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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沿拓展:
非常湊巧,那天是清明,天氣真的就像詩人說的那樣:清明時節雨紛紛。
我在半山腰的停車場泊好車,沿著長長的臺階拾級而上。幾百級臺階后,再穿過一片小樹林,然后,我看到,以一匹青翠的山峰為背景,在傾斜而開闊的坡地上,幾千塊白色的墓碑靜立在清明的細雨中。每一塊墓碑中心,都刻劃著一個紅五星。
這個地方叫王坪。八十多年前,這里是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總醫院所在地;八十多年后,這里是全國最大的紅軍烈士陵園,七千八百多名四方面軍將士沉睡于此。而紅四方面軍的巴蜀記憶,也要從王坪陵園所在的通江說起……
王坪紅軍烈士陵園,這里沉睡著七千八百多名紅軍將士,是全國最大的紅軍烈士陵園。 (IC Photo/圖)
通江的紅色歲月一般而言,在山區,兩條河交匯的地方,大抵會沖積出一片或大或小的平壩,這些珍貴的平壩,幾乎都會成為聚落。并且,這些聚落多半有一個相同的名字:兩河口。
我試著查了一下,全國叫兩河口的鄉鎮,有幾十個之多,而我順著崎嶇山路前去尋訪的這個,它離王坪烈士陵園只有五十多公里。不過,開車也需要兩小時。公路在山間盤旋延伸,沾衣欲濕的雨后,寒煙如織,空山積翠。在一個高高的埡口,我終于看到了山腳下兩條清淺的河流,河畔狹窄的臺地上,積木般壘著一些房屋。這就是通江縣兩河口鎮。
時間回溯到1932年——這一年,中國和世界發生了如下大事:日軍入侵,東三省全部淪陷;偽滿洲國成立;蔣介石召開廬山會議,宣布攘外必先安內;國民政府推行義務教育;泰國改為君主立憲;甘地入獄;美國婦女埃爾哈特首次單人飛越大西洋……
不過,對深陷大巴山深處的兩河口來說,這些都過于遙遠。這一年,兩河口最重大的事件發生在雪花飄飄的隆冬時節:
12月18日,隨著一陣陣炒豆般的槍聲,兩河口人看到,一支著灰色軍裝的隊伍,涉過結了薄冰的宕水從對岸沖來,守衛的川軍望風而逃。接下來三天,一萬四千多名紅四方面軍將士通過四只木船搭起的浮橋走進鎮子,走向遠方。
兩河口,因宕水和漁洞河交匯而得名。宕水又名大通江,發源于大巴山腹地,南流后注入巴河,巴河注入渠江,渠江注入嘉陵江,嘉陵江在重慶朝天門注入長江。作為陜西與四川的天然地理分界線,當紅軍走過短短幾十米長的浮橋,卻意味著紅四方面軍從此進入了四川。今天的兩河口鎮,一塊“紅軍入川第一鎮”紀念碑和一尊紅軍石雕便成為物化的入川記憶。
紅四方面軍的前身是鄂豫皖根據地的紅四軍和紅二十五軍。1931年11月,兩軍在湖北黃安(今紅安)組建為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總指揮徐向前,政委陳昌浩,總兵力三萬余人。
一年后,由于反圍剿失敗,鄂豫皖根據地被放棄,四方面軍就此走上了通往四川之路。1932年12月,四方面軍抵達陜南西鄉一帶。據徐向前回憶,一開始,紅軍打算在這里建立根據地,“可是這里已經給土匪糟蹋得不成樣子,加上連年干旱歉收,糧食極缺,群眾又少,大部隊無法久駐。”相應的,南下四川便成為水到渠成的第一選擇。
