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沿拓展：

作者簡介

張永生(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生態文明研究所)

摘要

生態環境治理的核心是處理環境與發展之間的關系，以實現可持續發展。本文揭示，傳統工業時代形成的生態環境治理思維，更多的是建立在環境保護與發展之間相互沖突的傳統工業化發展范式和發展理論基礎之上。不僅環境保護與發展之間存在兩難關系，當代人與后代人之間在資源分配上，以及國與國之間在分擔全球環境責任上，均存在兩難關系。這樣，傳統工業時代的生態環境治理思路，更多的就只能是通過技術進步和提高治理效率來擴大兩難沖突的折中空間，難以從根本上解決環境與發展的關系問題。生態文明思維下的生態環境治理，則是通過新發展理念及相應約束條件的改變，促進發展范式的根本轉變，形成環境保護與發展之間相互促進的關系，進而實現各國從環境負擔分擔轉向機遇共享的共贏關系，以及實現當代人與后代人的共贏。

關鍵詞

生態環境治理 工業文明 生態文明

* 聯系人：張永生，郵箱：ys_zhang@cass.org.cn。

本文為中國社科院重大課題“現代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和創新工程項目“生態文明范式下的經濟學理論與政策研究” 研究成果。作者感謝張定勝教授及課題組同事的意見和建議。

一、導論

工業革命后建立在“高物質資源消耗、高碳排放、高環境代價”基礎之上的傳統工業化模式，促進了生產力的飛躍，前所未有地推進了工業文明進程，但也帶來了包括氣候變化在內的不可持續危機。目前，有130多個國家承諾在21世紀中期左右實現碳中和或凈零碳排放。這些國家的年排放量和經濟總量，占全球碳排放和GDP的比重均為90%左右，占全球人口比重為85%左右。更為重要的是，這些國家中約70%為發展中國家1。這意味著，發展中國家的經濟不必再像工業化國家那樣走一條“先高排放、再減排”的傳統發展路徑，而是有可能實現低碳起飛。全球范圍的碳中和共識與行動，標志著工業革命后建立的傳統工業化模式的落幕和一個新的生態文明綠色發展時代的到來。

1 https://eciu.net/netzerotracker。

但是，傳統的生態環境治理，很大程度上正是建立在傳統工業化模式和發展理念基礎之上。在傳統工業化模式下,不僅環境保護與發展之間相互沖突，各國之間在全球環境保護責任上也更多的是零和博弈，當代人和未來人的利益也存在兩難。相應地，生態環境治理的思路，就是如何最大限度地通過技術進步或管理效率提升，來擴大環境與發展之間的折中空間，以實現更高水平的經濟發展。在全球環境治理方面，更多的是各國如何公平分擔全球環境保護的負擔。在代際之間，就是要求當代人對子孫后代負責，減少當代人對資源的占用或對環境的破壞。這一思路體現在Brundtland報告對可持續發展的定義上，即在滿足當代人需求的同時，不犧牲后代人滿足其自身需求能力的發展。

正如愛因斯坦指出，“我們不能用過去導致問題的思維來解決這些問題”。顯然，如果不根本改變環境與發展相互沖突的關系，這種折中空間就會非常有限。而且，即使由于技術進步和管理效率提升一時擴大了折中空間，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模式累積的環境后果也終會爆發。因此，生態環境治理必須從不可持續的傳統工業文明轉向生態文明思維。生態文明概念下生態環境治理的根本思路是通過在政府、企業、消費者等主體之間建立良性互動，將傳統工業化模式下環境與發展之間相互沖突的關系轉變成相互促進的關系，以推動發展范式轉變，實現“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以及全球共享繁榮。

本文旨在提供一個概念性框架，揭示傳統工業化思維和生態文明思維下生態環境治理邏輯的本質區別， 以及不同實現機制和新的政策含義。接下來的第二部分對生態環境治理的歷史及相關研究文獻進行評述，揭示其存在的局限，以及為什么要從傳統工業文明思維轉向生態文明思維；第三部分揭示傳統工業文明概念下的生態環境治理思路及其局限，以及在這種概念下為什么無法解決可持續問題；第四部分用一個概念性框架，揭示生態文明下新的生態環境治理機制；第五部分是對相關問題的討論；最后是簡短的結語。

