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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沿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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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啟超在其1902年發表的《新史學》中說，“上自穹古之石史(地質學家從地底僵石中考求人物進化之跡，號曰石史)，下自昨今之新聞”，皆史家研究所當取材。他提出了十種“與史學有直接之關系”的“他學”，前五種依次是地理學、地質學、人種學、人類學和言語學。① 到1928年，傅斯年在《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明言：“近代的歷史學只是史料學”，即“利用自然科學供給我們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著的史料。所以近代史學所達到的范域，自地質學以至目下新聞紙。而史學外的達爾文論，正是歷史方法之大成”。他最后提出，“要把歷史學、語言學建設得和生物學、地質學等同樣”。②

　　傅、梁的觀點頗有近似之處，后者與前者的承續關系是明顯的。聯系當時中國學界的發展狀況，尤其是地質調查所在地質學、古生物學與史前考古上取得的突出成就來觀察，便可知傅斯年所說的并非“新史學”的套話，而有其實在的語境和學術淵源。所有這些，與現代意義的考古學傳入中國的進程有著密切關聯。③ 盡管今日考古學是史學門類之下的一級學科，④ 其實早在19世紀70年代，現今所說的考古學知識便已隨地質學譯著的出版而逐漸影響中國學界，比新史學的提倡早了二十多年。中國現代考古學的自然科學源頭較多，⑤ 其中最明顯的應是地質學。

　　1900年后“新史學”思潮中有關考古學的言論，俞旦初早有介紹。地質調查所的數次考古發掘與研究成果，均有中國考古學史論著述及。李濟、鄭德坤、夏鼐在1970年代回顧和綜論中國考古學史時指出了20世紀初西方地質學和古生物學對中國田野考古發掘的影響。《考古學一百五十年》和《劍橋插圖考古史》在談到中國考古學時，也略述了安特生等人的工作。近年陳星燦先生的著作所論最詳，不僅分析了安特生的考古技術及研究方法，并討論了他在田野工作中對地質學方法的發展運用及其局限。⑥

　　不過，在探討中國現代考古學的淵源時，既存論著述及清末階段時大都關注其與“新史學”的關聯，與歷史學不太相關的內容有意無意間被忽略了。這一現象大概是“倒放電影”式的史學帶來的結果。⑦ 本文擬探討從19世紀70年代到20世紀20年代地質學中關于史前人類遺存及發掘古物的觀念在中國學界的傳播，以及地質學與考古學的時代關聯，兼及地質學對史學研究產生的影響，以揭示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因西學傳入而出現的不同學科之間的相互影響。

　　一 地質學與古人類遺存知識的早期譯介

　　19世紀西學進入中國，傳統的輿地之學漸為西來的地理學所取代，⑧ 并出現一些以“地”為首的新學科名稱。⑨ 如《海國圖志》卷96譯西洋瑪吉士所著《地球天文合論》說：“夫地理者，講釋天下各國之地式，山川河海之名目，分為文、質、政三等。其文者，則以南北二極，南北二帶，南圓北圓二線平行上午二線，赤寒溫熱四道，直徑橫緯各度，指示于人也。其質者則以江湖河海，山川田土，洲島灣峽，內外各洋，指示于人也。其政者，則以各邦各國省府州縣村鎮鄉里政事制度，丁口數目，其君何爵，所奉何教，指示于人也。此三者地球之綱領也，不可缺一。”⑩

　　此后地文、地質、地政三分的說法多為人所遵循，而具體解說則不甚同。由英國傳教士慕維廉編譯、出版于1853—1854年的《地理全志》說：“夫地理者，乃地之理也。察地理之士，分文質政三等……其質者，有內有外：內則指地內之形質，或至廣盤石，或至細泥沙，所有之層累，及其載生物草木之遺跡。而槁壤海底，常有變遷；外則指地理之形勢，如水土支派長延，或州島，或山谷，或高原，或曠野，或河湖，與洋海大氣至性質流動，各處之燥濕雷電口翕鐵之氣，以及人民生物草木之種類。”(11) 譚嗣同也說“西人分輿地為文、質、政三家”，(12) 而其所言文家則近于天文地理學，質家略同于今日之地質學，政家相當于人文地理學。章太炎則說：“晚世言地員者，皆詳于郡縣沿革，而山川經紀弗詳……最近始分地理、地文、地質三科，各有宗極，而亦相與參伍。”(13) 盡管各說不一，那時以“地學”、“地質”命名的書籍，都可能提及地層堆積、人類遠古遺存等知識。(14)

　　由華蘅芳筆述的中國第一部地質學譯著《地學淺釋》至遲在1873年已出版。(15) 該書共有38卷，其第10卷《論今時新疊層及后沛育新之疊層》，分為十數節，主要是關于遠古人類遺存的發掘和研究狀況，大致依從晚期到早期的時間順序敘述。書中“以大里古柱、英吉利古船”一節，講在“以大里不爾斯”海邊發現石柱，考古者認為它就是名叫“西來必斯”的古代宮殿遺跡；而英吉利江口新層中發現的小艇及艇上所用之器則無法推知其年代；“太尼蛤蚌堆”一節講在“太尼”海邊島上，常見螺蛤殼堆，高三尺至十尺不等，長一百尺至一千尺不等，推測其當是人為棄置而成，“好古之士每掘此堆以搜求古器。見其中并無金類之物，其刀斧之屬皆以骨角木石為之。又見其中已有最粗之瓦器及木炭灰燼，并有獸類之骨。觀其骨，知皆為野獸之骨，絕無馬牛羊豕之骨，而有狗骨，知其時之古人已知火食而畜狗矣”。

　　而其“瑞西湖中古屋”一節，講考古學史上著名的瑞士湖上村落，并指出“其土中古物甚多，可與石刀銅刀鐵刀之說相證”；該卷接著論述了所謂石刀銅刀鐵刀三期說及以地層分期的方法：

　　太尼地方有一皮脫厚層(皮脫者，草木于北方之地枯而不朽，所積之層也)，其中有淡水僵石及陸地獸骨。其形皆與現今本處之生物無異。其皮脫之下層二十至三十尺深處，得古時石刀，在松樹根中。而其上層皮脫中則有古時銅刀，在栗樹根中。考之古史，知其處并不宜松，所以知此刀此樹尚在未有文字之先。意其處先有松后有栗，故松樹之皮脫在下，栗樹之皮脫在上，均能積成厚層。其有松之時，古人以石為刀，未知用銅。及有栗樹時其人已知以銅為刀而尚不知用鐵。今則其地并無松栗，而有榆林甚茂，其榆樹皮脫中遇有鐵刀，知其地有榆樹之時人已能用鐵矣。

　　上文并說明石刀、銅刀、鐵刀三期相繼出現，因時代久遠無其他材料，故據之命名。但是各地進入這三期的時間有先有后。根據地層中遺物的共存狀況可以判斷古人所處的社會階段，如野牛野豬等骨骼與石刀共存，推測當時人以打獵為生；出銅刀的地方也出馬牛羊豕犬的遺骸，推知其人已能畜牧；新石刀期的人比古石刀期人更聰明，因為他們能耕織，有麥面食物及麻草編織物的遺跡；銅刀期的器物上多有花紋，且屋宇更精。其間或有石刀，說明銅刀期時石刀仍未廢止。此外還介紹了古今人頭骨的差別、古人與古生物的共存狀況等。(16)

