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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沿拓展:
前不久和一家電動工具上市公司的企業家交流。他們對美國出口的產品,價格每上一個臺階,銷量就明顯下降。
“美國很多日用品的零售價是9.99、19.99、39.99美元這樣的階梯,表明大眾對價格很敏感。美國70%左右的家庭靠工資支票(pay check)為生,等于是‘周光族’‘月光族’。”
所以美國要與中國制造脫鉤很不容易,因為中國商品的質優價廉與普通美國人的囊中羞澀,剛好是一枚硬幣的兩面。但同時,在那些流失了大量制造業崗位的州,那些從中產滑向貧困者,也成了特朗普選票的基本盤。
制造業關乎就業。但其更重要的意義在于:如果一個國家失去制造業,長遠看也會失去創新能力。
2012年哈佛商業評論出版社出版的《制造繁榮:美國為什么需要制造業復興》一書舉了這樣的例子:
從20世紀70年代起,以半導體行業為主的美國企業開始采用“無廠設計”的生產模式,把大部分或全部制造業務外包至亞洲。由此導致對精密制造的需求量減少,從事此類業務的企業銳減,精密制造能力衰退,進而造成航空航天、精密儀表等行業發展出現問題。
美國貝爾實驗室發明了光伏電池,但美國在全球光伏電池市場早已被邊緣化。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光伏電池產業中的許多技術是與其他產業共享的,如半導體、平板顯示器、LED和固態照明、光學鍍膜等產品的制造,而它們大部分已遷出美國。
丟了制造業,丟的不僅是就業,更是產業能力。很多創意要變成產品,不可能在真空中完成。創新是要以產品開發和制造過程中形成的知識和經驗體系為基礎的。
把制造統統外包,短期可以讓公司的財務回報變得亮麗,但最終,可能是“把自己的創新土壤送給別人”。
《制造繁榮》的核心概念是“產業公地”(Industrial commons),類似中國說的產業集群。它是“由各種專有技術、產業運作能力和專業化技能的網絡所構成的能力和要素,可以成為企業、創新創業者、公共部門共享的資源”。產業公地的基礎設施完善,配套網絡齊全,專業化分工完整,有利于知識流動,技術外溢,創業人才重新組合,以及跨行業的創新探索。
事實上,美國今天之所以仍是世界第一創新國家,也是因為沒有放棄在高端制造領域的創新投入。美國制造業占GDP之比為12%(2015),但制造業研發投入占美國國內研發投入的2/3以上。
制造與就業和創新如此相關,中國不可一日無制造業。
“制造業單項冠軍之城”
我選擇的制造業調研地是寧波。調研的重點是,中國的“產業公地”是如何形成的?中國制造的未來在哪里?
寧波歷史悠久,是7000年前新石器時代河姆渡文化的發祥地。近代以降,寧波又是東南沿海的重要港口和工商重鎮。1842年“五口通商”,長三角有兩個口岸,即上海和寧波。寧波在老上海人眼中是“外婆家”,上海話中的“阿拉”二字就來自寧波。1948年,在上海的寧波人比例為1/5。
寧波的甬商開辟了上海工商業的多個第一,如近代上海第一家銀行、第一家證券交易所、第一家五金店、第一家綢布店、第一家火柴廠、第一家染織廠、第一家化學制品廠、第一家印刷廠、第一家國藥店、第一家燈泡廠、第一家鐘表店……。孫中山說:“凡吾國各埠,莫不有甬人事業,即歐洲各國,亦多甬商足跡,其能力之大,固可首屈一指也。”
也許是冥冥中的投桃報李,及至改革開放,作為“共和國長子”的上海,有大量的制造業老師傅,以“星期天工程師”的身份到寧波傳經送寶,將技術與經驗帶給新興的鄉鎮企業,薪火相傳,功不可沒。
寧波目前下轄6個區、2個縣、代管2個縣級市,總面積9816平方公里,相當于一個半上海;常住人口854.2萬人,相當于上海的35%;2019年寧波的GDP接近1.2萬億元(相當于上海的31%),居全國城市第12位,出口額居全國城市第5位。
