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前中國和日本的空軍

1909年意大利軍事理論家G.杜黑在一篇文章中提出：“天空即將成為戰場。”杜黑在1921年出版的《制空權》一書中，詳細闡述了他的“制空權”理論。他斷言：“能夠奪取制空權并利用它來擊破敵人物質上和精神上的抵抗的空軍，可以不依賴地面上所發生的一切而保證取得勝利。”杜黑主張建立與陸、海軍并列的獨立空軍。空軍制勝論的出現，給第一次世界大戰后世界軍事學術界以強大的沖擊。在海軍系統內人們對飛機和航空兵的大規模廣泛使用展開了討論，爭論的焦點是，飛機與戰列艦究竟誰的威力更大？

日本既沒有馬漢那樣的海權思想家，也沒有杜黑這樣的空軍制勝論者，但是，日本人對馬漢和杜黑的思想都有相當的理解。正當歐美軍事界對航空能力爭執不下的時候，日本在1923年建造成世界上第一艘正式的航空母艦“鳳翔”號。該艦長160米，排水量7000多噸，航速25節，能裝載21架飛機。

1919年，35歲的日本海軍軍官山本五十六被派到哈佛大學讀書。山本五十六在深入考察美國的石油工業和航空界發展動向的基礎上，形成了自己的“在未來的海上作戰中將主要依靠飛機”的作戰思想。從此，山本五十六這位有名的艦炮專家開始把目光從海面逐漸轉向了空中。正是山本五十六的“航空制勝”思想大大推動了日本海軍航空兵及空軍的迅速發展，并對后來的太平洋戰爭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日本空軍分別隸屬于陸軍和海軍，前者由陸軍航空本部管轄，后者由海軍航空本部管轄。日本的陸軍航空兵分別駐守在日本本土、中國臺灣、朝鮮及中國東北境內。到1937年，有航空兵團1個，下轄飛行團5個，飛行聯隊16個，96個中隊；其中驅逐機中隊36個，偵察機中隊24個，輕轟炸機中隊20個，重轟炸機中隊16個；擁有作戰飛機1156架。其中：驅逐機432架，偵察機216架，輕轟炸機180架，重轟炸機128架，預備機200架。日本海軍航空兵力，分為海上部隊和陸上部隊兩種，到1937年，共有艦載飛機278架，陸上飛機567架，各型預備機200架，共計1045架飛機。到抗日戰爭爆發前，日本已有軍事飛行員9820人，民用飛行員3000多人。

“空軍制勝論”在世界上盛行一時時，中國的新舊軍閥正在混戰，陸軍仍是投入最多的兵種，空軍的發展非常緩慢。1928年，國民黨政府開始設立航空署，下轄4個航空隊，共24架飛機，1931年在杭州筧橋創辦中央航空學校，之后逐步收編各省軍閥的航空部隊，建立了統一的空軍。抗戰爆發前，中國空軍共設9個大隊，即3個轟炸機大隊、3個戰斗機大隊、2個偵察機大隊、1個攻擊機大隊，共轄26個中隊；此外還有5個直屬中隊。抗戰開始時，中國能夠作戰的飛機只有300架左右，能作戰的人員只有700人。此時，日本軍用飛機90%由自己生產，而中國仍無一家航空工廠可進行批量生產。全面抗戰爆發后，中國設立了空軍前敵指揮部，周至柔任總指揮，毛邦初任副總指揮；1937年8月，又增設第一軍區司令部，沈德轡任司令，石邦藩任參謀長。

在戰爭初期的華北作戰中，中國空軍并未出動，日軍決定在華東地區與中國空軍決戰。在這一區域，日軍投入作戰的航空兵力主要是海軍的航空兵。日本海軍第3艦隊在其作戰計劃中提出，航空作戰的目的在于“開戰第一天集中全部航空兵力，以急襲敵空軍，取得先發制人的勝利”，以殲滅我空軍，奪取戰場上的制空權作為第一任務。中國空軍實力遠不如日軍，但在1937年初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參謀本部制訂的《國防作戰計劃》中，卻對空軍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要求空軍除主力在華北和華東兩個戰場作戰外，還要遠征日本本土，以及日本所占東北、臺灣等地區。另一方面，中國空軍強調轟炸機的作用，試圖在戰爭初期打擊日本海軍，阻止其在中國沿海登陸，而要求“盡量避免與日空軍決戰”。這是一種戰略錯誤，因為在沒有制空權的條件下，要想發揮空軍的作用，徹底打擊敵陸海軍是不可能的。