　　清末出版的其他地質學著作也講述了古人類遺存的內容，如1881年出版的《地學指略》，(17) 分地層為十二段。在論第一段層累石中言：

　　至于泥沙土中，所存人事之跡則有二：一為人工所造之器物，一為人身之骸骨。器物可分三類：一為石類之器物，如第八十六圖，最在先如石斧、石錐、石箭頭、石槍頭是也，此等石器多用火石作成。有甚粗者，不過略具器物之形狀。有稍細者，形狀齊整，體質光滑，上有雕刻之花樣。其粗者，疑為人工始作之器物。其細者，則時略在后，人漸得有技藝之能焉；二為銅類之器。雖曰銅類器物，卻非純銅，乃雜錫而作者，其名曰響銅；三為鐵類之器物……凡此三類器物皆埋藏于新聚之泥沙土中，其石器亦有見于山洞中石床下者。

　　該書又以在瑞士某湖口處的發掘為例，說明距地表不同深度的地方分別埋藏有羅馬國的器物、銅器以及石器。并以羅馬人初至瑞士地方的時間對比土層厚度，推算出土器物最深即“十九尺”處的距今年代大約是七八千年。“其他處存留人跡之地，皆可以此類推。故即新聚之泥沙土中所藏人之蹤跡而論人之年世，約亦不過數千。然難確指”。

　　1886年，上海總稅務司署印的《地學啟蒙》(18) 一書也提到地中發現古物；1891年《格致匯編》刊出的《地學稽古論》一文說，“欲考稽地球古事，莫如考究地學”，然“地學之書譯出者已有數部，自不必多事重譯”，只“因備有精圖全副，密置可惜，欲以示人，爰著為地學稽古論”。作者“以混沌未開之先為極古，混沌既開之后為荒古，動植生為太古，人類生為近古，迄今則不古”，從地球形成開始一直敘述到“新層”中發現的石、銅、鐵器；(19) 1897年，同時出版的《西學格致大全》和《續西學大成》兩套叢書，(20) 均包括地質學內容。前者為《地學須知》，后者有《地質全志》。《地學須知》第5章“略論新跡石層”，所講洞穴之發現與“新聚之泥沙土中所存人事之跡”與上引《地學指略》所講內容極近似。《地質全志》也如此。

　　此外，甚至一些蒙學課本也提到地質學上的地層堆積現象及人類遺跡。如葉瀚、葉瀾在19世紀末編著的《地學歌略》，(21) 在講到水成石的分段時說：“查其部位，分十二段，考其物跡，古今可斷。第一段石，近今所成，中多泥沙，珊瑚島列。所藏物跡，皆近今物，動植器件，與人骸骨。”文末說：“此十二段，不必全具，但考層列，決無倒錯。地質考古，如讀史書，物跡如事，近詳遠疏。”另有一本年代不明、屬“直隸學校司鑒定”的蒙學課本《地質學》，(22) 言考古更詳。其書分水成石為十一段(層)，“第一段石……人類先后，即器為徵。石刀最古，榛狉初生。銅刀次之，人漸聰明。最后鐵刀，已辟鴻蒙。以刀紀世，分鐵石銅。物已絕者，古象洞熊”。此句之上且加小字注釋：“據掘得之古器以分時代之先后。蓋太古人皆用石器，定為石刀期；后知用銅器，定為銅刀期；最后乃用鐵為器，定為鐵刀期。”

　　可見，早在19世紀70年代，在地質學的介紹性書籍中時有考古學的內容(通常出現在書末論人類時代或講到地史、巖層的章節中)。隨著地質學的不斷普及，考古學層位、人類文化發展的石銅鐵三期說已經進入了時人視野甚至普及性的教科書中，成為一種知識資源。(23)

　　譚嗣同甲午前所著《石菊影廬筆識·思篇》中專有一節說到當時的地學知識：“今有所謂地學者，考察僵石，得其生物，因知洪荒以上寒暑燥濕之異候，山海水陸之改形……冰期水期之變，石刀銅刀之奇，可得而據者，僅乃地面三四十里之深，則已不勝其時代之渺遠……即其所及知，以究天地生物之序，蓋莫先螺蛤之屬，而魚屬次之，蛇黽之屬又次之，鳥獸又次之，而人其最后焉者也。”(24)

　　章太炎在杭州詁經精舍期間，閱讀了大量物理、化學、地質等西學書籍。作于此時的《膏蘭室札記》曾引用《地學淺釋》的內容來說明植物因時地之不同而有生有滅。(25) 該文雖主要言植物，但所引的內容卻跟考古學上石銅鐵三期說有關，即上文提到過的“太尼皮脫中古刀”一節。可以肯定的是，章太炎不僅僅讀過《地學淺釋》這一本地質學方面的書。在《膏蘭室札記》中，還有另外數條談及地質知識。(26)

　　1910年創刊的《地學雜志》是中國地學史上第一種公開發行的學術刊物，主要刊登地質學、地理學、人類學等論文和譯著，其中不乏有關考古調查的內容。當時英、法、日等國學者在中國西北地區進行地理、地質、人居狀況的考察，《地學雜志》對此介紹多冠以“游記”、“探險”等名稱。如《中國西北部游記》一文，介紹英國人士顛(按：即斯坦因)于1906年到1908年的游歷中在敦煌發現的古代城墻及望樓；《佛教史跡探險》一文介紹日本人瑞超(按：疑為“橘瑞超”)、野村營三郎二人在***采集和發掘的情形，并列出他們在吐峪溝、雅爾湖等處的發掘及采集品，有佛像、經文斷片、錢幣等。(27) 鳥居龍藏在《西喇木倫及興安嶺地方旅行談》一文中講到他在西喇木倫河沿岸發現古代石器、陶器等物，“石器土器之內，雜有五銖錢。如依地質學者研究之說，則必以化石為極遠時代，而余意則不然，其極遠時代蓋即在此古錢也。此地蒙古人呼為貼木魯巴斯多，蒙古之鐵屎存焉。此鐵系何物，倘持歸以會工科大學使分析之，必能明矣”。(28) 該雜志還公布發現古跡古物的消息，如第72—73合期上就登載了一則“楚莊王古墓之發見”的消息。(29)

　　《地學雜志》所載李志敏翻譯的《古代地理學》也涉及現代考古學知識：“古代地理學者，非說古代平面地理，又與搜查邦邑建設之遺址，尋求人文發展之徑路，所謂歷史地理者不同。其范圍所屬在于考究過去時代地形變遷之梗概，遠溯地質時代，降而及于現世所稱之第四紀。其中屬于有史以前之古石器時代與新石器，及初入于有史以后之時代，皆當一一研究，使之完成為一科學者也。”(30)

　　石煥如翻譯的《人類起源之時代》將石銅鐵分期法與地質時代對比，推測人類起源的具體時間；熊秉穗著《中國種族考》以文獻為依據考察匈奴、通古斯等族之形成與勢力范圍等。在追究中國人種的來源時，認為儒家書所記“結繩作網罟，斵木為耜，揉木為耒”與太古時程度相合，與后世述三皇事跡大半神話者不同，而較諸子書為實。但《堯典》以前則無記載，故太古民族甚難稽考。然而西人游歷世界各地，曾掘得古碑碣，發現古文字，則中國太古時亦必有文字，“惜古金石猶未發見，而古人遺骨，與骨器石器之類，亦了無可考，遂使神州種族，何者為土著，何者為客民，末由征信”。(31)