二、生態環境治理的思路演變

（一）傳統發展模式下環境與發展的對立關系及治理思路

20世紀中葉開始，傳統工業化模式帶來的生態環境危機引起廣泛重視。1972年，聯合國首次召開環境與發展大會，通過了《聯合國人類環境會議宣言》，呼吁各國政府和人民為維護和改善人類環境、造福后代而共同努力。此后，環境與發展關系成為主要的世界性議題。2015年9月25日，聯合國可持續發展峰會在紐約總部召開，峰會正式通過17個可持續發展目標（SDGs）。但是，這17個目標之所以長期得不到實現，并不是因為人們過去沒有意識到這些目標的重要性，而是因為這些目標在傳統工業化模式下相互沖突。如果不徹底轉變發展模式，就難以建立起17個目標之間相互促進的關系，SDGs目標的解決也就困難重重。

但是，標準經濟學似乎并未對如何認識環境與發展之間的關系提供很好的理論和應對方案。影響最深遠的是所謂環境庫茲涅茨曲線（EKC），認為環境和發展之間呈現倒U型趨勢，當經濟發展到一定水平，環境就可以得到改善治理（Grossman and Kruger, 1995）。這也成為“先污染、后治理”政策以及全球環境治理的主要理論依據。但是，這種被很多人奉為圭臬的理論，并不是經濟發展的規律（UNEP，2011; Stern, 2010）。

雖然生態環境問題正引起越來越多經濟學家的關注，且生態、環境、資源等經濟學分支學科也已建立，但生態環境問題遠未納入主流經濟學分析范疇。根據 Polasky等(2019), 目前從事可持續發展研究的主要是自然科學家。以發展經濟學為例，2019年Esther Duflo教授因為對發展經濟學的突出貢獻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其一項重要實驗研究就是如何激勵農民使用化肥（Duflo, Kremer and Robinson, 2011）?；兽r藥的大量使用正是造成所謂“現代”農業不可持續的重要原因。發展中國家的農業發展，需要避免“先污染、后治理”的 老路。由于消除貧困是聯合國17個可持續發展目標（SDGs）的首要目標，其研究也被視為可持續發展研究的 一部分。

在處理環境問題時，經濟學家更多的是將環境問題作為標準經濟學的一個應用和分支領域。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是氣候變化研究。典型的思路是，通過估算全球應對氣候變化的成本與收益（Cost and Benefit Analysis , CBA），得出一個所謂的最優全球溫室氣體減排量，然后各國再通過氣候談判決定各自的減排量，并建立相應的國際合作機制（Nordhaus ,2019）。減排的好處被定義為因氣候變化造成的未來損失的減少（Social Cost of Carbon）。這種思路具有傳統工業時代的典型特征，即減排與發展相沖突，當代人與后代人的利益相沖突，各國之間的利益也相互沖突。這種思路下得出全球最優減排度為3℃的結論（Nordhaus , 2019），同《巴黎協定》及主流科學家的意見相去甚遠，其研究方法也受到廣泛爭議（Stern, 2016; Stern and Stiglitz, 2021; Weitzman, 2011）。這種爭論不只是一個簡單的模型參數大小的問題，背后更是涉及基本的理論問題。實際上，減排是一個“創造性毀滅”過程（Creative Destruction），有可能使經濟從一個結構躍升到一個新的更有競爭力的結構，從而減排的好處就不只是未來損失的減少，更有可能是大量新技術和朝陽產業的出現。比如，新能源替代化石能源、智能電動車替代燃油車等（Zhang and Shi, 2014;Zhang, 2014）。