飛將軍掀天揭地鬼神驚——抗戰中的防空戰

八一四首戰傳捷

1937年8月13日下午兩點，國民政府航空委員會下達空軍作戰命令第一號令，將空軍主力緊急調往華東，要求各部隊于14日黃昏前，秘密到達準備出擊的位置，完成一切攻擊準備。

8月14日，上海地區正值臺風過境，華東沿海一帶陰云密布，風速達每秒22米，并降大暴雨。這天凌晨起，中國空軍各部隊奉命出擊，執行轟炸任務。第５大隊第24中隊中隊長劉粹剛首先率領９架“霍克－3”式驅逐機，在川沙縣白龍港附近，擊中一艘日艦尾部。8時，第２大隊副大隊長孫桐崗率領21架“諾斯羅普”式轟炸機，轟炸了吳淞口的日艦及公大紗廠、匯山碼頭等地的日軍據點。9時許，第５大隊丁紀徐大隊長率領８架驅逐機出擊，在南通附近擊中日驅逐艦１艘。14時許，劉粹剛再次帶領３架驅逐機飛往上海攻擊日軍據點。14時40分，第２大隊的21架轟炸機經補充彈藥后，分兩批轟炸了公大紗廠、匯山碼頭及四川北路的日軍上海特別陸戰隊司令部，多次擊中目標。這一天，中國空軍共出動飛機76架次，分9批集中轟炸上海敵軍司令部、彈藥庫、登陸碼頭等重要軍事目標，以及停泊在黃浦江上的敵艦。

當天下午，敵軍決定實施報復。日本海軍第一聯合航空隊司令官戶冢道太郎根據臺灣海峽、溫州地區天氣狀況將轉好的氣象報告，命令日機偷襲在杭州筧橋的中央航空學校和安徽廣德機場。14時50分，日軍飛機從臺北出發，18時10分，杭州發出空襲警報。此時，第4大隊機群已由河南周家口飛抵杭州。

受臺風影響，杭州筧橋上空云高僅300-500米，空中能見度很低。18時30分，日軍飛機發現了筧橋機場，在500米高空開始投彈，但命中率不高，僅炸中一些機場設施和加油車。我第4大隊接到警報后緊急升空搜索，升入4000米高空后沒有發現敵機，判斷敵機已經降到云層以下。于是穿云下降，出云后立刻發現敵機正在杭州灣上空疏散隊形。日機這樣做是為了便于各自搜索轟炸目標，但也等于自行解除了轟炸機群強大的空中交叉掩護火力，顯露出日軍無視中國空軍的狂傲心態，給第4大隊對其各個擊破提供了良機。

第4大隊大隊長高志航穿云下降時，發現１架身涂迷彩的日軍轟炸機。日機也發現了高志航，炮口已經從槍塔中伸了出來。在第21中隊中隊長譚文協同下，高志航占好有利位置，沉著操縱飛機，加快速度，緊緊咬住敵機。他先從日機的后炮塔開刀，掃除了日機尾炮威脅后，高志航毫無顧慮地向前逼進，突然日機前面出現一塊濃云，日機企圖鉆云逃命。高志航當機立斷，手指迅速按下了機槍的按鈕，擊中日機右翼上的主油箱。一時間，火光四射，日機像個火球，墜落了下去，落在海寧錢塘江畔。

高志航首開紀錄，這也是中國飛行員在空戰中擊落的第１架日機。高志航，原名高志恒，吉林通化人，1925年被張學良被派往法國學習飛行，出國前改名“高志航”，以做“空中英雄”激勵自己。九一八事變后，高志航和一群愛國軍人積極請戰，要求起飛殺敵。然而，他得到的卻是“不準抵抗”的命令。第二天高志航登上火車去北平請戰，得到的還是同樣的命令。在這種情況下，高志航當天就乘車南下。后來，他來到杭州中央航空學校。由于訓練刻苦，要求嚴格，飛行技術高超，高志航很快晉升為第４航空大隊大隊長，領導３個驅逐機中隊。高志航一直有個信念：一定要擊落日機，否則就不是忠實的戰斗員，就是怕敵人，那就不是中國人。他做到了，筧橋上空一番龍爭虎斗，使他英名遠揚。

