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沿拓展：

作者李庚翔1950年出生，曾任企業高管、咨詢管理顧問、講師。1950至1957年其間居住在和平區馬場道，其親友大部分也都曾居住在五大道地區，對五大道有著深厚的感情。

我從出生到七歲是在天津的馬場道度過的。在我出生之前，爺爺奶奶帶領全家已經搬出了特別一區福建路2號老宅（位于舊德租界、現河西區），住進了英租界。

福建路老宅是一棟三層的德式花園洋房，院子里有荷花池和花窖，抗戰時房子被日本人強征，全家被迫離開。

而馬場道的住宅則是一座尖頂洋房（老門牌250號），這房子原屬徐家，后來被我家租用，爺爺李士熙就是在這所宅子中于1943年去世的。

馬場道250號舊居 (舊門牌)

我們一房我有兩位伯父五位姑姑，都是按照家族大排行排輩。那時六伯父李堯藩被派駐美國任中國銀行經理，因二戰的爆發無法回國，直到 1948年才得以回津探親。

父親將與自己正在熱戀中的母親介紹給六伯父，六伯父很高興，臨回美國之前說了一句：“小弟，這位小姐人很好，祝你們幸福！”。

馬場道250號舊居 (舊門牌)，攝于1948年。

七十年后的今天，我的父母都已相繼辭世，六伯父也于前年以104歲的高齡在洛杉磯仙逝，而這張站在馬場道宅前高臺階上的家族合影，便成為了彌足珍貴的紀念。

1948年，父母結婚。

我的父母在1948年六伯父回美國后不久結婚了，男方的證婚人是周學輝，女方證婚人是袁克定，因六伯父一家已經定居美國，所以父母就住在六伯父夫婦原來的房間，連家具用的都是六伯父的。

我們一家三口

我是1950年出生的，母親告訴我，是天津著名婦產科大夫丁懋英接生的我。她告訴母親，為我接生后她就要出國了，果然不久就去了香港。

在產房，母親的兩位最要好的耀華中學同學黎雪玲與徐謙來看剛出生的寶寶。母親要她倆當我的干媽，她倆那時還沒有結婚，羞澀地說“就叫干爸吧！”，所以我剛出生就有了兩位“干爸”。

我兩歲時，大家族解體了，離開這座住宅后，各房另立門戶。

一家三口在洛陽道積善里二樓后平臺。

因洛陽道積善里是四姑家的房產，所以就安排奶奶與九伯父一家住到積善里33號，而隔壁31號就是四姑家。

十二姑搬到了河北路順和里，十姑搬到了馬場道照耀里，位于曲阜道的養和里是外公李典臣的房產，其中109號屬于我母親所有，我們本應搬到自己的住宅。

那時房客尚沒騰出，而這時恰好馬場道安裕里四號的一層空了出來，那是潘四奶奶（民國國務總理潘復的四兒媳、長江巡閱使、安徽督軍張勛的女兒張夢湘）的房產，外公與潘四奶奶是好朋友，于是我家就搬到了安裕里四號。

隨后養和里109號又騰出一層，就安排十一姑住了進去。

這安裕里4號，一住就住到了七歲，所以七歲之前，給我印象最深的當然就是這條馬場道了。

那時的馬場道，中間有低矮的松墻，蜿蜒的馬路是那么的靜謐，間或有幾輛汽車經過，包括那大鼻子、歪膀子的13路公共汽車。

馬路兩邊是高低錯落的洋房，掩映在槐樹的樹蔭下。馬路兩邊的便道鋪設的是大塊黃灰色的水泥磚，上面有密密麻麻的小孔，給我的感覺特像一塊塊的餅干。

而馬場道上最顯眼的就是天津師范學院、天和醫院、香港大樓與疙瘩樓這些大塊頭建筑了，余下的大都是兩三層的小洋樓。

我家所在的安裕里是一個很短的死胡同，胡同口臨馬場道，在天和醫院對面。胡同左手住宅解放后為高干所占，右手的臨街住宅住了很多住戶。

靠里的住宅是丹華火柴廠東家林家的住宅，小胡同走到頭是面對馬場道的并排兩個鐵門，右邊是駐軍大院，左邊就是我家住的安裕里四號。

安裕里4號舊居

這是一棟獨棟的兩層別墅式建筑。我家住底樓一層，有三個居室，后面下臺階是廚房，中二樓有個小過間，再往里就是洗手間。洗手間寬敞明亮，花磚鋪地，白色瓷磚到頂，洗手池馬桶浴盆俱全。

二樓再上去是一個三十多平方米的大平臺。樓房的大門是法式冰花玻璃的落地門，門廳是大理石地面。

樓下我家一間大房間做客廳，一間小的做臥室，最小的是傭人房住陳媽。房間里是大玻璃窗，地面鋪的是細條的菲律賓木人字拼花地板。

樓前有一個小院，小院的車房及后面的平房還住有兩戶人家。二樓住著沈家，當時僅記得沈家的兩個男孩叫沈鋼、沈鐵，比我大幾歲。沈鋼能用鐵絲彎成一個彈弓，這叫我特別的羨慕。

