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陜西、5月山西、6月寧夏……脫貧攻堅全面收官之年，習近平總書記考察的腳步越過萬水千山，深入易地扶貧搬遷村，強調靶向發力、鞏固成果。

5年前的中央扶貧開發工作會議上，黨中央就“怎么扶”的問題做出了實施“五個一批”工程的重要決定，易地扶貧搬遷是其重要組成部分。

5年來，發生在22個省區市、約1400個縣近1000萬人的大遷徙，宛如史詩，波瀾壯闊。

山城重慶的25.2萬易地扶貧搬遷群眾亦是如此。這片幅員面積8.24萬平方公里的土地，高山林立、溝壑縱橫，散居在高寒深石山區的貧困群眾，行路、吃水、上學、看病、安居、致富，無一不難，脫貧之路格外“難走”，易地扶貧搬遷無疑是挪窮窩、換窮業、斬窮根的一把利刃。

扶貧，是鐫刻在重慶年輪上的深深烙印，是直轄時黨中央交辦給重慶的“四件大事”之一。20多年來，3000多萬山城兒女與貧困的斗爭曠日持久，最終踏出一條堅實的足跡，向著希望“遷徙”。

脫貧攻堅全面收官之年，25.2萬貧困群眾全部搬遷入住，這是易地扶貧搬遷的“重慶答卷”。

積淀

山城重慶，人口眾多，面積廣闊，市情尤為特殊。距離主城都市區數百公里之遙的渝東北和渝東南地區，分屬于秦巴山、武陵山集中連片貧困地區，這里山連著山，嶺靠著嶺，地形復雜、交通不便、貧困人口聚集，是全市脫貧攻堅必須啃下的“硬骨頭”。

根據摸底調查，重慶60%以上的貧困群眾分布在生產生活條件極差的高寒山區、深山峽谷和石漠化地區。在這些地方就地扶貧，投入極大效果卻差，導致不少地區陷入“年年扶貧年年貧”的怪圈，始終難以摘除“窮”帽。

對于祖祖輩輩生活在山里的人們來說，大山既給他們提供了賴以生存的資源，也成為了他們擺脫貧窮、邁向小康的一道天然屏障。歷史車輪滾滾向前，走出深山的愿望越來越強烈。但對于依靠土地為生、缺乏一技之長的貧困群眾而言，這個愿望何其艱難。

在黔江區金溪鎮虎座山住了半輩子的村民游福瓊的腦海里，“離開大山”的話題打小就被村里人掛在嘴邊，但直到自己成了家，有了孩子，大家還生活在山上。

山里的收成“糊”不住一家人的生活。游福瓊的丈夫下山打工，去過城里、甚至遠走他鄉，但不管走多遠，山里的家都拴著他。而眼睛有疾病、視力不到0.2的游福瓊只能在家守著孩子。

“山上霧滿坡，路陡土地薄，辛辛苦苦忙到頭，又缺吃來又缺喝。”大多數時候，游福瓊要出去砍柴。“沒得法，不砍就沒有生火的。煤？你覺得運得上山嗎？”她指著陡峭的山路反問記者。

民之所盼，政之所向。既然一方水土難養一方人，何不換個思路，幫助群眾搬下山，開始新生活呢？

“根據測算，易地扶貧搬遷的人均基礎設施投入為1.1萬元，比就地扶貧節省30%-50%，并且挪了窮窩，從根本上斬斷了窮根，其返貧率比就地扶貧要低不少。”易地扶貧搬遷的牽頭部門、市發改委有關負責人介紹，因為集中，所以能夠節約人力、物力、財力，實現扶貧資金的高效使用。

再者，易地扶貧搬遷的生態效應突出。資料顯示，一個居住在高山地區的三口之家，每年砍柴量約7500公斤，這對環境大為不利。而貧困人口最為集中的渝東北、渝東南地區，同樣也是國家重要的生態功能區域，因此只有將群眾遷出，才能降低地區人口容量，減輕生態環境功能壓力，從根本上修復和改善生態功能。