在高志航擊落首架敵機不久，第23中隊隊員梁添成不甘示弱，擊落第二架敵機。第4大隊第22中隊在廣德上空與來襲的淺野機群相遇，中隊長鄭少愚追敵至錢塘江上空，又擊落1架敵機。

日軍做夢也想不到前線竟會有中國戰機，更想不到他們來得如此迅捷，如此兇猛，一下子慌了神，紛紛逃散。八一四空戰不到30分鐘就結束了。

綜合中日雙方的資料，八一四空戰，中國空軍首戰擊落敵機3架、重傷敵機1架、輕傷敵機4架。在杭州被攻擊者為：指揮小隊的第3號機（正駕駛員姚崎三空曹、副駕駛員思地三空曹）和第3小隊第3號機（正駕駛三井一空曹、副駕駛員森田三空曹），均被擊落；第3小隊第2號機（正駕駛山下一空曹、副駕駛川崎三空曹、轟炸偵察員大串三空曹）受高志航座機猛烈攻擊，右主冀中彈21發，左主冀中彈14發，其他各部中彈38發，共計73發，重傷后勉強飛回臺灣，降落松山機場時觸地損毀，不能修理。在廣德被攻擊者為第2小隊第2號機（正駕駛員小川一空曹、副駕駛員才田三空曹），燃料箱中彈冒煙，后來搖搖擺擺勉強低空飛行，未及回到松山機場，就在基隆港外的案島燈附近墜海，人員獲救。另外敵機有4架中彈受輕傷。在這次空戰中，中國空軍有兩架飛機起飛時損壞，即劉樹藩的2105號機和金安一的2106號機。劉樹藩負重傷因失血過多而殉職，金安一僅負輕傷。還有4架飛機在與日方格斗過程中受微傷。

第4大隊落地后，參戰人員報告作戰情況，各隊隊長交互核對統計擊落敵機架數，復查墜機地點，確認空戰戰績是擊落敵機6架，2架敵機重傷敗逃，我方無損失。轉報大隊長結合戰場匯報情況，當時認為本次戰果是6：0。

蔣介石在得知6：0的戰果后，異常高興。夜深人靜時，蔣介石坐在燈下，日記上寫道：“倭寇空軍技術之劣……于此可以寒其膽矣”。

八一四首戰告捷，打破了“日本空軍不可戰勝”的神話，中國空軍倍受鼓舞。8月15日，在南京、上海、杭州等地，中日空軍再次展開了大規模空戰。中國空軍全面出擊，抗住了日機60余架的襲擊，擊落敵機17架。8月16日，中國空軍第3、第4、第5驅逐機大隊

再接再勵，擊落敵機8架。

6：0的戰果很快傳遍了全國，萬民歡騰。人們把它作為中國空軍一個新時代的開始。1939年9月，讀者向《航空雜志》投書建議將每年8月14日訂為“八?一四”空戰紀念日，并作為空軍節慶祝。國民政府采納了這一提議，規定以后每年8月14日為空軍節，紀念在抗戰中犧牲的空軍將士，并編了一首歌曲：

八一四，西湖濱，

志航隊，飛將軍。

怒目裂，血沸騰，

振臂高呼鼓翼升，

群英奮起如流星，

掀天揭地鬼神驚！

我何壯兮一當十，

彼何怯兮六比O，

一戰傳捷舉世蜚聲。

……

發揚民族的力量，

珍重歷史的光榮。

……

飛將軍掀天揭地鬼神驚——抗戰中的防空戰

武漢空戰

南京失陷后，武漢成為日本空軍攻擊的主要目標。

1938年2月18日，日軍開始了對武漢的大規模空中襲擊。中午12時許，日軍的26架

戰斗機和12架轟炸機，在安徽和江西的交界處會合后，直撲武漢。

中國空軍第４大隊所屬的第21、22和23三個中隊，立即升空迎戰日機。雙方幾十架飛機在武漢上空，從高度5000米到幾百米，上下翻飛，相互追逐纏斗。第21中隊的柳哲生在戰友協同下首開紀錄。第22中隊的И－15機群被12架日軍飛機緊緊咬住，敵機不僅在數量上占優勢，而且在戰術位置上也居主動地位。在這種情形下，大隊長李桂丹沉著冷靜，指揮第22中隊與敵機周旋，以優勢火力與敵機展開空中格斗，很快形成了單機混戰的態勢。中隊長劉志漢首先擊落一架日機。第23中隊的８架И－15驅逐機編隊在索敵時，發現第22中隊處不利態勢，當即協同第22中隊作戰，擊落２架日機。