　　上述地學知識傳入中國之時，也在西方興起不久。(32) 魯濱孫在1911年出版的《新史學》中，提到賴爾在1863年出版的《古代人類》“第一次將人類很古這個學說對英國讀者發表出來”。然而，即使對20世紀初的西方歷史學者來說，“這些關于人類過去的事實都是近年來的發現，所以它們到如今還沒有將我們的思想根本地改變”。(33) 對于中國人而言，賴爾所著《地學淺釋》(中譯本)恐怕也是介紹發掘古人類遺存及其分期的第一本書。盡管現代考古學知識在史學界形成確定性影響的時間較晚，但考古地層學比地質地層學細密得多，(34) 晚清一些敏銳的學者已從地質學中領悟到與歷史相關的地層、分期等考古學觀念。

　　二 從地質學到史學的考古學

　　較早把地學知識運用于歷史詮釋的似乎是在華的西方傳教士。1876年《萬國公報》刊出韋廉臣所撰《古初紀略》一文，講解《圣經》所記亞當及其后人的傳衍分布時說：“自亞當至洪水時，有謂二千余年者，有謂一萬四千年者。舊約所載未經明言，然由地下枯骨及各項器具驗之，謂萬有四千者近是。”文章說，亞當長子該隱殺亞伯，離開本土至挪得，其后人又分三支，疑分別是蚩尤及三苗、印度人、黑人的祖先。“其初遷時皆衣獸皮，無銅鐵器具，弩矢之鏃、魚標之刃皆以石為之。居無廬舍，后有出為牛羊牧者，始立帳幙，或用皮或用木葉為之。六世后始得銅鐵，能制造”。又說，“以上舊約所紀及后世傳聞如此，今始得確據。有格物先生開窯至極深處，見有人骨及石器械等，再上于有骨之處始見有銅鐵器械，再上始有近今人骨及近今磁器等”。(35)

　　1903年《萬國公報》所刊李提摩太與蔡爾康合著《考古徵文求助說》一文說：“試質諸地學名家，知太古地極卑薄，其所以漸成高厚者，則緣每歲土潤溽暑之際，往往大雨將行，山頭懸瀑千尋，挾沙石而沉山趾。一年所積，誠屬無多，比及百年，約高尺許。準是核計，太古地面諸形跡，今必深陷地心。格致家遂思以掘地代讀書，謂土層猶書葉也。書之紀事，逐葉翻新。土之告人，逐層轉舊。彼此互相印證，無間亞歐非美，共分太古之世為古石、新石、銅、鐵四代，真知灼見，確切不易。”(36)

　　在中國學者中，章太炎曾試圖以《管子》所言“土”與地質學上的“僵石層”對應，并證明所謂“今時新層”形成時間甚古：“或疑今去《管子》二千余年，所謂今時新層者，不應管子時已有，不知今時之名，該石刀銅刀鐵刀三期，石刀期之在中國，實當虞夏以前，則管子時土，安得無今時新層耶？”(37) 在《訄書》的《原變》一文中，章太炎說：“人之相競也，以器。”然后引《越絕書》中風胡子的話說明器物遞變軌跡，并稱：“石也，銅也，鐵也，則瞻地者以其刀辨古今之期者也。惟玉獨無所見于故書軼事。”(38) 同書《喻侈靡》一文也提到，“夫物產之消長，均一壤也，而古今不同……故松、榆、行栗，以其下所得古刀，監其萌芽早晚。”章太炎并以《管子》所謂“運”與歐羅巴人所謂之“期”相類。(39) 以上兩例均提示出章太炎對石銅鐵三期說以及考古學上的地層堆積已有所了解，故他在《中國通史略例》中寫道：“今日治史，不專賴域中典籍。凡皇古異聞，種界實跡，見于洪積石層，足以補舊史所不逮者；外人言支那事，時一二稱道之；雖謂之古史，無過也。”(40) 1902年其《致吳君遂書》言：“上世草昧，中古帝王之行事，存于傳記者已寡，惟文字語言間留其痕跡，此與地中僵石，為無形之二種大史。”(41)

　　其他一些學者也有類似的認知，如陳黻宸在《地史原理》中論“格致家之地理”，即“于火山萬狀，窮其原質，積土千尋中有城郭古礦，識其文字，穿鑿及于地心”。(42) 黃節也說：“近世西方科學發明，種界實跡，往往發見于洪積石層者，足以補舊史所不逮。”(43) 夏曾佑更提出：“人類之生，決不能謂其無所始。然言其所始，說名不同。大約分為兩派，古言人類之始者為宗教家，今言人類之始者為生物學家……至于生物學家者，創于此百年以內，最著者英人達爾文之種源論。其說本于考察當世之生物與地層之化石，條分縷析，觀其會通，而得物與物相嬗之故”；并言：“夫蚩尤受金，作兵伐黃帝，是地質學家所謂銅刀期矣。”(44)

　　夏曾佑所著系史學教科書，其將遠古人類和石銅鐵三期說歸入生物學，或因當時古生物學已進入官方確立的學科體系中，成為史學的輔助學門。光緒二十八年的《奏定大學堂章程》要求文學科中國史學門除修習主課之外尚需選習一定隨意科目，其第三年的隨意科目“應以金石文字學(日本名古文書學)、古生物學(即考究發掘地中所得之物品，如人骨獸骨刀劍磚瓷以及化石之類，可以為史家考證之資者)……為隨意科目”。(45) 古生物學與地質學關系本密切，時人所說“古生物學”，基本與當時地學書籍中所述考古學知識相近。

　　1905年出版的“最新中學教科書”之一《地質學》說：“夫欲尋人類之元始，必合歷史、博古、地質三學而參究之……博古學者治人類進化史，每分為三代”，把石銅鐵三期說的內容劃歸“博古學”一類。(46) 馬敘倫又試圖將這類西學與中國的“金石學”聯系起來，他說：“近世歐墨考生理物理者，輒掘地驗太古之遺，亦常有專車之骨、土缶之羊，藉以證生物之理。中土無有為此學者，獨金石略可考然，如《墨余錄》所記紅羊之劫，掘地發冢……”(47)

　　可見，當時稍敏銳的學者都已對發掘及研究出土物品的西方新學問有所了解，并予以特別的關注，只是對學科界定尚不清晰，但大體不離地質學的范圍。故最能融會新說的梁啟超提出：“歷史者，敘述進化之現象也……敘述人群進化之現象也……敘述人群進化之現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這三個層次，由廣到狹逐級縮小。他批評以前的歷史學者“徒知有史學，而不知史學與分學之關系”。新史學欲求人群進化之真相，則“上自穹古之石史，下自昨今之新聞，何一而非客觀所當取材者”。他所謂“石史”，即“地質學家從地底僵石中考求人物進化之跡”，故地理學、地質學、人種學、人類學等“皆與史學有直接之關系”。(48)

　　隨著地質學的傳入，“石史”、“地史”之稱不絕，而“史”的范圍有時也超越了人類史界限，如《地學稽古論》說：“地上各石不啻史書，地內僵石差同遺傳，山原海陸直似斷碣殘碑，碯玉鐵媒猶如舊蹤古跡，詳而究之，則地球之情形不難考之矣。故欲稽古者不可不明夫地學”。(49) 當時，不僅“歷史”一詞被研究與時間相關的學科所借用，史學本身對自己的研究范圍與方法也有了新認識。