此外，高山偏遠地區亦是我市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重點和難點，而通過搬遷，可促進農村人口向城鎮周邊集中和梯度轉移，促進農業規模化、集約化發展，縮小城鄉區域差距。

重慶是全國較早開展易地扶貧搬遷的省市之一，早在2006年就在城口縣開始試點，并逐步擴大到14個國貧區縣和4個市貧區縣。

試點的效果十分顯著。比如，巫山縣官渡鎮萬梁村用1130萬元實現了整體搬遷，其中建房580萬元，街道硬化275萬元，土地及荒山流轉、供電、供水、排污145萬元，其他方面130萬元。而如果就地扶貧，萬梁村到鎮上有15公里路，按每公里60萬元計算，僅實現道路通暢就要900萬元，其他村級道路、人畜飲水、衛生室等建設費用亦不菲，很可能資金翻倍也打不住。

巫山縣廟堂鄉曾被稱為“重慶第一窮鄉”，648戶農戶大多散居在海拔1000-2400米的山上，生存條件惡劣，貧困和返貧現象突出。而實施整鄉搬遷后，宅基地、土地栽植高寒經濟林木，集中發展中藥材，人口下山產業上山，生態效益和經濟效益凸顯。

日益清晰的路徑、不斷充實的內涵、在搬遷一線摸爬滾打探出來的實踐經驗——為重慶搬遷扶貧注入了旺盛的生命力。或許正因如此，“十三五”期間尤其是2017年7月以來，當中央決定實施“五個一批”精準脫貧工程后，我市迅速扛起歷史使命、瞄準目標靶心、調整工作體制，吹響了新時期易地扶貧搬遷的沖鋒號。

新篇

一個社會的溫度，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底線”的刻度。

25.2萬，這是重慶“十三五”期間需要易地扶貧搬遷的總人數，也是難啃的“硬骨頭”。

一方面，按照“先易后難”的原則，能搬的、愿搬的、可搬的都已經搬了，剩下的搬遷對象貧困程度之深、工作鏈條之長、實施難度之大，前所未有；另一方面，脫貧攻堅進入了新時期，就搬遷工作而言，不僅僅是讓群眾換個居所，而是要幫助他們“換個活法”，以此帶來生活方式、思想觀念、精神面貌的大變化，需要逐戶制定后續扶持方案；此外，此前搬遷過程中出現的一些遺留問題，也需要在新一輪易地扶貧搬遷過程中予以解決，新賬舊賬疊加，更為搬遷扶貧工作增加了難度。

面對困難，真正的共產黨人從來不會被艱難困苦所嚇倒。黨的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多次講述“愚公移山”的故事，強調要弘揚愚公移山精神，賦予其新的時代內涵和時代價值。而在新時代，我們就是要用“愚公移山”的精神，徹底搬掉貧困這座大山，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上有所率，下有所行。

2017年8月，市委、市政府對標對表國家要求，印發《關于深化脫貧攻堅的意見》（渝委發〔2017〕27號）。

同年9月25日，市委常委會及時傳達學習2017年全國易地扶貧搬遷現場會議精神，強調全市要扎實推進易地扶貧搬遷工作，更加注重解決好就業、增收、社保等長遠生計問題，努力讓搬遷戶一步住上新房子、逐步過上好日子。

同年年底，經市委、市政府同意，市委辦公廳、市政府辦公廳印發《關于深化易地扶貧搬遷的實施意見》（渝委辦發〔2017〕57號），對標對表國家政策規定，對我市易地扶貧搬遷工作重新進行了安排部署。

在工作體制方面，我市按照“市負總責、區縣主體”的原則，在市扶貧開發領導小組的統一領導下組織實施易地扶貧搬遷工程，并將市級第一牽頭部門調整為市發改委，明確市發改委為總牽頭部門，同時明確各市級部門的相關責任，形成了齊抓共管的工作局面。