選擇四川的有利條件在于,一方面,四川乃天府之國,物產豐饒,地勢險要;另一方面,多年來,四川軍閥割據,彼此獨立為王,紅軍將有更好的生存空間。
當年12月15日,紅軍在西鄉縣鐘家溝召開團以上干部會議,會議正式決定入川。四方面軍頭號人物張國燾說:“當年諸葛亮隆中決策,就定下三分天下,蜀主劉備進四川,使漢室有了三分江山。好,我們入蜀發展。”
通江文廟,原紅四方面軍總指揮部舊址 。 (聶作平/圖)
三天后,紅軍先頭部隊渡過了川陜界河大通江。
當時的通江等川東北地區,屬于軍閥田頌堯地盤。其時,田頌堯正和劉文輝在成都交火,川東防務空虛。乘此大好良機,紅軍迅猛推進,在進至泥溪場和苦草壩后,兵分三路,很快攻占了通江、南江和巴中。
距兩河口約九十公里的地方,大通江接納了小通江,始稱通江,這也是通江縣名的由來。通江縣城,就位于大、小通江交匯處。以后將近三年時間,通江縣城便作為川陜根據地首府而存在。眾多黨政機關分布于此:西北軍委、川陜省蘇維埃政府、紅四方面軍總指揮部、總政治部……
從地形上說,通江縣城就像放大版的兩河口。同樣因兩水交匯,同樣有山峰環繞,同樣是河濱的小塊平壩和臺地。
我查找到一些拍攝于幾十年前的通江縣城老照片,只見云霧蒸騰的半山腰上,高高低低地擁擠著一些房屋。文廟曾是這座縣城最豪華最寬敞的公共建筑,紅軍到來后,這里成了總指揮部和總政治部辦公地。文廟后面的炮臺山,民國初年辟為諾江公園。紅軍進駐后,改名列寧公園,并沿襲至今。當年,張國燾、陳昌浩和徐向前等人,就住在公園里。
當時,通江人口二十三萬,參加紅軍者多達四萬八千,參加地方武裝和支前組織的有十幾萬。這些人中,有五萬多人先后犧牲——平均起來,幾乎每個家庭都有一名烈士。
與王坪烈士陵園一山之隔的沙溪街道背后的山坡上,有一座觀景臺。觀景臺觀望的對象,不是隔著山溝的青山綠樹,而是青山綠樹中一道高高聳起的峭壁——峭壁上有四個白色大字:赤化全川。
眾所周知,紅軍一直非常重視宣傳。宣傳形式,除歌曲、快板、報紙外,標語最為重要且普及。以四方面軍而言,政治部下屬一個鏨字隊。鏨字隊的數百名隊員,其任務就是在各種巖石上刻標語。赤化全川四個字,每字高五米九,寬五米二,單字三十平方米,相當于許多人家的客廳;筆畫深三十五厘米,寬七十厘米,足以躺下一個成年人。當時,一個小學教師系上繩索,攀上懸崖書寫后,再由二十多名鏨字隊員花費了一個多月時間才完成。
毛裕紅軍標語墻 (聶作平/圖)
毛裕鎮位于兩河口和通江縣城之間,也是一個兩江匯合處。因地處要沖,明、清兩代均為川東北軍事重鎮。明朝在此設副總兵府,清朝在此設守備府。同時,它還是大通江流域最繁華的水碼頭。川陜根據地時代,赤江縣政府就設在毛裕。從高處看,三面環水的毛裕像一條行駛在大通江中的巨船。這個至今只有一條街的小鎮罕有外人來訪,當我穿行于兩排木制房屋中的街道時,立即引來了眾多好奇的目光。
這條不超過三百米的街道上,多個紅軍時代的軍政駐地保存完好。不論是赤江縣蘇維埃還是川陜工農總醫院,抑或十一師政治部等舊址,大多依舊有人居住。最具意味的是,如今街上的那些店子,其店名依然帶有濃厚的紅軍時代風采,如“根據地百貨”“蘇區農資”“軍民副食”“將軍理發店”。一家賣魚干的店鋪前,懸了一副對聯:“人說世上海洋深,海洋難比紅軍恩”。