到寧波調研前,我對兩組數字印象深刻:
一是寧波的市場主體突破100萬戶,創業密度高,民營經濟發達,12萬家民營制造企業是寧波制造的底色;
二是寧波的國家制造業單項冠軍企業(產品),截至目前有39個,居全國城市首位,堪稱“制造業單項冠軍之城”。
“制造業單項冠軍”是工信部為加快培育具有創新能力的排頭兵企業和具有全球競爭力的世界一流企業,從2016年開始遴選的。已評過四批,今年正在組織第五批遴選。單項冠軍企業(示范企業/培育企業)的主要申請條件是:近三年主營產品市場占有率平均位居全球前5位且國內排名第1位;單項冠軍產品的主要申請條件是:單項產品在全球市場占有率位居前3位,相關關鍵性能指標處于國際同類產品的領先水平。
“這是個做事的地方”
我調研的第一家企業是申洲國際(02313.HK,下稱“申洲”),全球最大縱向一體化服裝制造商。2019年營收226.7億元,凈利潤51億元。申洲83%的收入來自為優衣庫、耐克、阿迪達斯和彪馬代工,它躲在世界品牌后面,但凈利率遠超它們。
申洲的成功有很多原因:
1、30年如一日專注服裝代工,只做從一根棉線到一件衣服這一件事;
2、縱向一體化,從棉花到織布、染整、印繡花、裁剪與縫制等均由自己掌控。不是簡單做OEM(來料加工),而走向了ODM(從設計到生產都負責);
3、不斷引進先進設備(如比傳統套色印花快10倍的數碼印花設備,客戶只需把照片上傳,印花車間5分鐘內可以上機生產),不斷進行技術改造和工藝創新,實現了自動化、柔性化、智能化的生產方式。既能做幾百萬件的訂單,也能做幾百件的訂單,高效而又靈活。2018年世界杯足球賽決賽前,申洲在16個小時內把幾萬件球迷服做好,送到耐克上海,他們再空運法國,正好趕上法國隊獲得冠軍;
4、提前走出去布局。申洲在柬埔寨的工廠出口歐盟和日本是零關稅,在越南的工廠出口歐盟關稅是10%、出口日本是零關稅,而從中國出口歐盟關稅為12%,出口日本關稅為7%。過去十年,申洲在柬埔寨和越南建立了巨大產能。
5、在面料研發等方面持續投入,形成核心能力。如為了研發用于日常休閑的防水面料,研發人員深入美國的生活環境,測試美國人出門去超市、上班過程中暴露在戶外的平均時間,研發出一款15分鐘內防水的面料,既滿足休閑需求,又能防不時之需,因為一般人去超市、上班路上可能遭遇淋雨的平均時間就是15分鐘。截至2018年底,申洲共申請專利308件,其中發明專利106件,獲得授權的有效專利195件,其中發明專利42件。
申洲這樣的世界冠軍為什么出在寧波?董事會主席馬建榮給我講了兩段故事。
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初,馬建榮隨父親、曾任上海針織二十廠技術副廠長兼余杭臨平針織廠副廠長的馬寶興到寧波北侖塘灣工業區參與創業。當時北侖單獨建區不久,為解決本地就業,和上海針織二十廠、澳大利亞僑胞合資建了一家針織廠,即申洲的前身。馬寶興作為引進人才擔任副總經理。
“當時的條件可以說一窮二白。但為了引進父親和解決我與妹妹等人的家庭困難,區里給我們分配了幾套住房。區政府占企業50%的股權,總經理是區里派的,企業里本地人很多,但區里規定,凡用人方面的事,由我父親這個外來戶說了算,因此堵住了各種關系戶,全憑能力招人。同時,當地有兩個高考培訓班,有些學生高考成績接近分數線,但未被錄取,區里就推薦他們來申洲,因為他們的基礎素質是不錯的。今天申洲的一些部長、骨干都是從這里出來的。”
馬建榮說:“父親從底層工人干到副廠長,很務實。當時他想創業辦新工廠,看了不少地方,最后還是寧波的開發區吸引了他。他常對我們說,這是個做事的地方,雖然現在條件跟上海沒法比,但我們在這里將來一定能成事。”
新冠疫情下的復工復產
馬建榮講的第二段故事,是新冠疫情下的復工復產。
