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沿拓展：

澎湃新聞記者 陳燦杰 實習生 陳詩雨 李夢雅

32歲的梁攀龍依舊寡言，一如14歲時面對圍滿周遭的記者。

當年記者的到來，是因梁攀龍的一次離家出走。急于掙脫父母、學校，他從湖南懷化老家扒上火車，去到昆明。被警察送往昆明市救助管理站后，他和站內認識的男孩束清再度逃離。

傍晚，兩人藏在途經的昆明機場中過夜，清晨醒來，一架飛機立于眼前，感到新奇的他們踩著輪胎，爬進起降艙玩耍。

余下幾分鐘，飛機突然加速、起飛，梁攀龍本能地抓住艙內一截金屬桿，并肩的束清什么都沒抓住，成了一道灰影，一閃而過。2004年11月11日8點12分，他被發現墜亡在跑道上，91分鐘后，蜷縮在艙內的梁攀龍亦被發現。

“如果沒遇到我，肯定人家也不會是那種結果。”7月3日，在燥熱的重慶，梁攀龍在他的寵物店里接受了采訪。提及舊事，語氣少有起伏。他忙著給寵物推毛，眼神游移在一茬茬未理的毛發中，問幾句，他才淡漠接上一句。多數時刻，對話因風干機的轟鳴中斷，回憶也像戛然空白。

當初留著寸頭、戴眼鏡的那個秀氣男孩而今高了不少，18年已過，他身板仍然瘦削，染燙后的黃色卷發耷在泛白的臉上，眼神蘊著疏離，又有些決絕的意味。

在梁攀龍父母眼中，他始終把各種事悶在心底，也未改“叛逆”：扒機事件后，大學輟學、輾轉各地打工、閃婚……如今他已離婚，5歲女兒由父母幫他帶著。

幾乎每天，梁攀龍都在店里工作12小時以上，點相同的漢堡外賣，抽掉一整包煙。相比店租、房貸、女兒學費開銷，過往的叛逆似乎已在忙碌中“模糊”，只是時不時的，一些朋友刷到“扒機”回顧視頻，會問他：

“這個人是你嗎？”

逃離

扒機前，梁攀龍已多次離家出走。

“（他）開始出現異常是打《傳奇》，打打打，一天到晚都不想回家。”按照梁攀龍母親左君的回憶，兒子上五年級時，嫌家里早飯難吃，每天要5塊錢到外邊吃，結果全用去打游戲了。那時她常半夜查房，提防兒子又跑網吧。

少年的梁攀龍和母親左君。澎湃新聞記者 陳燦杰 翻拍

那時的網吧，不管來者是否成年，給錢就讓進。學生享半價，通宵只要5塊，還能欠賬。左君和丈夫因此“被兩個兒整慘了”，兩個兒子都愛打游戲，尤其梁攀龍能在網吧連泡三四天，有時還是哥哥在QQ上留言才找到人。找不到時，夫妻倆停下手頭事，跑遍懷化的網吧，偶爾有路人幫忙指個方向，“心里都很感激。”

左君坦言，兒子“失蹤”多了，她和丈夫實在氣不過時，也會動手，“但下手都有分寸”；她還曾在校方要求下陪讀，“冬天很冷，老師硬讓我去把他守著。他們在教室里，我在門口守他。”

守到2004年3月末，梁攀龍扒火車跑了。

平日上下學，火車就在眼前穿梭而過。他家就在湖南懷化鐵路總公司生活區，緊鄰火車貨場，時有列車停靠裝卸貨物。第一次扒車時，梁攀龍不知道目的地，也無所謂，車拉到哪，就在哪兒下，他躲在裝煤的車廂里，餓了，直接摘沿途種的蔬菜水果吃，最終抵達張家界，他“玩”了幾天，再扒車回家。

“很落魄”，左君回憶，兒子回到家，一身臟兮兮，衣服都黑了，但她不敢打不敢罵，怕他又跑了，趕緊給他洗澡、做飯。那時他倒是會領情，會講講沿途碰著哪個好心人給他飯吃，但就是不說為什么要跑，左君試過和他談心，問家里哪里對他不好？“他說沒有，對他好。”

不到半年，梁攀龍再度扒車，去了貴陽。路上他拖鞋掉了，打著光腳在路邊休息，結果被一輛三輪車撞傷，所幸路人及時報警。那次，警方及貴陽、懷化兩地報社花了一周才聯系到左君——梁攀龍始終不肯向警方交代父母電話。