以前敵機來時，武漢人民都躲到地下室，而在二一八空戰時，人們都爬到屋頂觀戰，為空軍勇士喝彩助威。

武漢二一八空戰歷時12分鐘，第４大隊擊落日機正好是12架，但也付出了血的代價。大隊長李桂丹在掩護戰友作戰時，被一架日機擊中，中隊長呂基淳，飛行員巴清正、王怡、李鵬翔４人也血灑長空，壯烈殉國。

12分鐘擊落12架敵機的喜訊迅速傳遍武漢三鎮，百萬軍民歡呼雀躍。２月21日，武漢各界2萬余民眾舉行空前大游行和集會，慶祝空捷，追悼國殤，哀祭忠勇“飛將軍”。

日軍在二一八空戰中吃了大虧，有2個多月不敢大膽侵入武漢領空，只是偶然在夜間向武漢偷襲。4月29日是日本天皇的生日，即日本的“天長節”。日軍準備在這天一舉消滅駐武漢的中國空軍主力，為天皇祝壽。4月20日左右，我駐孝感的一架飛機在試飛時，擊落一架日軍偵察機，在這架敵機飛行員的日記本上我們發現這一重要情報。武漢空軍得知這一計劃后，立即更改作戰計劃，將中蘇兩個大隊的戰斗機都調到武漢集中，準備迎戰。

日軍調來海軍“左世保”第２航空隊完成轟炸武漢的任務。4月29日下午２時30分，日軍由戰斗機和轟炸機編成的混合機群，大概有70架左右，進犯武漢。中國空軍和蘇聯志愿航空隊70多架飛機升空擊敵。

空軍第4大隊再次參戰。在武昌上空，第4大隊與敵機比例為1：4。但空中勇士不畏強敵，奮勇突入敵機群同敵人展開了廝殺。開戰僅僅5分鐘，少尉飛行員陳懷民抓住戰機，首先告捷，一舉擊落一架敵機。５架日機很快向撲了上來，猛烈地向陳懷民射擊。陳懷民與敵機展開生死搏斗，不時抓住戰機，發起攻擊。不幸戰機多處中彈，已難以操縱。在這千鈞一發之際，他本可跳傘求生，但他卻放棄了求生的機會，開足馬力，向附近的一架敵機機背高速撞去，以身作彈、與敵同歸于盡。

在陳懷民英雄壯舉的鼓舞下，中蘇空軍勇士們越戰越勇，經30分鐘激戰，一舉擊落日機21架，其中戰斗機11架，轟炸機10架，取得抗戰以來最輝煌的勝利。武漢的天空成了日本空軍巨大的火葬場，殲滅武漢空軍為天皇祝壽的愿望破滅了。

武漢再一次沸騰了，沉浸在一片祝捷的熱浪之中。政府部門、社會團體，還有普通百姓，蜂擁著奔向王家墩機場，熱情慰問凱旋的飛將軍。武漢花店里幾乎一大半的鮮花，都被送到了這里，慰勞品堆積如山。

歡慶的人們沒有忘記打聽陳懷民，大部分觀戰的人都看到了他勇撞敵機的驚心動魄的一幕，人們還在盼望他歸來。

陳懷民，江蘇鎮江人，1932年一二八事變后投筆從戎，參加蔡廷鍇領導的第19路軍的學生義勇軍，1933年進入杭州中央航空學校。1936年畢業后編入中國空軍第4大隊任少尉飛行員，先后參加保衛華北和保衛上海、南京的戰斗，擊落擊傷敵機5架，曾3次受傷。空軍當局曾考慮調他到航空學校去當教官，但他稍一康復又駕戰機重返藍天。他曾對親人們說過：“打仗就不能怕死，我上了天就沒有想到要回來。”4月30日，馮玉祥賦詩紀念四二九空戰，緬懷英烈，其中寫道：“舍身成仁同歸盡，壯烈犧牲鬼神泣”。6月3日，人們在青山附近的長江邊發現烈士的忠骸，當晚即盛裝入殮。

5月31日上午，日軍飛機再次襲擊武漢。中國空軍第３、第４大隊和蘇聯志愿航空隊“正義之劍”大隊相互配合，構成立體縱深的空戰態勢。日機竄入武漢上空后，見中蘇空軍已排好迎戰隊形，急忙掉頭回竄。中蘇空軍勇士趁機反擊，再次擊落敵機10余架。

