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沿拓展：

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朱博文

得而復失

六十年前的一個冬日清晨，福建泰寧縣大金湖畔巖洞內的甘露寺中，晨起的老尼正準備烹煮早飯。熹微的晨光中，她用以引火的竹篾上有余燼掉落在床頭的稻草上，垂老目昏的她卻沒有發現。干燥的稻草引燃了被褥，進而蔓延到寺院所有的木結構建筑。僻處一隅的山寺人丁稀少且遠離水源，能用于救火的居然只有三桶巖間滴落的積水。只消短短的一小時，這組擁有“如翚斯飛”的高挑檐角、依巖體走勢而巧用干欄的南宋建筑群，連同殿宇內遍布的紹興、嘉定以來的歷代題記和彩塑、壁畫、彩畫均付之一炬。潛藏于閩北湖山之間的古寺躲過了八百年間水火兵燹，在歷代信善的不斷維護修葺下方得以留存，而今卻以如此隨機的方式迎來了壽命的終結。更為遺憾的是，甘露寺于1958年的第一次全國文物普查中才剛剛被文物工作者發現，未及充分的信息采集與研究即在三年后毀于一旦。得而復失的甘苦之間，只留下少量資料及幾幀黑白照片供人憑吊。

1959年《文物》期刊登載的泰寧甘露寺照片

偏安于南方半壁的南宋領土相較北方更為潮濕多雨，本不利于木構件的長期保存，加之歷代天災人禍不斷，在痛失泰寧甘露寺后，這個距《營造法式》成書相去不遠的時代就僅有蘇州玄妙觀三清殿、肇慶梅庵大殿、莆田玄妙觀三清殿等屈指可數的幾處木構建筑實例遺存，其保留南宋風格做法的程度又各不相同。今日的建筑史學人想要對南宋建筑開展研究，不得不依靠文獻資料和考古發現。此外，宋元時代浙閩沿海的建筑做法還流傳到了日本，其技術和樣式深刻影響了日本鐮倉時代以凈土寺凈土堂、東大寺南山門為代表的“大佛樣”，以及功山寺佛殿、善福院積迦堂為代表的“禪宗樣”建筑。

肇慶梅庵大殿與蘇州玄妙觀三清殿橫架結構（袁藝峰《肇慶梅庵大殿大木作研究》）

我們今天想要管窺南宋木構建筑的全貌，除了少數實物孑遺，是否就只能求諸文獻，乃至從外流的樣式中倒推呢？問題的答案就隱藏在寧波城東的山野之間。

東錢湖畔

除了殿堂閣闕，牌坊也是中國古代木結構建筑的傳統形式之一，一般認為牌坊脫胎于古代城市里坊的坊門。隨著城市的發展尤其是城市商業的繁盛，以北宋東京城為代表的古代都市逐漸取消了坊墻，牌坊也被賦予了標志物、紀念物等新的功能，但始終保留著門的屬性。在木結構建筑占絕對主導地位的情況下，以石材模仿木構建筑也有悠久的傳統。相較易受自然及人為破壞的木構建筑，石質建筑顯然更為堅固耐久，因而常被用于陵墓、祠廟等場所，至今仍有孝堂山郭氏石祠這一早至東漢的實物遺存。

濟南長清孝堂山郭氏墓石祠

甘露寺遭遇火劫的二十年后，第二次全國文物普查開始。鄞縣（今寧波市鄞州區）普查隊在東錢湖南岸的韓嶺村發現了一處石造牌坊，雖然部分石構件已經掉落殘損，但仿木結構的優雅醇和仍使它在周圍的清至近現代墓葬中遺世獨立，牢牢地吸引了普查隊員的目光。

廟溝后石牌坊位于韓嶺村北，當地人稱為廟溝的山麓地帶。層林掩映下，若非正對牌坊所在的位置，即使近在咫尺也難覓其影蹤，但站在牌坊下視野卻非常開闊，東錢湖如鏡般靜謐的水面可一覽無遺。廟溝的山勢雖然低緩，但仍可看出牌坊所在的小丘略高，左右山體則較為平緩，如同兩臂向兩側伸出。我們初到此地時，同行的浙博于君也不禁贊嘆其選址之妙，極合風水堪輿理論中所謂“兩山繞抱、得水藏風”的說法。