左君記得，從交警那里接回兒子時，對方說了句：這孩子心理承受能力特別強，要好好管教。

但從貴陽回來，升到初一，梁攀龍的網癮未減。老版《傳奇》滿級60級，他打到40多級。光是因為逃課打游戲給老師寫的保證書，就有厚厚一疊，據《瀟湘晨報》往期報道，其中一份保證書寫著：“其實我也不想這樣，但是就是實在控制不住。”

當時，《瀟湘晨報》記者也走訪了梁攀龍就讀的懷化五中。他初一的班主任蘇平芝說，梁攀龍擅長畫畫，是班上的宣傳委員。和同學處得也很好,“他是一個很自信的孩子，上了一段時間課，我發現他膽子大，發言積極，總想表現自己，愛出風頭。”但蘇平芝完全想不到，他有天會“扒”上飛機。

“（父母）他們沒辦法管住我”，梁攀龍坦言，那時他就是厭學，覺得校園生活單調無趣，只要不在學校，不被人管，在哪都行，“出去也覺得挺開心的。”

2004年11月5日，他扒車去了昆明。正是那時，他在救助站碰到束清，一個和他同齡，看著干干凈凈，身高1米5不到的男孩，他向束清提議逃跑，中午打籃球時，兩人趁著工作人員照顧幾名心智障礙兒童的間隙，悄悄離站。

束清是因家庭破碎而流浪。據《都市時報》往期報道，束清老家在云南祿豐市，父母早年離婚，母親夏會芬一人種地供他與哥哥讀書，但他6年級就已輟學，之后因與父親發生爭吵、被打了一頓后負氣出走，碰到梁攀龍時，他與家人已經失聯一年多，期間一直在外流浪。

逃出救助站后，兩人也分享過彼此的家庭過往，期間，他們漫無目的走著，11月10日傍晚，兩人經過昆明機場，天有些冷了，他們鉆過候機樓的圍墻，藏在停機坪茂盛的草叢中過夜。

梁攀龍不知道，近千公里之外，左君在每晚睡前，都會把爐子里的煤加滿，想著萬一兒子半夜回家，好給他燒水洗澡；他更不知道，命運即將襲來最為殘酷的一幕。

事發前，梁攀龍與束清所藏匿的飛機。重慶晚報記者 史宗偉 圖

扒機

“到現在我都不太清楚為什么當時我沒掉下去。”梁攀龍回憶，飛機啟動瞬間，他懵了，飛機開得很快，起降艙離地面又高，他根本不敢跳。等升空，他只覺身旁閃了下，“（束清）人就消失了”，回過神，艙口外一片空茫，自己正緊抓著艙內的金屬桿。

隨著起降艙封閉，他被輪胎架卡著，有些動彈不得，之后飛機持續升空，他熱得無法忍受，脫掉了外套。事實上，這種“熱”，很大程度上是人在溫度驟降時，體溫調節中樞出現的“感知麻痹”，在飛機平穩飛行的平流層，溫度雖然會隨著高度增加而升高，但基本在零下數十攝氏度。

在高寒和低氧中，“扒機”者很難挺過惡劣的空中環境。據美國聯邦航空管理局FAA的數據，自1947年以來，截至2021年2月，全球共有129人躲藏在飛機上進行偷渡，其中有100人（約占78%）死亡。

好在梁攀龍乘坐的這趟昆明飛往重慶的航班，時長僅一小時左右，在艙內劇烈的轟鳴聲中，被卡在艙內、屁股坐到輪子上的他，扛過了萬米高空的低溫、低氧、低壓。

但在飛機即將落地時，驚險重演。隨著起降艙再次打開，他的身體隨起落架緩緩下墜，仿佛“懸”在半空中，他記得，當時身旁的云很漂亮，但風很大、很冷，他快受不住了，沿著輪胎上的金屬架往上爬，單薄的身板最終在求生本能下，重回艙內。

“凍僵了”，梁攀龍回憶，自己只能在艙內躺著，很快，飛機落地后，一名機場工作人員根據他那件掛在輪胎架上的衣服發現了他，將他抬了下來。當晚，在昆明機場領導緊急要求下，梁攀龍再次坐飛機返回昆明，隔天在警方陪同下還原事發經過。

此后兩天，兩少年扒機、一死一傷的昆明機場“11.11”事件火速發酵，轟動全國，昆明機場于11月13日召開媒體發布會，坦承對此事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該機場副總經理王進勝當時表示，飛機8點10分起飛，12分發現束清墜亡后，并未想過還有其他人在飛機危險部位。而在機場著手清理現場、通報機場指揮中心、召開緊急會議時，飛機已將于9點10分落地重慶機場，“想采取緊急措施也來不及了。”

