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沿拓展：

1995年，陸慶屹在獨山火車站。受訪者供圖

2018年的最后一天，陸慶屹在廣州；2019年的第一天，陸慶屹在濟南。

1月4日，《四個春天》上映，在這前后的幾周時間里，他需要趕往將近20座城市路演，給自己的紀錄片做宣傳。

每天抵達一座新的城市，在電影放映后和觀眾進行交流互動，最多時一天有五場。離開的時間因航班而定，有時活動結束就乘車出發(fā)，也有時凌晨四點起床趕路。

生活節(jié)奏和從前大不相同。以往，陸慶屹的時間多數用于侍弄院子里的花花草草，他擁有二百多種植物，蝸牛和麻雀也被吸引著過來；牽牛花爬到空調的風扇上，于是陸慶屹連續(xù)幾年忍受北國夏日的酷暑；清晨爬上房頂拍云彩，黃昏掏空一個干葫蘆做燈罩玩……

閑逸挺好，忙碌倒也沒什么，“我覺得我的適應能力極強，對任何生活都習慣。”陸慶屹說。朋友曾調侃，可能地球最后存活下來的就是你這類人了，到任何地方都沒有不適感。

1月1日晚上七點多，陸慶屹和路演團隊的工作人員一起走出電影院，一天的時間被趕路、專訪、影后交流占滿，上一頓飯還是清晨五點多的一碗面。

他穿了規(guī)矩的黑西服、白襯衣，身量不高但走路輕快，微胖，容易臉紅。電梯門打開后，陸慶屹第一個跳進去，微微弓著腰，一手替同行者擋住電梯門，一手擺出“請進”的姿勢，尖著嗓子模仿女聲：“歡迎光臨。”

紀錄片走進了影院，陸慶屹被貼上“勵志”標簽，作為草根逆襲的故事被講述，“北漂失業(yè)大叔”“1500元總投資”“紀錄片神作”，讓故事主人公又氣又笑。

“父母特別可愛”

紀錄片《四個春天》沒有復雜跌宕的情節(jié)，全都是發(fā)生在貴州獨山縣的家長里短、漿洗縫補。從2013年到2016年，因為游子只能每個春節(jié)回到故鄉(xiāng)，因而拍攝的故事也都集中在春天，四年后，將近250個小時的影像素材被剪輯、制作，最終有了《四個春天》。

這四個春天里，父母熏臘肉、列菜單、準備年夜飯，喝交杯酒慶祝金婚，一起坐在院子里演奏樂器，爬山、唱歌，又遭遇黑發(fā)人送白發(fā)人的生離死別，學習使用微信、養(yǎng)蜂，為燕子的歸來而欣喜，為燕子的離開而灰心。

父親晾曬臘腸。受訪者供圖

陸慶屹的母親愛唱山歌，爬山唱，走路唱，做飯唱，擦地板時也唱。和老朋友一起聊曲子，合唱一句“人無藝術身不貴，不會娛樂是蠢材”；看到好女嫁渣男的狗血劇，隨口哼著“哥你臉上有塊疤，我講它是玫瑰花”；對著鏡子梳頭，唱一曲“哪年姐妹都還美，狗見狗擺尾，豬見豬咂嘴”。

山歌種類多，空閑時間，母親還會想方設法學習新歌。在她的世界好像沒有什么要緊的事兒，所有時間都可以凝固，停下來唱支歌。

母親愛笑，眼睛瞇成兩道弧線，牙齒雪白，極有感染力。陸慶屹把母親笑著的照片發(fā)到網上，總有人留言說“很久沒見到這種發(fā)自內心的笑了”。

陸慶屹回憶，小學時喜歡賴床，爸媽來叫就裝睡，但母親有絕招，不掀被子也不揪耳朵，就挨近兒子的臉輕笑，很快笑容傳染，陸慶屹忍不住大笑著起床。

和母親的開朗比起來，父親更含蓄些，話不多，聲音小，他曾經是物理老師，后來也教起了音樂；會演奏20多種樂器，還會砍竹子制作長笛、用廢棄的鼓制作二胡。

片子里，他的口頭禪是“好玩”。打蕨菜弄壞了鞋子，拔一根枯草作繩，把險些脫落的鞋底捆住，邊捆邊自顧自地笑，皺紋擠成一團：“好玩得很。”

