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黃載皓 譯/ 觀察者網 傅洛拉】

現在是中韓兩國回顧過去、面對現在、探討未來的時候了。30年來，中韓關系在多個領域演變到了可以稱之為“爆炸性”的地步。

中韓建交是推進東北亞地區邁向繁榮新時代的重要轉折點。現在中韓兩國都成長為國際社會的核心成員。中國成長為國際社會的主要大國，與美國相當；韓國則變成了在全球范圍內頗具魅力的國家。

然而，由于雙邊關系被壓縮在短時間內快速增長，存在一些摩擦和沖突也是事實。盡管如此，兩國應努力擺脫當前“成長的煩惱”，建立更加成熟的伙伴關系。

中韓是不能分開的鄰居。這種地理條件要求我們具備更長遠的眼光，更心平氣和的心態。今年適逢中韓建交30周年，應以此為契機，進一步夯實兩國關系的基礎，建立能實現戰略溝通的新型中韓關系。

對此，我們準備了一組系列文章，從社會文化、經濟貿易、外交和安全等角度，探求新型中韓關系，將在自今日起的三周內發布。本周的采訪邀請了兩位在第一個主題——社會文化方面具有代表性的專家。他們是中國社會科學院亞太與全球戰略研究院研究員董向榮和漢陽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中國研究所所長閔貴植教授。訪談主持人是韓國外國語大學國際研究部教授黃載皓。

黃載皓：中韓兩國人際交往的規模如何？請從數量和質量方面來分析。

董向榮：鑒于韓國只有5200萬人口，兩國也沒有陸路，只有海路和空中航線，年交流人次超過1000萬這樣的規模是相當可觀的。

不過，中韓兩國作為鄰國，30年來雖然人員往來累計超過1億人次，但互訪的比例并不高。據估計，在中國14億人口中，到過韓國的不超過3%，而韓國旅客中有很大一部分是經常往返于中韓之間的商務人士。直接來過中國的韓國人比例是多少？有30%嗎？俗話說“眼見為實”，我希望更多的韓國人來中國體驗博大精深的中國文化。

閔貴植：韓中兩國的人員往來快速增長，2016年達到高峰，當時中國人赴韓的有826萬人次，韓國赴華的為476萬人次，累計超過1300萬人次。

從那以后，由于“薩德”（THAAD）反導系統事件和新冠疫情的影響，這一數字急劇下降，但一段時間后還是將恢復到很可觀的水平。

每個國家有多少來自對方的長期居民數量，是確定人文交流質量的標準。今天在韓國，長期居住的中國人為韓國人數量的1/50，而在中國，長期居住的韓國人數量約為中國人的1/6000，這表明兩國有著深厚的聯系和交往。

黃載皓：韓國人在中國的情況如何？

董向榮：據韓國外交部統計，2021年在華韓國人總數為256875人。在中國的韓國人總數在過去十年穩定在25萬人，但與五年前的數字相比，在華韓國留學生人數下降了接近一半。目前，在韓華人約80萬，在韓中國留學生約6萬。

北京望京、青島城陽、上海古北等地形成了規模龐大的韓國人聚居區，成為中國人體驗韓國文化的好去處。

黃載皓：如何描述在韓華人的現狀以及面臨的挑戰？

閔貴植：長期居留韓國的華人，實際上是支撐韓國經濟基礎領域的重要人力資源，但這些人的價值往往被低估了。他們客觀上也是向中國傳遞韓國形象的可靠發言人。從這個意義上說，在電影中以負面的角度描繪唐人街是很成問題的。

尤其是對在中韓兩國農村的朝鮮族，人們的態度也應該改變，不能把他們作為“二等公民”。在完善韓國的移民政策之前，應加強對朝鮮族的社會和法律支持。

黃載皓：“韓流”（Korean Wave）在中國取得了哪些成就？

閔貴植：“韓流”最初是從電視劇開始，然后擴展到音樂、電影和文化。但問題是“韓流”的粉絲僅限于特定的幾代人。我們必須明白，只有在穩定的經濟增長和民主政治的支持下，“韓流”才能維持下去。

真正的“韓流”所產生的成效，是讓人們喜歡上“韓國”本身，而不僅僅是幾種文化類型，因此全面的視角和手段對于增強韓國的軟實力至關重要。

董向榮：“韓流”是中國人了解韓國的重要渠道。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它就在中國流行。一開始，一些以家庭生活為主題的電視劇吸引了大量的中老年女性觀眾。儒家文化圈的共同身份，讓中國觀眾將韓國文化視為“老朋友”。

韓國愛情劇吸引了許多中國年輕人。有人戲稱，“韓流”的流行大大提高了女性對伴侶的要求，間接影響了她們的結婚意愿。近年來，中國青少年則開始迷上K-pop和其他流行文化。

但美韓不顧中國的安全顧慮部署“薩德”系統，極大地挫傷了中國“韓流”粉絲的熱情，“韓流”的熱度降低了。

即便如此，中國公眾對韓國流行文化的欣賞仍然是顯而易見的。我個人的頭條賬號擁有超過80,000名粉絲。我曾經問過他們最喜歡哪部韓國電影，收到了上千條評論。如果問關于其他國家的類似問題，沒有如此多的回應。

