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論

我們幾乎每天都能在報紙上讀到這樣的文章，這些文章告訴我們，對智能手機或自拍的上癮已經讓我們失去了人性，或為什么我們應該擔心人工智能將怎樣取代我們的勞動，又或算法怎樣把我們的自我簡化為單純的數據。有時，我們也會讀到相反的敘事，這種敘事認為新技術能解決一切健康問題，或預防氣候變化帶來的災難性后果。簡言之，和政治人類學一樣，數字人類學也是一個舞臺，這個舞臺上的發展往往會被用于提出更大的規范性和倫理論證，而不只是觀察和解釋技術變革的后果。

作為一個學科，人類學始于對小規模社會的研究。人們把這樣的社會看作傳統的或習俗性的，并錯誤地認為它們變化緩慢，甚至一成不變。與此形成對照的是，大多數人認為數字技術的到來，在某種程度上加快了世界變化的速度，帶來了令人窒息、無休止的“新”的洪流。所以，也許，數字人類學這種以囊括和理解數字世界為己任的人類學，是對人類學最初的那個幻覺——還有一些社會在變化的軌道之外——的最終否定。它可以給我們一個平等地關注人類經驗全域的更加平衡或完善的學科。

同時，人類學不只是被用于爭論數字技術帶來的結果好壞的工具，而是保持了其整體方法論。因此，它是最有可能把新技術放到更廣泛的文化和社會語境中去考慮，從而理解在對新技術的使用及其后果的更廣泛研究中出現的內在矛盾和復雜性的學科。民族志將展示，數字技術怎樣同時為政治激進主義和國家壓迫帶來了新的可能性，怎樣同時為音樂與其他媒介的商品化和去商品化創造條件。

“數字人類學”這個術語可以被用來指代數字技術興起給特定人群帶來的后果，人類學方法內部對這些技術的使用或對具體的數字技術的研究。但這個話題也可能提出更加廣泛的關于當代人類學本身的性質的問題——今天人意味著什么，以及作為一門學科人類學應該怎樣囊括在過去既無先例亦無可能的世界。本文將從我們所說的“數字”意味著什么開始。然后把這些技術的后果分為三個部分。首先是對技術本身的研究，這個研究是通過與這些技術特別相關的人如黑客來進行的。其次是更加普遍的、通過傳統民族志的田野工作來進行的，對像社交媒體這樣日益無處不在的數字技術對普通人的影響的評估。再次是對數字技術對人類學方法論中的用途的考察。最后一部分將轉向對人類學和人性本質的影響這一更大的問題。

2022年9月1日，北京國際服務貿易交易會（服貿會），元宇宙數字時代0和1二進制代碼。

什么是“數字”？

“數字”并沒有公認的定義。出于本文的目的，這里所說的數字，指可被簡化為二進制編碼的一切。可以選擇的定義還有幾種。一些學者可能更加關注控制論系統的興起（這樣的系統既提供積極和消極反饋，繼而又在這些反饋的基礎上行動），另一些學者則把注意力集中在那個被稱作“虛擬（世界）”的獨立線上世界。為本文選擇基于二進制編碼的定義的原因部分在于其簡潔性。它還有突出一些關鍵含義的優點。首先，數字技術使人們更加容易創造出完全相同，因此可以輕松復制。其次，數字的形式更容易分享。這兩個屬性反過來又解釋了新技術和隨之而來的產品快速而持續的擴散，其中一些技術及其產品變得無處不在，并在很短的時間內影響就波及了全世界的人口。所以，幾乎每年，大眾和學界的關注點都不一樣——互聯網、搜索引擎、“虛擬”、社交媒體、大數據、人工智能、Tinder、物聯網等等。

研究數字人類學的一種進路是從物質文化研究發展出來的，它既關注物怎樣塑造人，也關注人怎樣塑造物。我們在物質世界中出生和社會化，我們也在物質世界之鏡中理解自己。但這個世界從來不是靜止的。文化本身變得更加多樣和廣闊的一種方式，是通過與消費文化相關的物質產品的爆炸式增長。如今，數字形式中可見的活力和多樣性又進一步延伸了這點。因此，記住這點是重要的：雖然數字世界往往在線上，但它并不是非物質的。“比特”(Blanchette 2011)、計算機、梗圖、平臺、數字照片或數字貨幣的世界有其物質的一面。

