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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布日期：2022-09-17 12:35:56 瀏覽：

前沿拓展：

或許是因為小說的初稿，是由雷·布拉德伯里在UCLA圖書館地下打字間的按時計費打字機上，用九天時間碼完的緣故，《華氏451》的故事進度快得令人猝不及防。接近尾聲時，終于進入了最有詩意的部分：在書籍全部被燒毀的城市邊緣，逃亡中的蒙塔格遇到了這樣一群人，外表是流浪漢，內在是圖書館，依靠最原始的人腦記憶法背誦下那些偉大的書，以期在將來的某一個時刻可以再次付梓印刷。

小說最后寫道，“待我們抵達城市”，沉重的現實與樂觀的期待縈繞在這座“流動圖書館”周圍，他們或許能夠回到文明中心，成為文明重生的楔子。

距離《華氏451》最初的出版已經過去了半個多世紀。是否有朝一日，人類真的需要用這種最原始的方法，來保存書和圖書館？

《華氏451》書影，雷·布拉德伯里著，于而彥譯，上海譯文出版社。本文圖片均由作者提供

火災與防火：圖書館頭等大事

圖書館屬于世界上最難幸存的那類場所。除了和其他建筑物一樣容易毀于各種自然、人為災害外，作為“書的容器”，圖書館內的“書”會受到包括灰塵、潮濕、霉變、蟲害、偷盜、火災在內的各種威脅。而一座沒有了“書”的圖書館，顯然是不能稱為圖書館的。和《華氏451》中發生的情況一樣，古往今來，圖書館最大的敵人是“火”，天災偶爾，人禍居多。

亞歷山大圖書館想象圖，來源：Tolzmann, Don Heinrich, Alfred Hessel and Reuben Peiss. The Memory of Mankind. New Castle, DE: Oak Knoll Press, 2001

歷史上最著名的“傳說中”的圖書館，恐怕要數希臘化時化的亞歷山大圖書館了。由于托勒密王朝對藏書之極端追求——托勒密三世曾經從雅典檔案館借出手稿原本，仿造副本歸還原主——終于建成了當時世界上藏書最多、文種最全的圖書館。然而，這座傳奇圖書館卻只存在于后世的文字之中。它毀于火災，一說是公元前48年凱撒發動戰爭時，意外之火將其燒毀；另一說是公元641年，穆斯林征服者奧馬爾的將軍阿慕爾征服亞歷山大城時請示如何處置圖書，奧馬爾命令全部燒毀。

如今號稱世界上最大圖書館的美國國會圖書館，歷史上和“火災”糾纏不清。成立的第15個年頭，1814年8月24日，美加戰爭期間，英軍攻陷華盛頓，順手點燃了大量公共建筑，其中包括美國國會圖書館（國會大廈）。其所藏的3000多卷（在當時是一個巨大的數量）圖書被燒毀；1851年12月24日，又一場大火燒毀了35000本書（全部館藏的80%）。

近年最著名的圖書館火災，應該是2015年莫斯科社會科學信息研究所的大火（損毀館藏15%），因這座圖書館是俄羅斯人文科學的文獻心臟，俄科學院院長稱其為“科學界的切爾諾貝利事件”。引起火災的原因，竟是三層一個房間的電線短路。

大火后的美國國會大廈（1814年） George Munger 圖

火災是圖書館揮之不去的夢魘。于是，防火也應如影隨形。首先來說說筆者認為在圖書館史上最為神奇的一個案例。

故事要從1839年一個叫做奧斯丁·亨利·萊亞德的英國年輕人說起，原本打算去錫蘭（今斯里蘭卡）任殖民地官員的萊亞德，在東方之旅的途中，經過了底格里斯河畔的尼姆魯德遺址，并且被摩蘇爾附近的庫云吉克大土丘攝住了魂兒。1845年，當他終于開始進行“亞述探險”時，遇見了另一個年輕人——亞述后裔霍姆茲德·拉薩姆。29歲的萊亞德和19歲的拉薩姆，這兩個對古代世界充滿神往與想象的考古者，攜手展開了一場永垂史冊的發掘之旅。