令我沒有想到的是，去年居然聯系上了已在澳洲定居的沈鐵，他告訴我他以下還有弟弟妹妹，而哥哥沈鋼則早已過世。沈鐵現在是澳洲華人僑領，我為能夠聯系上沈鐵而高興，為沈鋼的過早過世而唏噓。

家里對我管得很嚴，輕易不讓我走出小樓。記得有一次旁邊駐軍大院來了一車的稻草，就卸在院子里，我一個小孩子偷跑出來看到了開心的不得了，在稻草上面打滾玩。

不料有小朋友告到我家說我“禍禍稻草”，結果被父親打了一頓還罰站。那時的罰站就是讓站在屋子的門后，直到大人把我放出來。我母親曾經對別人說我那時特乖，叫罰站就在站門后一動不動，有時大人忘記了還找我呢！

我還給父親惹過一回“禍”。

有一天突然派出所來了位警察，對我父親進行詢問，繞來繞去，我父親才明白警察在盤問我父親是否抽大煙，給父親弄得丈二和尚愈發摸不著頭腦。

再后來警察終于說“是你家孩子告訴別人的！”，父親趕忙問我都說什么了？那時我才三四歲，指著父親抽的雪茄對警察說：“我爸爸抽大煙！”結果是警察與父親都尷尬的笑了。

安裕里胡同口豎著兩個石柱，禁止汽車進入，所以胡同里總是安安靜靜的。胡同對面的天和醫院原來叫做西湖飯店，樓頂的涼亭內總停著幾只鴿子。

父親有一只捷克氣槍，有一次他在胡同口用槍瞄準了亭子里的鴿子，旁邊有人饒有興趣地看著他。

可當他真的打下一只鴿子的時候，那位看客說話了，說你剛才打下的就是我家的鴿子，它不是一般的鴿子，是用重金買回來的種鴿，而且它們是一對，這你得賠。

父親一看知道遇上“碰瓷”的了，只好賠錢了事。

作者與表姐

我小時候的玩伴很多，那時我們這一輩里有好些孩子歲數都差不多，比如九伯父家的堂弟，十二姑家的表哥表弟，十一姑家的表姐表妹，大姨夫家的表哥等。

上幼兒園之前，我家的陳媽會用竹子推車推著我，去疙瘩樓找表哥玩，而他家的保姆也會推著他來找我玩。

十一姑家是我最常去的，有時我與表姐玩，小妹就生氣說：“你們再不帶我玩兒，我就告娘去！”。

我們家和姑姑家好些用的物品都一樣，如我們用的小紅塑料筷子、綠花的搪瓷碗、灰藍色帶小白點的大搪瓷盆（洗澡用的）等等。

在姑姑家的大平臺，我們幾個小孩玩和平棍兒，姑姑家的保姆就給我們炒黃豆吃，有時姑姑還會帶我們去吃核桃酪。姑姑沒有男孩，待我如同兒子一樣，特好。

作者（右一）與兩位表弟在洛陽道奶奶家院子里。

親戚之外，玩伴中除了沈鋼、沈鐵，還有在大理道住的佳寧與老虎，他們姐弟的父親叫田建國，是山東督軍田中玉的獨子，母親是我母親的耀華同學，姐姐佳寧大我半歲，弟弟老虎小我半歲。

我在他們家玩時看到有粗粗的彩色鉛筆，很喜歡，回來后母親就給我買了彩筆與畫紙。從那時起，我就開始喜歡上了畫畫。

有一天，佳寧、老虎隨他們的媽媽住到了我家，幾個月離開后就再也沒有見到他們，直到我長大后才知道他們的父母離婚了。

該上幼兒園了，母親先是領著我去報考“四友”，但是笨笨的我回答老師的兩個提問都錯了。

老師問我“你家幾口人呀？”

我說四口：有我，有爸爸媽媽，還有陳媽。

老師又問“你是男孩還是女孩呀？”

我說“我是女孩兒”，

把老師都逗樂了，其結果就是與“四友”擦肩而過，去了“培育”幼兒園。

培育就坐落在香港大樓旁邊（即后來的和平區六幼，已拆除），好在我的表哥表姐們大都在這里，所以進入培育感覺很親切。

在我兒時的印象中，培育有個大大的院子，紅色的木柵欄圍墻，英式的小洋樓，教室內是軟木地板，還有寬敞明亮的大平臺。

我們進入教室時有老師的風琴伴奏。老師們都非常和藹可親，教我們唱歌跳舞，做手工，做游戲。中午我們都要午睡，然后吃下午點心，有水果和蛋糕。

院子里有滑梯、蹺蹺板、有沙坑，沙坑旁還有大大的木積木，那是用三合板做成的，看起來挺大，但一點也不重，還可以拼起來搭成小房子。

那時每天有位常師傅蹬著一輛兒童車來接我去幼兒園。

他在前面蹬車，后面是帶棚的小屋，左右開有兩個小窗戶，里面可做四位小朋友，常師傅在安裕里接完我，還要去革新里接李慰先（我堂兄李庚鑑的女兒，與我同歲）和劉文杰（我表姐家養女之子）。