我從“船”的這頭走到另一頭,那里,有一座低矮的大門,大門兩邊是同樣低矮的石墻。石墻上,“川陜工農解放萬歲”“實行共產主義”“匯合中央紅軍”“打倒國民政府”,眾多標語密密麻麻地擠在一起。與筆法端莊的“赤化全川”相比,這些字如同春蚓秋蛇,顯然出自沒有多少文化的石匠之手。
穿過標語墻前面的空地,便來到了鄰近大通江的小樹林。小樹林前立了一塊碑,把這片林子稱為“紅軍拴馬林”。碑文說,毛裕會議時,林子里曾拴養了數百匹戰馬。
毛裕會議是四方面軍歷史上非常重要的一次大會。那是1934年11月,八百多名連以上干部在這里開會九天。會議期間,制定了一道十六字的訓詞——訓詞也刻寫在石墻上:智勇堅定,排難創新,團結奮斗,不勝不休。
在通南巴地區,有不少以列寧命名的學校。如毛裕鎮的列寧小學和恩陽鎮的列寧模范學校。這些,都是當年四方面軍打下的烙印。直到今天,毛裕鎮列寧小學仍在辦學——與鎮上古樸的木板房相比,坐落于鎮子盡頭的小學要“現代”得多;而恩陽鎮的列寧模范學校,則是張思德的母校。
入川不到一年,紅四方面軍創建的川陜根據地面積就達四萬多平方公里,人口約六百萬,控制了東起城口,西抵嘉陵江,北接鎮巴,南鄰宣漢、開江的廣闊區域,紅軍人數也從入川時的一萬四千多擴展到八萬。
星星之火,在大巴山燎原。
(梁淑怡/圖)
從嘉陵江到劍門關隔著煙雨濛濛的嘉陵江,對岸半山上的紅色大字依然十分醒目:紅軍渡。
公路從紅色大字下經過,如果從公路邊順著臺階下行數十米,便是嘉陵江的一個渡口。人們已經記不得它原來的名字了,只因紅軍從這里夜渡嘉陵江,從此便稱紅軍渡。
1935年1月22日,即中央紅軍進抵習水,制定出北渡長江作戰計劃之后兩天——該計劃打算攻占赤水后進入四川,從瀘州和宜賓之間北渡長江,爭取奪取四川——中央致電四方面軍,要求四方面軍主力向川西進攻,以便策應中央紅軍。次日,四方面軍決定集中部隊強渡嘉陵江,并隨后發動了聲東擊西的陜南戰役。然而,2月16日,由于中央紅軍青杠坡失利,北渡長江已不可能,遂電告四方面軍,解除了四方面軍西渡嘉陵江配合中央紅軍北上的任務。但是,此時四方面軍卻像徐向前說的那樣:“因受一月二十二日作戰方針的牽動,已若箭在弦上,非進不可。”
于是乎,就有了為時二十四天的紅四方面軍嘉陵江戰役。從強渡嘉陵江開始,四方面軍的長征之路也就邁出了第一步。
紅軍渡背后的山叫塔子山,山不高,順著嘉陵江一字排開,中間陷落成山谷,隔江遙看,形似馬鞍。如今,馬鞍形的山谷里,是紅軍烈士陵園和紀念館。館前,聳立著一塊“強渡嘉陵江戰役紀念碑”,紀念碑左側不遠,有一座川東農村常見的三合院。那里,就是強渡嘉陵江的前線指揮所,張國燾和徐向前的辦公室兼臥室都在院子里。
嘉陵江是長江上游重要支流,因源出陜西鳳縣嘉陵谷而得名。在四川,嘉陵江自西北向東南流淌,把四川盆地分割為川東和川西兩部分。從西北往東南,嘉陵江次第流經廣元、蒼溪、閬中、南部、儀隴、蓬安、南充等城鎮。
開初,強渡地點定在古城閬中附近,但派出去查看水情的一個班,最后僅回來了一個人。于是,經過調整,決定把蒼溪塔子山作為突破口。
嘉陵江上沒有橋,原有的船只也要么被敵軍銷毀,要么拉到了西岸,紅軍該如何渡過江闊水深的大江呢?