層林掩映中的廟溝后石牌坊

廟溝后石牌坊西向，基本形制為二柱一間一樓。單檐歇山頂，檐角上挑角度較大。與明清時期的石牌坊，尤其是流行在浙、皖、蘇等地的石牌坊相比，初見廟溝后石牌坊時最大的感受是其相當忠實地模仿了木結構建筑的特征，不僅柱、枋、闌額、斗拱等主要構件，就連屋面瓦作部分的筒瓦、獸面紋瓦當、滴水，以及檐角的脊獸、山面的博風板和懸魚都塑造得一絲不茍，尤其是脊獸、如意形懸魚、鋸齒狀重唇板瓦等都與江南現存的宋元建筑接近。斗拱方面，兩朵補間鋪作，形制與《營造法式》中單栱七鋪作斗栱“若下一杪偷心，則于櫨斗之上施兩令栱兩素方”的做法完全一致；轉角輔作和柱頭輔作的下昂以下不施華拱，而采用上昂式斜撐，同時角梁起翹幅度較大。此外，牌坊正脊有較大弧度，檐角也“如翚斯飛”般的夸張高挑。這些特征標示著它早期建筑的身份，廟溝后石牌坊可能正是宋元時期木制門枋以石構形式的具體展現。

蘇州文廟藏南宋紹定二年《平江圖》碑中表現的二柱一間一樓式門枋

但廟溝后石牌坊的形制也并不是與《營造法式》盡合，法式中所謂“以材為祖”——即建筑構件制度化、標準化這一核心內容——并未在石牌坊上得到完全忠實的體現。楊新平在《寧波東錢湖廟溝后牌坊探析》一文中測量并統計了廟溝后石牌坊斗拱的細部尺寸，發現其用材小于《法式》規定的八等材，且各類型斗、拱的細部尺寸大多數都與《法式》規定有一定差距。這種構件尺寸的改變也能引發一些有趣的思考：是工匠根據石材的受力特點而做的針對性調整，還是由牌坊的設計大小對比例進行了靈活壓縮，抑或是廟溝后石牌坊本就遵從了不同于《法式》的石作標準？

廟溝后石牌坊檐面，有普柏枋

石牌坊山面

廟溝后石牌坊既無自銘，周圍又不見同時代的遺跡遺物存在，它的功用究竟為何呢？找尋答案其實并不困難。當時的東錢湖周邊是南宋慶元府的貴族墓葬區，地表遺跡尚存的墓葬都多達數十處，其中多有數代聚族而葬的家族墓地。以距廟溝后石牌坊僅有四至五公里之遙的南宋中散大夫、卒于寧宗嘉泰年間的史涓墓為例，該墓葬整體處于山麓地帶，以文臣、武將、馬、虎等石刻開端，另有一根倒仆的石柱，可能為石牌坊殘件。石刻之后為一個疑似人工平整出的大平臺，神道自上而下呈階梯狀，前后設有條石、毛石砌筑的數道石坎。神道盡頭又獨立出一個小平臺，墓葬封土尚在，封土周圍可以清晰辨認出一圈垣墻，垣墻以條石砌邊、毛石壘筑，頂部還有雕刻精美的歇山頂壓頂石，垣墻開門處與兩根石柱相連，這兩根石柱應當是一座兩株一間式石牌坊的構件。此外，封土前還放置了數塊仿木構殿堂的浮雕石板，疑為墓前石享堂的殘件。這種將封土周圍的核心區域以垣墻圍砌從而區分出墓園內外兩區的做法，與兩宋帝陵中將攢宮所在區域單獨圍蔽成“上宮”的形制也有相通之處。

史涓墓內垣墻門枋、壓頂石及石享堂遺跡

廟溝后石牌坊同樣身處一個有人工修整痕跡的小平臺上，柱身下不用柱礎而直接插入土中，柱外側中部和下部還分別留有兩對縱、橫向的卯孔。周圍地面還散落著一些平行或垂直于牌坊的條石。通過周邊同時期墓葬形制的比較，基本可以明確廟溝后石牌坊屬于一處宋元時期較高等級墓葬，結合牌坊所處平臺的大小來看，當為墓園內垣墻的門枋，卯孔用于與垣墻連接，條石則是垣墻殘留的部分基礎，只可惜墓主人已無考。