我的一位幼兒園同學叫姚俊華（原天津市副市長姚俊之女），她家就住我家附近，我從安裕里出來往右一拐，從馬場道進入昆明路不遠就是她家，進入一個很獨特的拱門后是洋式平房。

她家并非奢侈，卻非常西化。姚俊華有自己的家庭兒童區，有各種各樣的洋娃娃。她穿的裙子有很多皺褶，就像洋娃娃一樣漂亮。我曾被她母親邀請去做客，我母親也邀請俊華來我家做客。

我們班還有個高大的男孩叫曹學文，住在美國大院。他是我孩時除去沈鋼沈鐵外崇拜的另一位帥男孩，既聰明又調皮。

一次我們逗著玩，他將我的眼睛碰了一下，痛得我半天睜不開，被送回了家，點了幾天眼藥才好，但我知道他不是有意的。

文革后在北京我見過他一次，他的表哥與我的表哥是清華同學，他人已經比我高了半頭。

父親母親常帶我去吃飯的地方就是起士林。那里的一層與二層中間是通透的，鋪設的軟木地板可以跳舞，有寬敞的大理石樓梯通向二樓，餐椅是沙發座的鋼管圈椅，呈乙字型，時尚典雅。

我那時最愛吃沙拉，喝紅菜湯，卻往往吃過抹著黃油果醬的面包后，只能吃一點沙拉喝一點湯，正餐卻吃不下去了，父親則是不變的奶油烤雜拌和罐悶牛肉。

母親還常常帶我去華士林買點心，華士林是位于馬場道劉冠雄舊居對面的一家小店鋪，卻很有名。

那里有黃油三角餅、奶油角，還有一種窄長的小蛋糕，并排粘在紙上，我給它起的名字叫“鞋底兒”，特別好吃。

小時候我的身體比較瘦弱，一有病就會請一位出診的醫生來我家，他提著一只小小的皮質藥箱，給我開藥和打針。

若理發就去馬路對過天和醫院旁的一家小理發店，記得那位禿頭的理發師傅剪起頭發來“嚓嚓嚓”的倍兒溜！不剪時也會“嚓嚓嚓”的擺弄剪子，將剪子“玩”得特酷。

而起士林對過的平安電影院則賦予了我最初的電影情結，我最早記得的電影就是印度電影“兩畝地”。

最難忘的就是看完電影后走出來的那一瞬間，天一下子變得黑了（因為進去時天還亮著，看完電影已經是晚上了），大家從旁門魚貫而出，看到華燈初上，再配上一聲聲的吆喝：“楊村的糕干”，把我一下子從電影情節拉回到現實之中。

作者與父母在海河大光明擺渡口。

父母還曾帶我去海河擺渡碼頭看大火輪，那巨大的船身和高聳的煙囪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腦海。

后來有一次母親帶我去師范學院看八舅，八舅知道我喜歡畫畫，就拿出紙筆叫我畫一個我最喜歡的畫，我就畫了那天看到的“民主十一號”大火輪。

那時外公也已經離開了小營門131號的大宅子，舉家遷往北京，開始借住毛家灣潘復的公館（此宅后來改為林彪帥府），后搬到南鑼鼓巷東不壓橋朱家的一套宅院。

不過外公或大舅也不時會來天津，就住在我家，幾十年后才知道那是來天津處理資產的，包括變賣一些房產與首飾。

外公喜歡孩子，常常用胳膊裝成大象的鼻子晃來晃去逗我樂。

大舅愛喝啤酒，我見到舅舅就說：“舅舅喝啤酒！”舅舅就會假裝在拍球，我就裝做是皮球蹲在地上跳呀跳，我跳一下舅舅就拍一下，逗得大人們哈哈大笑。

1956年，大舅和六舅早已在北京的外交部工作，在外國駐華使館當了英文翻譯。兩位舅舅和我父親中學都是上的英國文法學校（Grammar School 現天津20中學的前身）。大舅畢業于美國伯克利大學，六舅與我父親畢業于北京輔仁大學，所以他們的英語都非常出色。

我父親雖然享受著高工資的待遇，但優越的環境對于年富力強的父親來說過于清閑。他所在的開灤礦務局董事會越來越成為擺設，每天無所事事，所以他也通過國務院招聘及舅舅的介紹，到北京外交部擔任了翻譯工作。

1957年，父親接我們全家——母親、我和1955年出生的妹妹搬到了北京。

這之后，北京的四合院逐漸成為我生活的一部分，而天津的小洋樓則離我越來越遠，漸漸化成一個童年的夢，但這個夢卻永遠的留在了我心中的一角，繚繞不去，永不會割舍，永不會忘懷。

完

采稿 校對 編輯 | 紫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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