距塔子山十五公里之外,有一個叫王渡莊的地方,這里山高路陡,古木參天。當年,紅軍的造船廠就設在這里。組建了造船廠后,紅軍找來船工、鐵匠和木匠,在他們的幫助下,伐木造船。與此同時,嘉陵江的支流東河上,紅軍將士突擊學習劃船、泅水以及登陸作戰。
王渡莊沒有河,沉重的木船怎么運到幾十里外的嘉陵江?親歷者、時任四方面軍政治部副主任的傅鐘回憶說,“只有工人們的雙肩。他們把船只用草繩纏起來,再綁上木棍,抬著走。每一條船都需要由十幾個年輕力壯的人來抬,而且頂重要的還必須把所有的船只和便橋,在一夜之間全部運送到塔子山邊——我軍準備渡江的出發地。”
程世才時任三十軍軍長,而三十軍也是強渡嘉陵江的主力。許多年后,程世才回憶說:“在茫茫夜幕里,由于江濤拍岸聲淹沒了船槳擊水的聲音,所以直到我們的船隊距敵西岸不到五十米的時候,敵人的哨兵才發現了我們。‘誰?干什么的?’敵哨兵一面大聲吆喝,一面用手電照射著江面。我渡江部隊一聲不響,只管拼命向前劃船。當船離西岸約二十多米時,敵人開始用步槍射擊。此時,我渡江部隊船頭的機槍一齊向岸上的敵人開火,部署在東岸的炮兵聽到槍聲,也向敵人開炮掩護。還沒等敵人的火力展開,我突擊部隊已勝利登岸。”
除蒼溪塔子山渡口外,紅軍還從閬中的五個渡口,以及蒼溪的另一個渡口過河。時過境遷,昔年的老渡口幾乎都已廢棄。由于水電站的修建,不少原本狹窄的河道,變得十分寬闊。春潮帶雨,靜水深流,舊戰場上空,悠閑的白鷺和烏云漫不經心地飛。
嘉陵江邊紅軍渡 (聶作平/圖)
渡過嘉陵江后,紅軍兵分三路,直插戰略要地劍門關。
在中國,四川是一個頗為特殊的存在。這個西部省份,四面均是高原或山脈:西有青藏高原,南有云貴高原,東有巫山,北有大巴山。高原與山脈之中,卻是富饒的盆地。這使得四川猶如一個自給自足的巨型城堡。全中國的省級行政區中,歷史上出現地方割據政權次數最多的,無疑就是四川。
當然,地理的阻隔也并非完全閉環,還有兩條孔道讓四川與外面的世界相連:一條是東向的水路,穿過長江三峽即可下荊楚入江南;一條是北上的陸路,也就是蜀道。多條蜀道中,最重要(也是狹義上的蜀道),由成都北上,經德陽、梓潼、廣元,出棋盤關出川,爾后沿褒斜道等古道可達西安。
四方面軍西渡后必須拿下的第一道天險劍門關,就扼守在蜀道上。
龍門山的支脈劍山橫亙川北,分為大劍山和小劍山兩部分,它東起嘉陵江,西至江油五指山。北面壁立千仞,如同刀砍斧削,南面山峰林立,危巖競秀。劍門關就修筑在大、小劍山之間。作為四川北部屏障,劍門關具有無可比擬的戰略意義——有句話直白地說出了劍門關對四川的重要:打下劍門關,如同得四川。
李白曾感嘆劍門關“一夫當關,萬夫莫開”,自古以來,劍門關發生過多次戰爭,卻沒有一次從正面,也就是北面攻克。
負責攻打劍門關的是紅三十一軍,軍長王樹聲深知劍門關的地形特點——北陡南緩,于是決定由南往北打,避開正面,攻敵側后,以奇兵突襲。
王樹聲兵分三路行動,一路截斷敵軍援兵,并在東面佯攻,牽制敵軍火力;一路由南攻打;一路攻擊關口主峰。其中,攻擊主峰這一路,派出七名戰士——有一種說法是,七名戰士都是擅長攀爬的獵人和采藥人——組成小分隊,在當地一個姓徐的農民帶領下,攀絕壁,爬危巖,神不知鬼不覺地摸上了山頂。他們繳獲了一面川軍旗幟,化裝成川軍,出其不意地拿下了關樓。