申洲全年滿產,只在春節放假10天。1月22日(農歷大年二十八)放假,寧波基地的來自15個省的3萬多員工,開開心心回家了。馬建榮也回上海過年。但大年初二他坐不住了,雖然這天是他生日。他對妻子說:“我要馬上回寧波,各地都在封路,要是員工回不來,訂單完不成,就完蛋了。”
馬建榮先讓從越南、柬埔寨回來探親的400多名骨干乘坐初二、初三的飛機回去,有14個干部趕不及,是初四用公務機送回的。由于回的及時,申洲在越南、柬埔寨的工廠很快復工,而那里的競爭對手到4月中旬復工率還只有50%。
在寧波,申洲成立了疫情防控、復工復產和春運三個領導小組,制定了應急預案、防控方案、員工疫情防控行為指導、食堂就餐規定、公共區域清潔規定等等,每個省建一個管理小組,負責聯絡到在該省的每個員工。2月10日,首批1.4萬名員工復工,復工率為37%,他們基本都是在北侖過年的。
此時馬建榮最怕的,一是外地員工不想再回來了,二是政府對勞動密集型企業有忌憚,要求慢開工。
2月12日,一個陌生電話打到馬建榮手機上。“我是鄭柵潔,我想了解一下申洲的疫情防控情況。”原來是浙江省委副書記、寧波市委書記直接打來的。
馬建榮匯報了防控措施,如廠區配備了30臺紅外熱成像儀,員工一天測三次體溫,廠區全面消殺,復工人員上班戴口罩,比以前工位的距離更長,體溫異常者及時與防疫部門聯系進一步檢查或隔離觀察,每個員工都建了二維碼信息表,做到一檔一案……。
“你們這樣做,我就比較放心了。接下來就是要在疫情防控措施到位的前提下加快復工,做到防疫復工兩不誤。不復工,經濟上不去,也會出問題。所以政府全力支持你們復工。”
馬建榮說:“當時一些地方封城封路,交通不通,我們很焦慮。鄰省某縣有700多名申洲員工,我們組織好了大巴和人員,但縣里不允許返工,把我們在當地的領隊也扣留了。這時只能靠市里出面。寧波交通局和各省交通廳聯絡協調,允許大巴停在高速路口,最后一公里我們自己解決,人齊了就上路。交通局寫了很多責任承諾書,有一次對方要求市長親自簽字,市長也簽了。”
從2月11日開始,寧波交通部門一共為申洲派出700多輛大巴車,接回了1.7萬多名外地員工。不管大巴晚上幾點到,寧波醫療系統的人員都等著,為他們做核酸檢測。2月20日,復工率達到97%。
2月16日,寧波發出“關于促進企業復工復產的若干意見”,一共20條,第一條就是“支持企業員工返崗”,對接送中產生的包車費用給予50%的補助,對自行返甬的外地員工給予補助。有些企業復工了,但食堂沒開,寧波商務局立即協調餐飲企業復工,點對點對接解決。2月17日,寧波采取了“備案制+負面清單+承諾制”,負面清單之外的企業(項目)在落實防疫舉措、向鄉鎮(街道)或行業部門報備后即可復工。
我在北侖區采訪時還得知,吉利汽車的春曉制造基地就在北侖。一輛整車涉及幾百家供應商、上萬個零部件,由于上下游產業鏈復工不足,吉利汽車一度“巧婦難為無米之炊”。
比如車身的輪罩有一個輪罩內板,供應商因員工沒有完全到崗,供不了貨,車身就焊接不了。為解決吉利的問題,北侖區發改、經信等十多個部門的負責人每天晚上開碰頭會,梳理所有配套企業情況。凡是北侖區內的配套企業,直接分到街道,由街道統一解決;區外市內的,寧波市成立了9個“三服務”小組(服務企業、服務群眾、服務基層),將全市的吉利配套企業加進“三服務”微信群,有問題就在群里落實解決;寧波市外的,則由市領導幫助解決。
一番努力之下,吉利在寧波的156家供應商在2天內完成復工,市外的185家供應商的交通運輸問題在5天內得到充分解決,同時政府還分3批次梳理了350多家本地零部件企業名單、產品類型提供給吉利,幫助選擇合適的本地供應商作為備選,吉利最后新增了35家本地供應商。
當我了解到,申洲幾萬人的復工,吉利幾百家供應商的問題,都是這樣解決的,我頓時明白了中國的“產業公地”是如何形成的。
一方面,龍頭企業牽引的網狀分工結構非常高效,另一方面,政府不僅營造了優良的基礎環境,在關鍵時刻還扮演了托底的角色。
財散人聚,得人才者得天下
我調研的第二家企業是舜宇光學科技(02382.HK,下稱“舜宇”),1984年成立,30多年一直以光學零部件為核心,今天已是能將光、機、電、算技術綜合應用于產品開發和大規模生產的領軍型企業。
