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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沿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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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劉亞光

如果你在網上關注性別話題，或許對這樣一些說法并不陌生：

“我支持平權，而不是女權。”

“我說的不是女權，是平權”

“我們要的是平權，不是女權。”

社交媒體的蓬勃態勢為性別平等的發展提供了新的機遇，由于發布信息的便捷，以及受眾領域的細分，在“宇芽被家暴”、“Metoo運動”等事件中，社交媒體都在女性弱勢群體發聲抗爭、尋找同伴并相互療愈的過程中發揮著重要作用。但與此同時，在諸如“田園女權”等說法興起的背后，也映射著人們對部分女性主義或女權主義的諷刺。在網上，有的女權主義者往往被反對者扣上一頂“拳師”的帽子，被指責片面地要求女性的權利而忽視承擔相應對等的義務。

于是我們就看到了這一幕。為了在參與網絡公共討論時“少得罪人”、減少沖突，彰顯不一樣的“客觀中立”，像“我說的不是女權，而是平權”這樣的說法越來越常見。

那么，原本就是主張“男女平權”的“女權”，為何在此與“平權”對立？這種對談論“女權”的忌諱暴露了當下網絡公共討論怎樣的問題？又遮蔽了怎樣的現實問題？今天，就與大家一起討論“我說的不是女權，而是平權”這句話中的耐人尋味之處。

從統一到對立：

女權如何成為“平權”的對立面

如今為人們所熟知的“第二波女權主義運動”，發端于1960年代的美國，并最終波及全世界，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彼時在一場席卷全美社會的“賦權”文化中，婦女、黑人、少數族裔不斷沖擊著既有社會的刻板印象和制度性歧視。在美國學者特里·安德森看來，“女權”的訴求是美國平權運動史中的重要組成部分。1970年8月，美國婦女舉行著名的“婦女要求平等大罷工”，其標語即是“別在罷工火熱時熨衣服”，旗幟鮮明地提出希望男女同酬，獲得就業和教育機會的平等。以民主黨人貝拉·阿布朱格為代表的女權主義者更是積極地推動“男女平等”在美國憲法中的實現。

《美國平權運動史》，[美]特里·安德森著，啟蒙編譯所譯，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17年1月。

回到中國的語境，“女權”這個詞最早也是和“平權”緊密聯系在一起的。日本學者須藤瑞代在專著《中國“女權”概念的變遷》一書中就提到，大約在1900年，“女權”一詞在清末民初的中國開始流通。在《清議報》第47號上翻譯介紹的日本學者的文章《論女權之漸盛》在當時的中國社會產生了廣泛的影響，其中就有直接提及“女權”，文章中所指的“女權”是西方諸國出現的女性和男性一樣參與到職場中的情形。而在1930年代李鼎聲編纂的中文辭典《現代語辭典》中，“女權”一詞在當時便被解釋為“婦女在社會上、政治上、教育上有和男子同等之權利與待遇”。

梁啟超（1873年2月23日—1929年1月19日）和他的孩子。

而彼時在中國較早提倡“女權”的一批學人，同樣是在“平權”的語境中使用“女權”一詞。梁啟超在文章《論女學》中就提出，女性的資質并非生來落后，應當讓她們與男性同樣接受教育以發揮其資質，“女子無才便是德”這樣的傳統觀念應該被批判。無獨有偶，對“女權”一詞在早期現代中國的傳播有著重要貢獻的馬君武也曾翻譯著名社會學家斯賓塞的作品《女權篇》，其中就講到：“女人有生命即莫不有能力……惟無與男人同等之權，故不能自由練習之。”同樣是認為女性在現代中國看似不如男性，這并非是主張女子不如男的理由而恰恰是這種主張的結果。

正如學者李銀河所歸納的，“女權主義”并非如人們通常想象的那樣鐵板一塊。除了類似于激進女權主義主張徹底顛覆父權制秩序的主張之外，亦有相對溫和的立場，更多強調為女性爭取到與男性同等的權利。可見，不論是理論還是歷史、中國還是西方，“女權”的發展過程始終與“平權”的訴求相互交織，二者并不沖突。彼時的人們自然也不會發出類似“我說的是平權，而不是女權”這樣詭異的聲明。

《中國“女權”概念的變遷：清末民初的人權和社會性別》，[日]須藤瑞代著，[日]須藤瑞代、姚毅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年2月

這種聲明無疑折射出當今“女權”一詞遭遇的污名化困局，尤其典型的代表是中國互聯網上“中華田園女權”一詞的興起。有學者考證，“中華田園女權”一詞雖不是一個正規辭典收錄的名詞，但大量存在于各大網絡論壇中。