他同時解釋，針對波音飛機，機場會在起飛前檢測起降艙，但梁攀龍乘坐的空客機型則沒有專設該檢測程序。據《都市時報》往期報道，束清母親夏會芬曾打算起訴昆明機場，要求賠償20萬元，經過協商，昆明機場一次性補償火化喪葬費、精神損失費等共7萬元。束清家屬一方和機場方均放棄追究對方法律責任的權利。

期間，梁攀龍也參與過記者發布會，他話不多，像擠牙膏般，問一句答一句，他表示，是束清先爬進艙的，兩人玩了會兒，他提議下來。但束清還想玩，結果起飛了，“我看到他掉下去，我知道這意味著什么，但當時我一點都不害怕，我想要是我也掉下去了，那就算是我倒霉，我不怕死！”

梁攀龍（右）在記者會上。重慶晚報記者 史宗偉 圖

如今被問及是否有提議讓束清下艙，梁攀龍稱：“整個過程就幾分鐘，沒有說這些。”他坦言，那時他對死亡的概念是模糊的，扒機的事被問得多了，才慢慢意識到嚴重性。左君說，去昆明機場接兒子時，她能感受到他對所犯錯誤“非常難受”，但他不愿對此袒露心聲。

梁攀龍一家離開昆明后，他們與束清家人再未聯系。云南祿豐市金山鎮官場居委會一工作人員表示，夏會芬目前在當地一蔬菜大棚基地打工，常忙活到晚上，“日子過得還是挺苦的”。澎湃新聞記者通過其親友聯系夏會芬，截至發稿，暫未收到回復。

傷痕

對梁攀龍一家而言，扒機后的生活“重建”并不容易。

首先是反復糾纏的高空后遺癥。回到學校后，同學一吵鬧，梁攀龍的耳朵里就會“嗡嗡”作響，他的耳朵不時灌膿、耳鳴；腦袋發脹，好像下一秒人就要倒下。難以投入學習的他，作業經常出錯。左君說，打針、吃藥一段時間后，他的癥狀反而有加重之勢。耳朵一痛，眼睛也痛，晚上腿還抽筋。

2005年1月，一家人進京求醫，檢查顯示，梁攀龍右耳耳膜內陷，左耳耳膜穿孔，他被診斷為航空性中耳炎和聽力受損。此后將近一年，一家人輾轉湖南、云南等地就醫，后遺癥才逐漸消失。

梁攀龍在北京診療中耳炎。都市時報記者 羅立高 圖

心里的傷痕似乎更難痊愈。

此前在新聞發布會上，梁攀龍說，從他記事起，父母關系就不好，他感受不到家的溫暖，升初一后父母離婚，除了給書雜費，對他不管不問，他經常挨餓，“我死都不愿意回家。”

據《重慶晚報》往期報道，被接回家后，梁攀龍才向記者承認，記者會上，他由于過度驚恐，怕受到處罰，編造了許多事，其中離婚事件是根據一朋友故事編造，自己也跟父母道歉了。

但想起那些話，“我們的心像刀割一樣”，左君說。

左君與丈夫梁開勝都是四川人，1991年，左君父親作為鐵道工人，被分配到懷化工作，左君夫妻帶著兩個兒子也跟了過去。一家四口租了間柴房改成的木棚屋，兩張床勉強擠在一起。那時，全家收入僅靠梁開勝一人維持，他打零工、給人修房子、或是在鐵路公司幫忙架線。等孩子大些了，他獨自前往佛山南海一家陶瓷廠打工，每月工資一千出頭。

盡管家里并不寬裕，他們未曾在孩子讀書上懈怠。左君說，梁攀龍自小喜歡畫畫，也有天賦，她就給他報了美術班，每月學費要一百；哥哥在長沙讀體校，一年開銷將近一萬。梁開勝在南海緊衣縮食，每月開銷控制在一百元內，有次他生日，只給自己買了瓶礦泉水慶祝。

但像梁攀龍喜歡寵物，家里絕不吝嗇，買的斑點狗養到五六十斤，被人偷了，梁開勝專門坐火車帶了條薩摩回去，鸚鵡、八哥、兔子，也買了不少。

“我們還是盡力了的，我們文化程度（小學）也就那樣，他說什么都相信他。”左君記得，兒子出走昆明前天晚上，還給他爸打了個電話，說現在學畫畫要浪費好多東西，爸爸打工好辛苦。那時她還很感動，沒成想，轉眼他就失蹤了，再看到消息，媒體鋪天蓋地報道他的“家庭不幸”。

“他什么事都悶在心里”，左君說，兒子其實很少和她提起那些謊言，也沒解釋。她的困惑也在加深，她覺得，自己越來越不了解兒子了。但只要他能回家，“我們就覺得開心。”

