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5日至7日，法國總統馬克龍對中國進行國事訪問。與他一同到訪的還有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歐洲研究所所長崔洪建在接受第一財經專訪時表示，此次馬克龍邀請馮德萊恩一道訪華，是一種探索，希望能更好地協調中法、中歐間的關系。

值得關注的是，馮德萊恩在行前重點提出了歐盟需要專注于降低風險（de-risking），而不是與中國脫鉤（de-coupling）。馬克龍在5日抵華后，在法國駐華大使館的發言中則表示，外界有一種印象是，與中國經濟的脫鉤已經在進行中，剩下的問題只是速度和強度。但他認為：“我不相信，在任何情況下我都不想相信，這種情況。”

對于這一討論，崔洪建表示：馮德萊恩希望尋找平衡，和中國需要合作，但同時在一些領域與中國保持競爭的態勢。

“既不脫鉤，也不會回到過去那樣密切合作的狀態。”他解釋道，“因此，她找到了所謂去風險化的概念，降低中歐關系可能會給歐洲帶來的風險。”

他并說道：“在國際經貿環境下，強調安全和保護有合理性，但也需要保持合理限度。如果一些政治化、安全化原則進入所有領域，影響正常的經貿活動，甚至把特定的經濟體作為對象進行針對性打擊，這是不合理的，也是對公平的國際經濟秩序的一種破壞。”

“世界主要經濟體都在不同程度重新評估發展和安全之間的關系，但具體應該采取什么樣的平衡，需要各方共同探討達成共識。”崔洪建表示。

共同訪華是一種探索和創新

第一財經：此次馬克龍與馮德萊恩共同訪華，釋放出什么信號？

崔洪建：馬克龍邀請馮德萊恩一道訪華，也是一種探索，希望能更好地協調中法、中歐間的關系。一方面，法國要堅持其獨立外交，但同時又要向外界傳遞一個信息，法國的對華關系也是中歐整體關系的一部分，凸顯歐盟的地位和作用。

應該說，這是一次創新。但接下來，是否今后都會延續這個模式，還是要看訪問的效果，以及中方對此種新模式的看法，比如是否認為這可以促進中法、中歐兩對關系的健康、同向發展。

法方透露馬克龍此次訪華有三大重心，一是為中法、中歐關系作戰略規劃，二是加強雙邊經貿合作，三是在當前的全球和地區問題上交換意見。

第一財經：馮德萊恩在行前發表演講，指出歐盟需要專注于降低風險（de-risking），而不是與中國脫鉤（de-coupling），如何理解這句話？

崔洪建：馮德萊恩希望在行前釋放一些信息，實際也是為此次中國之行定調。一方面，對中方提前做出判斷，或者說對接下來和中方的互動表態。另一方面，馮德萊恩也需向歐盟作出姿態，因為許多歐盟國家以及機構都在進行所謂對華政策調整。

總之，馮德萊恩的講話旨在找平衡。在其講話前半部分，她更多代表了歐洲相對保守的看法。但在后面的結論部分，馮德萊恩還是努力做出了平衡。

在馮德萊恩看來，歐洲不會走到和中國“脫鉤斷鏈”的地步，因為這里有巨大的現實利益。中歐在共同應對一些地區和全面挑戰的時候，是有合作空間的。但由于剛才提到的保守觀點，她也認為，中歐關系無法回到以前密切合作和全方位交流的狀態。

馮德萊恩希望找一個平衡，和中國需要合作，但同時在一些領域與中國保持競爭的態勢。既不脫鉤，也不會回到過去那樣密切合作的狀態。因此，她找到了所謂“去風險化”的概念，降低中歐關系可能會給歐洲帶來的風險。

強調安全和保護需要保持合理限度

第一財經：歐盟正在出臺《關鍵原材料法案》等旨在增強自身經濟安全的政策法規，這對中企來說意味著什么？

崔洪建：現在，歐洲正處于一個觀念、政策和行為的轉變期。以前歐洲更多強調通過經貿手段提升地位、維護利益，但現在，其認為國際關系進入了大國競爭博弈的時代，更多體現綜合實力甚至是硬實力。如果歐洲不加強保護、不提出進攻性的措施，未來就會進一步喪失比較優勢，后果包括技術流失、關鍵原材料被一些國家控制等，從而被迫付出經濟和政治代價。俄烏沖突進一步激發了歐洲的轉向。

這種認知上的變化必然反映在政策上。歐洲更強調保護主義，維護自身經濟和技術安全，加強對內部市場的保護。這一方面體現為對外來投資加大審查和限制，另一方面就是《關鍵原材料法案》這樣的舉措，建立一套自己的供應鏈產業鏈體系。

在捍衛歐洲主權、保護歐洲經濟安全的名義下，歐洲加重了保護主義傾向，這種保護主義還帶有進攻性，希望用這種規則影響其他經濟體、甚至影響世界經貿規則。而這不是歐洲獨有的現象，世界主要經濟體都在不同程度重新評估發展和安全之間的關系，但具體應該采取什么樣的平衡，需要各方共同探討達成共識。

在中國看來，安全很重要，但是發展仍然是第一要務。我認為，這也是歐洲和法國需要做的事情，在國際經貿環境下，強調安全和保護有合理性，但也需要保持合理限度。如果一些政治化、安全化原則進入所有領域，影響正常的經貿活動，甚至把特定的經濟體作為對象進行針對性打擊，這是不合理的，也是對公平的國際經濟秩序的一種破壞。

歐美關系變化表現為一個矛盾體

第一財經：美國出臺《通脹削減法案》后，引發了歐盟的不滿。現在的歐美關系發生了何種變化？

崔洪建：歐美的關系變化表現為一個矛盾體。

一方面，雙方在一些政治立場、所謂價值觀問題上，仍存在更多合作和溝通。尤其是拜登政府上臺后轉變了策略，注重拉攏歐洲盟友，在政治和外交上取得了一些成效，再加上烏克蘭危機的背景，雙方在安全上的合作力度也加大了。

另一方面，歐美在經貿、產業和科技領域，越來越多地出現矛盾和分歧。作為發達經濟體，歐美產業結構和部門有高度重合性，競爭在所難免。在競爭中，如果美國一再采取單邊主義的措施，毫無疑問會在歐美關系之間制造更多障礙和麻煩。

《通脹削減法案》就是一個例子。在歐洲看來，盡管拜登政府相比特朗普政府調整了對歐策略，但核心和實質沒有改變，還是美國利益優先，用美國擅長的單邊主義手段和其他經濟體競爭，其中也包括歐洲。

所以，盡管歐美有內部溝通協調機制，此前美國在《通脹削減法案》上做出些許讓步，對歐洲也起到一定的安撫作用，但是，美國單邊主義的本質沒有解決。我認為這會成為歐洲面對美國的一個隱憂，或者說一種擔心。

這一背景下，為了應對眼前復雜的局勢，歐洲短期內在安全和能源上不得不加大對美國的依賴，比如需要進口美國的液化天然氣（LNG），以擺脫對俄羅斯的能源依賴。這是一種現實。另一方面，歐洲希望未來和美國的關系呈現更正常的狀態。

換言之，雖然歐盟認為自己在政治和價值觀上與美國更親近，但歐洲對一些問題仍保持了足夠的認知和警惕，比如美國實力的相對下降，以及美國今后會越來越多地在對外政策中使用單邊主義的做法。所以，或許歐洲不會公開挑戰美國的所謂領導地位，但從實際政策和行為上，歐洲會逐漸爭取與美國平等地討價還價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