如何準確把握新時期易地扶貧搬遷的精神要領，如何將其內化于行，攻克這一歷史性難題，確保25.2萬貧困群眾搬得出、穩得住、能脫貧？作為總牽頭部門，市發改委經過細致調研后，給出的答案是：必須堅持精準扶貧、精準脫貧基本方略，統籌謀劃、統籌部署、統籌推進。

“國家和市里的易地扶貧搬遷政策要點，可從‘人、錢、房’三個方面進行把握。”在一次培訓會上，市發改委相關負責人如是表示。

“人”的方面，一是要注重選“人”的精準定向，搬遷對象必須為居住在“一方水土養不起一方人”地區的農村建檔立卡貧困人口，遷出區域是“一方水土養不起一方人”的地方；二是要注重尊重“人”的主體意愿，與搬遷群眾充分溝通確定搬遷方式、安置方式、后續扶持措施等，因人施策；三是要注重“人”的后續扶持，確保實現穩定脫貧。

“錢”的方面，要實現“搬得出、穩得住、能脫貧”的目標，需要統籌解決建房、基礎設施、公共服務設施和后續發展，需要的資金量巨大，初步估算需要150億元以上。該負責人介紹：“通過爭取國家政策，落實中央預算內投資、國家專項建設基金、地方政府債券等資金后，市里也是積極想辦法，落實建房差異化補助資金、加快推進地票復墾等為群眾籌集建房資金。”如此一來，在各種政策用足的情況下，貧困戶每戶自籌資金1萬元就可以建房了。通過多方籌集，資金難題可謂迎刃而解。

“房”的方面，人均建設面積不得超過25平方米，同時貧困戶不得因建房大量負債，延緩脫貧甚至加劇貧困，即戶均負債不得超過1萬元或人均不得超過3000元。按照農村建房“一戶一宅”“新建必須拆舊”的要求，須對舊房進行拆除復墾。

細之又細、嚴之又嚴、上下聯動、協同作戰，一個個嚴密周全的部署，搭建起重慶易地扶貧搬遷的政策框架和實施路徑，為這項工作的推動奠定了基礎。

踐行

貧有百樣，困有千種。精準脫貧的難度大，原因在于每個貧困地區甚至每戶貧困戶都有自身的致貧原因，不能一概而論。易地扶貧搬遷亦是如此，如何在國家制定的總框架下走出一條因地制宜的搬遷扶貧路，是勝敗之關鍵。

“和全國許多地方不同的是，重慶的地形以山地丘陵為主，不少貧困區縣都是‘九分半水半分地’，這在客觀上決定了我們難以進行大規模的集中安置。”上述負責人稱，正因如此，我市在工作中提出在用地條件有限的地區鼓勵建設5-10戶“微型”集中安置點，有效應對這一困難。

另一方面，市發改委還一直強調，不能把易地扶貧搬遷簡單作為解決當前住房保障的救急措施，而應從鄉村發展的大局進行統籌謀劃，與鄉村振興戰略密切結合，引導群眾有效向城區（鎮）集中、向工業園區集中、向鄉村旅游區集中、向農業基地集中、向農民新村集中，引導農民轉變生產生活方式和思想觀念，促進形成農村新風貌、新風尚。

一次次思想碰撞、一次次研判分析、一次次調研求證……思路愈發清晰、路徑愈發明確，我市形成并遵循了“12543”的工作路徑，持續深化易地扶貧搬遷。

“1”即尊重群眾意愿，不搞“一刀切”。群眾搬不搬，怎么搬，不能搞強制。我市堅持把“群眾自愿”作為工作底線，在有條件的地區結合鄉村規劃建設和產業發展實際，依托原有集鎮、社區、村落等進一步改善生產生活條件，鼓勵和引導搬遷戶自愿選擇集中安置。