而在梁攀龍結束治療，重回學校后，他沒再打游戲了，“沒什么興趣了。”他沒留級，跟著同學直接讀初二，他記得，那時突然對學習來勁，想考好點，熱衷買教輔刷題，常熬到凌晨3點，“做兩道題，覺得時間很快。”

梁攀龍說，那時，他與束清相識、再到他墜亡的記憶，總在腦中回放，他自責認識了束清，導致他的死亡。他也覺得愧對束清的母親，想著以后掙到錢了，能去看望一下。

這些想法，他很少與別人提及。至于記憶給他帶來的其他影響，他不愿再提，只說到高中后，那些片段“越來越模糊了”。

高一，梁攀龍的厭學情緒復燃，直接退學，“可能單純覺得沒意思。我這種性格想到什么是什么，反正先不讀了，然后再看。就性格很不好嘛。”

后經重慶晚報一名記者牽線，他轉入重慶工藝美術學校。在新學校，他和同學話題依舊不多，埋頭干自己的事，“在同學看來我比較孤僻。我也不會去在意別人。”

但他補充說，自己和老師、同學關系還行。大學考到四川美術學院后，他還被選舉為團支書。專業課成績優秀的他，還會幫老師指導同學。在左君眼中，兒子也有活潑的另一面，“其實很會結交朋友。”

只是大一后，梁攀龍成績開始下降，有的老師他不喜歡，干脆不去上課，補考、重修也不去，“直接掛掉。”他回憶，到了大三，他總覺得當初選的藝術教育專業沒啥前景，有時和舍友討論，其他人也有同感，說算了不讀了，“我說我明天走，然后我就走了，他們沒走”，大三沒讀完，梁攀龍直接離校了。

那時輔導員讓他回去，室友建議他先辦休學，左君和丈夫專程跑去學校求情，他們想，讀了十幾年書，至少得把畢業證拿了，但梁攀龍連學校電話也不接，拖到最后，他被開除了。

至今，左君仍留著兒子初中以來畫的素描習作，7月1日，她向記者展示時，抱下柜子中的一摞，小心地在地板上一張張排開，“唉，可惜了，沒把這些東西弄弄好，半途而廢”，她說兒子仍留著畫具，顏料，想著有空畫一畫，但她清楚，哪有時間了呢？

這天傍晚，左君和丈夫去寵物店里看望兒子，彼此都有些相對無言，說了幾句，梁攀龍又忙工作去了，在吹風機的轟鳴中，她與丈夫站在一旁看著兒子，像有話想說，但還是離開了。

7月1日，左君和孫女在整理梁攀龍的繪畫習作。澎湃新聞記者 陳燦杰 圖

出路

很多事，梁攀龍覺得父母文化有限，給不了什么建議，他“想做就去做了”，但在左君眼中，他是“我行我素，不顧后果”。

輟學后，梁攀龍的出路看起來波折不斷。

早在讀書時，他就迫切想要經濟獨立。高中時，理科拿手的他通過網上聯系，跑去深圳做家教；自己租房開過繪畫班；大學則跑各種兼職，還買過一段時間彩票。他不愛和家里拿錢，掙的錢全用作日常支出和購買繪畫材料。

正式工作了，梁攀龍卻隨性得多，輟學后他曾在藝考機構做老師，因為看不慣一些灰色地帶選擇退出。梁攀龍女友張倩記得，他還在一所中學做過近3年美術老師，主動辭職了。

“本來畫畫也是自己愛好，工作的話就不想干了”，梁攀龍說，他從小喜歡寵物，干脆去寵物醫院上班，但因為醫院會養一些狗，專門用來給其他狗輸血。他覺得太殘忍，就不干了。緊接著，他去寵物店實習，呆了一個月又走了，原因很簡單：老板話太多了。

2016年，梁攀龍自己開了家寵物店，很快適應這個不用打卡、也“不用怎么和人說話”的工作。寵物店供貨商趙江回憶，那年他去了好幾次店里，想談合作，梁攀龍都說老板不在，后來他還是從其他店員口中得知真相，“他比較內向，熟了還好，話還蠻多的”。

因為收費普遍比同行低個二三十塊，梁攀龍店里生意一向不錯，有時忙到半夜。平時晚上9點下班，他會去母校川美逛下，那是他少有的放松機會，他同學都畢業了，路上幾乎沒人認識他。不過在開了分店后，他很少回校了。