劍門關失守后,蔣介石震怒不已,四川剿匪軍第二路總指揮、二十九軍軍長田頌堯被撤職查辦。從此,這位叱咤風云多年的老軍閥,只好閑居成都做了寓公。有意思的是,身為一介武夫,田頌堯卻對辦學很感興趣,先后出任過成都樹德中學、蔭堂中學和龍泉驛中學的董事長。
今天,在劍門關附近的營盤嘴一帶,還能找到川軍挖掘的戰壕。以陰以雨的春日,萬物生長,草木葳蕤,一些細小的蘑菇小心翼翼地從戰壕里探出頭……
江油,圍城打援在四川各地,我見到過多座和紅軍有關的紀念碑。這些紀念碑,幾乎都是新中國成立后修建的。但有一座紀念碑卻例外,它是紅軍時代由紅軍自己修建的——說是修建并不準確;準確地說,是改建。
在中壩(即今江油市區)解放中街,紅軍到來之前幾年,當地士紳為一個叫董宋珩的人修建了一座德政碑,以紀念此人在任駐軍旅長、師長期間剿匪平患,興建公路的德政。紅軍占領江油后,將德政碑改建為紅軍勝利紀念碑。紅軍撤離后,勝利紀念碑變身孫中山紀念碑。到了上世紀五十年代末,根據當事人傅鐘等人的回憶,孫中山紀念碑再次恢復為紅軍勝利紀念碑。——這座矗立于街心的紀念碑,盡管只有九十年歷史,卻見證了人世間的滄海桑田。
紅軍改建這塊碑,是為了紀念江油戰役。
四方面軍拿下劍門關后,進入涪江上游地區。涪江是嘉陵江的支流,奔涌在嘉陵江以西。如同嘉陵江一樣,也是自西北向東南流淌。今天的江油市,當時分為彰明和江油兩個縣。當時的江油縣城在涪江之濱的武都,而后來的江油縣城,即今天的江油市區中壩,則是川陜公路上的一座商貿重鎮。
我曾多次到江油做客,幾乎走遍了整個江油。青林口這座歷史悠久的古鎮,坐落于涪江的支流潼江邊。昔年,由于地處江油、劍閣和梓潼三縣交界處,又有潼江水運之便,因而是一個繁華的商品集散地。湖廣館、禹王宮、文昌宮、江西會館和廣東會館五座外省旅居此地的商人修建的會館,便從一個側面證明,當年的青林口如何萬商云集。潼江支流青林溪上,有一座木石結構的廊橋,飛檐斗拱,煞是壯麗。橋頭,殘留著兩方刻有標語的石碑:“婚姻自由”,“紅軍是窮人的救星”。
廊橋原名合益橋,后來改名紅軍橋。當地史料記載:西渡嘉陵江后,紅軍在這里建立了蘇維埃政權。紅軍向西轉移時,一個姓劉的女紅軍因重病而不能行動,安置在鎮上一個姓楊的銀匠家里。不久,女紅軍被“清共隊”查出,嚴刑拷打后殺害于合益橋頭的木柱上。
四方面軍主力集結于青林口一帶,并從這里兵分兩路,渡過涪江拿下中壩。不過,攻打江油縣城武都則要曲折一些。
武都位于涪江西岸。其時,春雨連綿,江水暴漲,四川人稱為桃花汛。九軍軍長何畏派幾十名士兵在當地老鄉帶領下,準備從一處淺灘趟水過河,不想全被沖走。
制造船只顯然來不及了。這時,當地老百姓提供了一種生產工具。這種生產工具叫拌桶,正方體形的木制容器,約一米五寬、大半米高。紅軍將三只拌桶綁在一起,并用桐油石灰糊補漏縫,很快就做成了十幾條“船”。
1935年4月10日,紅九軍一個叫李明的團長率領隊伍作前鋒,乘坐這種拌桶船渡江。渡過兩個連后,大多數拌桶船已無法再用。當東岸的兩個連與敵人激戰時,西岸的部隊還在想法過江。后來,一個水性很好的排長游過河,將敵軍拴在河邊的一條小船劃回來,再將部隊一船接一船地渡過去。與此同時,紅軍又把一根用竹片編成的繩子橫在江上,拴住拌桶,上鋪木頭,制成了一道簡易浮橋。
