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中國內地翻拍日本喜劇電影的研究
文章|亨克的孤獨
編輯|亨克的孤獨
對翻拍藍本主體框架和精神內核進行保留是電影翻拍的轉譯基礎,但由于再生語境受眾接受視域的不同,中國內地電影創作者們在進行電影翻拍時,必然會為了跨越不同文化之間的文化鴻溝進行本土化的內容敘事改寫。因此,本部分將中國內地翻拍的日本喜劇電影作品和日本原版喜劇電影作為研究樣本,重點比較分析了兩版電影中的主題、人物、情節和敘事。
主題是一部電影的思想與靈魂,支配和指導著電影的創作走向。電影的創作不僅與其所處的時代有關,還與其所處的國家、文化背景、社會矛盾以及價值觀念等息息相關。因此,中國內地翻拍的日本喜劇電影作品與日本原作在主題表達上往往存在著差異。總的來說,中國內地翻拍的日本喜劇電影作品的主題表達,通常將日本原版影片中對社會現象、社會議題等方面的探討轉向展現某一類人的自我認可、自我成長和自我超越的個人情感與成長。
其一,脫離于中國社會背景和再生時空語境的仿照日本原作的主題表達。2017年,黃磊導演的《麻煩家族》翻拍自2016年山田洋次執導的電影《家族之苦》,講述的是在一個三代同堂的家庭中,一對老夫妻在退休后妻子突然提出離婚的故事。
兩部影片都反映了退休老人的婚姻關系問題,然而日本影片中的故事情節是基于“熟年離婚”這個特定的日本社會議題而發生的,所謂熟年離婚,指的就是日本男性退休后,相濡以沫多年的妻子提出離婚,這對于所處日本社會的觀眾來說有著極強的故事共鳴性,但《麻煩家族》在脫離于中國社會背景下強行將故事焦點放在老年人的婚姻問題上,這對于沒有特定社會背景的中國內地觀眾而言往往不知所云。
因此,《家族之苦》展現的是日本普遍社會現象下,一個普通家庭對社會現象的支持、抗爭和妥協,而《麻煩家族》呈現出的則更像是一場老年人無所事事,為了引起丈夫和孩子的關注而發生的一場家庭鬧劇。另外,2020年,包貝爾導演的《我的女友是機器人》翻拍自2008年的日本喜劇電影《我的機器人女友》也反映了同樣的問題,電影是關于男主人公與機器人女孩的愛情故事,他們之間的愛情戰勝了命運,打破了人類和機器人的生物界限。
21世紀以來,隨著科技的進步,人類從對科技的向往轉向探討生物人與機器人的相處之道,因此《我的機器人女友》應運而生,然而中國內地翻拍的《我的女友是機器人》則是在2020年上映的,無論是從科技發展的角度還是社會關注的熱門程度,對于中國內地的觀眾而言,相比前者,則定然是珠玉在前瓦石難當。
其二,中國內地翻拍的日本喜劇電影作品的主題會將日本原作中對社會議題的探討轉向展現個人自我認可與成長,其根本原因在于中日兩大民族憂患與危機意識觀念的強弱。對日本民族來說,無論是生存環境的惡劣、社會壓力的沉重還是儒家傳統的文化思想,都表明日本民族的憂患意識不僅反映了日本的客觀國情,也反映了日本人民認識自我、約束自我的思維方式。
因此,在這樣社會環境中成長起來的日本導演們,更愿意通過電影作品來探討社會議題,從而引發觀眾思考。正如日本導演是枝裕和在接受采訪中說道“拍攝影片的目的并非意在揭露日本社會,而是希望更多人因為電影開始關注類似的社會問題”。而在中國社會背景下,隨著國家實力的逐步增強和國民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中華民族在樂感文化的影響下,積極樂觀地面對生活,展示自我。因此,中國內地翻拍的日本喜劇電影在主題表達上更加側重于個人的成長與超越。
從上述表格可以看出,日本喜劇電影呈現的主題都是具有時代性的熱門社會議題,如日本宅男如何處理男女關系問題、日本大齡成熟女性的婚姻問題、平成時代下缺乏進取精神的宅男群像等,這些探討日本熱門社會議題的影片,可以給觀眾帶來某些思考與關注。
而中國內地翻拍在日本喜劇電影時則更加注重展現某一類人,“嚴謹”的執著、學渣少年的不認命、宅男對愛情的渴望,這些都體現了中國人對于關注自我成長的重視。一句話,電影通常是現實社會的一面鏡子,任何電影或多或少都有現實生活的影子,一部好的電影,就是要能給予觀眾一定的啟發,從而關注與知曉社會百態。
人物:增加親密關系角色凸顯人物個性人際交往中的親密關系往往對人物性格的塑造起著強大的影響作用。親密關系是指主體體驗到的,同時可能被社會所認可的一種親近,其包括家庭,婚姻,戀愛,性愛以及友誼等。在中國內地翻拍的日本喜劇電影中,中國內地通常會通過增加人物親密關系角色的設定,加強人物角色與其親密伙伴的溝通交流,從而使得所塑造的人物性格得到凸顯。