現有關于生態環境治理的文獻，很多集中在機制設計層面。關于環境治理問題，最有影響的就是“公地悲劇”（Hardin, 1968）。根據Hardin(1968)，解決公地悲劇有兩個途徑，一是將公地的產權清晰或私有化，二是實現國有化?？扑苟ɡ肀粡V泛用于環境經濟學（Coase，1960)，即在沒有交易費用的情形下，資源最優配置與產權的初始分配無關。但是，由于界定和執行產權同樣也需要花費成本，外部性不可能真的被消除。根據張五常（Cheung, 1970），最優外部性程度取決于外部性的危害和消除外部性的成本之間的有效折中。這意味著， 隨著時間的累積，狹隘經濟視角下的最優環境選擇，終會突破科學意義上的閾值，帶來災難性后果。比如，即使每年溫室氣體排放都按照所謂最優排放量排放，但累積超過一定閾值，氣候變化仍會加速惡化。

Ostrom（2009）的研究則顯示，解決環境治理的思路，不只有這兩條路線。人類實際上有比標準理論提出的遠要復雜的激勵結構和能力來解決各種社會困境。她指出，過去可持續環境政策制定的主要目標，是如何設計一套制度來引導自利的個體行為。但是，大量的經驗研究顯示，公共政策的核心目標，應該是推動那些激發人們最好的一面的制度的發展。Ostrom(2009)提出的Institutional Analysis and Development框架分析表明，這些公共資源區域的人們往往會通過自我組織形成一個有效的公共資源（Common Pool Resources） 的治理結構（Schoon and Cox, 2018）

由于環境問題背后根本上是發展范式的問題，而工業革命后建立的發展范式和研究范式很大程度上又是傳統工業時代的產物，簡單地將現有標準理論應用到生態環境領域難以真正解決可持續發展危機。必須從這些危機出發，對經濟學包括價值理論和分析視野在內的一些基本問題進行重新反思和拓展。如果不徹底轉變發展范式，使環境與發展之間的關系由過去的相互沖突轉變為相互促進，就難以從根本上建立起有效的生態環境治理。

（二）中國生態環境治理的歷程

在環境與發展之間關系的認識和實踐上，中國走過了一條艱辛的探索道路。早期認為，社會主義國家沒有環境問題。后來發現，社會主義也有環境問題，但認為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可以解決環境問題。改革開放后， 在經歷了經濟高速發展帶來的環境全面持續惡化后，認識到傳統發展模式同環境難以兩全。黨的十七大提出生態文明概念，強調以科學發展觀實現環境與發展的兼容。十八大后，不僅生態文明概念被賦予新的內涵，還被寫入憲法、黨章，成為“五位一體”總體布局的一部分。認識的重大轉變帶來行動上的重大變化。中國環境保 護力度空前加大，并在環境和發展兩方面都取得顯著成效，初步形成“越保護、越發展”的發展方式（張永生， 2020a）。

從規模和速度而言，中國可以稱得上是傳統工業化模式最大的受益者。但是，為什么中國卻率先提出生態文明，并堅定不移地走綠色發展之路？背后的原因在于，建立在“高碳排放、高資源消耗、高生態環境破壞” 基礎之上的傳統工業化模式，其外部成本、隱性成本、長期成本、機會成本、福祉成本高昂，經濟增長不可持續。與此同時，以新能源、電動汽車、5G等為代表的新興綠色經濟的快速發展，帶來了大量的綠色機遇。這使得中國堅定不移地轉向生態文明和綠色發展。

中國生態文明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就是建立環境與發展之間相互促進的關系，以實現可持續發展目標。具體表現在三個層面。一是國內層面。就是將傳統工業化模式下環境與發展之間相互沖突的關系轉 變成相互促進的關系，以走出工業文明下的“現代化悖論”，實現“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和中華民族的永續發展。二是國際層面。實現“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就不只是中華民族的復 興，也是全世界的一個重大發展機遇。各國在國際環境治理上，就可以從過去的各國負擔分擔轉變為機遇分享。三是在代際層面，當代人與后代人福祉提升可以做到帕累托改進，后代人福祉的改進不一定要以降低當代人福祉為代價。