所以，“數字”不是一種抽象。毋寧說，“數字”是對相當具體的形式和過程的過剩的創造。而且，在數字技術用于特定人群并產生后果的語境中，我們總會遇到這些具體的形式和過程，這意味著它們會受到文化差異的影響。下文將提到的社交媒體研究揭示了何以中國的互聯網和巴西的互聯網不一樣——在前者那里，像QQ和微信那樣的免費即時通訊服務主要關注用戶的頭像和等級制度；而在后者那里，側重點就變成了政治梗圖和性別關系。在一個地區，我們會發現，網上一直在討論數字形式是否與伊斯蘭兼容；在另一個地區，人們關心的則是怎樣用互聯網來動員像#MeToo那樣的女性主義抗議，或怎樣防止互聯網把人變成可以被收割的數據。編碼的發展使新形式的分享得以可能，不只是對產品的分享，分享也可以通過所謂的“開源”來完成，也即合作開發代碼本身。在一些地區，這已經變成新的政治理想的典范。在意大利，民粹主義的五星運動（該運動倡導通過互聯網來實現直接民主）在2018年的選舉中成為意大利最大的政黨。反過來，數字工具也引出了以往不可想象的新形式的監視和控制。從人類學的視角來看，互聯網的多樣性和矛盾變得顯著了。

因此，數字人類學必須應對文化本身在規模和形式上的發展方式，包括關于我們正在變成誰、應該認為誰或什么是傳統或現代的新夢想和新噩夢。對人類學家來說，對“數字”的研究永遠不能脫離語境。如果說生物識別技術在一些地方似乎能夠幫助公民更好地獲得福利，而在別的地方提供了新形式的公民控制的話，那么，這是因為這些地方對于怎樣使用這項技術做出了不同的政治選擇。生物識別技術作為一個整體代表的只是來源于人類的龐大數據庫在不斷增容，這可以通過多種方式加以利用。

一些“略新的（Newish）”世界

在這里，“略新的”這個術語很重要，因為在從數字技術發展出來的史無前例的世界，和其他人在其影響下逐漸變化的生活之間并沒有明確的區分。的確，數字人類學發展的主要軌跡之一，走的是之前建立的媒介人類學的路。在媒介人類學中，我們很容易追蹤媒介向數字形式的逐漸變化。我們多數人現在還在看“電視”，但可能越來越多地通過包括手機在內的各種屏幕來看。我們也可以看到，報紙正在受到其他新聞傳播形式的挑戰，后者給那些自稱記者的人帶來了不確定和不穩定。所有這些也使媒介人類學發生了相應的轉變。雖然沒有絕對的或清晰的區分，但那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數字技術的發展才得以存在的“略新的”世界，來和對普通人對數字技術的使用及其后果的研究對照還是有價值的。

數字技術催生了各種各樣的新人群，這些人乍看可能很陌生。人類學家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帶著同理心和那些人群打交道，以幫助我們理解他們在做什么以及怎樣從他們的視角來理解世界。此類工作的一個先驅，是加布里埃拉·科爾曼（Gabriella Coleman）通過首先與黑客然后與像匿名者（Anonymous）那樣的組織（他們占據了因新技術而成為可能的政治的或另類的生態位）的長期交流完成的工作。她幫助我們改變了我們對這些群體的理解，使我們從單純的嘲諷轉變為對他們內部關于應該或不應該怎樣介入政治的爭論有所了解。珍娜·伯瑞爾（Jenna Burrell）也以類似的方式與從事電子詐騙的西非人一起工作過。在關注詐騙受害者的同時，她也注意到，詐騙者往往身處被排斥和貧困的狀況，從而幫助我們從他們的視角來看待世界。

