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沿拓展：

“美的物品必然形成美的生活，又必然培養美的情操。”

日本民藝運動的這一重要結論，使得日本在經濟崛起中，形成傳統和現代的共生共榮。

（作者攝于2018年）

文/蔡運彬

（轉載請注明出處、署作者名）

（作者蔡運彬攝影）

日本人善于在細節上做到極致。

無論是車站，還是百貨公司，樓梯通常都有兩層扶手，矮的一根專門給小孩使用。

東京的自來水可直接喝，背后，是水道局每天對全市的131處水龍頭做50項檢測，并于當天向市民公布。

家電不能亂扔。

扔一臺電視機，需付3000日元左右的回收費；

扔一臺電冰箱，則需5000日元左右。

每臺家電上都掃描有購買者的資料，如果亂扔，將會收到嚴厲的處罰。

他們修剪長出院子的樹枝，只是因為怕自家的落葉會給他人帶來不必要的麻煩；

他們在紙盒裝牛奶盒上設計一個凹槽，是為視障人士幫助區分純牛奶和其他含乳制品。

他們甚至設計生產幾十種口味的醬油，以滿足人們千奇百怪的需求。

比如澆奶酪醬油、粉末狀醬油、咖喱醬油、水果醬油、香菜醬油、辣醬油……

只有你想不到的，沒有他們做不出來的。

也正是這種“鉆牛角尖”，才形成了日本人在細節上做到極致的精神。

但，在這種日本文化精神的背后，離不開一個國家的影響：中國。

（作者蔡運彬攝影）

影響日本的兩個中國和尚

歷史上，東渡日本的中國人很多，主要是出于理想，弘揚佛法。

他們不僅帶去了佛法，也帶去了中國文化。

最有名的是唐朝的鑒真和尚。

他知識淵博，除了精通佛法，對建筑、繪畫、醫學和工藝美術的造詣也非常深。

那時，唐朝的先進文化在世界上屬于牛逼格拉斯，絕對的大哥大。其他國家紛紛前來攀交情，以能與之學習和通商為榮。

有一次，來了兩個日本和尚，他們打聽到揚州的鑒真大師是神一般的存在，便想邀請鑒真到日本去傳播佛法。

鑒真已經年過半百，但壯志未酬，兩個僧人喚起了他心中更大的“理想”。

當時的朝廷嚴禁私自出海，鑒真便偷偷制造海船。造著造著，不知道是不是擾民了，有一個人看不慣，告發了官府，船被沒收。第一次東渡失敗。

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也都因這樣那樣的原因，始終就是差臨門一腳，沒有成功。

第五次出海更慘。剛出門就遇到了狂風巨浪，海船最后失去控制，在海上漂泊了半個月，一行人奄奄一息時，幸好被一群海南島的當地人救上岸去。

于是，鑒真等人在海南呆了一年，修建大云寺，繼續講授佛法。

直到753年，日本政府派“遣唐使”到中國。終于，這一次鑒真跟隨日本大使的船只，在海上航行了四十多天，抵達了日本。

這時，鑒真的身體已經很衰弱了，視力也變得模糊起來。他最得力的弟子因為積勞成疾離開了人世，那兩位邀請他去日本的和尚，一個已去世，另一個也離開了他。

日本天皇聽說唐朝的高僧歷經九死一生來到日本，大為感動。不僅舉辦了隆重的歡迎儀式，還讓他負責統領日本的佛教事務。

在天皇的支持下，鑒真開創了日本律宗。

到了宋代，同樣有一位傳奇僧人，給日本帶過去了禪與生活。

他在日本的影響很大，但不為中國人所知。

這個人叫冉道隆。

1213年（南宋），道隆出生于涪江郡蘭溪邑（今重慶市涪陵區藺市鎮銅鼓村）。13歲在成都大慈寺出家，法名道隆。1246年，道隆在日本和尚明觀智鏡的促成下，東渡日本，著書立說。

道隆禪師33歲去日本，又用33年時間在日本傳播禪宗和宋學。

他開創了日本臨濟宗建長寺，被譽為日本禪宗初祖。

道隆帶去的中國禪宗主張“不立文字，教外別傳，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提倡精神修養，“明心見性，大徹大悟”，受到日本平民和武士階層追捧，前往建長寺參拜皈依者絡繹不絕。

