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沿拓展：

農民日報

時光倒退70年，1949年10月，剛剛成立的新中國急需恢復經濟，發展生產，太行山深處的山西平順縣李順達互助組向全國發出愛國豐產競賽活動倡議書，全國各地紛紛響應，推動了農業農村工作，促進了國民經濟發展。

從新中國建國之初的土地改革政策，到十九大之后的鄉村振興戰略，中國農村在持續地描繪一幅獨具中國特色卻千年未有之秀美畫卷。

(一)

如果有一卷新中國成立以來的中國城鄉版圖錄影帶，我們把播放速度放到最快，會看到一幅城鄉板塊和邊界不斷變幻的圖景。

共和國成立70年的歷史片段中，成千上萬的村落在時代更迭中徹底消失了蹤影，又有許許多多的村落，從時間的平面中崛起，矗立成共和國版圖上的一座座豐碑。

我們再把播放速度調到最慢，會看到這些豐碑上，刻著一連串關鍵詞。

“耕者有其田”“包產到戶”“市場經濟”“鄉鎮企業”“城鄉統籌”“脫貧攻堅”“鄉村振興”，這些字眼從廣袤的農村大地上跳躍而出，孕育成共和國每一步前進的動力，像一個個壯麗的音符，協奏成一曲大國“三農”的宏大樂章。

2019年的全國兩會上，農民代表李連成向習近平總書記暢談了“中國農民的八個夢想”，從肚子溫飽，到家園美麗，從闔家安康，到民族尊嚴，李連成說得篤定清晰，因為他知道，盛世如斯，這片土地上升騰起來的夢想，都有了可以扎根的厚實土壤。

70年，深刻地改變了中國農民的命運，造就了中國農村的翻天覆地、改天換地。

秋風今又是，換了人間。

(二)

如果用一個詞語來形容70年前的中國農村，應該是貧窮。這貧窮，是“泥垛墻、茅草棚，擋不住風、遮不住雨，缺吃少穿，走路打晃”的貧窮。

如果再選第二個詞語，應該是荒涼。這荒涼，是“寒來暑往一年又一年，生老病死一輩又一輩”，看不到改變與希望的荒涼。

作家蕭紅的長篇小說《呼蘭河傳》以寫實的筆觸，描繪了上世紀40年代寒冷而荒涼的東北大地：鄉土人的物質生活是簡單的，“煮一點鹽豆下飯，就是一年”；生存方式是簡單的，“冬天來了就穿棉衣裳，夏天來了就穿單衣裳”；生活目的是簡單的，“人活著是為了吃飯穿衣”；人生理想是簡單的，五歲的孩子都說長大了“開豆腐房”；人生要求是簡單的，“只希望吃飽了，穿暖了”一輩子橫下心做出的最大“壯舉”，是“不過了，買一塊豆腐吃去。”

這曾是中國農村千百年不變的樣貌。看不到盡頭的貧窮落后，給予著這片土地上的人們怎樣的沉重和辛酸!

1949年，天安門城樓上的一聲吶喊，千百年來只能把腰桿彎到土地里的中國農民站起來了，他們釋放出前所未有的，令人驚異的生產力，胼手胝足地重新鑄造屬于自己的家園。

石多土薄，山西大寨人十年為一役，硬生生用秸稈、糞肥改造了大自然給他們的七溝八梁一面坡，修成了旱澇保收、畝產千斤的800畝“海綿田”。

連年干旱，十萬河南林縣人從太行絕壁上“摳”出一條縱橫1500公里的紅旗渠。新中國百廢待興，林縣百姓說：“國家沒錢，我們自帶干糧也要修成。”削平1250座山頭，開鑿211個隧洞，雙手刨出的太行山石，可以從哈爾濱到廣州再造一條高3米、寬2米的“長城”。——“誓把山河重安排”，祖祖輩輩“修地球”，當這“地球”由自己當家做主，沉寂了千百年的農村熱鬧起來，沸騰起來，歡實起來。

(三)

毋庸諱言，長期以來，由于國力尚弱的大背景和工業原始資本積累的需要，農村社會事業發展滯后，不僅成為農村發展的“短腿”，更成為制約整個國家發展的巨大瓶頸。

物質基礎上缺乏財力支撐，意識層面上的問題更為深刻。“農村的教育農村辦”“鄉村道路農民修”等標語在曾經的農村隨處可見。

明面上的設施尚無暇顧及，農村廁所這樣的“里子”工程更加滯后。直到進入21世紀，大片農村地區的旱廁架構依然是“一個土坑兩塊兒磚，三尺土墻圍四邊，晴天臭烘烘，雨天糞水流”。