舜宇在玻璃鏡片和車載鏡頭方面的銷量是世界第一,手機鏡頭、手機攝像模組的銷量是世界第二,顯微鏡銷量是國內第二。2019年實現營收378.49億元,實現歸母凈利潤39.91億元。
和申洲類似,舜宇也是躲在巨人后面的巨人。它的主要客戶,在車載光學鏡頭領域是奔馳、寶馬、奧迪、雷克薩斯等,在手機攝像模組方面是華為、OPPO、vivo、小米等,在儀器領域是蔡司、奧林巴斯等。它們是舜宇的“名主角”,舜宇的戰略就是當好“名配角”。
舜宇的創始人王文鑒,1947年生于余姚,1983年,時任余姚電容電器廠質檢員的他帶著8名高中畢業生,前往浙江大學學習光學冷加工技術。1984年他們貸款6萬元創建了余姚第二光學儀器廠,確立了光學冷加工方向,躋身照相機鏡頭生產行列。此即舜宇的起源。
舜宇給我印象最深的是兩點:一是錢散人聚的分享,二是產學研相結合的創新。在錢散人聚方面,舜宇有些像華為。王文鑒對自己很苛刻,對科研人才卻“一擲千金”。1995年他因有杰出貢獻,政府獎勵了他一塊280克的金牌,他把金牌打成41枚戒指,自己只留一枚,其余送給了40位業務能手。
1994年初,舜宇作為寧波市股份制改造試點企業,以1993年12月31日為資產界定日,此前所有在冊員工350人,均按工齡、崗位職責、貢獻大小配置股權。做法為“現金入股+量化配股”,員工根據自愿原則,以現金1元認購1股,公司按1比2配給量化股2股,即投入現金1元實得3股股權。根據省政府文件,企業創始人可以買斷股權或占大股,但王文鑒只給了自己6.8%的股份。2012年他交棒退休時,股權稀釋到3%。
1997年起,為引進人才,舜宇先后兩次以1比1量化配股,“按職配股,以息還貸,服務10年”。如確定給引進人才量化股1萬股,同時會要求他另外配1萬股,出1萬元錢;這1萬元錢由公司貸款,用他每年的分紅逐年償還。2000年,舜宇持股員工增加到427人。
2003年,舜宇又出臺“優秀人才評價制度”,對評為優秀人才的員工實施股權激勵,從2003年起每年拿出總股權數的2.5%進行獎勵。
2007年舜宇在香港聯交所主板上市,2010年舜宇決定用1億股上市公司股票(每年通過真金白銀的利潤回購的流通股),分10年激勵中層以上管理者和業績優秀員工。這1億股激勵,不再需要現金配股,只要為公司服務滿4年(總裁滿5年),就可以直接在二級市場出售。1億股中,按崗位職務授予的有3300萬股,6700萬股作為員工業績獎勵。
2015年,舜宇又將激勵面擴大到課級基層管理者和具有工程師職稱的專業技術人員。截至目前,舜宇有3200多名員工成為股東,演繹出財散人聚、得人才者得天下的生動篇章。
產學研相結合
舜宇創立之初,只是個小集體企業,能走上科技創新之路,是因為一開始就堅持產學研相結合。舜宇與浙江大學真誠合作,而浙大在光電方面的科研能力國內一流。雙方的合作,從額定利潤分成,到按實際利潤分成、根據投資比例共擔風險,再到組建股份有限公司、成為真正的利益共同體,越來越緊,越來越深。
王文鑒曾說:“中國目前多數的學、研單位和企業,都不具備獨立實現高新技術產業化的能力,而雙方優勢互補恰恰具備了實現產業化的基本條件,為何不能互惠互利共同發展呢?
癥結在三個方面:
其一是不少企業經營者缺乏科技興企意識;
其二是不少高校、科研單位在與企業合作中‘吃了虧’, 一朝被蛇咬,三年怕井繩;
其三是被‘不想共贏而想獨贏’的私心雜念蒙蔽了理智。”
舜宇怎么做?王文鑒說,關鍵有三點:
1、確立科技意識,承認科技的地位和價值。“有不少人問我:浙大在你們這里分了多少錢?我總是認真地告訴他們:浙大在我們這里沒有分一分錢!科技同生產結合后,企業效益是雙方共創的,不存在科技方在我們這里分多少錢的問題,浙大分享的是他們自己創造的成果,如果沒有浙大的這部分,也就沒有我們企業的這部分。如果科技人員到頭來沒有自己的地位,從何談尊重知識尊重人才呢?”