這些黑客和詐騙者利用了新數字技術創造的生態位，沒有這些技術，他們是不可能存在的。更常見的情況是，數字發展擴展了已經存在的趨勢和可能性；比如說，這些發展改變了勞動市場背后的基礎設施。在這種情況下，人們認為，新技術進一步強化了這一長期存在的趨勢，即日益復雜的機器和強大利益對人的能動性的壓制，即人們一般理解的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關于數字技術怎樣擴展跨國勞動的一個早期討論和是否存在“打金”現象有關。所謂“打金”，指的是一個國家的勞動者通過高強度地肝游戲來賺取游戲中的貨幣，再把它們賣給其他國家不那么肝的玩家。最近，我們見證了現在所謂的“零工”經濟的崛起，像智能手機應用那樣的數字技術已經模糊了公司之于勞動者的界限和責任。伊蘭娜·格爾森（Ilana Gershon）考察了求職網站領英網（LinkedIn）作為一個場所的含義，如今勞動者必須在領英網站上展演特定的外表和主張才能獲得工作。她用這個例子來展示何以數字平臺不但能把新自由主義的政治哲學轉化為新形式的工作，還能在我們按這個平臺的規定設計向世人呈現自己時，把新自由主義的政治哲學轉化為在視覺上呈現自己和理解自己的新形式。

數字技術也極大地改變了工作實踐的時間和空間。比如說，印度南部城市清奈附近的龐大商業綜合體有三個高峰期，因為呼叫中心的勞動者要分別來為亞洲、歐洲和北美的市場服務。還有幾乎可以從任何地方進行有償工作的數字游民。數字技術也摧毀了許多傳統生意和工作方式。人類學家表達人類實際上可能成為數字機器的延伸最有力的例子或許是娜塔莎·舒爾對一種新機制的仔細剖析，這種新機制已經通過越來越完善的技術改變了拉斯維加斯的老虎機，唯一的目的就是讓人沉迷賭博。并非所有研究都把注意力集中在數字技術對壓迫力量的增進上。比如說，與舒爾形成鮮明對比，托馬斯·馬拉比（Thomas Malaby）用創作電子游戲《第二人生》（Second Life）的林登實驗室的例子，來考察在建構游戲平臺的過程中偶然性和自由幻想所扮演的角色。

考慮到人類學家更加全面的方法和視角，他們比那些在媒介研究或政治研究領域工作的人更可能把數字發展呈現為矛盾的。比如說，他們不會簡單地認為社交媒體的興起與更加傳統的新聞報道方式對立，而更傾向于研究用社交媒體來傳播信息的具體例子。音樂也揭露了一種持續變化的動力機制，包括去商品化（如Spotify）、對音樂家來說的新合作方式及其與公眾互動的方式（如MySpace）。

電子游戲《第二人生》

人類學家介入這些“略新的世界”的另一種方式，是把注意力集中在特定數據平臺及其使用上。這方面的一個例子，是帕特里夏·蘭格（Patricia Lange）關于年輕人怎樣為YouTube創作內容的研究，以及邁克爾·韋施（Michael Wesch）影響力巨大的視覺呈現《YouTube的人類學介紹》（An Anthropological Introduction to YouTube）。杰米·科茨（Jamie Coates）提供了看待圖像和觀點的“病毒式傳播”現象的人類學視角，例如梗圖快速傳播的案例。其他媒介本身可能成為快速接受某些假設的載體，比如說，關于我們傾向于聽信假新聞，或生活在政治回音室里，只能聽到與自己相似的觀點。相比之下，民族志研究提供了對人們的實際信仰及其原因的更加細致的理解。這部分是因為其他學科大多依賴僅基于推特等平臺的公開數據的分析，而民族志學者則能夠接觸到例如在WhatsApp等應用上進行的更加私人、重要和親密的討論。