三、傳統工業文明視角下的生態環境治理

（一） 傳統工業化模式的本質特征及其環境治理困境

傳統工業化模式的本質特征，決定經濟發展與生態環境在一定程度上相互沖突，故生態環境治理的思路，更多的就是擴大兩難折中的空間。傳統工業化模式更多集中在物質財富的大規模生產和消費，以高物質資源投入、高碳排放、高生態環境代價為特征，經濟活動對生態環境、社會、文化等方面的影響則未得到充分考慮。一些經濟上投入產出效益很高的經濟活動，往往以破壞生態環境和文化社會為代價，具有高外部成本、 隱性成本、長期成本、機會成本和福祉損失。而且，工業化的組織邏輯，更多的是依靠大規模和單一生產，而社會組織、文化和生態環境則更多地依靠多樣性和共生效應。因此，傳統工業化模式同生態環境之間往往有著內在的沖突。

假定一個經濟體由兩大類產品組成，即（X，Y）。其中，X為基于物質資源的工業類產品，其生產的環境強度較高,即e1? 0；Y 為基于非物質資源的服務類產品，其生產不破壞生態環境,e2=0?？沙掷m發展的條件為實

（二） 傳統發展模式下全球環境治理的困境

環境與發展之間沖突導致的不可持續，會導致國與國之間的兩難沖突。工業革命后建立的高度依賴物質資源和化石能源投入的傳統工業化模式，雖然可以讓世界上少數人口過上物質豐裕的生活，但是一旦這種模式擴大到全球范圍，或者在一個更長的時間尺度上，就必然會帶來發展不可持續的危機。

這樣，發達國家的現代化模式，就被廣大發展中國家視為現代化的模板。目前全球廣為接受的現代化概念，正是以發達工業化國家為標準的、以物質財富的生產和消費為中心的現代化。后發國家對現代化的探索， 更多的是將發達國家經濟內容和發展水平作為默認標準，主要集中在如何根據本國國情“實現發達國家那樣的現代化”（即how），即如何將產出從x2 提高到x1的水平，而對“什么是現代化”(即what)，也就是 X 的內容是否可持續，以及是否能夠提高人們福祉，則缺少深刻反思和質疑。當越來越多的新興國家也按照工業化國家的模式快速發展，以氣候變化為代表的全球環境危機爆發，這種現代化模式不可持續的弊端也就暴露無遺 （張永生，2020b）。

那么，如何處理全球環境危機？由于在傳統工業化模式下，環境保護和發展之間相互沖突，解決全球環境問題的典型思路，就是各國如何“公平地”分擔全球環境保護責任。以氣候變化為例，典型的做法是先測算實現2℃或1.5℃全球溫升控制目標全球需要減少多少排放，然后各國談判如何公平地承擔各自的份額，而不是將減排視作一種機遇，然后各國討論如何通過合作創造并共享綠色發展的機遇。在這種負擔分擔的發展思路下，全球環境問題的解決就十分困難（Zhang and Shi, 2014）。

（三） 傳統工業化模式下的生態環境治理陷阱

我們再回到Hardin(1968)的公地悲劇，揭示為什么在傳統工業化模式下，僅僅在微觀制度設計的層面并不足以實現可持續發展目標。從生態文明視角看所謂公地的悲劇或發展的陷阱，實際上存在三類悲劇或發展陷阱（張永生，2021a）。

第二類發展陷阱是傳統工業化模式導致的生態環境破壞。比如，盡管一個湖泊可以通過有效的激勵機制設計避免過度捕撈，但由于避免過度捕撈并不能帶來更大的“發展”，湖泊可能不得不走上“投肥養魚”的高污 染道路。而且，即使湖泊不用化學方式養殖，但是其周圍的化學農業、工業生產活動都是傳統工業化模式，也同樣會對湖泊產生污染。實際上，人類活動對生態環境的破壞，早已通過復雜的地球循環系統深入到包括深海在內的無人區。如果不在更大范圍轉變經濟發展模式，小范圍內通過微觀機制設計避免公地悲劇對解決全球可持續發展而言效果有限。

第三類發展陷阱是經濟被鎖定在傳統工業化模式，難以跳躍到一個新的更有競爭力的綠色發展結構，即從(X, Y )跳到(X', Y')。綠色轉型類似從0到1的結構跳躍。這個跳躍的過程，類似“雞生蛋、蛋生雞”的困境。由于風險厭惡，決策者在沒有看到足夠的“綠色”證據時，往往不會采取減排行動，而如果不采取減排行動，綠色證據就不會出現。這就形成一個“證據-行動”困境。打破這個困境，就需要新的理論，能夠預見到在何種條件下會出現新的結果（Zhang and Shi, 2014）。如果沒有發展模式的根本轉變，經濟就會因為路徑依賴而鎖定在一個傳統的結構，難以實現綠色轉型的潛在好處。