2、建立合理機制。科技人員主要怕“過河拆橋”,企業也怕對方“虎頭蛇尾”。怎么解決雙方的擔心?必須建立合理機制作為保證。
3、以誠相待,這是合作的基礎。“我們與浙大的合作,1989年那時雙方都有一本銷售賬,每次賣出產品各自記個數。有次浙大的賬上少記了一筆,我們還是按實際產量向浙大交付了利潤,錢雖然只有幾萬元,雙方的心卻因此更近了。雙方在名和利的問題上只有讓,沒有爭,用他們的話來說,我們這里是個‘君子國’。”
舜宇的核心價值觀是“共同創造”,即共創事業與價值,共擔困難與風險,共享成果與利益。無論是推動員工分享,還是堅定不移走產學研相結合之路、成為“廠校合作的典范”,背后的關鍵都是價值觀。
一定要選擇遠方,才會有成就
我在寧波調研的第三家企業是寧波江豐電子材料股份有限公司(300666.SZ,下稱“江豐”),2005年創立,專業從事超大規模集成電路制造用超高純金屬材料及濺射靶材的研發生產,填補了中國在這一領域的空白。
江豐創始人姚力軍說,江豐就像在芯片里修路,只不過這條路只有頭發絲的萬分之一寬。
姚力軍擁有哈爾濱工業大學和日本廣島大學雙博士學位,曾任一家世界500強公司電子材料部門的日本生產基地CEO。2004年11月,第六屆中國塑料博覽會在余姚舉行,姚力軍受余姚市之邀前來參加,實地考察了這里的創業投資環境。
余姚給他的承諾是:“你只要來,關鍵技術和人才你解決,剩下所有問題交給黨委、政府來解決!”2005年4月,姚力軍辭去世界500強公司的高職,和六七個人的團隊一起飛抵余姚,開始創業。
創業是艱苦的。2008年春節前,產品研發出來,但賣不出去,過完年賬上只有10萬塊錢。這時幾家跨國公司相繼提出收購意向,如果同意,立即可以實現財務自由,如果拒絕,面臨的是難以預料的困難,甚至是破產清算。
關鍵時刻,大年初八,政府上班的第一天,余姚科技局的局長手捧鮮花來看望姚力軍,還帶來了科技扶持政策,幫助他們獲得了300萬元銀行貸款,渡過了一個難關。2009年8月,江豐的濺射靶材開始向中芯國際供貨,產業化正式起步。2014 年,中國第一爐“電子級低氧超高純鈦”在余姚投產,整個生產線完全自主創新,鈦錠純度高達99.999%,使中國成為世界上第三個能夠生產低氧超高純鈦的國家。
江豐是典型的技術創新企業,擁有覆蓋Al、Ti、Cu、Ta等多種金屬材料及濺射靶材全工藝流程的完整自主知識產權。姚力軍說:“只有選擇困難和艱苦的事情,才會有價值;一定要選擇遠方,才會有成就。”
憑借過硬的技術,江豐成功獲得了國際一流芯片制造廠商的認證,在全球先端7nm FinFET (FF+)技術超大規模集成電路制造領域量產,并正向5納米和國際最前沿的技術邁進。
博大和精深
寧波制造是博大的。像鎮海石化,經過40多年建設,在曾經的海涂地上建起了原油年加工能力超過2300萬噸的中國最大煉化一體化企業。
寧波的“246”萬千億級產業集群建設目標是:到2025年培育形成綠色石化、汽車2個世界級的萬億級產值產業集群;高端裝備、新材料、電子信息、軟件與新興服務業等4個具有國際影響力的5000億級產業集群;關鍵基礎件(元器件)、智能家電、時尚紡織服裝、生物醫藥、文體用品、節能環保等6個國內領先的千億級產業集群。
寧波有雅戈爾、方太、公牛、奧克斯、杉杉、得力文具等和消費者貼近的品牌,也是中國注塑機之都、中國緊固件之都、中國文具之都、中國模具之都等8個特色產業之都。
因為有“龍頭競爭力+特色競爭力”,2019年寧波規上工業企業畝均稅收44.7萬元/畝,居浙江第一。今年3月15日公布的浙江省“畝均效益”領跑者20強,寧波有7家上榜。