“2”即守住“兩條紅線”，嚴格控制建房面積和大額負債。搬遷是為了更好地生活，不能因搬遷大額負債，更不能因搬遷致貧——在這一點上，我市明晰了資金來源渠道，除國家和地方的補助政策外，還積極推進宅基地復墾并加快地票交易，緩解群眾建房資金壓力。目前，全市完成農房整宗地收儲1.8萬戶，兌付資金8億余元，戶均獲得收儲資金4.4萬元以上。在此帶動下全市已拆除舊房34477戶、舊房處置率達96.17%。

“5”即推進“五個集中”，積極推進集中安置市級示范點建設，共落實市統籌資金1.15億元支持安置規模30戶以上的易地扶貧搬遷市級示范工程41個，計劃安置搬遷1915戶8717人。此外，市統籌資金按照總安置人口給予每人10000元后續發展資金、每人8000元給予隨遷非建卡貧困人口建房補助。

“4”即建設“四好住房”，市發改委聯合相關部門印發全面開展農村住房安全等級鑒定工作的通知，對易地扶貧搬遷住房全面開展安全等級鑒定，確保住房質量安全。同時強化住房風貌管控，為農戶建房提供參考。加強住房建設質量安全管理，市扶貧領導小組辦公室印發易地扶貧搬遷工程質量安全管理監督指導工作市級部門任務分工，進一步落實質量安全監管責任。

“3”即繪就“三美家園”。搬遷只是手段，脫貧才是目的，我市積極完善搬遷安置區配套基礎設施，解決安置區水、電、路等基礎設施和教育、衛生、文化等公共服務設施需求，25.2萬貧困群眾均落實了后續發展措施。

“12543”路徑指向鮮明、邏輯清晰、支撐有力，真切回答了“錢從哪里來、人往哪里搬、房屋如何建、收入怎么增”等易地扶貧搬遷的重點和難點問題。在這個框架和路徑之下，各區縣不斷結合自身實際，探索創新，確保搬遷群眾能夠搬得穩穩當當。

黔江區李家溪安置點，是全市唯一位于城郊工業園區的易地扶貧搬遷安置點，規模為全市最大，共建設有28棟房屋，安置410戶、1526人。去年下半年，隨著安置點的完工，原本散居在黔江各座高山上的村民陸續搬進了新居。新房功能分區合理，廚房灶臺貼著潔白的瓷磚，衛生間也用上了水沖式便槽，政府甚至還配套了熱水器、燃氣灶、寬帶、沙發、床、柜子等。

安置點內，農貿市場、幼兒園、衛生院、健身設施等一應俱全。而安置點旁邊則配套新建年產量2000萬袋食用菌的工廠，讓搬遷至此的群眾可就近就業。前文所述的游福瓊也在廠里找到了事做，“黨的政策這么好，我一定要好好干。”

出臺政策接地氣，執行政策不走樣，收官之年，遍布全市的253個安置點6萬多套住房陸續迎來了它們各自的主人。

攻堅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成功，從來不是一蹴而就的事，尤其是對于啃下脫貧攻堅這塊“硬骨頭”而言，一路走來更非坦途。上面一根針，下面千條線，政策執行落到基層，就衍生出了千千萬萬個問題。

首先是部分群眾搬遷意愿不強的問題。一村干部對記者說，貧困群眾大多居住在偏僻、高山地區，自身文化水平不高，生活技能有限，二次創業難，就地就業崗位少，加之傳統農業、畜牧業難以形成產業，搬遷群眾收入渠道就更單一，收入增長緩慢。同時，生產生活用地調整難，部分農戶下山后無地可種，缺少基本的土地保障。此外，由于搬遷群眾的加入，打破了原住居民的固有生活圈，社會矛盾較為突出，管理難度也增大。

如若不搬，就地扶貧如何？“唉，難度大！”他嘆了一口氣。村里200多戶人散居在6平方公里的山上，平均每平方公里只有30來戶人家，水、電、路等各項基礎設施都要到位，談何容易。記者坐著村干部的面包車上山，5公里平整的村級公路走完，余下半小時，全是坑洼不平的石塊路，車行其上，像在“耍醉拳”，光是硬化這條路，就要500多萬元。