　　中國史學家重視地理研究自有其學術傳統的遺蹤，到民國時期，地質學亦廣受史家的重視，同時地質學家中亦有關注史學而與史學界聯系甚密者。較顯著的例子為南北兩高師的史地學會。北京高等師范學校史地學會成立于1915年4月，會員有何炳松、陶履恭、王桐齡、白月恒、朱希祖、蔣夢麟、翁文灝、陳映璜等人，研究范圍包括歷史、社會、地理、地質、人類學等多個領域。(50) 《北京高師史地部籌備旅行計劃書》說：“實地調查，為正確知識之原則……本部專修歷史地理學科，關于山川之形勢，地質之變遷，古跡之沿革……在在皆必須研究，此修學旅行，所以為史地部之必要也。”(51) 南京高等師范學校地學會成立于1919年10月，次年1月，因“會員鑒于地學與史學似不宜偏此忽彼”，改為史地研究會，(52) 該會所編《史地學報》非常關注地質學的新發現和研究，除竺可楨等人發表地質學論文外，幾乎每期必有的《史地界消息》刊載了大量地質學界新聞。

　　1922年《史地叢刊》所載谷鳳池的《歷史研究法的管見》一文說：“歷史的范圍，極其廣漠……世界有人類約在今五十萬年前，而有記載則在七千年前。此七千年的歷史為人類現代史，前此四十九萬三千年的歷史為地質學上的人類進化史。前者屬于歷史學范圍，后者屬于地質學范圍”，二者皆研究人類過去的事跡，本屬同類，其所以分作二部，亦“為研究便利起見耳”。(53)

　　五四前后的中國，治文科諸學也需要“科學方法”幾成共識。而在一般人眼中，地質學的“科學性”當然勝于史學。蔡元培在1918年復函傅斯年說，若像他所建議的那樣將哲學納入理科，“則所謂文科者，不益將使人視為空虛之府乎”？今日“治哲學者不能不根據科學，即文學、史學亦何莫不然。不特文學，史學近皆用科學的研究法也……史學必根據于地質學、地文學、人類學等”。(54) 無論如何，從梁啟超的《新史學》到傅斯年的《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二三十年間，地質學和史學的密切關系是相當顯著的。(55)

　　另一方面，在學科意識和治學方法上，地質學對史學的沖擊也是明顯的。翻譯《新史學》的何炳松即說：“研究人類進化之陳跡者，史學家之責也；研究人類進化之現狀者，地理家之責也。”而“進化之說，不出諸史家之口，而出諸研究動物學之達爾文，與研究地質學之利愛爾，寧不可恥”！(56) 柳詒徵則從方法上感覺到了沖擊，他說，由于“古無文字，無名號，無年代，故人類起源之時，不可確指，僅能以理想推測其發生次序”；周、秦時代人推論遠古歷史，或“約舉其理”，或“斥言其誣”，后世治史者“亦不復遠溯古初”。而新方法傳入后，“今人以地質及古物推究人類之年代及進化之次第”，盡管仍然粗略，“不能如有史以后之事實，可確指其距今若干年，在何地，有何事實也”。(57)

　　重要的是證史的依據轉向地質及古物，前引清末《地學歌略》已說“地質考古，如讀史書”，而李提摩太等更明確提出“土層猶書葉”、“以掘地代讀書”的主張。這大概是后來考古學興起后有學者想發掘出“更精確、更復雜的‘地下二十四史’”的濫觴。(58) 具體要求也隨之出現了，1922年《史地學報》的一則評論說：“地質考察，常考究地層之年代，發現人類之古物遺骨，以推測遠古文化……而史家之掘地事業，又往往與地質學家相關聯。故吾人深望地質學會于其調查研究，尤當注重吾國地層之年代與古代之文化，以明其地位。雖深考研究有需他學之工夫(如人類學、考古學)，然發表所得，供研究之資，實地質學家應為之事。”(59)

　　其實，類似的工作已經開展，1916年成立的地質調查所的一些作為，也許就是《史地學報》寄期望于地質學家的實際出處。盡管李濟認為，在“當地質調查所初建時，中國知識分子的心態已一般接受了科學觀念，進化的理論已深入他們的意識中”，故地質調查遇到的困難主要是現實政治的，而不是思想方面的。(60) 但真正造成較多史家觀念改變的，還是地質調查所成立后所從事的考古工作，而實物證據重要性的普遍確立恐怕還要到后來的殷墟發掘。

　　三 地質調查所與中國考古學

　　胡適曾對物理學家吳健雄說：“國內科學界的幾個老的領袖，如丁在君、翁詠霓，都是博覽的人，故他們的領袖地位不限于地質學一門。”(61) 地質調查所能夠在古人類學、史前考古學領域有很大建樹，與丁、翁的支持密不可分。(62) 據翁文灝自述：“民國八年春，地質調查所即議以調查地質之便，留心人類遺跡。其時所員朱庭祜君適往熱河奉天采集化石，因囑其順為留意，果采得石斧等件。農商部礦政顧問安特生君旋即捐俸從事，于直隸河南均略有所得。民國十年安君先后至奉天錦西縣沙鍋屯及河南澠池縣仰韶村二處為詳細之測量及采掘……復于民國十二年至十三年在甘肅、洮沙、導河、寧定、鎮番、碾伯，西寧，青海等處發見同時代及較前較后之各時代器物骨骸等甚多。”(63)

　　安特生也說自己從地質研究轉向考古調查，丁文江與翁文灝的決定有舉足輕重的作用。其從事考古工作的開端，即根據朱庭祜和他自己的私人搜集者在北方各地的發現，使他在1921年從這些地點中選擇了兩處作為正式發掘地，(64) 這兩處遺址其實年代都較晚，已屬于進步的人類發展階段，但地質學家仍對其產生了極大的興趣，并運用地質學方法對之進行了調查和發掘。更重要的是，考慮到沒有其他政府機構更適合組織進行這類遺址的研究，地質調查所決定把有關古人類遺存的內容包括進即將出版的《中國古生物志》。于是安特生的《奉天沙鍋屯洞穴堆積》作為《中國古生物志》丁種的第1號第1冊在1923年出版。(65)

　　實質上，安特生等人的工作在1922年已逐步公開。1922年1月24日，《中華遠古之文化》一文在北京中外學者組織的“文友會”上宣讀。同年3月27日，安特生又在中國解剖學人類學協會的例會上宣讀了該文的一部分。此后，胡適曾專門向安特生索文以介紹新發現的石器時代遺址，后者以忙于為《地質匯報》與《中國古生物學》撰文為由轉而推薦了袁復禮。(66) 這年底，北大研究所國學門考古學室曾向地質調查所求贈考古學研究標本，翁文灝為此致函蔡元培說，幾種考古學的著述正陸續印刷，一二月后即可送達，并提及地質調查所計劃次年派員外出“調查地質兼采歷史以前之古物”，如果北大能夠給予經濟支助，“自更可多采標本以為貴校研究之用”。(67)

　　地質調查所不僅開啟了中國考古研究的先河，并且通過“北京人”等發掘工作將之持續下去，但其并非水到渠成，仍有許多曲折。在該所內部，章鴻釗曾提出先“實用”后“學理”的主張，擬側重礦物學而減低對古生物學的注重，而翁文灝則反對以“實用”和“理論”區分地質學門類的做法，指出地質學研究的結果之一是使人們的觀念發生了改變，“從前講歷史的止說到五千年以前，沒有文字的時代，沒有人把當時的情形記載下來，他們就不知道了。現在科學的研究，將文字以前幾十萬年的人類歷史，并且人類未發生以前幾千萬年的地球和生物的歷史都可以原原本本研究出來”。(68)