6月5日，武漢各界人士在漢口總商會禮堂隆重公祭陳懷民等4烈士。蔣介石親臨致祭，參加祭奠者約2萬人。肅穆的祭堂，花圈如海，挽聯如云，其中兩幅格外引人注目。周恩來等人送來的挽聯是：“為五千年祖國英勇犧牲，功名不朽；有四百兆同胞艱辛奮斗，勝利可期”，充分表達了中國共產黨人對為民族獻身的空軍烈士的崇敬和悼念之情；蔣介石夫婦送來的挽聯是：“武漢居天下之中，殲敵太空，百萬軍民仰成績；滂沱揮同胞之淚，喪我良士，九霄風雨招英魂”。6日上午出殯，沿途群眾爭睹烈士遺容，交通為之堵塞，氣氛悲壯，備極哀榮。陳懷民等忠骸合葬于武昌青山磯頭。武漢商界名流陳經為表彰烈士之忠勇，特請暨南大學盧前教授撰寫烈士殉國紀念碑文，立碑墓前，以備萬世景仰。抗日戰爭勝利后，漢口舊日租界內的小路改名為陳懷民路，以紀念先烈。

在清理被陳懷民撞落的日機殘骸時，發現了該機駕駛員高橋憲一的妻子美惠子的照片及美惠子寫給丈夫的信，信中充滿了凄涼、孤獨和對丈夫的繾綣之情。陳懷民的妹妹陳難讀完該信后，寫了《一封致美惠子女士的信》，譴責日本軍國主義。高橋憲一的妻子，也在日本發表文章，悼念亡夫。當時的香港《讀者文摘》將她們的文章同時刊載于一期上，并介紹她們通信，建立聯系。這件事轟動了全世界，形成了強大反法西斯侵略的輿論。

飛將軍掀天揭地鬼神驚——抗戰中的防空戰

重慶空戰

國民政府遷都重慶不久，1938年12月2日，日本大本營便下令對重慶進行戰略轟炸，第345號大陸令要求：攻擊敵戰略及政略中樞時，須集中兵力，投入優良飛機，特別是要捕捉、消滅敵最高統帥和最高政治機關。日軍試圖轟炸重慶，達到這一目的：只要抗日政權繼續存在，首都選在何處，麻煩便會秧及該地；進而動搖中國軍民的抗戰決心。為實施對重慶的轟炸，日本華中派遣軍航空兵團司令江橋英次郎中將下令第1飛行團長寺倉正三少將于5-7周內完成遠距離航空作戰和轟炸的訓練任務，并隨即開始對重慶進行拍照偵察。

1938年12月26日日軍開始對重慶進行轟炸。首次轟炸因天氣因素，日機命中率不高。

1939年日機共出動865架次，分34次轟炸重慶，投彈1897枚，炸毀房屋4757幢，炸死市民5247人，炸傷4196人。

1940年日軍實施對重慶等地轟炸的“101號作戰”，日陸軍出動飛機21批、904架次，海軍出動飛機54批、3651架次，共投彈27107枚，重2957噸；其中對重慶市區內的空襲出動飛機2023架次，投彈10021枚，計1405噸。“101號作戰”歷時110天，是日軍對我進行的最大規模空中作戰。

1941年，日本大本營決定集中在華航空兵力大部，對中國內陸作最后一次毀滅性打擊，實施“102號作戰“。這一年，日本共空襲重慶81次，出動飛機3495架次，投彈8893枚，炸死2448人，炸傷4448人，炸毀房屋5793幢。由于與美英關系急劇惡化，日本決定發動太平洋戰爭，將第11航空艦隊主力撤回國內備戰。從1941年9月2日后，留華日本海軍飛機僅余10多架，以后有所增加，但已無力組織大的進攻作戰了，主要作戰任務從此交給陸軍。

八一四空戰以來，中國空戰在長期的與日軍較量中，消耗很大，加上1940年3月份開始，蘇聯志愿隊就逐步撤離中國，到6月，僅剩1個戰斗機大隊留駐，因此，重慶空戰時，防空力量已大為減弱。重慶空戰中殲滅敵機的戰績，比起1937年南京空戰、1938年武漢空戰和1939年的蘭州空戰，均相差甚遠。但即使是防空力量已大為減弱的情況下，中國空軍飛行員仍不畏強敵，視死如歸，保衛了重慶。日軍不得不承認：“重慶上空不好對付”、“靠轟炸來粉碎重慶政權的抗戰意志并非易事”，其轟炸重慶的戰略目的落空了。