說他們是“天作之合”也不為過。萊亞德有能力向大英博物館籌措資金，而拉薩姆精通阿拉伯語、土耳其語以及亞述基督徒的語言敘利亞亞拉姆語，和當地的村民、酋長、總督打起交道來如魚得水。

當萊亞德基于尼姆魯德的發掘出版了《尼尼微及其遺址》（當時他誤以為尼姆魯德就是《圣經》中的尼尼微），轉而成為外交官和政治家以后，拉薩姆繼續挖掘庫云吉克。1853年12月，一個巨大的土堤坍塌了，拉薩姆聽到他的人喊著“蘇瓦爾！”（圖像）。月光下，有2500多年前為亞述國王巴尼拔的房間雕刻的石板，宮殿的地板上散落著傳奇的亞述巴尼拔圖書館所收藏的泥板殘片。

《尼尼微及其遺址》1849年初版，來源：互聯網

亞述巴尼拔圖書館盡管不是最早的圖書館，但它卻稱得上是第一座試圖收集到世界一切知識的圖書館（比亞歷山大圖書館早400年）。亞述帝國最后一代國王亞述巴尼拔，和先輩一樣窮兵黷武，卻對文化有著狂熱的愛好。他熱愛收集文獻和收藏泥板，派抄寫員到帝國各個地區收集和抄寫文獻，將它們收藏在他建立的圖書館中。

這座圖書館的神奇之處在于：它是一座火燒不盡的圖書館。公元前3200年左右的某一天，美索不達米亞地區的某個人，用蘆葦桿在隨手可得的泥巴上刻下了一些符號，潮濕的泥巴在烈日下很快干燥，符號永遠印在了上面，那就是世界上最早的文字——楔形文字。這種文字和承載文字的泥板，就是亞述巴尼拔圖書館幸存下來的“書”。泥板怕水但不怕火，而且越經過火燒越堅硬。這就解釋了為什么當時的書寫材料還有木板、金屬等，尼尼微城也曾被付之一炬，但歷經幾千年留存下來的“泥板書”依然金剛不壞。第一個在泥巴上刻符號的人，一定沒有想到，其信手拈來的書寫材料，竟能抵抗大火的侵擾，成為書籍存儲史上的奇跡。

說到這里，不得不提故事的第三個年輕人，他叫喬治·史密斯，是工人的兒子，且未接受過正規教育。由于從小對亞述文化和歷史非常著迷，史密斯在印刷廠工作的午餐時間全部都花在了大英博物館。他的研究天賦引起了著名亞述學家亨利·羅林森爵士的注意，并被邀請進行出土文物的整理工作。1872年，史密斯破譯了從亞述巴尼拔圖書館運來的以楔形文字阿卡德語書寫的《大洪水的迦勒底人記述》，即世界上最早的史詩《吉爾伽美什》，引起轟動。那一年，他33歲。

天一閣“煙酒切忌登樓”等族規，攝影：威爾·普賴斯，《圖書館建筑的歷史》，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

第二個案例之所以經典，是因為它詮釋了“防火意識”在圖書館火災防范上居于最重要的地位。

明嘉靖四十年（1561年），兵部右侍郎范欽退休返鄉，決定建造一座私家藏書樓來存儲他歷年收集來的7萬余卷圖書。從天一閣建造之初，一直到今天，它驚人地從未發生過火災。