因此，人類當前面臨的全球不可持續危機，不只是一個公地悲劇的所謂外部性問題，而是從價值觀念到發展內容、發展方式、體制機制等的發展范式轉型問題。只有跳出傳統工業化模式，在生態文明思維下才能建立環境與發展之間相互促進的關系（張永生，2019，2021）

四、生態文明下的生態環境治理：一個概念性框架

習近平主席在巴黎氣候大會上提出“兩個共贏”，正是中國在生態文明思維下的生態環境治理以及全球 環境治理思路。一是環境與發展之間的共贏；二是各國之間的共贏。前面揭示了在傳統工業化模式下很難實 現可持續發展目標。接下來揭示生態文明思維下的生態環境治理何以實現這些共贏。

（一） 生態環境治理主體的作用機制

解決環境問題的根本出路是跳出傳統工業文明思維，在生態文明思維下盡可能地實現經濟發展同環境破壞的脫鉤（Decoupling）。也就是，盡可能地降低高環境足跡的產品 X 的生產和消費，擴大綠色產品Y的生 產和消費，將經濟從(X, Y)轉型為綠色經濟(X', Y')。其中，X'< X,Y' >Y。

那么，如何實現這種轉型？我們用一個簡單的一般均衡模型揭示政府、企業、消費者等生態環境治理主體的相互作用機制，以及他們如何在新的理念和約束條件下改變行為模式，實現綠色轉型。

假定消費者消費兩類產品X 和Y，其效用函數和約束條件為：

（二） 綠色轉型與生態文明

上面兩個基本途徑，分別對應著生態文明思想的兩個最核心概念，即人與自然和諧共生，以及“綠水青山 就是金山銀山”理念。前者與不同分析視野下的約束條件有關，后者同價值理念有關(張永生，2021b)。

第一個是“人與自然”更宏大的視野。傳統工業化模式更多地局限于“人與商品”的狹隘視野下，并不太關心人類活動對生態環境的影響。在各種經濟學標準教材模型中，生態環境處于一個非常次要的角色 （Smith,1776; Marshall, 1890; Samuelson, 1948; Keynes,1948）。這種一味追求物質財富生產和消費最大化的所謂人類最優行為，必然帶來“人與自然”關系的破壞?！叭伺c自然”更宏大視野在模型中對應的是 X 生 產企業環境治理成本（1?k ）的加大。這種新的約束條件會改變產品的相對價格，從而提高對綠色產品的需求，減少對非綠色產品的需求。

第二個是“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和“良好的生態環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理念。這種新發展理念意味著新的偏好，以及對美好生活的重新定義。與之相對應的，是效用函數中消費者的偏好參數α的變化，以及在標準效用函數中考慮無形的生態環境等因素。標準的效用函數 U=x αy1?α由于沒有考慮環境破壞等無形因 素對福祉的負效應，消費者的真實效用并不如名義商品消費水平顯示的高，即“高GDP、低福祉”。這已為大量福祉經濟學的研究證實（Easterlin, 1974；1979）。因此，一旦考慮環境破壞帶來的社會福祉損失效果(1?ks)， 真實效用函數就成為 U=ksxαy1?α。其中， 0<ks≤1。隨著 X 產品偏好參數α的降低和環境治理力度加大，生態環境質量得以改善，效用函數中的 ks亦會提高，真實效用隨之提高。比如，同樣是消費1000元的商品，在生態環境良好的環境下或在環境嚴重污染的環境下，各自產生的效用就大不同。就正如從傳統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轉變的前提是社會心理和消費習慣的大規模轉變一樣，從不可持續的傳統工業化模式轉變到綠色發展，也需要社會心理、消費心理、生活方式的系統而深刻的轉變。否則，僅僅依靠技術進步難以實現綠色轉型。