其間，雖因名聲過盛，遭過日本舊宗的排擠和陷害流放。雖對日本的國民劣根性頗有微詞，但不改道隆禪師弘法之志。

他在日本仍陸續籌建禪寺近50所，弟子遍及日本。

宋朝，是一個除了打仗不行，其他都很行的朝代。

那個時代的人，生活都很有儀式感，禪茶、插花、書畫、藝術……無所不用其極。

道隆不僅把純粹的中國禪學帶到了日本，也把宋代法寺建筑和生活美學傳入日本。

他對后世日本人的影響，甚至超過了鑒真法師。

比如書法，他開日本書法變法之先河；

比如茶道，他在日本建長寺的僧人中，助推喝茶，逐漸形成了日本人的獨特茶道藝術；

比如武士道精神，日本武士從道隆禪師的吃苦、清貧、儉樸、禮儀、勤學、信仰中，找到了日本武道士精神核心：忠誠、信義、廉恥、尚武、名譽……

他有很多個第一：

他開創了鐮倉（日本當時的首都）的第一個禪宗道場；

他開創了日本的第一個禪寺；

他開創了日本臨濟宗建長派；

他是第一個獲得日本國禪師稱號的人；

他在日本傳法時間最長……

道隆法師將宋文化（儒佛道）傳入日本并與日本文化融合。影響了一代又一代日本人。

如今，每年都有日本人不遠萬里，前往重慶涪陵冉道隆的故居祭拜。

而鑒真和道隆兩位大師，只不過是歷史上的中國人影響日本社會和文化的一個縮影。

影響日本的一本書

中國歷史上，曾發生過很多次“我們的驕傲多半是基于我們的無知”。

尤其是明清兩代。

明清兩代，我國曾出現了兩本對世界產生重要影響的書籍。一本是《海國圖志》，另一本便是《天工開物》。

無一例外，它們都被那個時代的中國所拋棄。

被拋棄的《天工開物》，被譽為“中國17世紀的工藝百科全書”，初印于明崇禎十年（1637年）。書中有上、中、下三卷共18篇，附錄123幅插圖，描繪了130多項生產技術和工具的名稱、工序與形狀。

作者宋應星是個高考失敗分子，參加了幾次進京趕考結果都落榜了。歷次沿途經歷，看過很多民間技術和工藝。最后一次落榜時，他自知通過考試已無法改變自己的命運，于是下決心做一點有意義的事情。

在他寫就的這本書里，重點是對手工業和農業的記錄。手工業方面如：采煤、兵器、紡織、火藥、紙、硫磺、磚瓦、機械、榨油、染色、制鹽、陶瓷和燭等；農業方面則包括耘草、育種、擂秧、水稻浸種等。

但，這么翔實而重要的一本書，在明末和整個清朝期間，都沒有流行開來，一直被統治者所雪藏。連大而全的《四庫全書》里，提都沒有提到過這本書。

清朝封禁200年，后來傳入日本，被日本人當成瑰寶。

1771年，識貨的日本人柏原屋佐兵衛發行了《天工開物》。這是在日本的第一個翻刻本，也是第一個海外刻本。

此書一出，立即引起了另一個識貨的日本人的重視。

那時有個重要的戰略理論家叫佐藤信淵，他依據此書提出了富國濟民的“開物之學”，從而激發日本向外部學習的氛圍，推動了日本經濟的發展。

可以說，日本農業的興盛，很大程度得益于這本書。

（日本人的《天工開物》比原著晚出版126年，衣服換成了和服，但奇怪的是圖中甘蔗，日本并不盛產甘蔗）

與宋應星“貴五谷而賤金玉”的思想一脈相承，有關工具的描述在《天工開物》中最為詳盡。這種對工藝的記錄與解說，影響日本至今。

在《天工開物》的“乃粒”中關于農用的工具，說到了耒耜、耕犁、水車、踏車﹑牛車﹑拔車﹑筒車﹑高轉筒車、桔槔﹑轆轤、耬車、風車、耨、耙、摜床、木礱、土礱、谷篩、面羅、杵臼、水碓、水磨、石磨、梿枷、石磙、石碾、水碾等；

在“乃服”中的紡織工具，講到了繅車、絡車、緯車、紡車、牽經車、漿紗車、腰機、花機、軋花機、彈棉弓等；

此外，還有“作咸”中的打井和制鹽工具；“甘嗜”中的糖車；“陶埏”中的拉坯碌碌；“舟車”中的海船、漕船、獨輪車；“膏液”中的榨具；“殺青”中的做紙工具；“冶鑄”、“錘鍛”中的木風箱等冶煉、鍛打工具；“佳兵”中的弓弩與火器；“珠玉”中的開采和琢玉工具等……