如何動員群眾搬遷？“一是給他們算賬對比，二是組織黨員志愿者開展‘一月一走訪’，及時掌握易搬群眾的動態信息并建立反饋問題臺賬，逐項解決。”這名村干部告訴記者。

有了搬遷意愿之后，如何建房又成了矛盾的焦點。久居于深山的貧困群眾，在建房之時寧愿借債，也要把房屋修大一些。“安得廣廈千萬間。”彭水縣三義鄉第一書記金輝坦言，把房屋建設得漂亮一點，這種想法本身并無問題，“但問題的關鍵是，易地扶貧搬遷為老百姓解決的是‘保障房’，人均面積不能超過25平方米，總面積也有要求，所以在怎么做通老百姓思想工作上，我們大費了一番唇舌。”

“好在政策也沒有‘一刀切’，允許老百姓在前期建房符合標準的情況下，預留加層、澆筑接口，這讓工作得以順利進行。”金輝告訴記者。

搬遷配套的“菜園地”也是一大困難。“老房有地路太遠，新房路寬卻沒地。”曾經，搬遷農戶普遍面臨的難題是，搬遷后距離原有耕地、林地較遠，生產極不方便。過去，在云陽縣鳳鳴鎮錦屏村，由于山上到山下不通公路，山下的集中居住點沒有土地，一些村民就扛著鋤頭到山上耕種，這樣一來每天占用的時間非常多，對莊稼管護也不夠到位，容易造成土地資源的浪費。

“解決之道，仍然是要嚴格落實‘五集中’。”市發改委地區振興處處長繆為說，要將易地扶貧搬遷與鄉村振興戰略、農村“三變”改革、農村人居環境整治等相關工作進行有機結合，確保群眾“搬得出、穩得住、能致富”。

我市明確由市農業農村委牽頭負責易地扶貧搬遷后續發展，制定集中安置點產業發展規劃，逐戶逐人落實后續發展措施，通過土地流轉、農村“三變”改革、股份合作等增加搬遷群眾收入，通過開發保潔員、護林員、公路養護、水利管護、治安巡邏等公益崗位幫助搬遷群眾穩定就業，確保搬遷脫貧率達到100%。

最后則是群眾的生活習慣問題。

“一開始完全住不慣，隔三差五就想回老家。”聊起剛搬進易地扶貧搬遷安置點時的感受，性格爽朗的云陽縣上壩鄉貧困戶王柱見直言。

去年，依托易地扶貧搬遷政策，王柱見一家從治安村搬遷到了石梁社區。對新的生活環境，王柱見“又愛又怕”，愛是因為看病、趕集確實方便；怕的是因為在老家生活了大半輩子，步入新生活摸不著頭緒：電視機信號怎么調，水沖式馬桶怎么用，菜到哪里買……

普通人眼里的生活瑣事，在搬遷群眾那里卻可能成為決定“我要不要留下來”的大事。為了讓搬遷群眾安心，上壩鄉工作人員想了不少辦法：挨家挨戶上門詢問生活“痛點”；手把手教老人用電視機、熱水器；逢年過節組織文化演出把大家凝聚起來……一點點、一樁樁、一件件，幫著搬遷群眾逐步適應。

讓王柱見再形容一下現在的生活，笑容爬上了他的嘴角：“日子安逸得很，就在這里安心養老。”