傳播媒介代表一個舞臺，而人們普遍認為，“數字”已經幾乎完全改變了這個舞臺上的風景。但人類學家也承認，其他許多領域也發生了同樣重要的變化；比如說，在貨幣領域也是如此。“數字”的影響是巨大的。我們可以聚焦1986年引起“大爆炸”的技術發展如何讓金融資本主義擴展到了更大規模、更抽象的領域，對這種數字技術的進一步使用引發了資本市場更劇烈的波動，最終在2008年導向了市場的崩潰。在這個光譜的一端，是以純粹數字機制為代表的像“區塊鏈”那樣的對貨幣的新抽象，這樣的抽象能夠生產出像比特幣那樣的新貨幣。在光譜的另一端，則是像M-pesa那樣的基于移動電話的貨幣系統，這些系統賦予了肯尼亞和其他地區以往被排除在銀行和小額貸款系統之外的人群權利。這方面的典范性研究者是人類學家比爾·莫勒的研究（Bill Maurer），他試圖思考這些新的貨幣和支付形式的整個光譜和它們經常引發的矛盾后果。莫勒認為，我們不應該孤立地看待這些后果，而應該把不同形式的貨幣當作一套劇目或一把尺子來看，它們反過來又反映了社交媒體研究中揭示的社會性的不同刻度。

本節從相對自動的、完全由數字技術創造出來的例子開始。但我們逐漸轉向了數字媒體和數字貨幣——它們是對先前形式的更加混雜的延伸——的“略新的”世界。按這個標準，我們當代世界的大多數基礎設施都只是“略新”。開源的愿景不是提供了城市發展的新模型么？因為維基百科證明了一種更加民主和開放的“創造的政治”是可行的。今天很難在數字化之外想象設計，而我們對位置的認識，也被像GPS、谷歌地球和移動電話那樣的新定位技術改變了。數字的形式是否也在挑戰和擴展博物館、美術館與物之間的傳統關系？那像無人駕駛汽車那樣的新形式交通，數字設計中的新能力，或3D打印呢？它們又帶來了怎樣的變化？而所有這些，都還只是被數字技術改變了的領域中的一些。

日常數字生活

上一節完全由于數字化發展而存在的群體，和數字對我們生活其中的各種形式和基礎設施的更廣泛影響。與此形成對照的是，數字人類學的另一個清晰職責，是觀察和說明所有這些影響對世界各地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的影響。這把我們帶回到人類學的一個核心成分：傳統的整體的民族志，在這種民族志中，我們試圖理解人與影響其生活的一切之間的聯系。沒有人只生活在線上，所以，要理解他們對數字技術的參與，我們還要繼續關注他們的非數字生活這個更加廣泛的語境。因為這些是關于人群的一般民族志，所以重點也會放在數字文化更加無處不在的那些形式上，比如說社交媒體和手機。

人類學的一大貢獻在于反駁來自像心理學和互聯網研究等更加普遍化的學科不斷提出的關于數字技術影響的主張。因為它們的模型是自然科學，所以它們可能用臨近的人群（比如美國大學生）來做實驗，然后在實驗結果的基礎上進行更加普遍的推論。我們因此而被告知，新數字媒體影響了一個人能夠集中注意力的時間，可能還影響了我們的大腦，或者年輕人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朋友。相對而言，人類學家致力于以一種包容的方式來理解現代世界，認識到我們需要同等地關注非洲、東亞、南亞和拉美的人群，并對不以深度比較研究為基礎的概括保持警惕。

比如說，數字通信技術對遷徙到眾多地區照顧孩子和老人的菲傭有什么影響？這樣一項評估可能需要研究那些留在菲律賓的人群怎樣通過Friendster以及（近些年開始使用的）臉書等社交網絡平臺來和出國的人保持聯系，以及，這個如今已經遍布全球的移民勞工怎樣通過用新媒體創造更加一體化的線上領域，來緩解物理位置的分離，從而保留一種菲律賓社會感。這些移民勞工中有很多自己就是母親，她們把孩子留在菲律賓被撫養長大。隨著互聯網取代了書信，這也從根本上改變了母親和子女之間的交流，從以前可能要花上好幾個月的書信往來，如今變成了即時的日常互動。而對于這些變化對跨國母職來說意味著什么，母親及其子女往往有著截然不同的看法。