直到現在，日本的出版物依然可以找到大量類似于《天工開物》的影子。

他們有很多出版物，專注于某一類事或物，記錄精深而翔實。

比如，一根釘子有什么講究？

他們可以用43種釘子的手繪圖來解釋其中的細微區別。

比如，釣魚“鉛錘”怎么使用？

他們可以給你展示60種鉛錘，讓對這一類有興趣的人可以去做深入研究。

諷刺的是，到了民國時期，中國才以進口的方式，將《天工開物》引入國內。

清朝覆滅后，一些學者聽說過這本書，想重印，但在國內怎么都找不到。直到1926年，地質學家丁文江才在日本帶回了日文版的《天工開物》。

《天工開物》出版距今385年。

反觀經歷過幾個朝代的興衰，不由得發現：一個國家，如果手工業不發達，輕工業很難發達；輕工業不發達，重工業很難發達；重工業不發達，高精尖也很難發達。

第一個提出對無形文化的保護

日本的《文化財保護法》在1950年就立法了。

當時二戰剛剛結束，作為戰敗國，他們有很多東西要重新開始建設。但日本人認為，他們的政治、經濟、軍事全在美國人手里，屬于被占領國，剩下的就只有文化了。

只要他們的文化在，就亡不了國。

日本對民間文化的保護在世界上都是首屈一指的。

比如他們對傳統節日的保護，對民族服裝的保護，還有民族演藝的保護，都做得非常好。

上世紀70年代之后，日本的經濟發展起來了，他們為了在國際上發聲，派了很多人參與世界國際組織。現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中有很多都是日本人。

日本也是第一個提出對無形文化保護的國家。

后來韓國也跟日本學，搞起了《文化財保護法》。

日本最早提出無形文化的概念，美國叫民俗文化，中國叫民間文學藝術、民間文化遺產，最后統稱為“非物質文化遺產”，簡稱：非遺。

中國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概念，是因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的中文翻譯就叫非物質。雖然很拗口，但現在大家都這么叫了。

因為這個名字很拗口，后來隨之也打了不少口水仗。

比如，有專家說“非遺文化”這個說法是錯誤的。尤其是有個副研究員在演講中多次提到，

因為非物質文化遺產包含了文化的概念，以后你們不能這么叫了。

但立即有人不以為然。你們專家認為對，只是因為那是它的學名；而老百姓喜歡叫小名，比如“小岳岳”，哪管他重復不重復，通俗易懂還親切，就行了。

（如果為了顯得嚴謹，畢加索不能叫畢加索，要叫全名：巴勃羅·迭戈·荷瑟·山迪亞哥·弗朗西斯科·德·保拉·居安·尼波莫切諾·克瑞斯皮尼亞諾·德·羅斯·瑞米迪歐斯·西波瑞亞諾·德·拉·山迪西瑪·特立尼達·瑪利亞·帕里西奧·克里托·瑞茲·布拉斯科·畢加索。好，請你一分鐘把他全名背下來！）

更有人認為非遺文化的說法沒有問題。“非物質文化遺產”文化，只不過中間省略了一個“的”字。

有“物質文化遺產”的文化，也有“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文化。

“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文化，句式套用在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任何一個項目中也是通順的。比如國家級非遺“成都漆藝”，加了文化二字就是“成都漆藝文化”。以此類推，“苗族古歌”文化、“吳橋雜技”文化、“太極拳”文化、“中醫診法”文化、“春節”文化……

“非遺文化”，朗朗上口，易記易傳播。在老百姓眼里，比起“非遺”的沒文化，它是有文化的，是個好詞。比起“非物質文化遺產”，也不會誤以為：非物質、非文化。

扯遠了。

其實，非遺也好，非遺文化也罷，叫什么并不重要，叫得響才重要。

日本很少在理論上糾纏，但在實操頗為見長。

有一句話很能說明日本人的思維準則：“佛心鬼手”，其意義就包含著“日本人是不會對手段的選擇附帶意識形態要求的”，但卻善于把外來文明中的價值觀“去皮吃心”，也就是我們常說的“去其糟粕吸其精華”。

針對中國，他們唐不學太監，宋不取纏足，明摒棄八股，清嚴戒鴉片……，這些都是日本人有區分的吸取外來營養的最好例證。

（這部分內容太多，分上下兩部分發。下集內容：《工匠精神的形成》、《“人間國寶”制度》、《最基本的生活教育》。）

拓展知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