爬山好玩，養(yǎng)蜂好玩，把15條金魚放進水池好玩，自言自語“要是有一天不能自理了怎么辦”也好玩。

在故鄉(xiāng)，陸慶屹臥室的床頭放了一盞紅色的小臺燈，燈身是有圓圓腦袋的卡通玩具，頭頂伸出銀白色的電線連接著燈泡，燈罩也是紅色，有十片圓形花瓣。

這是父親給他買的。父親還得意地演示：“你看吶，可以調亮度，還可以一閃一閃的哦。”

陸慶屹忍俊不禁，問他怎么想的，買這個。父親答：“噯，你們小孩不都喜歡這些東西嘛。”

2017年年底，陸慶屹從北京返鄉(xiāng)，父親給他買了這盞臺燈。圖片來自陸慶屹豆瓣

“呃……嗯，好看好看，真可愛。”陸慶屹挺感動。在他眼中，父親不僅把孩子們當成小孩，“他自己就是個小孩，他就覺得這世界太好，特別眷戀。”

2013年起，陸慶屹開始拿起攝像機，拍自己的父母。沒有多宏偉的構想和初衷，“家里氣氛挺好的，父母特別可愛，我想記錄下來，作為禮物送給他們。”僅此而已。

片中，晚飯后，姐姐打來電話，問在做什么，父親接電話：“慶屹在攝像，東攝西攝，現在在攝我們通話。”

家人對陸慶屹的鏡頭已經習以為常，偶爾母親甚至會忘掉攝像機的存在，抱著一捧金銀花給兒子聞。

第二個春天，一向熱情開朗的姐姐患肺癌去世，鏡頭顫抖得厲害，陸慶屹的哽咽聲從機器背后傳過來。父母的衰老變得明顯，父親偶爾嘟囔“越來越不能離開你了”“每天為家里做一件事”；母親不時叮囑“日子好了也要居安思危，不要失去獨自生活的能力，處處才能顯得獨立自強”。

姐姐去世后，陸慶屹一度要停止拍攝，反而是母親鼓勵他繼續(xù)下去，于是有了第三個春天、第四個春天：兩位老人在墳塋四周種滿辣椒，提防過來吃草的牛；每隔幾天就過去待上半天，帶上竹子和點心；依然在餐桌上留有女兒的碗筷，只是椅子上空空蕩蕩……生活還要繼續(xù)，漸漸的，被悲傷抑住的歌聲又重新響起來，父母在女兒的墳上種了花，春天到了，兩位老人看著遠山，哼兩句曲兒。

“這雪下得，可開心”

2018年12月15日，廣州正佳演藝劇院，陸慶屹應邀進行一場時長30分鐘的演講。他分享了自己父母的生活，他們與影像、與音樂、與時光的故事。

當天，一起出席的講者還有默劇演員、建筑學者、大學教授等等，但在觀眾占嘉眼中，陸慶屹的羞澀和天真，給她留下的印象最深。

占嘉記得，陸慶屹原本應該倒數第二個出場，但因為緊張沒能背完演講稿，臨時調整到了最后一個。上臺后，又因為手心出汗，把遙控筆交給工作人員，讓其幫忙翻動PPT，但兩個人配合不夠默契，不止一次，陸慶屹講著講著突然停下來，朝工作人員使眼色示意翻頁，觀眾一片笑聲。

近600人的觀眾席，占嘉坐在第六排，陸慶屹的羞澀被她捕捉到眼睛里：手指交叉著勾在一起，偶爾會低下頭，整個人向后退一點，然后背過身去，停頓一會兒，再回過身，繼續(xù)講。

“他不像一個演講者，就像一個單純在和你聊天的人，沒有想制造任何關于演講的氛圍，比如帶動大家情緒，或者是讓場面不尷尬，感覺這些都沒做到，而且他又很害羞，聲音非常小，還會偶爾忘詞。”這位22歲的女生說，“但他是獲得掌聲和笑聲最多、也是場上最愛哭鼻子的一個。感覺特別可愛，特別天真。”

導演與哥哥姐姐合照，他說，家人給了他全新的價值觀。受訪者供圖

陸慶屹敏感，路演中，他敏銳地捕捉到不同地區(qū)的不同氣質：鄭州人愛笑、直爽，山東人比較矜持，重慶人更熱烈，廣州的氣氛特別溫情……

影視公司的工作人員劉海洋這半月和陸慶屹從“一板一眼的工作關系”慢慢變成了朋友，在劉海洋印象中，陸慶屹“特別善于發(fā)現生活中的細節(jié)。”