與做一般的概括相反，人類學家還可以證明在一些地方，社交媒體等新現象的影響相對有限。比如說，在意大利南部，一個公共領域興盛、人們每天都會在市鎮廣場碰面的地方，人們對社交媒體的興趣就相對有限。與之相反的另一個極端，是王心遠的出色發現。她在中國的一個新工廠里生活了15個月。這些工廠加起來一共雇傭了2.5億人，這些工人從農村地區遷移到工業區。實際上，他們現在就活在社交媒體上。他們沒有像人們預期的那樣用社交媒體來和農村重新連接，相反他們把社交媒體當作比搬進工廠本身更有效的融入現代城市中國的手段。除了吃飯、工作、睡覺以及和工友相對貧乏的互動外，他們的閑暇時間主要是在像QQ和微信那樣的社交媒體上度過的，這讓他們覺得自己完全融入了現代中國及其消費文化，這點是搬進工廠本身未能做到的。與像臉書和推特那樣的平臺相比，中國的數字發展的特點是平臺的能力更加廣泛，平臺對用戶生活的滲透也更加深入。

在數字技術研究中，有一種趨勢是關注史無前例或是蔚為壯觀的結果。但就像在菲律賓移民的案例中那樣，人類學家同樣也會關注數字技術帶來的可能會被認為更為保守的后果——就那個例子而言，即數字技術起到的作用是把線下因全球遷移而變得支離破碎的家庭在線上重新團聚起來。類似地，伊莉莎貝塔·科斯塔（Elisabatta Costa）展示了，因土耳其東部長達數十年的沖突而流散的庫爾德人如何重建他們的傳統宗族組織。我們發現，在所有這些案例中，民族志的價值也體現在，只有聯系線下發生的變化，才能理解線上的活動。

當地時間2024年2月13日，伊拉克杜胡克，庫爾德斯坦藝術與文化中心的成員在整理書籍，將歷史書籍和手稿數字化。

得到最多關注的領域是政治人類學，因為在大眾的討論中，數字技術經常被看作當代政治變化的“原因”。因此，當前人們對這樣的想法特別感興趣：臉書是否要為仇恨言論（比如說，緬甸的反羅興亞人情緒）的迅速傳播負責；特朗普能當選是不是在一定程度上要歸功于推特這個平臺；又或是，被稱作劍橋分析的那家公司是不是用這些技術，通過秘密對選民精準投放宣傳廣告來改變選舉結果。再一次地，人類學家的作用在于通過更長期、更注重語境的思考，來質疑關于這些政治影響的論斷。比如說，約翰·波斯蒂爾（John Postill）質疑了關于數字政治共同體的討論，因為這些討論經常會簡單地假設之前線下共同體的存在是普遍的。如果我們問“這個線上論壇是一個真正的共同體嗎？”這個問題會給人這樣的一種感覺，即（在數字技術到來）之前，每個人都生活在這樣的真實共同體之中，但實際上，就像波斯蒂爾指出的那樣，情況可能根本不是那樣。

由于對新技術的評價一般都帶有道德色彩，人們有這樣一種持續的傾向，即把前數字的世界簡單化、浪漫化。與這種傾向相反，人類學家努力為這些討論提供更多的細節。維多利亞·伯納爾（Victoria Bernal）在對厄立特里亞僑民政治的研究中考察了一系列網站。她指出，我們最好在厄立特里亞政治的非常具體的環境下理解這些網站，而不是把它們看作普遍而言的國民公共領域：這個軍事政權基于保衛新生民族國家的民族主義需求建立了一支近乎于無償的軍隊，但在某些情況下，這和奴隸制沒什么區別。伯納爾主要關注的是線上空間怎樣被用來創造和扭曲僑民內部關于厄立特里亞人民應該怎樣應對這種情況的討論（Bernal 2014）。

而且，數字人類學傾向于研究何以人們認為彼此的行為恰當或不恰當。比如說，上面提到的對身為母親的菲傭的研究表明，她們對數字媒介的參與，為道德判斷開啟了新的可能性。之前，人們在選擇媒介時考慮的是成本和可用性。菲律賓是最早因為短信免費而高強度使用短信的地區之一。今天，大部分人都有電話套餐或互聯網套餐，所以在選擇通信方式的時候，人們不再考慮成本了。結果，人們在選擇媒介時有了更多的社會和道德考慮。如今，一個人會因為用WhatsApp而不是通過電話甩掉男友而被評頭論足（Gershon 2010）。幾個不同地區的人也會避免在社交媒體上討論政治，因為談政治會造成分裂，而其他人也讓他們知道情況就是如此。