傳統工業文明和生態文明發展模式的這兩個本質區別，意味著對成本、收益、福祉、最優化等概念的不同定義，從而生態環境、社會、文化等也有了不同含義。在傳統工業化模式下，經濟發展同生態環境、社會、文化 等方面，則是一種相互沖突關系；在生態文明綠色發展模式下，經濟發展同生態環境、社會、文化等方面，就有望形成相互促進的關系（張永生，2021b,2019）。

五、相關問題的討論及其政策含義

（一） 生態環境治理主體的角色轉變

生態環境治理是政府、企業、消費者等主體共同行動的結果。從前面消費者和生產者決策系統約束條件的變化可以看出，經濟從傳統經濟 (X, Y ) 轉型為綠色經濟 (X', Y') ，涉及偏好α、環境規制k、技術A和B等關鍵參數條件的變化。其中，最為關鍵的是政府的推動。

第一，發展理念和發展戰略的轉變。對于政府治理而言，綠色轉型的關鍵是用新發展理念替代傳統發展理念，用“人民福祉為中心”的發展目標替代長期以來GDP導向的發展目標。這種發展理念和發展目標的戰略性具有“自我實現”（Self-fulfilling）的功能，會帶來發展內容、商業模式、體制政策等的系統性轉變。

第二，政府角色變化。根據Stern和 Stiglitz (2021)，環境危機是典型的市場失敗。建立生態文明治理體系 涉及對一些根本問題的重新思考，包括對市場職能和政府職能的重新定位。從《利維坦》中至高無上的統治者 （霍布斯，1651）到《契約論》中政府與公民的契約關系（盧梭，1762）、到《國富論》中守夜人政府(Smith,1776)， 再到現代市場經濟下政府新的職能（Key nes , 1936），人們對政府職能的認識也經歷了實質性演變過程。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更好地發揮市場的決定性作用，更好地發揮政府的作用”，以及十九屆四中全會關于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決定，實質是對市場的功能和政府職能進行重新定義。比如，政府采取嚴 格的環境措施會改變產品的相對價格，對綠色產品技術的扶持會促進綠色技術進步，降低綠色產品的價格。

第三，企業角色的變化。企業原先是在較少考慮外部性的條件下，實現股東利潤最大化。現在則要在考慮更多利益相關者利益的條件下，實現股東利潤最大化。在傳統工業化模式下，企業治理更多的只是單一強調股東利益至上。在生態文明視角下，則要充分考慮經濟活動的社會環境文化等后果，將主要利益相關者（以各種方式）均納入公司治理結構，在此前提下實現股東利益最大化。

X 生產企業的目標函數從過去的π x=PxX? ωLx轉變為 πx=kPxX?ωLx。

第四，消費者消費習慣的變化。除了相對價格的因素外，消費者偏好是經濟轉型的重要推動力。改變的動力來自于：第一，對環境污染之于自身利益真實影響的了解；第二，消費者對良好生態環境好處的感受加深；第三，教育引導。Zhang 和 Chabay（2020）的研究顯示，“綠色知識”對于改變消費偏好和消費行為十分關鍵， 教育應該成為重要的途徑。需要特別指出，政府引導偏好轉變，并不是將特定的偏好強加給消費者，而是為那些不可持續的消費行為建立負面清單，讓消費者自由選擇。

（二） 綠色轉型對生產力、福祉和可持續的含義

需要強調的是，上面討論的X 和Y是指兩種類型的產品集合，它們各自包含一系列產品，即X=(x1, x2, …, xn),Y=(y1, y2, …, yn)。這樣，可以將 X 和 Y相對比重的變化理解為大量非綠色的夕陽產業不斷消失，新的綠 色產業不斷涌現的過程。這個綠色轉型過程，就是一個熊彼特的“創造性毀滅”（Creative Destruction）過程。Zhang 和 Shi (2014)的研究顯示,減排有可能驅動經濟結構躍升到一個更有競爭力的新結構，從而減排就 不再是經濟發展的負擔，而可以成為經濟增長的動力。比如，政府嚴格的減排政策驅使經濟結構從傳統“燃油車—加油站”的結構，躍升到“電動汽車—充電樁”更有競爭力的結構，同時后者的分工鏈條又不斷細分，成本 不斷下降。目前，中國新能源、智能電動車的產業分工體系正在經歷的井噴式增長，就是“創造性毀滅”的生動體現。