（張冠男.中華田園女權詞意考——網絡環境傳播中女性權利的污名化[J].新媒體研究,2018,4[05]:99-101）

大體泛指一種“單邊、利己”的女權主義，而與實現男女平權的目標背道而馳。而“中華田園女權”一詞由于與“中華田園犬”等詞匯形成語義上的聯想，本身就構成了一種對女權的戲謔。誠然，許多打著女權旗號的言論的確偏離了女權主義運動希望達到的目的，但對女權整體意義上的污名確實存在。“我說的不是女權，是平權”類似話語的繁衍恰恰說明，這種針對不合理女權訴求的攻擊正同時將全體女權主義的訴求視作攻擊的對象。

在界面文化的一篇文章

（《當聲討田園女權成為潮流：反女權話語背后的男性焦慮》）

中，作者援引日本學者上野千鶴子對“厭女癥”的研究分析了當下社會中“反女權話語”繁盛的原因。在上野千鶴子看來，男性所擁有的對獲得同性共同體的認可的期待是通過將女性當作客體加以凝視達成的，男性由于懼怕被指責不具有“男性氣質”而必須將自身與女性加以區隔。因此，反女權話語背后反映的是在一個社會結構變動的時代男性對于女性崛起的地位威脅了自身男性氣質的一種焦慮。

沃爾特·李普曼（ Walter Lippmann，1889年9月23日-1974年12月14日） ，新聞評論家、作家、學者。

這固然是解讀“女權”污名化的一個重要角度，然而正如媒介學者沃爾特·李普曼所言，人們都生活在傳媒建構的“擬態環境”之中，在分析某種社會觀念及其污名化的進程時，媒介的作用不可小覷。早在大眾媒體占據主導的時代，就有學者經過實證研究發現，許多報道在提及女權主義時，往往會將其貼上“激進”“非理性”等標簽，在話語使用上也傾向于將女權主義和包含有負面情緒的詞匯連接并用

（楊雨柯.激進的女權標簽——女權主義如何在媒介平臺被污名化[J].新聞與傳播研究,2014,21[S1]:94-109.）

。更重要的是，受到這種對于女權的污名化影響，許多社會名流在接受采訪時也傾向于對“女權主義”一詞持否定性的態度。比如尚雯婕在2013年接受有關自己奮斗歷程的采訪時，就曾特地聲明自己不是一個“女權主義者”。名人們對“女權主義”一詞使用的忌諱更加劇了公眾對這個詞的偏見。“女權”成為一個“狂熱、非理性”的表征，逐漸與理性溫和的“平權”訴求漸行漸遠。

而當社交媒體平臺崛起后，“女權”所遭遇的污名化可謂有過之而無不及。在類似于圍繞Papi醬孩子姓氏所展開的網絡“罵戰”中，女權主義者的形象變得更為不堪。學者彭蘭認為，互聯網技術將相同興趣、觀點的人群組合成不同的“圈子”，使得網絡社會被碎片化地分隔，這種分隔使得公共言談的共同基礎有被分割的風險。社交媒體成為前述女權主義者抱團取暖的重要陣地，同樣也可以反向增強反女權主義者的力量。更重要的是，社交媒體作為中立的“平臺”已被證明是一種烏托邦式的迷思，對商業利益的追逐始終策動著社交媒體上的熱點話題。每一名用戶都是學者阿爾文·托夫勒口中的“產消一體者”，在平臺上對熱點話題的參與和轉發都在無形中為平臺、公司等利益相關方創造著收益，圍繞性別議題尖銳對立的陣營極易因此被利用。于是，Ayawawa、咪蒙等自媒體動輒打著女權的旗號發表仇男言論，激發輿論撕裂，進而收割流量紅利的行為也就變得不難理解。

然而，服務于商業目的的“女權”僅僅是一個缺乏實際所指的“幻影”，成為尋找站隊隊友和識別對手的標簽，其真實的內涵無人深究。在相關利益方得以盆滿缽滿的背后，是在理性對話嚴重缺失環境下，“女權”一詞遭遇的嚴重誤讀。“我說的不是女權，是平權”這么簡單的一句話，折射出本是同根生的“女權”與“平權”逐漸分裂的進程及其背后暴露出的社會心理和輿論環境的種種問題。

上世紀早期電影《女權》（1936）劇照。

女性的困境不只傷害女性：

將“女權”與“平權”對立遮蔽了什么？

在“女權”遭遇普遍污名的現況下，許多論者也會認為，出路并非一定是為“女權”一詞去污名化。相反，既然“女權”極易在公共討論中被“扣帽子”，不如直接用“平權”替代“女權”，從這個角度來看，“我說的不是女權，而是平權”這句話似乎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它成為一句純粹用來讓接收觀點的人放下戒心的話語策略。

然而，這種策略的微妙之處值得我們警惕。“女權”與“平權”在此作為對立面的并置，是僅僅在“性別層面”為可能出現的沖突進行的緩沖，其實在某種程度上同時簡化了“女權”和“平權”各自指向的內涵。