從機場到酒店，從酒店到影城，從影城到餐廳，劉海洋經常走著走著，發(fā)現陸慶屹人不見了，一回頭，正在后面舉著手機拍照；要么就是突然丟下一句“海洋等我一下”拔腿就跑，掏出手機拍照，然后再跑回來；有時則是一起欣賞，指著某個角落感慨：“海洋你看，多好看。”

有時是霧氣里的樓宇和燈光，有時是江邊看風景的情侶，有時是地板上半明半暗的腳印，有時是車站里陌生人的剪影……就連休息時，燈光打在礦泉水瓶里的光影，陸慶屹也要多看幾眼。“他對這些特別敏銳，并且總有很獨特的視角。”劉海洋說。

美院畢業(yè)的劉海洋也是攝影愛好者，“旅行的時候喜歡到處拍，但是工作時好像精神比較緊張，感覺失去了發(fā)現美的能力。陸導不同，他好像走到哪里，都有東西在吸引他，感覺他是真的熱愛這個。”

《四個春天》中，八十多歲的父親心血來潮學起了養(yǎng)蜂，網購了蜂箱，拿著兩根小木條對照購物網頁，琢磨它們的用處。劉海洋對此印象深刻，他前前后后把這部紀錄片看過四五次，覺得陸慶屹和他的父母“特像”：喜歡探索新的東西，對一切都充滿興趣，總是保持活力，一直想要去發(fā)現。

去年12月27日到達西安時，恰好遇上了古城的第一場雪，也是路演一路遇到的第一場雪，陸慶屹興奮得像個小孩，吵著要坐在副駕駛的位置，一路舉著手機拍照。當天的工作完成后，他一邊往小吃街走，一邊給自己錄了一段小視頻，路燈下，雪花撲簌簌地掉，陸慶屹把脖子縮到棉衣領子里，咧著嘴笑，用新學的方言說：“西安，額來咧，這雪下得，可開心。”

2016年立夏家里大掃除，母親用鋼絲球刷地，刷到哪里就把一捧金銀花抱到哪里，說聞著香氣干活不累。花是父親從山上摘的。受訪者供圖

“人生那么多好玩的事情”

天真、敏銳、熱愛生活，是許多人對陸慶屹的評價。在他自己看來，這是家庭留下的精神烙印，父母的溫柔、慈悲、不抱怨，無形中浸透到子女的生活中。“在我最叛逆深陷泥潭的時候，總有一個精神力量在約束著我，不讓我往下滑落。”陸慶屹曾在一段視頻中講述。

1973年，陸慶屹出生在貴州南部的麻尾，他在只有一條街道和一條小溪的鎮(zhèn)子上度過童年，爬山，收集鞭炮，背著軍綠色書包、穿越大片花海去上學。

15歲那年，叛逆期的陸慶屹離家出走，扒火車跑去了幾千公里外的陌生地；1989年，16歲的陸慶屹結束了半年多的流浪生活，前往北京，和哥哥住在一起。哥哥陸慶松是很多人眼中的“大神”，10歲到中央民族學院（現中央民族大學）讀大學，19歲到清華大學當音樂老師，23歲辭職，如今每天在家里練琴、讀哲學。

上世紀八十年代末，陸慶屹在哥哥清華的宿舍里，接觸到了美術、音樂、文學和足球，“給我一個環(huán)境去讀書，去聽音樂會，從一個街頭小子，變成一個享有更多文藝樂趣的人。”

2018年12月17日，《四個春天》在清華大學舉辦研討沙龍，陸慶屹路過8號樓，拿起手機，拍下了那片紅磚和樹林。在他眼里，住在那里的幾年，是“重塑”的過程。

1996年，陸慶屹在清華大學畫油畫。他說，在清華的那段時間重塑了自己。受訪者供圖

陸慶屹原本計劃考魯迅美術學院，去考場的路上，下車去了西塔吃冷面。那之后，陸慶屹再沒上過學，后來的幾年中，他寫過文章，也到酒吧做過駐唱歌手；畫過油畫，覺得難以超越大師，擱筆了；在出版社做過文字編輯，接觸他人的作品卻沒有自己的創(chuàng)作時間，辭職了；開過公司，兩年后覺得無聊，送人了；甚至曾跑去礦井當過礦工。

長居北京，一去三十年。和很多漂泊者一樣，陸慶屹只在每年春節(jié)期間回到故鄉(xiāng)。離開了原本的生活空間，再回過頭去張望和打量，有了抽離的姿態(tài)和時空的濾鏡，陸慶屹看到了更多的風景。