安居與樂業并重，安置與安心同在。一個個問題的妥善解決，打消了人們不愿搬、過不好、留不住的擔憂——25.2萬人順利搬遷，一個不少！

圓夢

從巍巍武陵到悠悠秦巴，隨著一棟棟嶄新的民房拔地而起，搬進新居的貧困群眾展開了笑顏。

初夏時節，從萬州城區出發，沿途碧空如洗，綠意盎然。“一份水餃在這里吃，打包帶走一份。”時值正午，記者來到熊家鎮，只見村民謝昌成正在自家樓下的餐館吃飯。

年逾五旬的謝昌成是熊家鎮易地扶貧搬遷戶，之前住在該鎮松柏村六組，又偏又遠，土坯房晴天透風、雨天漏水，交通也不方便。這幾年，看著山下的村容村貌一年一個樣，而自己還守著土坯房過日子，一年收入也僅有幾千塊錢，謝昌成心里越來越不是滋味，盼望著自己也能早一天搬下山去。

得益于易地扶貧搬遷政策，兩年前，謝昌成一家終于住進了新房。“現在我們一家住上了近百平方米的大房子，客廳、廚房、衛生間樣樣俱全，鎮上有醫院、有學校，看病方便，孩子讀書也方便，現在這日子是越過越有味兒。”謝昌成感慨地說，幫扶干部還把他介紹到當地一處工地打工，妻子也在場鎮上的一家餐館找到了工作，兩人一個月能掙三四千塊錢。

數百公里外的城口縣高觀鎮，一排排院落干凈整潔，一條條大路縱橫交錯，老人在河邊曬著太陽，孩子在路上跑來跑去、嬉戲玩鬧，街上經營店鋪的、田間耕作的，一幅幅溫馨的畫面展現在眼前。

“從山上搬下來后，日子越過越滋潤了!”高觀鎮村民孫翠明提起易地扶貧搬遷項目就贊不絕口。

兩年前，他家還住在離主公路較遠的山上，由于地理條件不好，吃水用電通行都很困難。如今，新家里電視機、洗衣機、冰箱等電器設備一應俱全，還開辦了“大巴山森林人家”，年收入可觀，真正做到了荷包鼓起來。寬敞的房屋，明亮的大窗，無不在述說他當下的幸福。

搬遷之后，不少群眾的生活和見識更是有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過去拿鋤頭鏗鏘有力的雙手，如今敲起鍵盤來也不失靈活麻利，在武隆區仙女山街道石梁子社區，60多歲的貧困戶黃和良很適應現在的農家樂“老板”生活。

石梁子社區由4個村合并而成，地處“高山大箐石旮旯、紅苕洋芋包谷粑、要想吃碗白米飯、除非坐月生娃娃”的高寒山區，而黃和良過去就住在山的邊角。

在這樣的條件下，有點想法的人都外出打工了，黃和良也想出去，但他背駝，有點殘疾，無奈只好留在村里，在高山上的土地里種點紅苕糊口。“那時住的是茅草屋，家里鍋盤碗灶都不齊，相過幾個對象，一看我這條件，都說考慮考慮，結果就沒有音信了。”黃和良回憶，幾十年里，鄰居陸續結婚了，甚至鄰居的小孩也結婚了，但他卻始終是光棍一個，只有“羨慕嫉妒恨”的份。

打了幾十年光棍的黃和良，本以為自己這輩子就這樣了，沒想到人生際遇有時就是這么奇怪，易地扶貧搬遷工作啟動后，地處偏遠的石梁子社區成為重點區域，而黃和良也成為了搬遷的“幸運兒”。

就這樣，他從高山上搬到了黃家大灣安置點，這里條件相對較好。每到夏天，黃和良就把房子租給侄女黃靜開餐館，年收入約2萬元。生活條件好了，周圍人對他也高看一眼，侄兒媳婦給他介紹了對象，結果一眼相中，黃和良終于完成了30多年來的“夙愿”。

隨著大量村民遷居下山，人與環境的資源爭奪現象顯著減少，生態環境正持續變好。

巫山縣原廟堂鄉位于五里坡國家級自然保護區核心區域，金絲猴、云豹和紅豆杉、珙桐等國家珍稀動植物資源十分豐富。搬遷前農戶燃料主要以柴禾為主，人獸爭地矛盾突出，森林植被不同程度遭到破壞，野生動物保護壓力巨大。而隨著2000多名村民的出山，五里坡保護區管理的森林面積增加了一倍，達到了20萬畝，一代一代“刀耕火種”留下的裸露的巖石、貧瘠的土地，也正在逐步恢復生態。根據科學考察，保護區擁有400多種野生動物、2800多種野生植物，其中列入瀕危物種紅色名錄的動植物就有79種。