“讀書還是有用的，那時不懂事，太叛逆”，梁攀龍輕輕地嘆了聲，同時盯著手底的一只貓，不緊不慢地給它剪著指甲。

2016年，梁攀龍（右一）與家人合照。受訪者 供圖

而如果不是一場短暫婚姻，梁攀龍或許不會中斷寵物店工作。2018年10月，維持了2年的婚姻破裂后，他將兩家店全部轉手。

趙江說，梁攀龍結婚后，妻子沒上班，開銷也大，等到兩人離婚，“（他）拿了3000塊錢就走了。”

提及這場婚姻，左君接連嘆氣。2015年，梁攀龍與前妻在寵物店認識，交往不久就想結婚，左君沒同意，“他都知道不能和她白頭偕老”，但始終放不下。隔年，兩人意外有了孩子，還是結婚了。左君夫婦倆則用積蓄給他付了重慶一套婚房的首付。

孫女剛出生兩個多月，多是左君和丈夫在帶。左君說，女方不做家務，多是打麻將，玩手機，花錢挑貴的買，“反正不存錢”，讓她在寵物店幫忙收銀，“（她）說不得行。”

左君、梁攀龍與他女兒外出游玩。受訪者 供圖

生活矛盾難以調和，兩人最終離婚，女兒由梁攀龍撫養，那時他沒跟左君商量，直接賣掉婚房，將首付還給了她，此后，他將女兒交由父母帶著，自己開啟了“遷徙”式打工。去新疆幫朋友開寵物店、去昆明承包工地鋼架出租、去廣州干物流……

提到離婚后的這一系列抉擇，梁攀龍不愿展開回憶，多是一語帶過，仿佛一切皆是理所當然。

梁攀龍在全國各地“漂泊”期間，左君很少收到他的消息，打電話過去也很少接，左君覺得，兒子不接電話是因為“混得不好，不好意思”。像他在昆明被騙了好幾萬工程款、乃至做物流一直被拖欠工資，左君都是事后得知，就算他已經山窮水盡了，也不會向家人開口要錢。

“都希望給家里面說好消息”，梁攀龍說，碰著什么緊急事，他只和朋友求助，對朋友也會慷慨相助。在昆明被騙后兜里只剩3萬元，“朋友找我借，我就全部借給他。到現在都沒還我錢，把我拉黑了。”

2019年，兜兜轉轉，梁攀龍又跟朋友借了錢，開回寵物店。

多數時間，他獨自在店里忙活。生意受疫情影響，他沒再雇人。只是他的工作量未減，店從早9點開到晚9點，老顧客斷斷續續來，4個臨時關寵物的籠子空了又滿、滿了又空，嗆喉的動物體味則始終浮在店里，空調都吹不散。梁攀龍早已習慣，專注給一只只貓狗洗澡、剪毛，休息間隙抽支煙，順便回下手機消息。

梁攀龍的女友張倩，勸過他換工作，她覺得現在寵物店競爭太大，店里每月租金要6000元，兩人還一起供了套房，每月也要好幾千房貸。只是，勸說沒用，“你多說兩句，他又不說話。”張倩大他5歲，也帶著個小孩，機電設備銷售的她工作也忙，很多事都隨著他了。

在梁開勝眼中，兒子的工作并不穩定，店里旺季，流水兩三萬，扣掉成本，一個月落得七八千就不錯了，還要承擔女兒讀書、生活的各項開銷。左君記得，兒子朋友給他弄過抖音號，想借當年扒機的事跡開直播，賣狗糧，但他沒啥興趣。

“他很能吃苦。寵物店一般人受不了的”，左君坦言，她一直不希望兒子做這行：臟、累、忙，十天半月見不著一次面，常是下雨天沒啥生意，他才會回家看看女兒，要是換個早點下班的工作，至少以后能輔導女兒作業。

7月1日傍晚，梁攀龍的父母帶著女兒去店里看他，女兒有些興奮，不時逗弄店里的寵物，歡騰地跑著。

“有小孩了，慢慢更理解父母那一輩了。”梁攀龍說，他也想多陪陪女兒，只是店里飄著寵物毛發，細菌又多，他不放心女兒過來。他曾考慮轉做餐飲，但疫情期間行情不好，又作罷了。他說現在性格不像從前，不會再無所顧慮地在各地跑來跑去了。

梁攀龍給女兒過生日。受訪者 供圖

眼下，梁攀龍似乎已習慣了一直試圖逃離的“單調”。

每晚臨10點，沿街的喧嘩已歸靜默，店內的寵物基本也被接走了，他獨自掃著地上殘留的毛發，收拾垃圾、關燈，最后，熟稔地拉上卷簾門離去。

（為保護受訪者隱私，張倩為化名）

本期高級編輯 周玉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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