2008年，陸慶屹買了一臺相機；2009年，豆瓣上出現了一個名叫“起床，吃飯”的ID。他開始發(fā)布生活中對的詩意瞬間，只言片語，三兩照片，有時是田間地頭的耕種，有時是街坊鄰里的消遣，有時是野花野草、故鄉(xiāng)風物，幾年時間，陸慶屹收獲了幾萬個粉絲。

2012和2013兩年，陸慶屹陸續(xù)在豆瓣發(fā)布了《我爸》《我媽》兩篇文章，和《四個春天》中展現得一樣，兩位老人可愛、淳樸，把尋常生活過得生龍活虎、詩意盎然。兩天時間內，文章收到幾千次點贊和轉發(fā)，網友的評論讓陸慶屹開始重新審視習以為常的生活，意義漸漸呈現出來，他換了帶有攝像功能的相機，以更直觀的方式記錄。

陸慶屹說，他遺傳了父母對世界的熱望與好奇，有許許多多的東西需要表達，于是不停地體驗，不停地嘗試，不停地尋找適合自己的表達途徑。曾經，文字是，繪畫是；如今，攝影是，電影也是。

不過，電影好像也不是非做不可的事情。“其實我對理想不執(zhí)著，對電影也不執(zhí)著，不能做、不適合做，就算了，我現在判斷我適合做電影，假如事實證明我不行，就不做了，我會找另外一份工作。”陸慶屹說，“人生那么多可能，那么多好玩的事情，無限。”

朋友劉耀華見證過他的任性。他說，陸慶屹身上有一股樸素的力量，“很多時候人在文化的規(guī)訓中會變成一個假人，但是老陸脫離了很多社會固有的東西，很真，很放松。”

《四個春天》的剪輯花掉陸慶屹將近20個月時間。那段日子里，他推掉攝影邀請，減少社交，每天對著電腦剪剪停停。最后幾個月里，只有劉耀華會隔三差五過去看看，從旁觀者的角度提提建議。

導演父母合影。受訪者供圖

劉耀華是做觀念藝術的，兩個人最初相識還是2012年，那時候，陸慶屹在一家廣告公司做藝術總監(jiān)，劉耀華在草場地開工作室，搞創(chuàng)作。

這個“窮藝術家”曾托朋友找到了陸慶屹，努力說服他幫自己免費拍攝一個藝術項目。見面當天，陸慶屹和幾個同事一起來了工作室，“我沒有錢付報酬，所以要盡量去講自己的藝術理念，然后說服他。老陸話不多，就聽著。”

那個拍攝花了陸慶屹將近兩個月時間，沒有任何酬勞。“當時草場地就像烏托邦一樣，里面的人也都是非常理想的狀態(tài)，大家都沒有在功利的社會邏輯里邊，現在想想挺神奇的。”劉耀華回憶。

后來的日子，兩個人慢慢成了朋友，還成了鄰居。陸慶屹的院子像植物園，夏天一到滿地綠色，他在院子中間搭了葡萄架，每天在底下穿來穿去，把野草和風裝進相機里。有時候，劉耀華到家里找他，發(fā)現人在房頂上拍晚霞，一群鴿子呼啦啦飛過，陸慶屹能在上面待上好久。

“生活中的詩”

在陸慶屹拿起相機拍《四個春天》之前，保留影像一直都是陸慶屹的家庭傳統(tǒng)。1963年，父母結婚，兩人在縣城的照相館拍了結婚照。從那時開始，每年拍照的習慣一直保持了下來。

每年春節(jié)，陸家一家人都會聚在一起翻看老照片，看到照片里出現的人，聊聊各自和他之間的交集，發(fā)現有很多彼此不知道的故事，“互相印證和填補空缺的時光，特別讓人珍惜。”

陸家從60年代起就有保留影像的習慣，每年春節(jié)，一家人都會聚在一起翻看老照片。受訪者供圖

1997年，姐姐買了一臺小攝像機，家里有了新的記錄方式。父母用這臺機器拍下了七只春暖回巢的小燕子，拍下了父親教學生涯的最后一堂物理課，拍下了全家人聚在一起看春晚的時光，拍下了祭祖、出行和登山。陸慶屹把這些影像放到了自己的紀錄片中。

變故發(fā)生在1999年年底，突如其來的火災燒毀了家中的大部分物品，多年積攢的照片只剩五分之一左右，只有陸慶屹和父親在家，看著焦黑的房間手足無措。

父親從房間里翻出了一個盒子，是他的小提琴，背板幾乎成了炭，父親一邊吹著灰一邊下了樓。沒多久，陸慶屹聽到不怎么悅耳的琴聲，跑去圍欄邊張望，發(fā)現父親正坐在天井的井臺上，拉琴。