零火災記錄要歸功于建造者范欽所具備的極致的“防火意識”。首先，“天一閣”這個名字取自于鄭玄《易經注》“天一生水”，體現了建造者將“防火”置于最優先的位置。其次，具體營造上，為防火進行了多項創新設計：生活區與藏書樓分開，并保持一定防火間距，分隔墻的門錯開設計；藏書樓及周邊設置足夠多的安全出口；樓前鑿“天一池”，池水終年不涸以蓄水備用滅火。再次，也是最重要的，范欽制定了非常嚴格的“防火守則”，包括：禁止煙火入閣、煙酒切忌登樓——避免疏忽導致的火災；不得無故入閣、外姓人不得入閣、女性不得入閣——疏忽的根源還是人，越少人進去越安全。

范欽為什么會有這么強的防火意識呢？原來他有個好朋友叫豐坊，其人命運多舛，早年進士出身，因事遭貶謫，晚年窮困病逝于寺廟。豐坊有很高的文學修養，同范欽一樣是大藏書家，藏書數萬卷，以“萬卷樓”儲之。然而其人性格乖張，一次酒后秉燭登藏書樓，忘吹蠟燭導致失火，損失慘重。

顯然，由于疏忽大意導致的火災給范欽敲響了警鐘。規則是苛刻甚至不近人情的，傳說嘉慶年間寧波知府的內侄女錢繡蕓，因仰慕天一閣藏書而嫁給范欽后人，婚后方知該后人并未掌管藏書樓且族規禁止女性入閣，繡蕓竟郁郁而終——藏書重于泰山，犧牲在所難免。

貝內克珍本與手稿圖書館外立面，攝影：Gunnar Klack

還有一個防火案例很有趣，源于一個頗為驚悚的傳說，那就是耶魯大學的貝內克圖書館（全稱“貝內克珍本與手稿圖書館”）。這棟外表極具特點的圖書館由第10屆普利茲克建筑獎得主戈登·邦夏設計，落成于1963年。

建筑外墻非常獨特，照片中鑲嵌在方格子里的方形大理石板厚度為32毫米，可以透過一定的外部光線，同時阻擋熱量和紫外線。除了功能性作用外，這個設計在室內看如夢如幻（見下圖）。而最令人感到震驚的，是在耶魯大學校園甚至互聯網上廣為流傳的一個說法：該圖書館的滅火系統在發生火災時會將館內空氣全部排出，導致里面的人員窒息而死。

貝內克珍本與手稿圖書館內部空間，攝影：Gunnar Klack

貝內克藏有50萬冊珍本和以百萬計的手稿，其中包括古登堡原版圣經（西方第一本以活字印刷術出產成印刷品的書，印數160-185本，現存49本完整或殘篇）和伏尼契手稿（成書于15世紀初，至今無法破譯的世界上最神秘的書之一）。

為了能夠完成艱巨的防火使命，圖書館在防火新技術的運用上領先于世——當然，副產品就是上述誤解。實際上，貝內克的確采用了“氣體滅火”系統，但適用范圍僅在館內存儲了更高價值圖書的特定區域（內部空間照片中右邊的玻璃盒子），這個區域只有圖書館員可以進入。

當火災探測器被觸發時，和普通建筑物使用水滅火不同（會損壞書），系統會自動向該區域釋放大量的包含哈龍1301（屬于鹵代烷，是一類非常干凈的滅火劑）和惰性氣體滅火劑混合氣體，從而置換出氧氣以阻燃。“它們確實降低了氧氣的百分比，但不足以殺死任何圖書館員”，貝內克圖書館訪問服務主管史蒂文·瓊斯辟謠說。

從微縮膠片到數字化：現代科技對圖書館的重塑

若簡要回顧一下人類的知識存儲史，第一個時間節點顯然是文字發明之時。在這之前，人類存儲知識的方法和《華氏451》的結尾一樣，是純粹依靠人腦來進行的。不要小看這種存儲方式，大量的神話、傳說、各種與現實生活有關的知識，存儲在每個個體的大腦中，再經過口耳相傳，構成了“信史”前人類的歷史。