黃載皓：韓語在中國的推廣取得了哪些成績？

董向榮：從世界范圍來看，過去30年，韓語教育無論是速度還是規模，發展最快的地方就是中國。中韓建交前，中國只有北京大學、延邊大學等5所大學開設了韓語專業。建交以來，開設韓語專業的大學數量不斷增加。目前，中國有200多所大學開設了韓語專業，這在其他任何國家都是不可想象的。

在華韓企、在韓中企、高校、學術機構和各級政府外事機構對韓語人才的需求，推動了中國韓語教育的廣泛發展。近年來，隨著市場需求增速的回落，韓語專業的學生人數也有所下降。然而，還有一些中國人學習韓語，只是為了更好地了解韓國文化和聽韓國歌曲。

黃載皓：關于韓國漢語熱的成就或挑戰，有沒有什么特別的故事？

閔貴植：從很多私立中文學院倒閉的情況可以看出，當下的中文熱已經大幅降溫。然而，這可能是一種成長的煩惱，因為實際上需要學習中文的人并不是很多。隨著口譯應用程序的出現，那些愿意旅行或欣賞中國文化的人可以很容易地找到技術解決方案。

而且，隨著中國文化實力的增強，學習漢語的人數自然也會增加。因此，我們現在應該做的，是努力提高相關院系的漢語專業學生的水平。

黃載皓：在華留學生里，韓國人的比例是多少？

董向榮：新冠疫情爆發前，中國是亞洲留學的首選目的地。中國最大的留學生群體是韓國學生。據中國教育部統計，2018年在華留學生49.22萬人，其中韓國留學生5.06萬人。

疫情爆發后，在中國的留學生人數有所下降。韓國外交部統計數據顯示，2021年在華韓國留學生3.4萬人，明顯低于在韓中國留學生人數。

說到韓國留學中國的學生，我想起了新羅王朝的崔致遠，他在唐朝來華學習，把中國文化遠播至半島。龐大的留學生群體為加強中韓交流做出了重要貢獻。他們中的許多人已成為韓國各領域的領軍人物。

黃載皓：在韓國有多少中國學生？他們取得了怎樣的成就或面臨哪些挑戰？

閔貴植：去年，在韓國的15.2萬國際學生中，中國學生約為6.7萬，占44.2%。雖然這一比例與十年前相比有所下降，但由于國際學生總數略有增加，可以說中國留學生人數并未受到“薩德”問題的較大影響。

然而，中國學生大多選擇在韓國學習文科，這可能意味著我們的理工科水平應該進一步提高。

另一方面，因為喜歡韓國而來，但在這里學習后作為“反韓者”回國的學生比例相當高。這是一個有問題的現象。對國際學生的學業管理要更加積極和慎重，只有這樣，在韓留學的競爭力才能得以保持。

黃載皓：在中國大學里，與韓國相關的專業情況如何？

董向榮：中國大約有100多家與朝鮮半島相關的研究機構。韓國高等教育財團、韓國學中央研究院、韓國國際交流財團等韓國機構，為中國的朝鮮半島研究機構提供了各種支持。

在過去的30年里，中國學者申請國家社科基金支持的朝鮮半島相關項目300余項，極大地促進了中國學者在政治、經濟、社會、歷史和文化等方面對朝鮮半島的全方位研究。

黃載皓：有幾所韓國大學設有中國研究的院系。目前那里的情況如何，它們面臨哪些挑戰？

閔貴植：首先，很多地方大學的中文院系都關門了，整體錄取率在下降。這反映了人們對中國看法轉變的結果，但是取消院系絕不能草率決定。旨在教授其社科內容的中國研究院系，即使變更為“東亞研究”，也應該保留。

遠觀這些變化，其實我們需要中文相關專業的人才，而且對其能力的要求超過了大學所能教給他們的。考慮到中國的發展、規模和重要性，我們不能說目前的中國研究專業數量過多。

黃載皓：兩國媒體和輿論交流情況如何？

閔貴植：媒體通常是了解其他國家的窗口，但兩國媒體在讓對方客觀了解本國上，沒有發揮應有的作用。這是因為媒體基于其商業性質，傾向于做聳人聽聞的報道。

此外，出現的網絡媒體渠道，大多集中在使某些對象令人生厭，而不是擴大信息交流的積極面。特別是，由于政府無法控制此類信息，兩國私營部門之間的沖突被放大。

最后，要說有沒有解決方案，我們其實別無選擇，只能指望公民意識的提高，盡管這需要一些時間。

董向榮：中韓主流媒體在對方國家都有常駐記者。他們將大量信息發回給兩國民眾以供參考。兩國主要媒體建立了較為穩定的交流機制，如“中韓媒體高層對話”。

主要問題是兩國在對方主流媒體上的形象并不對等。韓國媒體對中國的報道普遍是負面的。這與韓國新聞界對吸引注意力和關注負面事件的偏好有關。中國主流媒體對韓國的報道則普遍是正面的。