第二天，母親回家，第一件事就是沖上樓，去看老照片還在不在。

1997年春節(jié)在獨山，和爸爸哥哥。受訪者供圖

陸慶屹不是科班出身，在拍攝《四個春天》前，只會攝影，沒有任何攝像基礎。1500元的三腳架是唯一新添置的設備，后期剪輯全靠買書自學。直到2016年5月，他才開始學習視頻剪輯。

原本只想作為禮物送給父母，沒想到拿到了龍標。制片方開始搭建團隊，聲音指導發(fā)現，陸慶屹的拍攝過程中沒有帶過話筒，全部聲音都靠相機的自帶系統(tǒng)，動效全無、風聲巨大；而且，有經驗的導演都會用24/25幀拍攝，但陸慶屹用了29.97幀，解決降幀率后面臨的變調問題又花費團隊不少時間。

“我錄的時候實在太不專業(yè)了。受過訓練的（拍攝者）在這些方面會便利一點，基礎不會錯，我沒有這些基礎，慢慢學吧。”陸慶屹說。他停頓了一會，又說，“除了這個沒什么問題了，能解決的都不是問題。”

制作完成后，《四個春天》在第12屆FIRST青年電影節(jié)上獲得最佳紀錄片獎，不久后，又在第55屆金馬獎上獲得最佳紀錄片提名和最佳剪輯提名。

聚光燈投射到身上，陸慶屹被不停問及 “片子是如何架構的”，他一直沒能給出教科書式的標準答案，“說實話沒有什么架構，很多事情自然而然就發(fā)生了。”

2017年12月30日，劉耀華幫忙聯系了北京尤倫斯藝術中心，進行《四個春天》的第一場放映，陸慶屹回貴州接來了父母。

“早知道你真的在拍電影，我就穿得好看點了。”母親說，“祝你夢想成真。”

父親在觀眾席上站起身，轉身，摘下帽子，鞠躬；回過身，摘下帽子，再次鞠躬。“我想這個片子是獻給我們老人的。”頭發(fā)和牙齒一樣白。

陸慶屹控制不住，哭了。

他淚點低，最近一年不知道哭了多少次。演講中，談到父母的衰老和自己的無力感，陸慶屹微微握著右手，放在嘴前，哽咽了；路演第一站安排在故鄉(xiāng)貴陽，同事偷偷請來了陸慶屹的父母，站在蛋糕和燭光后，他抱著胳膊、遮著臉，哭了；還有無數次放映過后，看到觀眾安靜地坐著，“對我的作品和我的人本身有一種關愛在里邊，擁有那么多關愛的時候很容易感動”，眼眶濕了。

12月20日路演首站貴陽，父母到場為陸慶屹慶生，陸慶屹落淚。受訪者供圖

劉耀華覺得，《四個春天》在表現最普通的部分，又在普通中藏有巨大的不普通。

“很多觀眾在片子中看到了現實，但是我在里面看到了生活中的詩。那些超越日常的東西，有詩性在其中。”陸慶屹說。

從家庭成員轉換到紀錄片的拍攝者、制作者，陸慶屹將自己從原本的身份中抽離出來，眺望和感知自己的父母。他說，子女和父母太熟悉了，人對最熟悉的事物會熟視無睹，覺得一切都理所當然，“比如說只剩一塊肉，他們會想著給你留著，那你可能平時也不會去想這件事情。但當這個事情被鏡頭放大，那個情感也跟著放大了，你會體會到他們的苦心，這個時候也會牽動你自己，為他們多做點什么，產生一種更加緊密的聯系。”

紀錄片停留在第四個春天，但生活還在一個春天一個春天地繼續(xù)下去。2018年快要來時，陸慶屹帶父母到大理和麗江旅行，霞光鋪在水面上，老人坐著花馬車笑了一路。陸慶屹舉起相機，拍了好多張。

轉眼就是2019。

1月2日，陸慶屹中止路演，回到北京參加《四個春天》的首映禮，結束后，他還要繼續(xù)趕往上海、南京、合肥等城市，為路演收尾。

以往的這個時候，恐怕早就回了故鄉(xiāng)獨山，父母一準站在門口等待：“哈哈哈哈，歡迎歡迎！”

新京報記者 王雙興 編輯 陳曉舒 校對 李世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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