中國內地翻拍的日本喜劇電影,在原版電影的基礎上進行了本土化改編,增加了側面塑造人物性格的親密伙伴角色,或者在原有人物關系的基礎上進行了親密關系的強疊加,從而凸顯人物個性,促進故事情節發展。親密關系角色的增加更多地源于中日兩國對于血緣關系和人際觀念的差異而造成的。
在中國人看來,一個人的血緣關系是極其重要的,中國人的家庭主要是通過血緣關系來維持的,這跟日本的除血緣關系外,還可以通過地緣、人緣關系等構成家庭是不同的,因此,血緣關系是中國人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人際關系。此外,中國人愛好交友也善于交友,所謂“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中國人坦誠、熱情的交友態度也使得他們的關系更加親密。而對于日本而言,經濟基礎的瓦解,使得其從人與人之間充滿依賴關系的有緣社會,走向了人際關系疏離的無緣社會。
在中國內地翻拍的日本喜劇電影中,中國內地電影創作者們通常喜歡從人物的家庭關系著手,通過對家庭關系的展現、家庭氛圍的渲染,從而進行人物性格的塑造。比如《麻煩家族》中增加的爆肚店老板梅玲女兒這一角色,女兒與母親相依為命,通過女兒與母親相處的故事情節賦予了梅玲單身媽媽這一身份,并展現了梅玲的溫柔、母性的光輝以及成熟女性的魅力。
《五個撲水的少年》中張偉的父親母親角色的增加,母親對父子倆一味地打壓與貶低,養成了張偉平凡、懦弱的性格,為后續張偉拒絕平凡、不斷克服困難、戰勝自己提供了強大的驅動力;《人潮洶涌》中李想兒子李由的出現更是加速了周全與李想感情發展的進程,因李由參加學校“我的爸爸”主題演講活動,李想請求周全扮演兒子的航天員父親,在周全費勁千辛萬苦出現在演講的舞臺上實現兒子李由的航天員父親的夢想時,李想孤獨的心也找到了落腳的歸宿。
此外,中國內地翻拍日本喜劇電影也會在原有人物的基礎上進行親密關系的強化,如《永不結束的游戲》中平田家天花板上的海報女性與銀行柜員桑名有著些許相似,原版影片并未對兩者的關系進行深入地闡釋,而在《大贏家》中于海嬌不僅與嚴謹相互暗戀,并且成為嚴謹搶劫銀行的暗中幫手,在兩人的相互配合下,嚴謹的演習取得了勝利。
因此,在中國內地翻拍日本喜劇電影的影片中親密關系角色的增加能夠對相應的人物性格得到一個較為強化地凸顯。在《人潮洶涌》中李想兒子李由的出現,賦予事業型女性李想的母親身份,李想與兒子之間的親密互動也體現了李想是一個溫柔善良的母親。這與原版《盜鑰匙的方法》中水島香苗為了實現父親希望自己結婚的愿望不同,水島香苗只是希望找到一個合適的人結婚,自己與這個人是否有感情基礎、是否能夠和平相處都無所謂,其強烈的尋找一個人結婚的意識驅動著她的行動。
但李想不同,她有事業、有兒子,夫妻關系對于她而言不是必需品。因此,她在與周全相處過程中的行為與意識,更多的是關注周全這個人的本質及兒子對周全的情感態度等心理活動,從而判定自己是否能夠真正地接受周全,給予自己勇敢的愛情。
在《愛之初體驗》中的Mike,作為田小野的發小,不僅教導田小野討好女朋友的“技法”,而且還在田小野與米蘭的感情發展中作為田小野情感傾訴的對象,幫助田小野了解男女之間的感情。開朗、幽默、花心的Mike也與呆萌暖心、純真善良、對愛堅定執著的田小野形成性格的對比,從而反映了宅男田小野雖渴望性愛生活,但與身體上的獲得相比更為注重的是心靈上的愛情碰撞。而《桃花期》中的日版屌絲藤本幸世,則更像是一個突遇桃花期的宅男,單打獨斗輾轉于各種女性之間進行性愛幻想體驗。
綜上所述,中國內地翻拍的日本喜劇電影,通常會借助人物家庭或社會親密伙伴角色的增加與親密關系的強化,來構建人物在故事情節中的思想與行為框架,進而以不同的視角來打造人物的豐滿性格。
所謂情節,就是指對事件的安排。亞里士多德在其美學著作《詩學》中對情節是對事件的安排這一命題進行了兩方面的闡釋。一是從人物和行動而言,即事件主要是指人物的行動,沒有人物行動則構不成事件,且行動也是通過人物來表達的,人物的成敗取決于他們的行動。1因此,情節就是對人物行動的模仿。
二是從模仿的角度而言,亞里士多德肯定現實世界的真實存在,但認為模仿并不是對現實生活的機械復制或鏡像式反映,而是再現與創造。2因此,亞里士多德的情節不僅是在話語層次上的事件安排,而是構建故事結構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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