綠色轉型并不像一些人擔心的會影響經濟增長，而是有可能實現更好更快的增長。綠色轉型的核心要義 是GDP內容的轉變，以讓發展回歸到提高人民福祉這個初心。在新的綠色經濟模式下，Y 類產品和服務更多 地基于知識、生態環境、文化等具有非競爭性（Nonrivalry）的無形資源，相較于高度依賴有形的物質資源投入的X類產品，Y的生產具有更高的遞增報酬（Increasing Returns），因為知識、生態環境、文化一旦形成，其邊際成本很低甚至為零。而且，新的綠色經濟( X', Y')很大程度上基于無形資源，這些資源會越用越多，不像傳統經濟(X, Y )依賴的有形資源會枯竭并破壞生態環境。只不過這種基于無形資源的產品和服務往往需要 新的商業模式來實現其價值。但是，現有商業模式很大程度上又是在傳統工業時代形成的，要實現這種轉變殊為不易。

以前面討論的公共資源治理為例。在傳統工業化思維下，湖泊或林地的功能主要是養魚或放牧。這是傳統發展經濟學以物質財富生產和消費為中心的標準定義。實際上，湖泊除了養魚，還有大量的生態文化功能。比如，生態旅游、體育休閑、文化教育等。湖泊的這種無形生態資源，具有非競爭性的特性，其價值（比如景觀） 可以同時滿足很多人的需求。如果湖泊的這些價值得到充分開發，則湖泊生態保護就有了新的發展含義，不再需要依賴“投肥養魚”污染環境來獲得更高的收益。因此，一旦對發展進行重新定義，Ostrom (2009)的IAD 框架，就會有更新的發展含義。前面討論的幾類發展陷阱就會消失。

此外，需要澄清一個假象。傳統工業化模式之所以看起來比綠色經濟更有效率，一個重要原因就是長期以來其高社會成本沒有被納入經濟分析和評估體系。比如，如果考慮環境污染的醫療支出Cmedical，則所有消費者的預算約束就會降低，由pxx+pyy =I 降低為 pxx+py y =I?Cmedical?；蛘?，為簡便分析，我們可以在效用函數中引入一個社會成本相關的系數ks，效用函數從U=xαy1?α變為 U=ksxαy1?α，其中，0<ks≤1。當對那些污染企業采取嚴格環境措施時，由于環境改善具有非競爭性的性質，全社會均會從環境改善中受益，此時效用函數中的ks均會提高。因此，嚴格環境政策反而會提高全社會的真實福祉水平。

六、簡短的結語

工業革命后建立的傳統工業化模式，在大幅提高物質生產力的同時，也帶來全球范圍的不可持續危機。在傳統工業化模式下，不僅環境與發展之間存在兩難沖突，當代人和后代人之間以及國與國之間，也存在兩難關系。本文揭示，在傳統工業時代形成的生態環境治理思維，更多的只能是通過技術進步和提高治理效率來擴大這種兩難沖突的折中空間，難以從根本上解決環境與發展之間的矛盾。生態文明思維下的生態環境治理，則是通過促進發展范式的根本轉變，形成環境保護與發展之間相互促進的關系，進而實現各國從環境負擔分擔轉向機遇共享的共贏關系以及當代人與后代人的共贏。

從傳統工業文明轉向生態文明，是一個發展范式和研究范式的系統性轉變。一旦在這個新的范式下思考生態環境治理問題，則關于目標函數、成本、收益、福祉、最優化等概念就需要進行重新定義，政府、企業、消費者的行為模式都會改變，帶來非常不同的生態環境后果。中共十九屆四中全會提出的生態文明治理，重點強調生態環境保護、資源利用、生態保護與修復、生態環境責任制度。在生態文明思維下，這些都具有不同于傳統工業時代的政策含義。同時，一旦跳出傳統工業時代的思維，對一些長期被奉為圭臬的理論，可能就需要重 新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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