這段時期的知識在文字被發明以后，最終由一句句“話”轉化為一個個“字”。文字的誕生起因于城市形成之時人類政治、經濟生活的新形態，讓人腦存儲信息的方法忽然變得不夠用了。考古發現，最早的楔形文字記錄多與經濟生活有關，反映了當時新出現的剩余產品再分配的新的社會經濟關系。從文字，到書，再到“書的容器”圖書館，是一個很自然的發展過程。

微縮膠片。實體書和實體圖書館統治了人類知識存儲幾千年。期間，印刷術的發明和普及，使得圖書復本量大大增加，從而大大減少了整本圖書內容損毀殆盡的風險。而現代科技讓圖書館擁有了許多全新的防火和防止其他威脅的方法。在數字化存儲時代全面到來之前，有一種模擬的存儲方式曾經稱霸一時：微縮膠片。在它之前，存儲是受到空間之絕對限制的，想要收藏更多的書，就必須要建造更大的圖書館。

微縮膠片和柜式閱讀機，來源：互聯網

1870年，普法戰爭期間，陷入重圍的巴黎駐軍需要接收駐扎在首都之外的法軍總司令的指令，但攜帶密件越過敵人的防線十分困難。此時，發明家普魯登·達格羅恩想起英國企業家約翰·丹瑟曾在1853年用微縮攝影技術將《泰晤士報》的一個版面微縮成為直徑1/6厘米的一個點，于是他用丹瑟當時使用的火棉膠濕版法（在玻璃板上涂含有碘的火棉膠作為負片，在干燥前裝入相機曝光，然后用連苯三酚或硫酸亞鐵顯影，用氰化物或硫代硫酸鈉定影）將密件微縮到感光板上，用信鴿遞送，底片可以用幻燈機播放，從而實現了文字和圖片量較大情況下的“飛鴿傳書”。

實際上，早在1839年，約翰·本杰明·丹納已經利用銀版攝影法制作了160:1的微縮照片。這個技術（及技術的不斷更新）的商業化經過了很長時間才實現。應用于圖書館和檔案館的微縮膠片最終定型為16mm和35mm兩種規格，并使用柜式閱讀機進行資料的提取和閱讀——大大節約了物理存儲空間。據說在21℃，50%濕度下，微縮膠片可以至少保存500年。

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美國國會圖書館用該技術微縮了大英圖書館300萬頁的圖書和手稿；到了中葉，微縮膠片已普遍被圖書館用于保留有腐爛危險的書籍和報刊。盡管當下，數字化存儲正在逐漸取代微縮膠片這種模擬存儲的方式，但由于后者存儲壽命的優勢，圖書館依然用其來保存重要圖文。而且，同數字化存儲相比起來，它具備一項絕對的優點：不會像你在使用數字化檢索和閱讀工具上那樣，用算法分析你，讀取你的愛好、情緒、消費取向、政治傾向等一切可以被收集和利用的東西。

數字化存儲。和其他領域遭遇的情況一樣，數字化存儲的出現完全顛覆了圖書館資料存儲的傳統觀念。數字化的美妙之處在于，世界上一切的信息都可以被轉換成為一系列由數字表達的點或者樣本的離散集合形式；通常使用二進制，也就是說，一切的一切都可以用“0”和“1”這兩個數字來表示。數字化實現了所有信息在相同格式下的混合傳輸，且理論上可以無限傳輸而沒有任何損失。聽上去，這和上帝是一個級別的概念。數字化難道就是圖書館的上帝？從此再也不用擔心資料被火燒被蟲蛀，只要把他們全部轉化為“0”和“1”，圖書館就會永垂不朽？

8吋、5.25吋及3.5吋盤，來源：維基百科

幻想存在任何的終極答案終究是一種天真的表現。跟筆者同齡的（80后）朋友們，家里有沒有一張叫做3.5吋盤的東西？那是電腦在國內剛普及的時候所使用的外部存儲設備，2000年以前紅極一時。現今，要找一臺能夠讀3.5吋盤的軟盤驅動器好像有點困難。數字化的速度和效率催生了“信息爆炸”，然而這些信息“載體”的生命周期卻越來越短暫。從3.5吋盤到現在的U盤，它們終將有一天被淘汰，依附于它們的“信息”如何幸存？