但這次調研,寧波制造更吸引我的地方是精深,是做出不可代替的高精尖特的東西。可能只是零部件,但“關鍵到不能少”,或者“少了就不會這么好”。壓鑄模具、軸承、汽車橡膠配件、稱重傳感器、交通事件智能檢測分析系統、電機鐵芯模具、脫硝催化劑、鋁輪轂、銣鐵硼永磁材料、縫紉機旋梭、電腦橫機、切割絲,在這些一點都不性感的名詞背后,聳立著一大批隱形冠軍。而所有這些,幾乎沒有一個不需要花上十年乃至二三十年的專注付出才能成就。
大國重器離不開“精微小器”。就像寧波信遠工業公司制造的柔性石墨復合密封圈,為長征五號運載火箭兩型液氫液氧發動機的研制奠定了基礎;中國核電站反應堆的密封技術,則來自寧波天生密封件有限公司。“天生”作為“核電站密封新技術、新產品及應用”的第一完成單位,獲得了2010年國家科技進步二等獎,是第一個獲得該獎的中小民營企業。
民生福祉也離不開“精微小器”。比如,當信遠公司十年磨一劍,成功推出中國第一根不斷針的“硬質合金牙科車針”后,國外產品的壟斷被打破,原本進口一支牙科車針需要45元,現在只要8元。
當年談中國制造,有“可怕的順德人”之說,今日談中國制造,可以加一句,就是“可敬的寧波人”。
制造業的魂
中國制造業單項冠軍之城,為何是寧波?
因為這里有一大批熱愛制造業,充滿市場意識、國際意識和科技創新意識的企業家。寧波書藏古今,港通天下,有濃厚的創業精神,近現代以來始終站在開放前沿,今天的舟山港已連續11年成為全球貨物吞吐量第一。和世界市場相連接,與開放型經濟為一體,這樣的環境賦予了寧波企業家開闊的產業視野和志在全球領先的抱負,這種抱負也是他們數十年專注奮斗的內在動力。
因為寧波有重視制造業、支持制造業發展、真正弘揚企業家精神的生態環境。這種環境的形成并非一日之功,而是綜合的、配套的,政、商、社會合作形成的。比如,通過大量人才引進和創業支持的政策,寧波的人才凈流入率連續兩年居全國城市第2位,其中制造業人才凈流入率居全國城市首位,生態引人才,才聚業更興;
又比如,很多企業在研發突破后會面臨“首臺套”問題,即市場上誰最先應用。這時政府適當引導,就能起到“第一推動力”的作用;
還比如,政策是普惠的,而企業的問題往往是個性化的。精準施策很重要。寧波的領導說:“措施有時比政策更重要,因為措施是具體的,有針對性的,這需要整個政府的服務下沉再下沉,真正變成服務型、響應式的政府,營商環境的改善和服務能力的提高永無止境。”
曾幾何時,很多地方流行“逃離硬資產”“退出制造”,熱衷快速見效的東西。寧波絕大部分制造業企業家都有超強定力,不碰房地產,不炒股票,不投機。很多單項冠軍企業的創始人學歷并不高,但務實、專心、愛學、重研發、不自滿,他們是“干中學”的杰出代表,是長距離奔跑的優勝者,時間越長優勢越顯。
一家寧波企業和日本企業合作了20多年,日本代表感慨:“如果我的合作對象是日本人,我都沒有自信能合作這么多年。”
寧波制造所蘊含的精神,是竭盡全力、永不停息、讓產品一天天更有價值、一天天在客戶那里更加不可代替的精神。一生一品,一業一念,念念不忘,必有回響。這種力量早已超越了金錢的刺激,而和抱負、信念、事業心、成就感、全員共享等結合在一起。
鄭板橋說:“精神專一,奮苦數十年,神將相之,鬼將先之,人將啟之,物將發之。”只要足夠努力,一切都會幫你。
三大產業都是中國的命,但制造業更關系到中國的運,制造業的創新也會極大地推動第一產業和第三產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
而寧波制造,體現的是制造業的魂,是制造業高質量發展所需要的精神。
如此多的單項冠軍為何集聚在寧波?最重要的因素,還是一個地方的社會資本、無形資產、人的素質與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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