“水渾渾路黃，進出全靠雨鞋蹚……”聊起村莊的環境，浙江省衢州市雙橋鄉希望新村的杜學集老人眉頭就擰了起來。杜學集著急，坐在他對面的客人同樣著急。

這位客人，就是剛剛調任浙江兩個多月的習近平同志。時間：2002年12月。

經過連續幾個月的調研，習近平同志作出了如下判斷，改革開放以來，浙江工業化、市場化、城鎮化迅猛發展，但農村群眾的生活質量并沒有相應提高，城鄉差距擴大的趨勢沒有得到根本扭轉。

如何消除城鄉差距？浙江的指針是：群眾關心什么就做什么。

2003年，“千村示范、萬村整治”工程在浙江拉開序幕。習近平同志親自部署，從浙江省選擇1萬個左右的行政村進行全面整治，把其中1000個左右的中心村建成全面小康示范村。

村道硬化、垃圾收集、衛生改廁、河溝清淤、村莊綠化……15年后的2018年，下姜村村民姜麗娟從風景如畫的家鄉出發，代表一千多萬浙江農民，站在了美國紐約的領獎臺上，他們通過自身行動和影響力，展現著中國新農村建設對環境領導力的承諾和遠景，“千萬工程”獲得聯合國“地球衛士獎”。

在更廣闊的層面上，脫貧攻堅和鄉村振興的戰略以巨椽之勢描繪著農村大地的新藍圖。

這是一場新時代的愚公移山。逢山架隧道，遇谷架大橋。在滇西北的群山峻嶺中向下俯拍，幾乎每座山上都有彎彎繞繞的公路，最彎的一條，7公里有68個彎，電力鐵塔從山腳向山頂艱難延伸，很多地方甚至是以近乎直角的姿態暴力上拉。

昔日的林縣人帶著干糧和鐵鍬修通了紅旗渠，今天啃掉農村貧困面貌的“硬骨頭”，黨和政府，還有共和國的長子——國有企業，沖在了最前面，

截至2018年年底，全國農村地區有99.9%的自然村通公路、99.9%的自然村通電、99.7%的自然村通電話、98.1%的自然村能接收有線電視信號、95.7%的自然村通了寬帶、65.3%的自然村飲用水經過集中凈化處理、83.6%的自然村實現了垃圾集中處理，一幅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鄉村振興宏圖逐次展開。

農村的基礎設施大變樣，農民們關注的點，也從“面子”，轉向了“里子”。今年全國兩會上，農民日報記者代一位山東省萊陽市名叫王巧麗的農民，向韓長賦部長提問，我們村的廁所什么時候可以革命？

韓長賦回答：今年要推動全國三萬個村莊，大體上是一千萬的農戶實現改廁，中央財政計劃安排70億元支持這項工作。

(四)

“共產黨并不曾使用什么魔術，他們只不過知道人民所渴望的改變。”70余年前，美國記者白修德和賈安娜在《中國的驚雷》一書中寫下這樣的字句。

回望中國農村70年的改革之路，我們總能看見來自國家推動和農民探索兩種相互作用的力量，它們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地相互激蕩，匯聚成了巨大發展合力，塑造著中國農村向前奔跑的姿態，拓展著升騰在這片土地上的夢想實現的空間。

在全國政協，收藏著這樣一幅油畫，一位白發蒼蒼的老者，手拄拐杖，顫巍巍地來到選舉的地方，邊走邊瞧著手中的豆子。一個農民不小心將豆子落掉，又小心翼翼地撿起，神態專注而認真。這幅油畫，刻畫的是解放初期，農村“豆選”的場面。

“金豆豆呀銀豆豆，比不上咱的土豆豆。一張選票一顆豆，小心投在碗里頭。”共產黨人就是用這樣的方式，在普遍還不識字的農民中間，進行了最早期的“民主訓練”，告訴他們，新中國的天地，農民自己當家做主。

民主的種子一旦種下，就會自己生根發芽。

1980年，廣西河池市合寨村村頭的大樟樹下，85戶農民用不記名投票的方式選舉出了我國第一個村民委員會，以解決包產到戶后生產隊的凝聚力和約束力減弱，農村社會事務無人管理的問題。1982年，村民委員會作為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寫入憲法，“村民委員會主任、副主任和委員由村民直接選舉和罷免”，標志著“中國村民自治”的探索上升為國家意志，確認了又一個發生在農村大地上的偉大創造。

時代帶來的問題從來不曾停止。隨著城鎮化的快速推進，“三農”短板日益凸顯，農村“空心”、農戶“空巢”、人口“老齡”，基層黨組織弱化，黨員“領導力”不強，群眾對村務參與淡漠等現象也隨之而來。而鄉村治理的智慧，伴隨著這些問題，在村民自治的厚土上不斷生長。

江蘇省張家港市永聯村，圓形的村民議事廳里設有16人的圓形主席臺、285個席位及可視參觀通道。圓桌會議上的每個人都有平等發言權，再也不是村干部在臺上講，村民在臺下聽；湖北省荊州市雙馬村有了法律顧問，土地流轉、婚喪嫁娶、創業工作，法講清，理說通，“陳谷子爛芝麻”的事兒在農村越來越少；陜西旬陽，全縣306個村(社區)都有了自己的《新民風講義》，群眾說、鄉賢論、榜上亮，“誠孝儉勤和”的新民風和風拂面，把積習難改的陳規陋俗化解得潤物細無聲。