答案會是互聯網嗎？互聯網只是增加了保存信息的“人數”，并沒有改變信息存儲的“載體”。當然，一本書（紙質的或電子的）保存的人數越多，能夠流傳下來的概率越大，這是個簡單的數學邏輯。以互聯網技術為基礎的“數字圖書館”也許逃得過火災，但新類型的災難可能更具破壞性：二進制電荷因電流泄露而流失、存儲器訪問軟件失效、一場不可預期的超強日冕物質拋射對電子系統造成毀滅性損害，等等。

“數字圖書館”是圖書館發展至今，最激動人心的一個篇章，因為它正在通過不斷地將越來越多的文字和圖片數字化，以及數量不斷增多的網絡接入點，為地球上越來越多的人提供了這樣一種前所未有的可能性：只要你愿意，你幾乎可以了解一切。同時，“數字圖書館”可能也是最危險的圖書館，除了其本身并不那么百毒不侵以外，正如前文所提到的，只要你“接入”，關于你的一切也幾乎都可以被了解。

還需要圖書館嗎？重新定義圖書館！

“數字圖書館”帶來的另一個問題顯然更令得一部分人感到不安：它拆除了傳統圖書館的墻，使得圖書館作為一棟物理的建筑變得越來越不那么重要。這對傳統圖書館愛好者而言，幾乎意味著圖書館的末日。未來，我們還需要圖書館嗎？只要一臺電腦、一個互聯網接口，人們隨時隨地都可以獲得覆蓋面越來越廣泛的書籍和信息。在不久的將來，圖書館是否會成為保存著人類“歷史上”那些“文物圖書”的博物館？

1996年，英國圖書館學家S. Sutton先生提出了圖書館將經歷的四個階段：傳統、自動化、復合、數字。復合圖書館已然在席卷全球，圖書館正在整合物理資源和虛擬資源，實現傳統館藏和數字館藏并存，無論用戶選擇什么方式都能通過數字化的桌面傳遞獲得無縫的服務和資源。復合圖書館顯示了“數字”和“傳統”并不矛盾，且可以通過科學整合發揮“1+1>2”的作用。另外，上述四個階段的圖書館，依然單獨或綜合地存在于世界各地。所以，即便就圖書館而論圖書館，傳統館藏是否會很快或最終被完全取代還有待觀察。

讓我們從一個更廣域的視野來看待“數字圖書館”，它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和人類其他領域的“數字化”共同且關聯存在的。從城市生活的角度來看，“數字圖書館”是“數字城市”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處于正蓬勃發展的“數字城市”中，我們可以清楚感受到，“數字化”正在讓人類生活越來越便利。與此同時，基于人類目前依然以“肉身”的方式存在，用“滴滴”打一個車的目的是為了坐上那個車，用“鏈家”租一套房的目的是為了住進那套房——“數字化”是工具，不是目的。也許有人會把“數字化”當作目的，那么就會發生《黑客帝國》里那樣的情況。

電影《書緣：紐約公共圖書館》海報，導演：弗雷德里克·懷斯曼

2017年，美國著名紀錄片導演弗雷德里克·懷斯曼的一部叫做《書緣：紐約公共圖書館》的電影，提供了一個新的思路：圖書館是否會消失，完全取決于人們如何定義“圖書館”這個詞。

影片開頭，英國演化生物學家理查德·道金斯（以1976年出版的《自私的基因》一書而聞名全球）在紐約公共圖書館總館的大廳演講，為“無宗教信仰群體”一直以來被政客和大眾所忽視而發聲。道金斯教授充滿理性和詩意的語言，深深吸引了站在大廳里的讀者，他們不一定都是無神論者，但他們的眼睛里閃爍著傾聽的欲望和面對面交流的熱情。