很快,紅軍掃清了武都城外障礙,并占據了觀霧山等制高點,武都便成為一座陷入重圍的孤城。
紅軍倘若占領武都,很可能順江而下直取綿陽,而綿陽,是川軍軍閥鄧錫侯的大本營。為此,鄧本人親率十個團增援。
等待鄧錫侯的,是紅軍的圍城打援。
徐向前令九軍的一個師繼續圍困武都,主力部隊幾乎都集結于武都以南的塔子山、魯家梁子山一帶,只派出少數部隊活動于中壩至武都的公路上作為疑兵。
鄧錫侯率軍到達中壩時,中壩城內的紅軍已撤出,剛一交火,紅軍便佯敗。次日下午,當鄧部悉數進入魯家梁子山一帶的狹窄地區時,紅軍突然發起總攻。猝不及防的鄧錫侯盡管派出督戰隊督戰,仍然無濟于事——兩天里,鄧錫侯損失四個團,其中被俘的就有三千多。
這次大勝后,四方面軍將中壩的德政碑改建為紅軍勝利紀念碑。
其實,紅軍的目標并不像鄧錫侯擔心的那樣,順江而下,直搗四川盆地腹心,而是要向西進入川陜甘邊界,以便與正在前往川西北的中央紅軍會合。因此,在進入江油兩個多月后,四方面軍開始向西北方向撤退。
北城位于武都上游,是江油下轄的一個已撤銷建制的鄉。當年,紅軍撤離時就從北城經過。2009年,當地人偶然在河邊的沙石里,挖出一些銹跡斑斑的武器。這些武器,正是紅四方面軍埋下的——由于西去的路都是崇山峻嶺,他們只好將繳獲的一部分武器深埋地下。
天全縣紅軍紀念館前反映當年紅軍生活的的雕塑。 (IC Photo/圖)
1935年7月,范長江以《大公報》特約記者身份自成都出發,開始了他的中國西北地區考察旅行。后來,他在《中國的西北角》里真實地記錄了他在行經江油時看到的戰后場景,他寫道:
“四川中壩至江油三十里,沿途戰跡斑斑。大道西面山地,無處無工事,鄉間農民,一部分隨徐向前北去,其余大多逃亡,回家者絕少。故村中多靜寂無聲,炊煙難見。隔江油十余里外的東山上,即有徐向前圍江油時所筑之環山大堡寨。要路口層層障礙,隨山路之曲折,來去射擊點上節節作成土壘。環山大堡寨,以竹竿及松柏等枝干,交叉編成籬垣。環山三十余里,沒有一處有空隙可入。”
范長江還登上武都城外的觀霧山,那里,是圍城打援時四方面軍的前線指揮部所在地。范長江看到,從山腳至山頂,密布著十多道壕塹,“使仰攻者動輒生望山不前之心”。
據有關部門統計,紅四方面軍在江油期間,約有六千到七千江油人加入到了紅軍隊伍。這些江油兒女,此后絕大多數犧牲于異地他鄉。我在《江油縣志》的《烈士英名錄》上,只查到了二十五位有名有姓的犧牲者。
禁門關與百丈關從地圖上看,四川盆地以西,自東北往西南,橫亙著連綿不斷的大山,主要包括岷山、龍門山、邛崍山和夾金山。山脈以東,是盆地,是平原,是儒家的漢文化區;山脈以西,是草地,是雪山,是藏傳佛教的藏文化區。
紅四方面軍離開江油后,向西北急行,漸漸深入藏區。當占領茂縣、松潘一帶時,中央紅軍正由川康邊火速北上。
1935年6月12日,中央紅軍與四方面軍在懋功(今小金)達維會師。
意料不到的是,會師不久,中央主張北上,在川陜甘建立根據地,張國燾卻拒絕執行北上方針,力主南下,并提出“打到天全、蘆山吃大米”,“紅軍南下行,要打成都城”的口號。當年9月中旬,張國燾令四方面軍南下。隨后一個月,四方面軍擊潰川軍六個旅,并向天全一帶發展。