為“什么是線上的得體行為”建立一個道德框架的努力引出了一個更加普遍的問題：規范是怎樣建立的？尤其是對線上活動來說，這個規范看起來是在幾個月或幾周內發展起來的，例如在使用像Snapchat（一個基于圖片的信息服務）或Line（一個強調視覺內容的信息服務）那樣的新平臺的時候。這些平臺中的每一個都是通過強調一些特定特征（比如說圖片十秒后自動銷毀或添加各種視覺抽象和動畫的能力，這些能力經常會被競爭對手抄過去并被認為是理所當然的）發展起來的。所以，數字人類學的一個重要部分，是觀察和說明這些新的傳播形式中涉及的新規范原則的快速表現。比如說，在剛果或莫桑比克，電話是怎樣被用來確定什么能談什么不能談的。通過考察世界各地社交媒體的使用情況，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梗圖已經發展成這樣一種建立規范的機制。甚至讀寫能力非常有限的人也能輕易地分享梗圖，用梗圖來表達他們關于好壞行為的道德見解。

通過開展長期的田野工作，例如對孟加拉一個村子的移動電話技術的擴展研究，也能獲得一些明顯的深度，因為規范性在今天還沒有完全建立。而是一直在隨不斷變化的技術而變化。歷史上，人類學家假定規范背后的主要力量，是深刻的傳統，即在許多地方，被人們稱作自己的習俗的那種東西。研究快速變化的人類學與此形成了一種驚人的對照。如此，數字人類學對人類學以及人正在變成什么來說又意味著什么呢？這也是本文最后一節的主題。

我們怎樣數字地做人類學？

數字人類學的研究已經經歷了多次迭代。較早的評述集中于對線上社區的研究，后來的一個評述則更加關注對數字媒介的民族志研究。最近新編的一個文集則考察了從地點到政治到家庭生活的多個研究領域，以及更廣泛的理論和人類學的影響。不過，很難把這一系列評述和方法論的發展分開，后者也是為回應通過數字技術創造出來的新的可能性而出現的。比如說，民族志往往要研究和描述一個有限的空間和時間，在這樣的研究中，走出田野就意味著人類學家與其信息報道人聯系的結束。但在社交媒體這里，人類學家研究的人會期待在民族志完成后繼續遠距離保持那些聯系，結果，民族志也就變得更加難寫了。

現在，許多新的信息來源都在線上，人類學家可能會使用錄音、對數字材料的剪切粘貼或共享文檔等手段，來取代傳統的紙質筆記本。隨著這些記錄和分析信息的新機制的出現，我們也需要把數字民族志和研究“數字”的民族志放到一起思考。把這些變化當作更加廣泛的方法論討論的一部分來思考可能會有所幫助。比如說，薩拉·平克（Sarah Pink）曾主張應該更多地關注感官或視覺媒體，這個主張和早先現象學的影響相似，后者認為，必須從我們的身體與環境之間的互動來看待經驗。

由于其他學科也越來越多地接受把民族志當作關聯對新數字技術的研究和對它們給人帶來的后果的評估的手段，對數字民族志的批判評估也就變得更加重要了。比如說，STS（科學與技術研究）已經提供了一些充滿洞見的，關于數字照護技術的使用的民族志。這些民族志的優點在于，它們不但考慮醫護人員和病人，也考慮新的勞動形式，比如說數據處理員的勞動，這些勞動往往是此類技術的隱藏后果之一。因此，這些民族志和醫學人類學以及數字人類學領域的研究都有關聯。

在數字人類學領域內，還有一個專門關注虛擬民族志的分支。在那里，人類學家們除傳統的田野點外，也研究線上世界和線上的相遇。這種進路的主要例子是湯姆·伯爾斯托夫（Tom Boellstorff）對線上電腦游戲《第二人生》的民族志研究。這個研究保留了傳統民族志的許多特征，但它研究的是一個完全線上的世界。比如說，他展示了線上鄰居之間關于財產所有權的糾紛，與傳統線下語境的類似情況相呼應。在很多像《魔獸世界》那樣的大型游戲社區里都能找到這樣的例子。一些進行這方面研究的人類學家提供了關于怎樣從事此類虛擬世界研究的教科書般的例子，比如說，他們考察觀察人的行為的一些艱難的倫理問題，而如果不進入虛擬世界，我們不會知道這些問題的存在，或者無法獲得進行這些觀察的知情同意。其他人則希望用數字技術來在線上和線下之間找到一個反映其信息報道人的生活的平衡。比如說，他們研究了分散于世界各地但試圖在線上重新整合自己家族的移民。