重慶空戰中，中國空軍以弱旅對付強敵，涌現了一大批英雄。

1939年6月11日，日軍第6次轟炸重慶，我4大隊起飛15架戰斗機攔截，在激戰中，第23中隊隊長梁添成座機被擊中，墜落于涪凌附近。至此，中國空軍在抗戰初期榮立過赫赫戰功的高志航、劉粹剛、樂以琴、梁添成等四位優秀飛行員已全部為國捐軀。

1940年7月16日，第４大隊第21中隊少尉飛行員丁壽康給泰國的叔父寫了一封家信，說到“天氣是這么熱，我們生活得緊張辛苦，是自入隊后所僅有”。信還未來得及寄出，丁壽康接到命令升空作戰，不幸座機被擊中，他的腿部中彈，被迫棄機跳傘，后因失血過多而獻出了寶貴生命。戰友洪奇偉發現了這封家書，代亡友寄往泰國。丁壽康的叔父接到遺書哀痛不已，為紀念侄兒又將原信翻拍一張寄回國內。

1940年6月20日，中國共產黨的《新華日報》發表《向空軍致敬》一文，對中國空軍的英勇抗戰給予了高度評價：在這半個多月的敵機狂炸中，重慶的市民，經常在烈焰煙硝中過生活，敵人的燒夷彈雖然摧毀了部分同胞的房屋，化成了灰燼，但是烈焰燃燒不了廣大市民對日寇憤怒的心。今天全重慶的市民無論男女老少，大家沒有一點沮喪，反而增加了興奮的情緒和緊張的工作精神，這是由于什么？我們不得不感謝空中的英雄，他們的視死如歸，奮勇殺敵的精神。因此，我們要特別代表重慶的市民，全國抗戰的民眾對英勇作戰的空軍將士致熱烈的敬禮！

飛將軍掀天揭地鬼神驚——抗戰中的防空戰

“四大天王”、“轟炸大王”鎩羽中國天空

日本航空隊每年都要對戰斗機飛行員進行駕駛、編隊、格斗、射擊、轟炸等技術競賽，評選出最優秀的4名飛行員，作為全體飛行人員的樣板。1937年評選出被認為最優秀的戰斗機飛行員為海軍航空隊的南鄉茂章大尉、潮田良平大尉、山下七郎大尉和陸軍航空隊的三輪寬少佐。他們個個技術精湛，作戰兇猛、殘忍，且都身經百戰，因此，被日本人譽為“四大天王”。

日本人沒有想到，就是讓他們推崇備至的“四大天王”，在一年多一點的時間內，竟全部被年輕的中國空軍擊落。

最先喪命的是三輪寬。三輪寬1918年5月畢業于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第29期，1920年10月畢業于日本陸軍航空學校第10期，是日本空軍中名副其實的老牌飛行員，被日本空軍譽為“驅逐機之王”。

1937年9月14日，中國空軍奉命組成陳棲霞任司令的北方支隊，進駐山西省北部機場，以配合地面部隊作戰。幾天之內連續擊落日本關東軍集成飛行團的重轟炸機大隊長秀島正夫少佐、偵察機中隊長平長一大尉等人，擊斃日飛行員14人。

9月21日時值中秋節，日本關東軍集成飛行團的戰斗機大隊長三輪寬率領川琦95式戰斗機15架，掩護9架93式轟炸機，從大同陽高機場起飛轟炸太原。14時30分敵機編隊遭到北方支隊第28中隊長陳其光率領的4架霍克-II飛機攔截。在敵眾我寡的情況下，中國空軍飛行員勇敢沉著，機智果敢地與日機周旋。陳其光緊緊咬住一架敵機，果斷開火。這架95戰斗機中彈后墜落在太原郊區大孟的一塊麥田里。飛行員頭部受重傷斃命，身上有一把佩刀，衣內有“三輪寬”印章一枚。事后查明，此人就是日本陸軍航空隊的“驅逐機之王”、“四大天王”之一的三輪寬少佐。