處于四川盆地向青藏高原過渡地帶的天全,山嶺交錯,溝谷縱橫,平均海拔達5000米。這座扼漢藏要沖的邊地縣,是中央紅軍和紅四方面軍都駐留過的不多的地區之一。飛奪瀘定橋后,中央紅軍由化林坪翻山越嶺抵達瀘定,爾后,經過二郎山埡口,于1935年6月5日到達天全縣境。其間,毛澤東、周恩來等人曾在天全住宿。七天之中,中央紅軍全部經過了天全縣境,并經蘆山、寶興后翻越夾金山到達懋功與四方面軍會師。
不想,中央紅軍離去五個多月后,當地百姓奔走相告:紅軍又回來了。只不過,“回來”的,不是上半年離開的中央紅軍,而是四方面軍——同樣是嵌著五角星的軍帽,中央紅軍的帽子要小些,四方面軍的帽子要大些。私下里,紅軍士兵開玩笑,分別以小腦袋、大腦袋來代指兩個方面軍。
天全縣紅軍村(原程家村),當年紅四方面軍軍總部等機關都設在村里。 (IC Photo/圖)
天全縣城西邊,兩列對峙的大山中間,天全河帶著二郎山雪水的寒意潺潺流過。從遠處望去,壁立的巖石狀如碉樓,下陷的河谷如同一道門。這就是扼守藏漢要沖的碉門,又名禁門關。用旁邊一塊碑上的話說,禁門關“近臨土蕃,遠通藏衛,劍閣嶺峨,華岳嶕峣”。禁門關以西,是海拔不斷抬升的青藏高原,茶馬古道逶迤遠去,商旅不絕如縷;禁門關以東,是海拔不斷降低的川西丘陵和盆地,人煙稠密,自古繁華。
四方面軍從二郎山埡口而下,首先攻占了兩列大山中的紫石關。駐守紫石關的川軍,一部分投降,一部分逃往天全縣城。紅軍在后面猛追,一直追到潰逃的川軍士兵累得倒地不起。紅軍跑到潰軍隊伍里,勸他們不要再跑了,只要把營長團長交出來就行。就這樣,不少川軍士兵喘著粗氣,半躺在地上作了俘虜。
駐防天全的川軍指揮官是劉湘手下的師長郭勛祺。九個多月前,中央紅軍曾誤把郭勛祺的部隊當成黔軍,結果在青杠坡戰斗中失利,不得不放棄北渡長江計劃,改由土城一帶西渡赤水。從某種意義上講,如果沒有郭勛祺,或許就不會有四渡赤水。因青杠坡戰功,劉湘將郭勛祺提拔為模范師師長。
紫石關守敵逃到禁門關后,郭勛祺不許入城,并開槍射殺欲進城的士兵。當時,許世友任紅四軍軍長,他趕到禁門關外觀察地形后,下令暫停進攻。隨即,許世友命令三十六團交通隊,找到當地一個農民作向導,趁天黑之機,從側翼摸上了禁門關左側的大崗山。完全沒有反應過來的一個姓周的川軍營長被俘,大崗山被紅軍占領。當禁門關外的主力部隊看到大崗上升起信號后,立即發動猛攻。兩路夾擊之下,川軍中以能打著稱的郭勛祺也抵擋不住,只得往飛仙關方向逃走。
短短十多天里,紅軍連下寶興、天全、蘆山等縣城,占領了邛崍以西、大渡河以東、青衣江以北和懋功以南的川康兩省邊界地區,形成了隨時可以東取川西平原,直逼成都的態勢。
面對咄咄逼人的紅軍,川中震動,人心惶惶。但是,有兩人卻看出了四方面軍的破綻。此兩人就是長期與紅軍打交道的薛岳和賀國光。薛岳認為,第一,如今嚴冬將至,岷山已降雪,天寒地凍沒有軍衣,豈能久據;第二,紅軍所據地區地薄民貧,沒有糧食維持長期生存;第三,紅軍內部已出現分裂。并且,以區區一個方面軍據守數百公里防線,已是強弩之末。
事情的發展果然如同薛岳所料,11月中旬的百丈關戰役成為紅四方面軍的轉折點。
百丈鎮的紅軍石雕 (聶作平/圖)
百丈鎮是雅安的一座小鎮,鎮子建在眾多低山和丘陵中間,街道蜿蜒起伏。鎮外一匹稍高的山上,豎著一塊高高的紀念碑。碑后,是新建的紅軍烈士陵園。埋葬在這里的,是參加百丈關戰役的少部分紅軍。
