天早上8點開始吊針，直到晚上9點。然后，她回家，咬著牙，爬上樓梯。

暮美出門去買菜，小區里三五群人圍著，指指點點。她知道他們在說她。她走過去，問他們：“你們想知道我嗎？”她想既然人家背后議論，還不如走到前面，讓他們了解情況，她告訴他們，她得了乳腺癌，現在正在化療，所以頭發也沒了。后來，她還是買了一頂假發。

買完菜回家燒飯，她洗個菜要洗三回才能洗好。剛洗的時候，她覺得撐不下去了，就回房間睡一會，覺得好些了，再起來洗菜。那個時候，她只有一個意念：為了兒子，活下去。

2008年年底的時候，她又去醫院開了一刀，因為肝臟旁邊的囊腫長得有小碗那么大了，如果再不開刀的話，就要破掉了。她告訴醫生，打開她的腹腔之后，看到什么不好就拿什么。

身體痊愈后，暮美仍像以前一樣，每天出門前都會打扮得清清爽爽的。

過了兩年，她參加了上海市癌癥康復居委會。第一次在會上介紹的時候，她說大家都是有福的人，生病時有老公或子女倒一杯茶吃，還要問燙不燙，可她呢，喝一口水都要自己親手去燒。她希望大家要積福，愛惜自己的家人。

（十）

飛飛生了點小病，在醫院掛點滴。暮美跟他說了之后，他匆匆忙忙地來了，遞給她一沓錢，說是雯雯叫他給她的3000塊。暮美聽了這話，有些不舒服，但還是不客氣地接過他的錢，說了一句謝謝儂。

從醫院出來之后，飛飛看到小攤上有賣手套的，就說他想買個手套，這樣開電動車的時候就不冷了。這個男人拿出300塊錢給兒子。買好手套，飛飛順手將剩下的錢放進口袋。走到一家肯德基前面，飛飛說肚子餓了。

這個男人的腳步慢了下來，他問暮美，鈔票有沒有多帶。

暮美聽著他的話，覺得這人真是傻氣，她忙說不要緊，她來付錢。她想這300塊錢應該是那個女人叫他請他們吃飯的，誰知道半路上兒子要買手套，他以為買了手套，就好坐車回去了，誰知道兒子又說要吃肯德基。看樣子，他姐姐說得對，以前他把所有的錢交給暮美，現在他把所有的錢交給那個女人，他自家是一分錢也不要的。

吃肯德基的時候，暮美指點他，“儂呢自家要藏點鈔票。”這個十三點的男人卻說，雯雯每次給他零花錢，他都說不要給那么多，他用不完。暮美只得告訴他，你總歸還有一個兒子。暮美實在搞不懂這個男人，他回國之后在蘇州的工地上工作，在那邊要租房子要吃飯，掙的每一分錢全交給那個女人，那個女人的朋友圈是全世界旅游的照片。她后來實在看不過，就把那女人拉入黑名單了。

一天，暮美打開信箱，收到一封銀行的催款信件。她問兒子是不是欠人家鈔票了。

兒子說他沒錢還信用卡，因為他的工資卡在老爸那里。暮美這才知道，之前兒子叫他給他買一個手機，他同意了。買手機的時候，那個女人也去了。手機買好以后，他要去了兒子的工資卡，說買手機的費用從他的工資里扣。飛飛沒有了工資卡怎么生活呢，他就辦了兩張信用卡。對錢沒有概念的飛飛，瞎吃八用，就這樣欠下了一筆卡債。

暮美叫他打電話給他爸爸——

“老爸，江湖救急。你能先幫我還一下信用卡嗎？我有了錢就會還給你的。”

“自家出了事情自家處理，儂來找我做啥？”

飛飛大概也沒料想到父親會絕情至此，沒有辦法的暮美，只得幫兒子欠的錢都給還了。好在自此以后，兒子也不用信用卡了。

這件事以后，飛飛不再跟父親說話了。沒過幾天，他跟暮美說，他不想上班了。

飛飛那天做完了自己的單子，領班看他在那閑著，就把別人的單子給他做了。心情本就不好的飛飛，實在搞不懂別人做不完的工作為什么要派給他。然后，暮美去飛飛的物流公司，找到他經理，人家領導說，他已經很照顧飛飛了。

兒子每換一份工作，暮美都會去幫他搞好關系。之前幫他聯系的飯店工作，做了一年，他就不想干了。現在，他又不想去上班了，還不跟她說話，也不出門見朋友，只是待在家里。暮美怕兒子得抑郁癥，開始帶他去看心理醫生。

心理咨詢的第一天回來之后，他還是不說話。第二天，她又帶他去了，兒子說了一句話——“浪費鈔票”。暮美只得去問心理醫生，心理醫生說她兒子不配合，兩次都沒怎么開口說話。暮美想那豈不是白來了，她跟兒子說，以后不來了。她想兒子既然不配合，那說明兒子沒病。

（十一）

2017年，暮美所在小區的居委會領導來找她，希望她可以帶領舞蹈隊去參加比賽、拿獎。因為之前她身體不太好，就不太去舞蹈隊。現在承蒙領導這么看得起她，她就答應了下來。沒兩天，舞蹈隊里就有人開始傳閑話，說——“那個女人離婚了”。

第二天排練休息的時候，暮美問她們，是不是想知道她的故事。

她們圍坐一圈，聽她站在那里說她的故事。期間，她看到有人揩淚。那個時候，她就想，如果她生的是一個女兒，至少她換下來的內衣和短褲，女兒會一起幫她洗掉，但是兒子是不可能的。

她看過一篇文章里說，一個單親媽媽如此教育兒子——你是男子漢，你應該保護媽媽。可她從來不會跟兒子說這樣的話。

即使兒子與他父親的關系疏遠了，她還是試圖去修復他們的關系。畢竟，他們是父子，是永遠也改變不了的事實。

前兩天，她告訴那個男人，她生了帶狀皰疹。他二話沒說，給她轉了3000塊錢。她想，他現在終于學精一點了。

兒子每天會按時幫她涂藥。涂藥前，他先數皰疹的粒數；他說如果第二天皰疹多了，就證明她的病情惡化了。接著，他要拍一張照片，因為要做顏色的對比，如果第二天顏色暗下去了，說明病情在好轉。

她在家里說這不舒服那不舒服，床單又不好了。兒子就會告訴她，等她好了，會重新幫她換個床單。

兒子的細心，讓暮美甚是欣慰。她不愿再找一個老伴，她想她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她只想跟著兒子相依為命，如果哪天兒子結婚了，看到他幸福了，她也開心了。

那個男人現在也常與她語音通話，關心她的近況，暮美也會問問他胃癌晚期的女兒病況如何。至于兒子的房子，他說兒子什么時候結婚，什么時候就有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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