　　此外，一些外部因素也支持了地質調查所的考古研究。例如，安特生在1920年后進行的考古調查便是由瑞典中國研究會撥給經費；北京周口店龍骨山的發掘，據說最初也是由瑞典出資的。(69)“北京人”的發現公布后，地質學會、地質調查所和協和醫院聯合起來，說服美國洛克菲勒基金會出資研究周口店一帶的古生物，于是成立了新生代研究室，由丁文江出任名譽主任。(70)

　　由地質調查所作為重要發起者和組織者的中國地質學會也對中國考古學的發展起到了不容忽視的作用，成為中外地質考古等學者聚會與討論的重要場所。1922年1月27日，該會在北京成立，學會目標為“推進地質學及相關科學的發展”。是年3月2日舉行的第一次例會上，章鴻釗發表了題為《中國研究地質學之歷史》的講演，其中提及安特生，“到中國六七年，始終如一，到底不懈，發見的礦產，哺乳類化石和種種石器陶器，也是不少，大可增加中國地質上和文化上的價值”。此后在該學會的定期常會及各種特殊會議上，學者得以互相交流包括人類學、考古學在內的種種新發現和新問題。如1925年5月舉行的第十次常會上，安特生宣布了在甘肅發現的史前遺存，步達生則就該地發現的古人類遺骸的體質特征作了報告；同年9月第十一次常會上，美國亞洲探險隊的考古專家N.C.Nelson報告了在內外蒙古發現的數個文化層的遺存情況；1926年3月第四次年會上，Nelson宣讀了“Recent Archaeological Exploration in Central China”一文。(71)

　　該學會會志經常刊登有關考古學的文章，如章鴻釗的“Jade,Its History Value To Chinese People And Its Nomenclature”；德日進與桑志華(E.Licent)合著的“On the Discovery of A Palaeolithic Industry in Northern China”；德日進的“How and Where to Search the Oldest Man in China”；韓雷(C.M.Heanley)的《香港石器》和袁復禮的《香港新石器之研究》；《中國五千年前陶器上稻米遺跡之發見》(愛德曼、舒彼得合著)；《周口店洞穴堆積中國猿人層內石英器及他種石器之發現》(裴文中)、《周口店之火跡及其石器與骨器之意義》(卜歐理)、《北滿新石器時代文化之新材料》(羅伽什金)等。(72)

　　約在1923年春，梁啟超、朱啟鈐等人與地質學會的丁文江、章鴻釗、翁文灝組織了古物研究會，其主旨在于與地質調查所合作研究史前古物，預定次年秋季于河南和山西搜集研究對象，然后在地質調查所展覽，研究結果發表于《中國古生物志》。(73) 同年9月，當河南新鄭縣出土大宗古器物的消息傳出后，靳云鵬、丁文江受梁、朱之托請潘復介紹會員羅君美(按：靳云鵬電文稱羅君善)、羅圓覺和地質調查所的譚錫疇前往研究。羅、譚等人參觀完畢返回北京后，丁文江又與天津博物院的李詳耆前往參觀。次月初，丁與古物研究社協商，再次派譚錫疇與南開大學教授李濟同至鄭州“擇地采集”。(74) 李濟說，此次考察是丁文江邀請并介紹他與譚錫疇同行，并資助了兩百元的田野費用。(75)

　　李濟在新鄭的調查研究方法仍偏重于其在美國主修的體質人類學，(76) 但1924年前后他成為中國地質學會會員后，從而“有充分的機會認識許多國內地質學家和外國的科學家——地理學家、古生物學家和考古學家等”。(77) 到1925年，美國斯密松尼博物院的弗利爾藝術館向李濟提出合作發掘古物的建議，李濟就此征詢丁文江，丁說服他放棄在南開學校的教書工作，抓住這個親自采集第一手資料的機會。(78) 與弗利爾藝術館合作的西陰村史前遺址發掘也得到翁文灝的支持，翁同意袁復禮放下另一地質調查任務與李濟合作。(79)

　　地質調查所的考古工作從一開始就是多學科相結合的。袁復禮介紹1921年仰韶村發掘時就強調說：“這次的發現除對于文化史有貢獻外，對于農業田畝溝壕之變遷，天氣之轉徙，森林之勝衰，潛水之升降，河沙之增減，均有考據。所以與平常為古董去掘挖者不同。”(80) 這也影響到非地質學者，1926年李濟同袁復禮到山西調查，從絳州到曲沃時，“花了一天半的時間勘查這高原上的黃土階地。雖然這段旅程沒有什么特殊的考古收獲，但使我們得到一個研究黃土地層構造的好機會。我認為，要完全了解山西南部的考古學問題，關于黃土地層構造的某些知識是必需的”。(81) 李濟主持的安陽發掘最初在解釋地層形成上受到地質學解釋地層成因的影響，把小屯地下夯土的夯痕認作是因洪水沖刷而形成的水波遺痕。(82)

　　總體上，地質調查所的發現和研究影響歷史學者甚多。1921年初，胡適在給顧頡剛的信中說，中國的金石學、考古學還未上“科學軌道”，主張對東周以上的古史存疑。(83) 顧頡剛接受了這一觀點，他說：“照我們現在的觀察，東周以上只好說無史。”(84) 安特生的發現公布后不久，胡適又說：“‘九鼎’我認為是一種神話。鐵固非夏朝所有，銅恐亦非那時代所能用。發見澠池石器時代文化的安特森近疑商代猶是石器時代的晚期(新石器時代)，我想他的假定頗近是。”(85)

　　1923年秋，地質調查所陳列室開放，顧頡剛前往參觀，“始見石器時代的遺物，使我知道古代的玉器和銅器原是由石器時代的東西演化而成的，圭和璋就是石刀的變相”。(86) 這種影響很快波及一般知識分子，李濟一個任中學歷史教員的朋友回憶說：在地質調查所剛剛公布了在河南、奉天發現的石器時代遺址后，他便在講堂上“摒棄三皇五帝不談，開始只講石器時代文化、銅器時代文化”，而十年后，“情形是全變了，好些鄉下的小學生也都知道‘石器時代’這個名詞了”。(87)

　　1924年，顧頡剛為北大譚惕吾等人講國學時說，現今國學的趨勢有五派，其中三派與后來所說的考古學有關聯，一是考古學，用古代的實物和文字來解釋古史，羅振玉、王國維是其代表；二是東方古言語學及史學，研究亞洲漢族以外的各民族文化，該派學者在甘肅、***、中央亞細亞等處發掘，有巨大的發見；三是地質學，因發掘地層而得有銅器時代以前之古物，可助古史學之研究，因為各處實地調查而對歷史地理學發生新解釋，丁文江、翁文灝、章鴻釗等是其代表。因此，他在1926年說：“我們希望多出許多地質學家，從他們的研究里得到許多上古史料，補正我們的考古學會的研究。”(88)

　　古史辨運動發生數年之后，胡適談及“紙上學問如今都要跳在故紙堆外去研究了”，其所舉事例除甲骨文外，竟全是地質調查所的成果：

　　河南發現了一地的龜甲獸骨，便可以把古代殷商民族的歷史建立在實物的基礎之上。一個瑞典學者安特生發見了幾處新石器，便可以把中國史前文化拉長幾千年，一個法國教士桑德華發見了一些舊石器，便又可以把中國史前文化拉長幾千年。北京地質調查所的學者在北京附近的周口店發見了一個人齒，經了一個解剖學專家步達生的考定，認為遠古的原人，這又可以把中國史前文化拉長幾萬年。向來學者所認為紙上的學問，如今都要跳在故紙堆外去研究了。(89)