南京空戰是淞滬會戰的重要組成部分。由于南京是中國首都，日軍從全面侵華戰爭開始時便大舉空中侵襲南京，妄圖摧毀中國軍民的抵抗意志，同時尋殲中國空軍主力。在南京空戰中，日本海軍航空隊第13航空隊第2分隊分隊長山下七郎大尉成為第二個被擊落的日軍王牌飛行員。1937年9月22日，山下七郎從上海公大機場起飛，掩護轟炸機群轟炸南京。在蘇州附近，遭到中國空軍的攔截。激戰中，山下七郎的座機被高志航駕駛改造后的霍克-III擊傷，迫降于蘇州東面的太倉縣境內。山下七郎和他所駕駛的“九六”式第126號艦載戰斗機一起被俘獲。山下七郎成為日軍“四大天王”中唯一被生俘的飛行員。山下在受審時，很快供出了他的姓名、軍銜等情況，而且還供出他參加侵華戰爭犯下的一系列罪行。后來，山下七郎同其他日軍被俘人員一起被關押在成都的戰俘管理所。山下利用看管不嚴的機會，積極搜集軍事情報，并組織戰俘越獄逃跑。事情敗露后，山下七郎于1945年被判處死刑。

1938年1月7日，日本海軍第12航空隊分隊長潮田良平率艦載戰斗機９架，掩護木更津航空隊12架轟炸機，由南京大校場起飛空襲南昌。中、蘇空軍飛機起飛攔截。空戰中，潮田良平的座機被中國空軍驅逐機第5大隊飛行員徐葆畇賀駛的蘇制И－15戰斗機擊中。潮田良平成了第三個被擊落的“四大天王”。

日海軍第15航空隊飛行隊長南鄉茂章是“四大天王”之首的“空中霸王”，1938年7月18日，南鄉茂章率艦載戰斗機6架，掩護轟炸機14架，攻擊機5架，由安慶起飛轟炸南昌，在鄱陽湖上空與中國空軍展開激戰。南鄉茂章仍抱一個信念：先打掉對手的領隊長機，以先奪人勢，置對手于混亂之中。日軍航空兵的這一傳統戰術曾因為他而屢放光芒，也使他越來越堅信這一戰術是有效的。在混戰中，他捕捉到蘇聯空軍志愿大隊大隊長勃爾蓋維森斯基的座機，并不動聲色地向其逼進。這時，中國空軍的一架飛機不幸中彈，但飛機員沒有跳傘求生，而是駕駛受傷的戰機向附近的一架日機撞去。這架飛機正好是南鄉茂章的座機。南鄉茂章發覺后迅速躲避，但為時已晚，最后兩機雙雙墜落于鄱陽湖中。南鄉茂章斃命后，日海軍次官山本五十六大將親自參加追悼會，哀悼這個“空中霸王”。

1939年年1月，中國空軍最高統帥機構——航空委員會遷設成都，成都成了抗戰時期中國空軍的指揮中心，也成了日本空軍打擊的重要戰略目標。

1939年11月4日，日本海軍第13航空隊司令奧田喜久司大佐率領54架重型轟炸機由武漢分兩批空襲成都。中國空軍第5大隊等部29架驅逐機分批起飛攔截。先行起飛的第17中隊7架“地瓦丁”式和第27中隊7架N－15式驅逐機在成都至溫江之間地區擔任警戒任務，隨后起飛的第29中隊9架N－15式在成都上空巡邏，大隊長王漢勛率第26中隊6架N－16驅逐機在溫江上空待戰。

當奧田喜久司直接指揮的第13航空隊首批27架“九六”式攻擊機侵入成都鳳凰山機場上空時，遭到中國空軍第29中隊迎頭痛擊。副中隊長鄧從凱求戰心切，當他發現日軍領隊長機時，立即加大油門向其沖去。日長機見遭到攻擊，拼命機動逃脫。鄧從凱咬住不放，緊追不舍，一直追到成都以南仁壽和簡陽交界處上空，終于將其擊落，機上人員全部斃命。鄧從凱因座機多處受傷而墜落陣亡。事后查明，鄧從凱擊落的敵機正是奧田喜久司的座機。清理遺物時發現有中國駐成都軍政機關詳細位置的地圖、刻有“爆擊之王”字樣的佩劍和奧田喜久司的印章，此外還有一個內裝小佛像的銀盒。

奧田喜久司號稱日本海軍“轟炸大王”，早在1937年就晉升為大佐，曾任日海軍航空本部總務部第一課長，1938年12月15日任第13航空隊司令官，曾多次指揮和參與轟炸南京、武漢、重慶等地，罪行昭彰。他是抗戰時期中國空軍擊斃的日海軍航空隊軍階、軍職最高的軍官。