數字技術也能增進人類學家對傳播自己研究結果的參與。“我們為什么發帖（Why we post）”項目創造了一系列簡短易懂的傳播形式，如不到5分鐘的YouTube微電影、社交媒體活動、博客和免費線上大學課程（慕課）。[1]事實上，通過用線上田野點的語言免費提供人類學作品，我們甚至能夠讓民族志專著也變得非常流行，截至2018年，特定項目的下載量達到了一百萬。這些免費獲取途徑的發展意味著，人類學研究更容易回到那些往往是我們大部分研究主題的并通常是低收入的社會中去。對像Sapiens[2]那樣的通俗線上人類學雜志和像《文化人類學》（Cultural Anthropology）那樣的期刊來說也一樣。[3]

變化的人

本文的頭兩節形成了一個對照。一節論述的，是通過“數字”創造出來的相對新的世界，另一節論述的，則是數字技術給那些生活還沒有特別受數字影響的人帶來的更加普遍的后果。這個區分很重要，部分是因為，它們可能得出不同的結論。比如說，當前數字人類學內部正在發展的一大興趣，涉及大量數據收集的潛在影響、它們在算法構建中的使用，以及更普遍的對人工智能的大規模投資。明娜·魯肯斯坦和娜塔莎·舒爾（Minna Ruckenstein and Natasha Schüll）對健康“數據化”的調查就是人類學對這些興趣做出的回應的一個例子。此類研究大多強調負面影響。數據被認為至少起到了與傳統的資本類似的作用，為更有針對性的商品化和新的權力形式創造條件。數據化提供了史無前例的監視和控制能力，它們不但能預測，還能塑造和改變人的行為。還有這樣一種非人化的感覺：人們開始更多地把自己看作數據的可視化，而不是樸素地把自己看作人。并且，這些技術強化了既有的性別差異和其他不平等的社會參數。就像在前面關于數字創造的世界的例子中那樣，此類研究著重強調的是這樣的群體，他們是圍繞這些新的可能性建構出來的，比如說，認同量化自我運動（該運動的參與者關注自己的身體和行為是怎樣日益以外化、量化的數據的形式變得可見的）并參與各種形式的自我追蹤的人。此類研究關注的另一個焦點是人們對這些技術的主動拒絕，現在，這樣的拒絕可能被看作一種抵抗。

相比之下，被放到“日常數字生活”標題下討論的研究關注的，則是既不特別擁抱又不特別反對數字技術，而只是很快把它們當作自己日常生活中的常態來接受的人。大多數人都會與智能手機應用形式的最新數字技術打交道。對他們來說，人工智能和算法僅僅意味著更加有效的即時外語翻譯服務、更加有效的GPS導航或更加準確的語音識別等等。在他們看來，手機并沒有把他們非人化，反倒越來越符合他們自己的個性，如果不小心把自己的數字伴侶落在家里，他們往往會感到失落。與公司的監視相比，他們更關心家人的監視。至于健康問題，他們更可能歡迎自己體內以前除非在生病時否則在很大程度上不為他們所知的東西變成可知的數據。他們可能關注計步應用，或月經周期預測軟件，并用這些來發展更健康或更有計劃的生活方式。