廟溝后石牌坊南柱外側卯孔及周圍條石

時光隧道

時間來到世紀之交，第三次全國文物普查正如火如荼地開展。同“一普”“二普”一樣，文物普查工作又帶給人們新的驚喜。同樣是在寧波城東，普查隊員根據五鄉鎮橫省村村民提供的“仙人山山岙中好像有一座石牌坊”這一線索，在多年擔任村業余文保員的胡芳德帶領下穿越山中的荊棘與墳堆，終于來到橫省石牌坊前。如同多年前廟溝后石牌坊的發現一樣，橫省石牌坊雖有部分坍塌損壞，但撲面而來的高古氣質使普查隊員立刻認識到了它的價值，牌坊也在發現僅僅兩年后就“一步登天”，被列入第五批全國文物保護單位。

也許中國人從古至今對墓地風水的認知有較為一致的傾向，橫省石牌坊同廟溝后一樣都委身于晚近墓地之中。而橫省石牌坊還要更進一步，位于一處現代大型公墓的深處。冬日的陽光不甚充足，植被繁茂的公墓中光線就更為黯淡。得益于江南溫潤的氣候，修造完成不久的現代墓葬就已被苔蘚侵染成了綠色，加上造型古樸的墓冢和石供，氣氛中竟也有些許古意，雖然四下無人，倒也不覺得陰森。沿著鋪滿落葉的石階拾級而上，被許多勒石記名的墓碑簇擁在當中的，就是不知主人姓甚名誰的橫省石牌坊。

通向橫省石牌坊的道路

橫省石牌坊曾經遭受過雷擊，所幸構件損壞遺失的不多，文物部門在修復中補配的部分也遵從了遠觀一致、近看有別的原則，牌坊現狀較佳。橫省石牌坊與廟溝后有許多相似之處，兩者均為兩柱一間一樓樣式，同為西向，石柱底部無柱礎、夾桿石而直接插入地基，且柱外左右兩側均有條石地基，廟溝后石牌坊兩柱外側留有卯孔，橫省兩柱外側自地表至一點八米處均未找平，因此兩者外側原本都應連接有圍墻，性質同屬墓前石坊。寧波地區古代即出產多種優質石材，廟溝后石牌坊構件所用石材為寧波市區西部出產的梅園石，橫省石牌坊則使用了東錢湖附近出產的椅岙石。

橫省石牌坊概貌，東-西拍攝

橫省石牌坊的墓主人雖同樣無考，但離此不遠的王墳山南麓有南宋齊國公史彌忠墓，石牌坊有可能屬于該區域的另一處史氏家族墓。有學者則更進一步，根據史氏家族的宗譜認為該牌坊所在地為越國公史詔之子、右丞相史浩叔父、鄉貢史師禾墓地，此說可供參考。

在橫省、廟溝后這一對仿木構石牌坊“兄弟”中，雖然兩者多有類似，但橫省石牌坊可是實實在在的兄長，進而當之無愧地坐上了國內現存最早石牌坊的頭把交椅。細看橫省石牌坊的構件，闌額下方雕刻有門臼，可能是用于固定木制板門，而闌額上方無普柏枋；而廟溝后石牌坊的闌額雖與橫省一樣兩端出頭，但闌額之上又有普柏枋。縱觀國內現存的所有早期木構建筑，普柏枋出現的最早實例為后晉天福五年（公元940年）山西平順縣大云院大殿，早于大云院及部分與其時代相近的建筑遺存上都沒有普柏枋這一構件，橫省石牌坊在忠實模仿木構建筑的情況下沒有普柏枋，正是其為早期建筑的實證之一。

橫省石牌坊檐面，闌額之上無普柏枋，且華栱用插栱

廟溝后石牌坊檐面，有普柏枋

平順大云院大殿檐面，現存木構中普柏枋出現最早實例

此外，橫省石牌坊的闌額朝東的一面還陰刻出四個長方形凹槽，這些凹槽看似不起眼，卻正是《營造法式》彩畫作制度一卷中描述的“七朱八白”彩畫樣式，即將闌額根據寬度情況上下等分成五（寬一尺以下）、六（寬一尺到尺五）或七（寬二尺）份，取中間一份刷白，之后再用朱色將白色長條隔斷為八等份，隔斷處涂紅的長度等于白條的寬度，同時將闌額剩余部分也涂朱，最終的視覺效果為紅底色上均勻分布的白色長條。橫省石牌坊上的陰刻凹槽正是七朱八白彩畫在石仿木建筑上的體現，相信當年牌坊初成時也必定會施以彩繪，這也正是該牌坊建成年代更早的另一重要例證。

橫省石牌坊朝東（正向）一面陰刻出的“七朱八白”