　　從本文重構的現代中國考古學早期歷史不難發現，這一學科從醞釀到建立經歷了一個復雜過程，其最明顯的早期學科源頭就是地質學。1870年代前后，在西方剛剛起步的關于古人類遺存及發掘等知識，通過地質學著作的譯介與傳播逐漸進入時人視野，并成為史家知識資源的一部分。到民初地質調查所初建時，中國學人在思想和心態上已有所準備，那時人類史前遺物的發掘通常由地質調查所的學者進行，不少人以為這正是地質學者應行之責，顧頡剛便將得到更多上古史料的希望寄予地質學家。而地質調查所從事的考古工作，也為史學家提供了新知，開始引起史家史料觀和古史觀念的轉變。

　　李濟后來撰文說，地質學對中國學術造成了巨大影響，“它在中國生根萌芽的過程，也可以說，代表西洋科學在中國萌芽生根的過程”。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田野工作和田野工作方法的觀念，可以說完全是由地質學家介紹到中國來的”。李濟認為傳統的中國讀書人視學問為書本的，而“勞心”、“勞力”有別的觀念更阻止了實際田野工作的發展。民初地質學者開始在中國實際從事田野工作，這才漸漸打破了讀書人與“勞力”的界限。考古學、民族學、語言學在中國的早期發展都與地質學有關，李濟自己和梁思永都受過地質學的影響，“這一影響將八百年來的傳統打破了。以前的考古學家多半帶有好玩的性質，俗謂‘古玩’……傳統的考古學者所重視的是藝術性，真正從事收集工作的是古董商，那被認為是小人的事。今日的考古，必須要自己跑路，與地質學家一樣”。(90)

　　夏鼐也認為中國現代考古學的來源之一是西方的科學，“其中一個特別有關的科學是地質學”。新型的地質學家“打破了中國士大夫的舊傳統，走出書齋，跑到廣闊天地的田野中做研究工作”，給中國現代考古學樹立了榜樣。(91) 鄭德坤對此有不同的看法，他認為中國的田野發掘工作有兩個不同的傳統，一是金石學家的訪古，一是西洋考古學家的發掘。清道光年間金石學家黃易研究武梁祠畫像時，也曾親自到山東嘉祥調查，并作過試探性的發掘。(92) 不過，個別人物的作為或不能代表中國讀書人不提倡“動手動腳”的整體傾向。更重要的是，李濟所說的田野工作并不僅僅是字面意義的“動手動腳找東西”，而是包括層位學等側重文物所處地下環境的一套系統方法。(93)

　　以安特生為代表的地質調查所的考古活動對當時中國史學界影響極大。1927年中央研究院在籌備過程中，即曾試圖將以李濟為領導的“考古學人類學”設在地質調查所內。(94) 但后來的發展是傅斯年籌設歷史語言研究所，李濟成為史語所的考古組主任。自此以后，地質學的影響即逐漸減弱，而以研究中國歷史為目標的考古隊伍日益強大，尤其史語所主持的殷墟發掘具有劃時代的意義，根本改變了多數史家的史料觀，或也因其顯著的國際影響而確立了考古學附屬于史學的學科劃分。(95) 結果，始為20世紀新史學者所樂言的考古學，長期附屬于歷史學。

　　注釋：

　　①梁啟超：《新史學》，張品興主編：《梁啟超全集》第2冊，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741頁。

　　②傅斯年：《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劉夢溪主編：《中國現代學術經典·傅斯年卷》，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340、350頁。

　　③李濟在1934年發表的《中國考古學之過去與將來》(《考古瑣談》，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27—137頁)一文中，使用了“現代考古學”這一術語。而夏鼐的《五四運動和中國近代考古學的興起》(《考古》1979年第3期)一文則將誕生于19世紀后半期，通過運用地層學、放射性碳素法等不斷改進的調查和發掘各種遺跡遺物并據以研究古代人類社會的學科定義為“近代考古學”。近來探討中國考古學學科史的文字多用夏鼐的定義，與李濟所說似無實際差別。本文所說的“考古學”皆指這一意義的考古學。

　　④根據《國家學科分類標準GB/T13745—92》，考古學為一級學科，而國務院學位辦公布的《授予博士、碩士學位和培養研究生的學科、專業目錄》(1997)以及教育部的學科專業目錄中，考古學屬于歷史學門類，為二級學科。

　　⑤稍晚，與上古史、進化論、人類學相關的文字中也涉及古人類遺存。參見顧定國：《中國人類學逸史》，胡鴻保、周燕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年，第27—32頁；王韜、顧燮光：《近代譯書目》，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3年。

　　⑥參見俞旦初：《二十世紀初年西方近代考古學思想在中國的介紹和影響》，《考古與文物》1983年第4期；衛聚賢：《中國考古小史》，上海：商務印書館，1933年；衛聚賢：《中國考古學史》，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年；王宇信：《近代史學學術成果：考古學》，收入張豈之主編：《中國近代史學學術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年；蔡鳳書：《追尋遠古的呼喚——百年考古學歷程》，濟南：齊魯書社，2003年；沈頌金：《丁文江與中國早期考古學》，《考古學與二十世紀中國學術》，北京：學苑出版社，2003年；閻文儒：《中國考古學史》，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年；李濟：《安陽》，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38—57頁；李濟：《中國地質學對現代中國社會人類科學的影響》，《考古瑣談》第1頁；鄭德坤：《中國田野考古與史前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8卷第1期，1976年12月；夏鼐：《五四運動和中國近代考古學的興起》，《考古》1979年第3期；格林·丹尼爾：《考古學一百五十年》，黃其煦譯，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年；保羅·G.巴恩主編：《劍橋插圖考古史》，郭小凌、王曉譯，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00年；陳星燦：《中國史前考古學史研究(1895—1949)》，北京：三聯書店，1997年。

　　⑦關于史學的“倒放電影”傾向，參見羅志田：《民國史研究的“倒放電影”傾向》，《二十世紀的中國：思想與學術掠影》，廣州：廣東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270—274頁。

　　⑧按“地理”本古漢語詞，《易·系辭上》已有仰觀天文、俯察地理之說。以之名學亦不甚晚，《舊唐書·賈耽傳》便說“耽好地理學，凡四夷之使及使四夷還者，必與之從容，訊其山川土之終始”。然近代學科體系中的“地理學”，其內涵和外延都已相當不同，更多是西來的。

　　⑨關于這類學科名稱在近代的確立及演變，參見張九辰：《中國近代地學主要學科名稱的形成與演化》，《中國科技史料》2001年第1期。

　　⑩魏源：《海國圖志》，長沙：岳麓書社，1998年，第2188頁。

　　(11)轉引自張以誠：《近代地質舶自歐羅巴》，《國土資源》2003年第1期。

　　(12)譚嗣同：《報貝元徵》，蔡尚思、方行編：《譚嗣同全集》上冊，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第219頁。

　　(13)章太炎：《地文學·序》，《章太炎全集》第4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06—207頁。

　　(14)以“地學”為名的相地風水之書除外。

　　(15)該書為雷俠兒(Charles Lyell，今譯賴爾)著，瑪高溫口譯，華蘅芳筆述，江南制造局刻本[無年代信息，但華蘅芳的“序”作于同治十二年(1873)]。該書出版時間一般認為是1873年，如翁文灝：《理論的地質學與實用的地質學》，《中國地質學會志》第4卷第2期，1915年6月；葉曉青：《賴爾的〈地質學原理〉和戊戌維新》，《中國科技史料》1981年第4期；黃汲清：《辛亥革命前地質科學的中國先驅》，《中國科技史料》1982年第1期；但艾素珍引徐維則輯、顧燮光補出版于1903年的《東西學書錄》，認為《地學淺釋》初刻于同治十年(1871)。見艾素珍：《清代出版的地質學譯著及特點》，《中國科技史料》1998年第1期。又據《同治九年三月初三日總辦機器制造局馮、鄭上督撫憲稟(附酌擬廣方言館課程十條、擬開辦學館事宜章程十六條)》中言：“自上年延請西士偉烈亞力、傅蘭雅、瑪高溫諸人各種西書，計前后譯成《汽機發軔》九卷、《金石識別》十二卷、《采煤要法》十二卷、……《地學淺釋》三十八卷……”見朱有

主編：《中國近代學制史料》第1輯上冊，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83年，第225頁。如此，則《地學淺釋》的中譯本在1870年似已經問世。

　　(16)《地學淺釋》中“太尼皮脫中古刀”一節的描述基于沃爾賽(J.Worsaae)在丹麥沼澤地的發掘，參見T.K.Penniman,A Hundred Years of Anthropology,New York:Macmillan,1936,pp.213—214.