同樣是在網友們爭論Papi醬孩子姓氏一事發生后，《看理想》的一篇文章

（《“冠姓權”之爭，別只懂得指責女性》）

就指出，許多人指責的Papi醬顛覆了自己既往的“獨立女性”人設其實只是一個特指的概念。在一個由消費主義文化所定義的社會中，并不是每一個“通過勞動實現經濟獨立”的女性都能被稱為“獨立女性”，而只要具有高消費能力的城市中高階層白領女性，才被刻畫為“獨立女性”。迄今為止女權主義對“獨立女性”的想象，其實忽略了城市中高階層白領女性之外的訴求。而在近期被熱議的高考替考案件中，我們同樣發現了階層與地域的不平等與性別不平等的交織。這些與性別不平等相交織的階層、地域不平等，也都是女權主義批判所指向的現實問題。

紀錄片 《紅色藥丸》（The Red Pill，2016）。

這種女權主義內在的復雜性在一句“女權”與“平權”相對立的話語策略中被簡化為純粹的性別問題而遭遇了一定的遮蔽，“女權”所指向的不僅僅是性別層面的權利的爭取，同樣也包含其他更多元的維度，“平權”指向的因此也不僅僅是性別的維度。而在這些維度上做出的社會努力，在某種程度上，可能更是切實地實現男女平等，而不只是讓其停留于互聯網上話語之爭的努力。

“我說的不是女權，是平權”本意是希望表達一種“男性本身也有需要被照顧到的權利”的觀點，而即使考量男性在社會生活中實際遭遇到的困境，我們也會發現，這種困境實際上與“女權”的關切同樣密切相關。在紀錄片《紅色藥丸》中，導演凱西·杰伊以一名“女權主義者”的身份揭示了當下社會中男性面臨的困局。在紀錄片呈現的數據中，我們發現男性遭遇家暴的數量并不比女性少，但同時由于社會對于“男性氣概”的規定使得男性的脆弱往往不那么容易被接受，相當多的家暴援助中心并不接受男性的求助者。

在《男性的衰落》一書中，作者格雷森·佩里也詳細剖析了這種對性別理解的固化如何對那些不那么“陽剛”和有事業心的男人們形成壓迫。在中外女權主義長期抗爭的“男主外，女主內”傳統中，社會結構與文化傳統對性別特質的固化同時制造著男性和女性的困局，女性被認定只適合養育孩子，因而被設置了進入職場的種種障礙，而男性似乎被規定更應該向外進取、努力工作，只有把自己的時間全數奉獻于工作，彰顯社會規定的“男性氣概”才能獲得認同。這反過來又進一步強化了對性別特質的刻板印象，性別不平等實現了不斷的再生產。

《男性的衰落》，[英]格雷森·佩里著，張艷、許敏譯，湖南文藝出版社·浦睿文化，2020年6月

這里再一次體現出，真正的“女權”抗爭從來不只是面向女性的困境，而是面向同樣制造了男性困境的不合理的社會結構與文化觀念，“女權”的訴求內在地也包含著男性的訴求。相較之下，“我說的不是女權，而是平權”的話語策略通過人為制造女權與平權的對立，反倒將本處同一戰線的男性和女性所面臨的問題割裂為各自獨立的兩種問題。

在當下的社會中，N號房事件、高效性侵案等案件仍然頻發，張桂梅等教育工作者依然為大山深處的女童輟學問題艱苦奔走多年，不得不承認，即使女權的某些訴求或許激進，但許多訴求確實在現實中存在。此時，對“女權”的回避并無助于對現實的反思。“我說的不是女權，而是平權”不僅是導致女權污名化的種種因素的一個癥候，它自身也助長了這種對女權的誤解和對社會不平等病灶的遮蔽。

恰如米歇爾·福柯在對性觀念史的研究中發現，18世紀的社會權力對性話語的壓抑反而引發了一場“性概念的爆炸”。由于人們被嚴格制止在公開場合談論“性”，“性”反倒附著在各種各樣的話語中悄然登場，這使得人們對原本可能相對明確的觀念的理解變得龐雜而多樣。“禮儀規范日益嚴厲，可能導致完全相反的后果，使得不得體的話語得到了加強。”

從這個意義上講，即使平權是女權的應有之義，“女權”也并不應當被完全替換成“平權”。當我們越來越避諱談論女權的時候，其實恰恰也是關于女權的誤讀以及種種“偽女權”大量滋生的時候。對“女權”聲稱的正面肯認，才能將其真正從一個被誤讀的標簽中解放出來，為公眾對“女權”的內涵進行全面深入的理解提供可能。

撰文 劉亞光

編輯 西西 徐偉

校對 危卓

拓展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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