“七朱八白”雖明文記載于《法式》，但并非宋人的發明創造，但其雛形早在南北朝就已出現。云岡石窟第9、10窟中浮雕表現出的建筑闌額位置就刻出了長方形小條，丹陽胡橋、南京堯化門、棲霞山等南朝磚雕墓的墓門上也有類似體現，所表現的可能是當時木構建筑將闌額中部間斷削去長方形小木條的裝飾形式。這種做法到隋唐時期進一步發展出了“雙重闌額”做法，即將闌額徹底區分成上下兩重，兩者間用立旌相連，立旌間的空缺處再鑲嵌板壁，一般將板壁涂白，兩重闌額和立旌皆涂朱，類似做法在隋唐墓葬壁畫中有大量表現，并最終簡化為“七朱八白”這種單純的設色紋樣。在部分隋至初唐的壁畫墓中，也存在以朱白兩色同時描繪“雙重闌額”結構和“七朱八白”彩畫的情況，該時期可能是結構-彩畫轉變的過渡階段。

南北朝時期“七朱八白”雛形做法實例（吳梅《〈營造法式〉彩畫作制度研究和北宋建筑彩畫考察》）

唐章懷太子墓壁畫中表現的“雙重闌額”或“七朱八白”彩畫（攝自墓道內原址陳列的復制品）

“七朱八白”的彩畫形式廣泛流行于兩宋時期，在北方遼金壁畫墓的建筑題材中仍時有出現，但在建筑實例中保存下來的不多，主要有莫高窟427、431等窟前的早期木構窟檐、高平開化寺大殿，還有佛光寺東大殿東側外槽、后檐等處的闌額上也有保留。有趣的是，東大殿的唐代門板上還遺留有“赤白博士許七郎”“赤白博士許元讓”的墨書題記，還有大殿創建十年后的“咸通八年”（公元867年）紀年，很有可能是當年為佛光寺繪制朱白彩畫的匠人所留。

佛光寺東大殿北稍間闌額上殘存的“七朱八白”彩畫

在南方，如橫省石牌坊這樣以陰刻形式表現“七朱八白”的建筑實例還有吳越國時期的杭州閘口白塔、北宋鑄造的鎮江甘露寺鐵塔等，蘇州虎丘云巖寺塔內一層則采用了彩畫結合堆塑的形式表現。相比墓葬和石窟，建筑彩畫向來保存不易，即使建筑本體能夠保存，后人重修時也往往會根據當時流行的樣式進行重繪，這些早期朱白彩畫能夠保留也著實不易。但同樣是在今天的寧波，與城區隔一江相望的靈山山麓，卻有一處宋代大殿內繪有滿堂的“七朱八白”，殊為珍貴。

保國寺大殿外景

如果說穿過現代公墓來到橫省石牌坊面前猶如穿越了一條時光隧道，那進入保國寺大殿大門就如同是跨過了時空之門，從近古時代的尾聲一步跨越到了開端。相信許多人初見保國寺大殿外觀時并不覺得這座建筑有多么高古，這是因為清代添加了一排檐柱，形成了前廊，將面闊三間改為五間，同時重做了屋面，以一種省工省料的方式抬高了建筑等級，但也給建筑打上了時代風格的烙印，使大殿從外觀看來更像是一座清代建筑。一旦踏入殿門，這座北宋大中祥符六年建造的殿堂便驟然呈現在觀者眼前。保國寺大殿之妙，寥寥數語不能盡述，只能感嘆寧波不愧為兩宋明州、慶元府重鎮，擁有木構、石坊、高等級墓葬等種種豐富遺存。

潼關稅村隋代壁畫墓墓道北壁壁畫中表現得雙層樓閣式建筑，闌額采用“雙重闌額”+立旌+“七朱八白”彩畫的形式（陜西省考古研究院《陜西潼關稅村隋代壁畫墓發掘簡報》）

平順大云院大殿檐面，現存木構中普柏枋出現最早實例

班固在《漢書·藝文志》中轉引孔子的話，所謂“禮失而求諸野”，禮制淪喪就要去民間訪求，但于南宋建筑研究而言，我們雖然痛失了甘露寺，卻仍然保有玄妙觀、梅庵這樣的遺珍，可以說“禮制”未失，也更加值得保護和珍惜。但于鄞州的郊野之間收獲橫省、廟溝后兩處石牌坊的經歷也提醒我們：到田野去，田野之中永遠潛藏著未知的驚喜與發現。

責任編輯：鄭詩亮

校對：徐亦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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