講座、讀書會、音樂會甚至招聘會，出現在紐約公共圖書館網絡的各個圖書館內（2017年年報顯示其有92個分支機構）。此外，圖書館還從事著兒童教育、殘疾人教育、老年人服務等類型的社區教育工作。

整部影片展現了紐約公共圖書館已經從書的“存儲中心”轉變為市民的“教育中心”和“社區中心”這樣一種全新的組織形式。更值得一提的是，影片中出現了很多有色人種，作者、讀者、服務者、被幫助的弱勢群體……導演用了大量筆墨來討論圖書館之于種族平等的作用。美國黑人作家托妮·莫里森說：圖書館是民主的支柱。在《書緣》中，觀眾頗為驚訝地看到，圖書館在民主領域竟然有那么多有所建樹的可能性。

摘自紐約公共圖書館2017年年報

影片中，參與場館設計競標的荷蘭女建筑師法蘭馨·侯班說了一句令人印象深刻的話：“圖書館和書沒有關系，而是和求知的人有關。”在數字化背景下，圖書館的優勢已經不是文獻的存儲，而是“人與人的聯結”。它的“啟發性”可以不僅在于翻閱到某一書頁時所看到的一個句子，更多的可能性，在于通過豐富多元的活動所提供的真實交流，而激發出的思想火花；它不僅可以幫助讀者檢索和閱讀圖書，更多的可能性在于幫助市民“使用”知識，通過提供越來越多的教育和社區服務，變被動為主動，讓更多的人真正受益于知識。

如此一來，我們是否還需要圖書館？除了圖書館，還有什么知識傳播組織，有這么廣泛的社會影響力和真實嵌入社區的能力？人類因為求知而變得獨特，因為交流而互相理解與尊重，圖書館是讓這一切發生的最理想的場所。

結語：依舊脆弱的圖書館

《烽火守書人》書影，[伊拉克]薩德·伊斯康德著，李靜瑤張桂越譯，上海三聯書店

“我的秘書烏姆·海森，她有點害怕，因為兩枚炸彈就降落在她的車前七十米處。就跟其他人一樣，她談個兩分鐘后又回到日常的工作崗位上。五十分鐘后又一聲巨響，雙方持續交火一個半小時。”——如果不是2006年11月至2007年7月，在大英圖書館網站上出現的一系列日記，和平地區的人們可能無法想象21世紀之初，世界上竟然還有一群人必須以生命為代價才能保全一座圖書館。

日記的作者叫做薩德·伊斯康德，2003年，伊拉克薩達姆政權垮臺后，他毅然返回巴格達協助搶救國家的文化財產，擔任“伊拉克國家圖書暨檔案館”館長。“第二次海灣戰爭”中多國部隊的入侵、以及ISIS強硬的意識形態，使伊拉克國家圖書館多次遭受洗劫和破壞，95%的罕本藏書、60%的檔案、25%的手稿損毀。2006年年底，在薩德和全體館員的努力下，經過4年的重新修整，圖書館終于重新開放。薩德的日記牽動了全球讀者的心，并在多個國家出版發行。

世界一頭的紐約公共圖書館，因其對“公共性”的深入探索，正在變得越來越強大和不可或缺；而同一個世界的另一頭，《華氏451》的情況依然還在上演。無論人類已經發展出多么發達的科技，戰爭、恐怖主義、獨裁等等人為的因素，依然威脅著圖書館。難道需要把圖書館里所有書的內容通過無線電波傳遞到宇宙中，讓可能存在的更發達、更崇尚和平的外星文明來幫助我們解決這個存儲問題嗎？如同其他關心人類未來的文學作品一樣，《華氏451》的存在始終提醒著我們：哪怕付出了一切代價，文明依然易碎如玻璃。

[作者系半層書店合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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