　　(17)該書為文教治口譯、李慶軒筆述，上海益智書會，光緒七年初版。

　　(18)格羅夫：《地學啟蒙》，艾約瑟譯，上海總稅務司署：《西學啟蒙》叢書，光緒十二年刻本。

　　(19)傅蘭雅輯：《地學稽古論》，《格致匯編》第6年，上海格致書室，1981年，第22—34頁。

　　(20)傅蘭雅輯：《西學格致大全》，香港書局，光緒丁酉年；《續西學大成》，孫家鼐作序，上海飛鴻閣書林印，1987年。

　　(21)筆者看到的是光緒丁酉年武昌質學會的重刊本。

　　(22)賈恩紱輯：《地質學》，《普通學歌》之一，直隸學校司鑒定蒙學課本。

　　(23)參見艾素珍《清代出版的地質學譯著及特點》一文。王景沂在《科學書目提要初編》的《地學淺釋》條目下即注明：“近代地學家考驗物質，剖毫析芒，以知人類托始至近亦在五十萬年以前，蓋影響之利及科學者甚繁焉。讀是書者將藉以考見太古窮遞變化之理，非可與志怪搜神諸書同類而諷誦之也。”可以略見當時一般讀書人對地學知識的吸收和理解。參見王景沂：《科學書目提要初編》，北洋官報局印，無出版年月，但王景沂的序作于癸卯三月，即1903年。

　　(24)譚嗣同：《石菊影廬筆識·思篇》，《譚嗣同全集》上冊，第131—132頁。《石菊影廬筆識》為譚嗣同30歲以前的著作集，故其年代不晚于1895年。

　　(25)章太炎：《膏蘭室札記》卷3第428條“問運至野者”，《章太炎全集》第1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59—260頁。《膏蘭室札記》作于1891—1892年左右，見沈延國：《膏蘭室札記校點后記》，《章太炎全集》第1卷，第302—307頁。

　　(26)如第416條“天先成而地后定”，第421條“生海人至肖形而蕃”，見《章太炎全集》第1卷，第251—252、254—255頁。

　　(27)《中國西北部游記》、《佛教史跡探險》(無著者姓名)，《地學雜志》第1年第1號，1910年1月。

　　(28)鳥居龍藏：《西喇木倫及興安嶺地方旅行談》，《地學雜志》第1年第5號，1910年5月。

　　(29)海天：《楚莊王古墓之發見》，《地學雜志》第7年第72—73號合期，1916年2月。

　　(30)李志敏譯：《古代地理學》，《地學雜志》第1年第7號，1910年7月。

　　(31)賓古：《人類起源之時代》(日本東京大學講演稿)，石煥如譯，《地學雜志》第2年第16號，1911年7月；熊秉穗：《中國種族考》，《地學雜志》第2年第18號及第3年第3—4號合期，1911年9月、1912年4月。

　　(32)當時西學分科也在演變之中，1898年出版的《西學啟蒙》之第1冊總論西學，分10卷，其第7卷《格致》的內容包括“天文、質學、地學、動物學、金石學……歷學、稽古學、風俗學”等節。地學即“考此地殼面土石”成因，并其中“鳥獸蟲魚草木等跡”。對稽古學的解釋是“即昔人遺跡以考其時之風俗體制，如中國以鑒別鐘鼎石鼓等類為博古是也”。該書并稱“前時稽古之士惟考希臘與諸羅馬，近則人皆殫力竭思以廣稽各國洪荒之世”。參見艾約瑟：《西學啟蒙》十六種，上海圖書集成印書局，1898年。其中所說的“稽古學”或近于后之考古學，然含義尚模糊。

　　(33)魯濱孫：《新史學》，齊思和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64年，第160頁。

　　(34)參見俞偉超：《關于“考古地層學”問題》，《考古學是什么》，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年，第4—8頁。

　　(35)韋廉臣：《古初紀略》，《萬國公報》第9年第404卷，1876年9月9日。

　　(36)李提摩太、蔡爾康：《考古徵文求助說》，《萬國公報》第175冊，光緒二十九年七月，引自朱維錚主編：《萬國公報文選》，北京：三聯書店，1998年，第670—672頁。

　　(37)章太炎：《膏蘭室札記》第433條“地員二十五土”，《章太炎全集》第1卷，第264—265頁。

　　(38)章太炎：《訄書》初刻本之《原變》，《章太炎全集》第3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7頁。

　　(39)章太炎：《訄書》初刻本之《喻侈靡》，《章太炎全集》第3卷，第42—44頁。

　　(40)章太炎：《訄書》重訂本之《中國通史略例》，《章太炎全集》第3卷，第331頁。

　　(41)章太炎：《致吳君遂書》，湯志鈞編：《章太炎政論選集》上冊，北京：中華書局，1977年，第172頁。

　　(42)陳黻宸：《地史原理》，原載《新世界學報》1902年第4期，收入陳德溥編：《陳黻宸集》上冊，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第579頁。

　　(43)黃節：《黃史·總敘》，《國粹學報》第1年第3冊，1905年。

　　(44)夏曾佑：《中國古代史》，《民國叢書》第2編第73冊，上海書店據商務印書館1935年版影印，第6、16頁。

　　(45)舒新城編：《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中冊，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年第2版。

　　(46)賴康忒：《(最新中學教科書)地質學》，包光鏞、張逢辰譯述，上海：商務印書館，光緒三十一年。

　　(47)馬敘倫：《嘯天廬古政通志》，《國粹學報》第1年第3號，光緒三十一年三月二十日。

　　(48)梁啟超：《新史學》，《梁啟超全集》第2冊，第739—741頁。

　　(49)傅蘭雅輯：《地學稽古論》，《格致匯編》第6年，第22—34頁。稍后汪榮寶與葉瀾編著《新爾雅》中“釋地史”一條也說：“研究地球及動植物之變遷沿革而紀述之者，謂之地史。”上海：上海明權社，1903年，引自沈云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第44輯，臺北：文海出版公司，1977年，第118頁。

　　(50)參見北京高等師范學校史地學會編：《史地叢刊》第1卷第1期，1920年6月。

　　(51)武學易：《北京高師史地部籌備旅行計劃書》，《史地叢刊》第2卷第1期，1922年6月。

　　(52)《紀錄》，《史地學報》第1卷第1期，1921年7月。

　　(53)谷鳳池：《歷史研究法的管見》，《史地叢刊》第1卷第3期，1922年2月。

　　(54)蔡元培：《〈傅斯年致校長論哲學門隸屬文科之流弊〉附識》，《北京大學日刊》，1918年10月8日。

　　(55)地質學與歷史學的關系問題早已引起學者注意，1980年代出版的兩本《史學概論》在討論史學與其他學科的關系時，都用了一定篇幅講解地質學對史學研究的作用。參見白壽彝主編：《史學概論》，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74—276頁；吳澤主編：《史學概論》，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85年，第273頁。