陵園幾百米外的鎮中央三岔路口,立著一尊幾個紅軍戰士吶喊沖鋒的石雕,日曬雨淋,石雕已經斑駁。它所反映的,正是百丈關戰役。
1935年11月16日,四方面軍攻占百丈關。百丈關既是雅安通往成都的必經之地——如今,108國道就穿鎮而過,也是平原向山地的過渡地帶。紀念館那座山和對面的山梁兩峰夾峙,形成了扼守成都平原的最后一道關口。登上山梁向東北方遠眺,成都平原盡收眼底。
交戰雙方都意識到了百丈關的重要性。尤其對劉湘等川軍將領來講,原來,只要紅軍不危及其根本利益,他們就虛與委蛇;但紅軍真要進入四川腹地,那就威脅到了他們的根據地,勢必要作困獸之斗。
劉湘調集了八十個團的兵力,在飛機的助陣下,于百丈關一帶與紅軍展開決戰,而紅軍的總兵力只有十五個團。
后來,已是共和國元帥的徐向前回憶往事時,對當年的血戰仍然記憶深刻,他在回憶錄里寫道:
“……敵用兩旅兵力企圖通過水田進占百丈,在我幾十挺機槍掃射下,整營整連的敵軍,被擊斃在稻田里,橫七豎八,躺倒一大片。但因該地交通方便,敵人調兵迅速,后繼力量不斷增加,攻勢并未減弱……百丈附近的水田、山丘、深溝,都成了敵我相搏的戰場,殺聲震野,尸骨錯列,血流滿地……”
時任師政委的陳錫聯則回憶說,“哎呀,那一仗打得兇啊,我們把所有的武器都集中起來,打得敵人尸體都是一層層的。我們傷亡也很大,最后的時候沒有辦法,子彈打得差不多了,人員也打得差不多了……”
作為長征中僅次于湘江戰役的大戰,七天七夜的百丈關戰役后,紅軍不得不撤出百丈,這意味著紅四方面軍由戰略進攻轉入戰略防御。
此后兩個多月,四方面軍先是退守天全、寶興、蘆山,后來又向西翻越五千多米的折多山,進入西康的道孚和甘孜。斯時,這支原本八萬人馬的隊伍,已經銳減至四萬。
百丈關失利的原因,徐向前認為教訓在于“對川軍死保川西平原的決心和作戰能力,估計不足,口張得太大,我軍高度集中兵力不夠,戰場的選擇失當,如此種種,都與我們在戰役指導思想上的急躁和輕敵有關”。
百丈關戰役之后,張國燾提出的“打下成都吃大米”的愿景成為泡影。在付出慘痛的教訓后,他只得同意四方面軍北上……
王坪紅軍烈士陵園的無名烈士墓 (IC Photo/圖)
1936年7月,紅二、六軍團組成的二方面軍與四方面軍在甘孜會師。
1936年10月,中央紅軍、二方面軍和四方面軍在甘肅會寧會師。至此,長征結束。
不過,對紅四方面軍來說,艱難的歷程并未畫上句號。不久,他們將組建為西路軍,渡過黃河進入甘肅,在既無根據地依托,又無兵員物資補充的情況下孤軍奮戰并最終失敗。那些曾走過巴蜀大地的幸存者,他們中的絕大多數,都將埋骨寒冷荒涼的河西走廊……
從王坪陵園出來時,我遇到李先念小學的孩子們前來掃墓。這些滿臉稚氣的孩子,他們還不知道戰爭的殘酷,也不明白信仰的力量。當孩子們面對墓碑行禮時,我看到一群白鷺飛過對面的原野,清脆的鳥啼回蕩在山谷。春風浩蕩,換了人間……
【主要參考書目:《圖說長征》《紅軍長征史》《細節決定歷史》《長征》《川陜革命根據地簡史》《川陜蘇區》《戰典》《中國的西北角》《通江縣志》《蒼溪縣志》《江油縣志》《天全縣志》《寶興縣志》】
聶作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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