通過易地扶貧搬遷，將偏遠地區群眾遷出，既能從根本上改善貧困地區群眾的生產生活條件，又能從根本上修復和改善這些地區的生態功能，實現了民生生態兩相宜。

接力

脫貧致富奔小康，住進新房子只是第一步，讓日子越過越好才是硬道理。發揮好易地扶貧搬遷解決“一方水土養不起一方人”問題的作用，必須在解決好“怎么搬”的同時，解決好“搬后怎么辦”，從而實現由“搬得出”向“穩得住”“能致富”轉變。

在秀山縣洪安鎮溜沙村新寨組的道路旁，有一家小超市，金色的招牌上“波波副食品超市”幾個字非常醒目，顧客進進出出，十分熱鬧。這是建卡貧困戶楊再榮一家踏上脫貧致富之路的真實寫照。

2017年12月，通過易地扶貧搬遷，楊再榮一樓一底的新居正式建成入住。位于公路邊的新房為他帶來了新的謀生渠道——楊再榮的幫扶干部在經過反復調研后，建議他憑借自家新房位置好、門前人流量大的優勢開一個超市。2018年5月，楊再榮的“波波副食品超市”順利開業，經過兩年經營，超市現在一年的純利潤能達到5萬元以上，與住在老屋相比，一家人的生活充滿希望。

豐都縣虎威鎮五角丘集中安置點，是重慶“十三五”易地扶貧搬遷市級示范工程，安置搬遷群眾84戶363人，其中建卡貧困戶31戶130人，占全鎮易地扶貧搬遷建卡貧困人口的53%。

“搬出大山只是第一步，解決就業是關鍵。”虎威鎮黨委書記彭松濤說，虎威鎮以提升搬遷群眾自主發展能力、就業創業能力、穩定增收為首要任務，通過收集務工意愿、提供崗位信息、開展技能培訓、引進縣內外企業、建設扶貧車間等措施，助推搬遷戶就業。“我現在在家門口的公司上班，每月能掙2600元錢，公司還為我們繳納‘五險’，這比外出打零工有保障多了!”說起搬遷后的變化，貧困戶熊順發有些激動。

一手抓搬遷建房，一手抓后續扶持——如今，全市計劃易地扶貧搬遷的25.2萬人均落實了后續措施，其中：發展特色農林業5.9萬人、發展勞務經濟9萬人、發展現代服務業2.2萬人、資產收益扶貧0.7萬人、社會保障兜底1.7萬人、其他方式5.7萬人。

昔日，一方水土難養一方人；今日，一方水土富一方人。

距離脫貧攻堅全面收官僅剩100多天，重慶“十三五”期間計劃搬遷的25.2萬貧困群眾已全部入住。今年市發改委將攜同相關部門，編制全市易地扶貧搬遷后續扶持實施方案，持續抓好后續產業、就業幫扶、舊房拆除復墾等工作。

“開弓沒有回頭箭，一鼓作氣，頑強拼搏，不獲全勝，絕不收兵。”市發改委副主任米本家說。這份底氣和決心，來自令人矚目的成效——“十三五”期間，在黨中央的堅強領導下，全市171.2萬人擺脫貧困；來自歷史性的新跨越——黨和國家把脫貧攻堅作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底線任務和標志性指標，全力打贏打好精準脫貧攻堅戰。

曙光在前，重任在肩。我們唯有保持堅如磐石的信心、只爭朝夕的勁頭、堅韌不拔的毅力，才能奪取脫貧攻堅戰的全面勝利，確保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首席記者 顏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