　　(56)何炳松：《發刊辭》，《史地叢刊》第1卷第1期，1920年6月。

　　(57)柳詒徵：《中國文化史》上卷，上海：東方出版中心，1988年3月，第3—4頁。

　　(58)參見羅志田：《史料的盡量擴充與不看二十四史——民國新史學的一個詭論現象》，《歷史研究》2000年第4期。

　　(59)《所望于地質學會者》，《史地學報》第1卷第4期，1922年8月。

　　(60)李濟：《安陽》，第41頁。

　　(61)《胡適致吳健雄》，1936年10月30日，耿云志、歐陽哲生編：《胡適書信集》中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第705—706頁。

　　(62)關于地質調查所的考古工作參見陳星燦：《中國史前考古學史研究》；沈頌金：《丁文江與中國早期考古學》，載《考古學與二十世紀中國學術》。

　　(63)翁文灝：《近十年來中國史前時代之新發見》，《科學》第11卷第6期，1926年。

　　(64)J.G.Andersson," An Early Chinese Culture," 《地質匯報》第5卷第1冊，1923年10月，第2頁。安特生將學術研究重心由地質轉向考古與瑞典考古學者蒙德留斯(Oscar Montelius)的鼓勵也有相當關系，見陳星燦、馬思中：《蒙德留斯與中國考古學》，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21世紀中國考古學與世界考古學》，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年，第686—695頁。

　　(65)J.G.Andersson,The Cave-deposit At Sha Kuo T' un In FengTien(《中國古生物志》丁種第1號第1冊，Peking:Geological Survey of China,1923)及An Early Chinese Culture(《地質匯報》第5卷第1冊)中亦有相關敘述。

　　(66)袁復禮：《記新發現的石器時代的文化》，《國學季刊》第1卷第1期，1923年1月。胡適在該文前略述此事。

　　(67)《地質調查所所長翁文灝致研究所所長函》，《北京大學日刊》，1922年12月8日。

　　(68)章鴻釗：《中國研究地質學之歷史》；翁文灝：《理論的地質學與實用的地質學》，《中國地質學會志》第1卷第1—4期(1922年)、第4卷第2期(1925年6月)。后一傾向或也是丁文江努力的結果。翁文灝回憶說，1914年他擔任地質研究所主任教授時，苦于找不到一個人肯教古生物學。丁文江從云南調查返京后，即毅然擔任此課，“這是中國人第一次教古生物學”。葛利普1920年到北京大學地質系任教授，也是由丁文江聘請來的。見《翁文灝悼丁文江文兩篇》，《民國檔案》1994年第1期；《回憶一些我國地質工作初期情況》，《中國科技史料》2001年第3期。

　　(69)Roy Chapman Andrews,Meet Your Ancestors-A Biography of Primitive Man.New York:the Viking press,1945,pp.87—100.

　　(70)李濟：《中國地質學對現代中國社會人類科學的影響》，《考古瑣談》，第47頁；李濟：《安陽》，第52頁。Andrews則回憶說是步達生出面說服洛克菲勒基金會向周口店投資的，參見Roy Chapman Andrews,Meet Your Ancestors-A Biography of Primitive Man,New York:The Viking Press,1946,pp.87—100.

　　(71)參見《中國地質學會志》第1卷第1—4期，1922年；第4卷第3—4合期，1925年；第5卷第1期，1926年。

　　(72)參見《中國地質學會志》第1卷第4期；第3卷第1期，1924年3月；第5卷第3—4合期；第7卷第3—4合期，1928年12月；第8卷第4期，1928年12月；第11卷第2期，1931年12月。

　　(73)" Geological notes and news," 《中國地質學會志》第2卷第1—2期，1923年6月。

　　(74)李汝謙編：《津靳上將軍來函(9月12日到)》、《天津潘馨航君來函(9月15日到)》、《天津靳上將軍來函(9月30日到)》、《天津潘馨航君來函(9月30日到)》、《中國古物研究社來函》，《新鄭出土古器圖志全編》，臺北：成文出版社，1968年影印，第174、178—179、224、227、236頁。

　　(75)李濟：《我與中國的考古工作》，李光謨編：《李濟與清華》，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1994年，第161—163頁。

　　(76)李濟：《新鄭的骨》，《李濟與清華》，第3—16頁。關于李濟從事的體質人類學研究情況，參見李光謨：《始終未能忘情于體質人類學》，《從清華園到史語所——李濟治學生涯瑣記》，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260—263頁。

　　(77)李濟：《安陽》，第65頁。

　　(78)李濟：《我與中國的考古工作》，《李濟與清華》，第161—163頁。

　　(79)李濟：《西陰村史前遺址的發掘》，《李濟與清華》，第30頁。

　　(80)袁復禮：《記新發現的石器時代的文化》，《國學季刊》第1卷第1期。

　　(81)李濟：《山西南部汾河流域考古調查》，《李濟與清華》，第24頁。

　　(82)張蔚然：《殷墟地層研究》，《安陽發掘報告》第2冊，1930年。陳星燦指出，1921年到1931年間的中國史前考古研究已比較重視分析地形地貌氣候植被等，他稱之為“地質學傳統”。見氏著：《中國史前考古學史研究(1895—1949)》，第162—168頁。

　　(83)《胡適致顧頡剛函》，1921年1月28日，顧頡剛：《古史辨》第1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22—23頁。

　　(84)《顧頡剛致“伯祥兄”函》，1921年6月9日，《古史辨》第1冊，第35頁。

　　(85)《胡適致顧頡剛函》，1923年5月30日，《古史辨》第1冊，第199—200頁。

　　(86)顧頡剛：《自序》，《古史辨》第1冊，第57頁。

　　(87)李濟：《中國考古學之過去與將來》，《考古瑣談》，第127—128頁。

　　(88)顧潮編著：《顧頡剛年譜》，第96—97頁；顧頡剛：《一九二六年始刊詞》，《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周刊》第2卷第13期，1926年1月6日，第9—10頁。

　　(89)胡適：《治學的方法與材料》，《胡適文存》第3集，《民國叢書》第1編第95冊，上海：亞東圖書館，1930年，第204頁。

　　(90)李濟：《中國地質學對現代中國社會人類科學的影響》，《考古瑣談》，第40—50頁。

　　(91)夏鼐：《五四運動和中國近代考古學的興起》，《考古》1979年第3期。

　　(92)鄭德坤：《中國田野考古與史前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8卷第1期，1976年12月。

　　(93)參見李濟：《中國古器物學的新基礎》，《安陽》，第315—333頁；張光直：《李濟考古學論文選集·編者后記》，《中國考古學論文集》，北京：三聯書店，1999年，第440頁。

　　(94)林文照：《中央研究院的籌備經過》，《中國科技史料》1988年第2期。

　　(95)關于殷墟發掘的國際影響及對中國學者史料觀的影響，參見Wang Fan-sen,Fu Ssu-nien:A Life in Chinese History and Politic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0,pp.82—87,93—95; 王汎森：《民國的新史學及其批評者》，收入羅志田主編：《20世紀的中國：學術與社會(史學卷)》，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76—83頁。

來源：《歷史研究》200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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