然隨著社交媒體的蓬勃發展，近年來出現了一種新現象。為了追求影響力，一些博主不僅傾向于報道其他國家的負面新聞，而且還想炒作母國的負面新聞如何被其他國家熱議。一些嚴厲、極端的觀點在網絡上迅速傳播，給中韓兩國的輿論場帶來負面影響，嚴重影響兩國民眾的相互了解。

黃載皓：韓國和中國之間的社會文化沖突是怎樣的？

董向榮：中韓文化同源，地理相近，歷史交織。令人遺憾的是，本應增進相互認同的歷史經驗，卻在當今國際政治背景下引發了沖突。

中韓之間的社會文化矛盾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首先是關于過去的認知和集體記憶，包括歷史上兩國關系的性質、朝鮮戰爭以及其他一些問題。

二是傳統文化的歸屬。這里需要說明一個基本原則：不能用現代民族國家的概念來分析古代的國際關系，也不能用當代世界的知識產權概念來界定古代文化產品的所有權。

閔貴植：韓中沖突的核心原因是高度抽象的問題，比如歷史和文化方面的“主權問題”。由于這些問題與國家認同直接相關，因此極難做出任何讓步或達成決議。

這就是為什么這些問題通常隱藏在地下，但一旦發生沖突就會引爆。這種情緒的基礎，來自于歷史地位高低與當前國民收入水平相矛盾的現實。人們會有這樣的心理，以一種優越感來補償他們的自卑感，因此，即使是很小的沖突也往往會被巨幅放大。

黃載皓：兩國相互反感情緒蔓延的原因是什么？

閔貴植：由于韓國和中國建立了一種強調互惠經濟必要性的實用主義路徑，因此與貿易量相比，兩國在情感上的信任相對較弱。公眾反華情緒的根源是比較具體的，比如沙塵、細顆粒物污染等問題。它給人們的生活帶來了不便，因此這種反華情緒得到了加強，而且往往會累積起來。

而且，對中國崛起的恐懼引發了對中國政治制度的抵制，保守派持續的意識形態攻勢也發揮了重要作用。

此外，年輕一代的個人主義特征可能也疊加了上去，因此反華情緒蔓延到遠遠超過經濟利益的程度。

董向榮：我個人不同意用“中國的反韓情緒”這個詞。與其說是反對韓國，不如說是不喜歡韓國，這是對韓國的負面認知和情緒。

兩個時間點對于這種情緒的傳播至關重要。首先是“薩德”的部署，讓很多中國人對韓國很失望。因此，厭惡韓國的情緒在中國高漲。文在寅執政時期，中韓在“薩德”問題上達成基本共識并妥善處理后，兩國關系在關鍵時期出現轉機。

事實上，中國公眾對韓國的負面情緒近年來有所緩和。但遺憾的是，今年的北京冬奧會期間中韓在服裝、裁判判罰等方面引發了一些爭議。韓國的說法讓中國民眾震驚。在中國公眾看來，朝鮮族作為中國56個民族之一，沒有任何理由不讓他們在冬奧會上身著傳統服飾唱歌跳舞。

北京冬奧會上的朝鮮族服飾，圖片來源：視頻截圖

此外，在體育運動中對裁判員的決定產生爭議，應當按照既定程序解決，參加體育比賽的重要基礎也是要接受裁判員的決定。而且，在冬奧會期間，很少有負責任的韓國政治家、學者和體育界人士對這些問題做出理性客觀的分析。他們中的一些人寧愿拱火，而不是平息爭端。

黃載皓：未來五年，兩國開展社會文化交流的最佳方式是什么？您對兩國政府有什么建議？

董向榮：我們要讓歷史的歸于歷史，讓文化的歸于文化，讓體育的歸于體育。中韓關系的穩定發展不應受到其他因素的干擾甚至劫持。歷史、文化、體育應成為加強兩國關系的重要紐帶。

兩國政治家和民眾都應該認識到，發展雙邊關系符合兩國和兩國人民的根本利益。兩國的社會文化交流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太不充分。兩國民眾還不夠了解。

任何為了一己私利炒作所謂中韓爭端的人，終將被歷史拋棄。正如1988年漢城奧運會的主題曲所唱的那樣：“手拉手，我們可以開始理解，要打破那長久存在于我們中間、隔閡我們的鐵墻。”

閔貴植：首先，我們必須承認兩國民眾之間存在嚴重的情感沖突，雙方也共有采取應對措施的必要需求。由于兩國的民族感情對政治外交問題敏感，最重要的是減少戰略沖突，增加政治互信。

中國應該意識到其軟實力削弱的問題，并重新調整其對周邊國家的公共外交。韓國官員應該減少激怒中國的不必要的錯誤陳述。最后，有必要共同啟動全球公民教育活動，擺脫過度的民族主義情緒，將其作為一個涵蓋各種民間組織的1.5軌外交來運作。

（本文原載于英文《韓國先驅報》黃載皓“中國與世界”專欄，授權觀察者網翻譯發布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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