黨的第十九次代表大會上，頂層設計和基層智慧再一次融合。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鄉村治理體系”，結合新的時代特征，“三治合一”的治理體系以問題為導向，為提升鄉村治理現代化水平指明了方向和路徑。

(五)

玉環島，孤懸東海，海天蒼茫。

在這個屬于浙江省轄域范圍的小島之上，雞山鄉86歲的葉冬香老人安坐家中，就能享受到優質的醫療服務；干江鎮梅嶺村婦女陳菊芬只需要在村頭“農家書屋”里點下鼠標，就能借閱臺州圖書館里的藏書；在楚門鎮楚州文化城，農民林高城可以參加越劇、烘焙、園藝、象棋等免費活動。

這一切，是城鄉統籌帶來的好處。

在人類社會發展中，城與鄉一直是一對極其重要又極難處理的關系。進入新世紀，工業化、市場化、城市化迅猛發展，一些地方城鄉差距不斷拉大，發展不平衡的問題更加顯露，成為實現全面小康和現代化的一大掣肘。

不能讓城市不發展來等待鄉村發展，也不能單純地指望城市充分發展之后自發地輻射鄉村。黨的十九大報告首次提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在理論上，摒棄了以往的中心—外圍發展理論，轉而強調城鄉并重的包容性發展理論；在實踐上，改變了傳統經濟學智慧所主張的“城市帶動、工業反哺”的三農發展模式，轉而探索城鄉并舉的融合發展模式。城市和農村之間開始形成協調、互補的關系，像一對戀人，發展自我各美其美，又互為補充美美與共。

我們看到，城市擁有的便捷公共服務，在農村一項項實現。均衡配置城鄉教育資源、構建鄉村醫療衛生服務體系、健全城鄉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完善城鄉統一社會保險制度、統籌城鄉社會救助體系、統一規劃城鄉路網建設等具體措施逐一落地。

我們看到，城市沒有的鄉愁與風物，在農村得以保留和整合。大廣場、寬馬路、整整齊齊的路燈、排排坐的房子不再是農村一味追求的“標桿”，原汁原味的農舍、林蔭密蓋下的羊腸小道、潺潺的流水、吱吱呀呀轉動著的水車成為鄉村人的自豪。

張琦是一個典型的城市青年，出生于杭州、浙大畢業、加入阿里、研發白領人都用的“釘釘”。四年前，他和朋友聯合創辦了“宋小菜”生鮮農產品電商平臺，大部分的工作時間里，他會跳上一列從杭州通往某地的高鐵，在高鐵站附近租一輛車，沿著越來越通暢的鄉間國道前往他們公司合作的合作社、家庭農場和農產品集散點，沉在農產品主產地的出差時間往往長達一兩個月，甚至更久。

張琦說，他們和那些離開家鄉到城市工作的鄉村青年一樣，只不過他們的根在城市，事業天地，卻伸向了廣袤的農村。他把和自己一樣的這群人，叫做“反向青年”。

人員、資金、要素，在城鄉之間愈發自由地流動著，這種流動，是城鄉之間互生敬意、平等共融的流動。在這種流動中，我們可以感受到一個農業大國終于找到了屬于自己的“鄉村自信”。

還有許多變化正在發生。

2019年8月16日，東海之濱，一座現代化的新城崛起。經國務院批準，縣級龍港市成立，由浙江省直轄。從5000多人增加到38.2萬人，從5.2平方公里的面積擴大到183.99平方公里，從東海灘涂上的小漁村升級為現代化的城市，東港農民，為自己造出了一座城。

幾乎是同樣的時間段，瀾滄江畔的傈僳族村民亞普扒，熄掉了山上“千腳房”里的火塘。火塘里的火種伴隨著傈僳族先輩跋涉千里，從不曾熄滅。“不滅的火塘”熄滅了，109個傈僳族寨子的681戶2200多人搬出了大山的褶皺，住進異地搬遷的新社區，燃氣灶騰出藍色的火焰，傈僳人心中的火種，燒得更旺了。

有的村莊在消失，有的村莊脫胎成了新的城鎮，還有更多的村莊在山花繁茂處，為人們留存著永遠的鄉愁，涵養著人類本性的回歸。中國農村正在以各種各樣適宜自己的方式，尋找著現時代下的存在方式。

城鄉版圖的錄影帶依舊在增加著新的內涵。我們堅信，在“任何時候都不能忽視農業、忘記農民、淡漠農村”的大信念下，在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之路上，我們終將看到，中國鄉村，以符合現代化要求和鄉村特點的新形式，實現屬于農民，屬于農村的輝煌崛起。

拓展知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