飛將軍掀天揭地鬼神驚——抗戰中的防空戰

“人道遠征”、“紙片轟炸”

1937年初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參謀本部制定的《國防作戰計劃》中，要求空軍“準備全部重轟炸機襲擊敵之佐世保——橫須賀及其空軍根據地，并破壞東京——大坂各大城市”。但這一計劃遲遲未能實施。

到1937年底，中國空軍隨著戰爭的失利，戰機也損失了大半，殘損和不能參加戰斗的飛機也調離第一線轉到大后方。中國空軍在極度困難的條件下，決定遠征日本本土，散發傳單，實施宣傳、示威性的“人道主義”空襲。接受這一重要任務的是中國空軍第14中隊中隊長徐煥升和第19中隊副中隊長佟彥博，兩架轟炸機上另各有飛行員３名。

1938年5月19日23時48分，兩架裝滿各種宣傳傳單的飛機起飛，5月20日凌晨2時25分，以3500米高度飛臨日本長崎上空，撒下了第一批傳單。3時45分，雙機編隊到達福岡上空，在撒下傳單的同時投下了照明彈。4時32分，編隊飛越九州上空，第三次撒下傳單。飛機在日本長崎、福岡、久留米、左賀及九州各城市總共投下傳單100多萬張。之后，飛機掉頭向西沿原路返航。5時23分，雙機編隊完成任務后順利飛到公海。8時48分，佟彥博在玉山機場降落，徐煥升9時24分在南昌降落。兩架飛機在機場加油后再次起飛，于11時13分在武漢上空會合后，安全降落漢口機場。至此，第一次遠征襲擊日本本土勝利完成。

5月20日清晨，從睡夢中醒來的日本長崎、福岡等城市的居民發現，一夜之間，街道上、屋頂上到處是傳單。傳單內容計5份，分別為：中華民國中日人民反侵略大同盟告“日本人民”，中華民國外交協會告“日本政黨人士”，中華民國農民協會告“日本農民大眾”，

中華民國總商會告“日本商工業者”，中華民國總工會告“日本的勞動者諸君”。其中一份傳單上寫著：“親愛的日本人民諸君，貴國法西斯軍閥不斷榨取貴國民眾膏血，驅使勞苦民眾與中國兄弟互相殘殺，現在已經到了反抗暴舉的時期。我們中日兩國人民，緊握著手，打倒共同的敵人、暴戾的日本法西斯！”另一份傳單上則寫著：“爾國侵略中國，罪惡深重。爾再不訓，則百萬傳單，將一變為千噸炸彈，爾再戒之”。

這是日本有史以來第一次被外國飛機襲擊。

這次被稱為“紙片轟炸”和“人道遠征”的空襲，在國內外引起巨大反響。5月22日，周恩來等代表中共中央和八路軍辦事處親自到空軍司令部，對凱旋的空軍人員進行慰問，并敬獻錦旗兩面，上面各寫著“德威并用，智勇雙全”和“氣吞三島，威震九洲”八個大字。周恩來還發表了講話，并與徐煥升和佟彥博合影留念。蘇聯《莫斯科新聞》稱：中國空軍“創造出許多光榮的戰績，并完成遠征日本的艱巨任務。中國空軍在抗戰中占重要地位，無疑在將來要充當更重要的角色。”英國《新聞記事報》社論稱：“中國空軍日前飛往日本散發傳單，喚醒日本人民推翻軍閥，此事意義極為重大，亦饒有趣味。”美國《華盛頓郵報》稱贊中國為人道遠征，“中國空軍報復日機之轟炸為散布傳單，與日本之文明相較，實令日本置身無地。”６年后，美國著名的《生活》雜志評選刊登了二戰中聞名全世界的12名飛行員的照片，其中就有中國飛行員徐煥升，照片文字說明中稱徐煥升是“先于美軍杜立特少將轟炸日本本土的第一人”。

抗日戰爭戰爭中，年輕的中國空軍面對飛機數量和質量都占有優勢的敵寇，毫不畏懼，奮勇抗敵，譜寫了一曲曲氣吞山河、悲壯激昂的樂章。自1932年一二八事件始，至1945年8月14日止，中國空軍共出動飛機1128批，8847多架次，擊落敵機529架，擊傷敵機110架，炸毀敵機227架。同時，中國空軍空戰中一共犧牲空勤人員661名。空軍英烈不畏強敵，前赴后繼，死事慘烈，足以為后人銘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