那么，這一切將把數字人類學帶向何方？現代的整體數字人類學應該致力于結合這兩種進路的優點。我們可以在對公司和國家的直接研究中使用民族志的方法，用它來提醒我們注意數據的收集及其后續使用。對普通人群的研究則確保了我們能夠通過研究人們日常實際上拿那些利用他們的應用來做什么，來評估人工智能和算法的后果。那些關注數字從業者的研究能幫助我們理解更廣泛的國家和企業基礎設施和產生更加惡性的后果的可能性。因此，第一個結論是，這兩種研究、這些爭論的雙方，我們都需要：我們既要關注可能帶來壓迫的巨大力量，也同樣要致力于與普通人進行親密的、具有同理心的接觸，尊重他們的觀點和經驗的真實性。第二個結論是，人類學的投入乃是基于長期的學術研究，這些研究可能也包括對圍繞這些問題的道德爭論的研究，但研究這些爭論只是為了理解它們、說明它們，而非簡單地肯定人類學家自己的意識形態立場。第三，人類學應該是一門這樣的學科，它包含矛盾，并承認幾乎在所有情況下，新的數字技術都為良性的和惡性的后果帶來了新的可能性，并且這兩種后果通常就是同一枚硬幣的兩面。

甚至在數字技術興起之前，唐娜·哈拉維（Donna Haraway）和瑪麗琳·斯特拉森（Marilyn Strathern）等人類學家就已經提出其他領域的發展，例如生殖技術，會對“人現在意味著什么”產生什么影響的深刻問題了。如上所述，人們主要關注的一個問題，是像人工智能那樣的新數字技術可能產生非人化的效果。以科幻小說里的機器人為代表的擬人化現在終于成為現實。在老年人口比重極大的日本，人們的一個主要興趣點，在于開發能夠“照護”老年人的機器人，順便說一句，這樣的機器人就有可能取代上面討論到的菲傭。之前被稱為數字伴侶的智能手機的情況也類似：手機看起來不像人而更像是機器人，但它可能已經展示出更大的、為更微妙的擬人化留出的空間。一方面，公司開發人工智能、算法、聊天機器人，提供像Siri和Alexa那樣有名字的數字助手，這表明，數字創新也在促進這樣的擬人化。但同時，智能手機的所有者可能會無視內置的應用，反過來下載別的應用，然后重新配置這些應用，使他們的手機通過表達他們獨特個性的方式實現擬人化：作為一個高度組織化的管理員、一個有創造力的藝術家或一個可以聲稱他對手機的使用都是出于必要的粗獷男性。

以上的一切都表明，也許，這里真正的問題在于“人”這個術語本身。這會不會太過于保守呢？因為傳統上，它指的是人迄今為止所經歷的一切，而不是人最終可能成為的那些東西。人可能一度被定義為不能飛的存在，可接著飛機就出現了。我們不想使用“后人類”或“跨人類”那樣的術語，而是希望把人定義為一個包含每一種新技術實現的潛在因素的存在。結論是，數字人類學可以包括對數字技術的使用和后果的研究，因此它既是對人類正在成為什么的研究，也是對技術正在成為什么的研究。現在，我們面臨著人類學最初對習俗和傳統的興趣與當代發展速度之間的極端對照。同時，這些發展同樣可能引出一些人類學持續關注的問題，比如說，規范性的本質。而且，變化的速度，也進一步證明了長期民族志研究的重要性，這樣的研究做好了囊括對我們的新數字世界的評估固有的復雜性和矛盾的準備。因此，看起來，用數字人類學來參與關于人會變成什么和人類學會變成什么的討論，似乎也是合情合理的。

*丹尼爾·米勒，劍橋大學人類學與考古學博士，倫敦大學學院人類學教授，也是該校數字人類學中心主任。著有《夠好的生活》（The Good Enough Life, 2023）等。本文譯自Miller, Daniel. (2018) 2023. “Digital anthropology”. InThe Open Encyclopedia of Anthropology, edited by Felix Stein. Facsimile of the first edition inThe Cambridge Encyclopedia of Anthropology. 原文鏈接: http://doi.org/10.29164/18digital。參考文獻從略。

注釋：

[1] Why we post: social media through the eyes of the world.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available on-line: https://www.ucl.ac.uk/why-we-post?utm_source=UCL%20Press&utm_medium=UCL%20Press&utm_campaign=UCL%20Press).

[2] SAPIENS. The Wenner-Gren Foundation (available on-line: www.sapiens.org).

[3] Cultural Anthropology. The Society for Cultural Anthropology. American Anthropological Association (available on-line: www.culanth.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